袁世凯用图强变革的思想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实践

　　纪念辛亥百年的活动已经结束，2011年8月的时候，我在《北京日报》发了篇《谈谈袁世凯与辛亥革命》的文章，引起了些关注。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在对待革命力量，维护国家统一，结束帝制等方面所做的努力，历史是应该要给予肯定的。我们都知道，辛亥革命的爆发，有一定的偶然性，精神领袖孙中山还远在海外。但辛亥革命爆发后，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省份响应，并纷纷宣布独立呢？这主要是因为变革图强的民主观念已经有了基础。而这些近代的图强民主观念，之所以在能在晚清这样封闭的环境中产生，这不能不说是甲午战败留给国人唯一的有益的附加品，也不能不说这是清王朝打开一道门缝射进的一屡阳光。而其中，也不能不说到袁世凯。


　　袁世凯因壬午之变去朝鲜，因维护清朝在朝鲜的宗主国利益，遂与日本在朝鲜角逐、较量，最后引来了甲午之战。甲午之战是近代中国最为耻辱的战争之一。此时的清王朝，虽然经过洋务和自强运动的发展，表现上看似还有些强大，但制度远落后于已经迈入现代化的日本。甲午之战是日本窥视中国已久的集中爆发。甲午战败后，举国伤痛、愤怒，一个小小的日本，居然把中国给打败了，而且还割地赔款。于是有了从学技术到学思想的根本转变。虽然，此前，也有郑观应、王韬等人的思想探索。但真正让变革图强思想活跃起来，则是甲午战败刺激的产物。其中以康有为为集中代表。在《马关条约》即将要签订时，康有为就联合各省举人一千三百多人，起草了一份一万四千多字的上皇帝书。在上书中，康有为强烈主张“拒和、迁都、变法”，建议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虽然康有为的上书并未送到都察院，更未送达光绪帝手中，而此时倒有湖北、浙江、江西、四川等地举人和官员上书皇帝十五起，恳求变法富强，以报血仇）。此后，康有为连续给皇帝上了几次书。在这些上书中，康有为较为系统地发挥了自己的变法思想，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几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政治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变君专制为君主立宪的要求。经济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发展工业，振兴商业，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主张。文化教育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开民智”“兴学校”的主张。这几个方面的主张构成了康有为变法维新的基本纲领。随后的1895年8月，康有为在北京又组织了强学会。强学会成立之后，每三天举行一次例会，相互讨论“中国自强之学”，批判顽固势力。


　　对于这些，袁世凯是怀有几分敬重的，他在徐世昌的引见下，也参与了维新的讨论。但康有为等人原本无权，只是一下子被光绪看中，所以就会急切地想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谋取权力，进而继续他们的改革主张。他们想一夜之间改变整个帝国的面貌，这在当时显然是不现实的。与日本较量了十几年的袁世凯，参与了甲午战争的整个过程，目睹了朝廷的种种弊端，痛定思痛，也力主变法图强。袁世凯深感列强“蚕食生心，逼处日近”，“侵骚图我，决无餍心”，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发愤图强，大力变法维新，那中国将无法生存，必被列强继续侵辱。因此应该公正地说，袁世凯这个时候的图强思想，是发自内心深处的。但同时，袁世凯来自于朝廷内部，他深知变法只能循序渐进，知道改革的艰难险境，知道解决问题的要害，因此他的图强主张更切合实际，更成熟，更具操作性，这可以从他的《新政万言书》看出。在这份万言书中，袁世凯以充满新鲜的气息和见解，让人耳目一新。他从分析甲午战败的原因入手，一改当时内外臣工那些传统的腔调，提出了变法图强的紧迫性。他以高瞻远瞩而又符合实际的见解，提出了变法的系列主张，建议清王朝讲求西法，彻底更张；培育新型人才，选拔新型人才；改革经济，发展经济；推行新法，改革军事。袁世凯的新政万言书，是袁世凯早期图强思想的集中体现。从中看来，其思想并不比康梁逊色，即使今天读来，也同样有可取之处，何况是一百多年前呢。袁世凯条陈之事，涉及朝廷的用人、理财、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所提建议，大胆而富有前瞻性，重实践而具操作性，可谓一针见血，切中要害。只要翻阅一下那个时期的内外臣工的建议，几乎没有一个人能达到这样的水平。袁世凯对西法的认识并不在康有为之下，应该说比康有为等人更为成熟、更为系统。


