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3日 星期六

刘维开:蒋介石曾想另起炉灶


   刘维开:台湾民国史研究权威之一,专长民国政治、军事、制度史,以熟稔档案、精于史料考辨而著称,是最早阅读和利用《蒋介石日记》进行研究的学者,著有《蒋介石的1949》《国难期间应变图存问题之研究——从九一八到七七》等。


刘维开
刘维开
 
  对于“失去中国的人”,史家的兴趣不如对“得天下者”来得浓厚,是情理中事。直到1975年以后,蒋介石的研究才慢慢有了贯串式的展开。台 湾学者、“外省二代”刘维开教授,师承最早主持国民党党史会的罗家伦一脉,他的导师蒋永敬和李云汉都是罗家伦的弟子。前者精研胡汉民、鲍罗廷及武汉政权; 后者从黄兴入手,及孙中山、及抗战史;而到了刘维开的时代,因缘际会,保存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蒋介石日记徐徐向他打开,他是台湾第一个阅读蒋介 石日记原本的人。
 
  刘维开记得,1980年代初他到北京档案馆调阅当年报刊,发现凡有蒋介石像者均被墨汁划上大叉,“每一页都划哦。”
 
  “蒋介石的外