　　那么，袁世凯对局势的观察分析为什么能如此深刻呢？为什么他能有这么开阔的变革图强思想和视野呢？这与袁世凯善于学习，在朝鲜的历练有关。袁世凯在朝鲜十二年，广泛接触外界，比晚清的一般外交官，更具开拓视野，更具国际视野。虽然当时的朝鲜也是闭塞之地，但各方力量在朝鲜相互角逐，朝鲜身处西方列强的浪尖之上。袁世凯在朝期间，耳濡目染，知道别人的先进之处以及我们的差距。甲午战败，对他更是警醒。条呈《新政万言书》后，袁世凯被举荐小站编练新军。中国近代军事由此发端。袁世凯督练新军，可谓尽心尽力，他以此来作为自己的试验田，希望能以强兵之举，达强国之梦。这也是袁世凯小站练兵之所以能有那么大的成效，能为后来整个国家军事的近代化奠定基础的原因之所在。从这点上也可以说，袁世凯是改革图强的实干家、实践者。


　　小站练兵奠定了军事图强的基础，而后来的外抚山东，则是他变革图强的具体实践。袁世凯在山东期间，为后人记住的就是他剿灭义和团的残忍。但义和团是个什么组织，这点我们现在慢慢也清楚了，以所谓的刀枪不入者，来抵抗当时的列强，其闹剧是可想而知的。作为山东的一把手，袁世凯在镇压义和团的同时，还真把山东作为自己施政的试验田来耕耘，当整个清王朝，因为维新运动失败而转向保守的时候，袁世凯却在变革中，谋求新的作为。在山东期间，有几个事情不能不提及，一是创办山东大学，二是创办商会，三是整顿吏治，四是修筑胶济铁路。内容涉及教育、经济、吏制、交通等，而且相当有成效。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袁世凯不仅让原本动荡不安的局面稳定下来，而且在推行新政上做了大胆的尝试，为后来的晚清新政做了基础实践。


　　袁世凯的图强变革思想，最后得以更大深度更大广度地实践，则是他就任直隶总督后。《辛丑条约》后，慈禧决定推行新政，这给了袁世凯更大的舞台，特别是就任直隶总督后，袁世凯一下子如鱼得水起来，从整饬吏治，革新锢弊；扩充北洋，强盛军力；到创办警察制度；改革司法、狱政；再到废除科举，兴办教育；注重人才，鼓励留学；再到发展经济，倡导实业；改革财政金融，创办银行；振兴农务，发展交通；等等。在晚清新政十年的时间里，袁世凯成了改革的急先锋，他把原先的变革图强思想，化为一件件具体的实践。许多近代制度在他手上得以创办，有开一代先河的意义，特别是袁世凯力主的废除科举，鼓励留学和倡导立宪，开明政治，这为近代民主思想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袁世凯主张留学，以学他人之计，达变革图强之效。在袁世凯的鼓动下，一时间出现了海外留学热潮，留学之风盛行。袁世凯对学成回国者或有留学之背景者委以重任。他对留美十年的唐绍仪加以重用、把留学德国的段祺瑞收为心腹、让留英归来的伍廷芳修订法律、让留美归来的詹天佑修铁路、让留日学生金邦平处理文案……袁世凯大胆提携留学者，使这些留学归来者迅速登上了政治舞台，加速了他们的建功立业。这对近代中国发展的意义是不可言喻的。更为深层次的是，留学引发了思想的激荡直接推动了近代民主思想的传播。袁世凯鼓励留学，本想为朝廷效力，但随着事态的发展，在国内学堂的反满运动遭遇镇压后，留学生的反满运动不断发展，尤其是留日学生。袁世凯虽不赞同倒戈皇室，但与留学生多有密切往来，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了民主思想生根发芽的土壤。晚清学人许指严在《新华秘记》中说，凡新自留学东西洋归国之学生，袁世凯多能“竭意延揽，而于东洋归国之昌言革命自由者，尤嘉纳无忤，且私有所馈遗甚厚”。当袁退居彰德时，出洋留学者，更是“必绕道谒袁”，“袁分别其才之高下以为待遇”。留学兴，思想兴。袁世凯力主的留学实践，大大促成了晚清新旧思想的碰撞，留学者最后成了王朝的掘墓人。


　　袁世凯的立宪主张，虽然比起暴力革命来说，要“落后”得多，但事实上立宪并非思想落后的代名词。当时的日本就是通过君主立宪走上强国之路的，再远的来看，英国、德国也都是这样，立宪没什么不好，时到今日，还有不少国家是君主立宪政体。袁世凯的君主立宪主张，也是他变革图强的具体实践，而且是相当核心的实践。晚清新政以来，清王朝在试图完成一个国家的转型，在文教、经济、法制、军事等方面都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比早些年的维新变法还走得更远。但对于朝章国政，这关系到国家根本的东西，还是没那么容易进行的。而其中，袁世凯是最为积极的官员，甚至有点一意孤行。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当政体改革还无人问津的情况下，袁世凯就初步提出了立宪的建议，要求清廷在宪政、官制、地方自治三方面，实行改革，其核心内容是宪政改革。这在当时，无疑是大胆、富有远见的。但袁世凯的建议遭到反对，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最后只好搁浅。日俄战争爆发后，特别是君主立宪制的小日本战败了庞大的君主专制的俄国，使人们更加清醒地意识到政治体制的优劣，遂朝野上下立宪呼声日起，随后袁世凯联合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立宪。“简派亲贵，分赴各国，考察政治，以为改政张本。”在袁世凯的推动下，慈禧同意委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分赴各国考察政治，以期择善而行，袁世凯也慷慨“拨银十万两，解京应用”，以示支持。五大臣考察归国后，立宪虽再遭受激烈反对，但立宪的种子已经播下，呼声渐起，并形成风气。袁世凯也在自己地盘天津，搞起了实践。他拟定《直隶天津县地方自治公决草案》110条，推行地方议会选举，进行民主自治实践。天津因此成为地方自治的样板。时人云：……天津之自治既先成立……天津既可为直隶全身之模范，亦各省所急欲仿办者，是亦即全国自治之模范也。全国之自治成而立宪之基础成矣，此所以为中国前途贺也。“天津自治在袁世凯的推动下，卓有成效，直接上推动了宪政思想、制度在中华大地的传播，加速了晚清立宪运动的推进步伐。


　　袁世凯看起来老化腐朽，但实际上思想开明，锐气锋芒，敢于尝试，而且着远全局，着远将来。虽然他力主立宪，以达国强政顺，但他也知道，君主立宪是个系统工程，绝非一跃而就，所以他主张循序渐进地改革，以局部到整理，以专项带动整体。袁世凯不是激进派，不是盲目主义者，他凡事都主张因时、因国情，循序渐进，有如后来胡适的改革主张。中国的事情确实牵一发动全身，各种利益错中复杂，只有循序渐进，才能最后有所成效。如果过于激进，往往以夭折告终。在袁世凯看来，立宪改革首当其中的就是要推行官制改革。袁世凯主张取消军机处，设责任内阁，开议院。袁世凯的这一主张，在当时可以说是前卫的，也抓住了宪政的根本。当然，袁世凯的这些主张，可能有自己的小算盘，因为推行责任内阁，权力集中在内阁总理手上，而这内阁总理的位子，当时非奕劻不可。奕劻任总理，他也准能谋个总理协理，也就是副总理的角色。但同时，他也绝不是一个纯粹的投机者，推行君主立宪，的确是他变革图强的核心实践。甲午战败以及自己多年跟日本打的交道，都让他更加明白，立宪整体对于当时中国的意义。强烈的民族主义心里趋势袁世凯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搞出点立宪的名堂来。所以即使后来立宪主张四面楚歌时，袁世凯也没有放弃，始终坚持着。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袁世凯调任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削消了掌管内阁权力，是个失宠的信号，但他依然没有放弃立宪的主张，而且似乎更为积极了，袁世凯成了众多立宪人士的精神领袖。袁世凯借助自己军机大臣的便利，希望能出台些举措，为立宪铺平道路，“枢桓各政，多系世凯主之”。这本是良性的开端，如果能给袁世凯稳固的权力，如果能按照袁世凯的改革设想，立宪政体或许在当时可以平稳实现。可惜正当立宪沿着快速步伐前行的时候，1908年11月，光绪帝与慈禧相继去世，因为长期不和、立宪主张不一、差点一枪迸了袁世凯的醇亲王载沣摄政，袁世凯的立宪实践就此算是夭折了。中国与立宪政体最终也因此擦肩而过了。

　　袁世凯从甲午战败中警醒，萌生了变革图强的思想，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职位的上升，日见成熟、系统。袁世凯将之化成了一桩桩近代化的实践，为整个国家的近代化“转身”贡献了智慧。也这也是为什么，当辛亥革命爆发后，民主思想能在中华大地上迅速蔓延开来的原因，因为近代的符号元素已经在晚清的改革中悄悄形成，已经在袁世凯的实践中积聚了力量。

　　汤伏祥，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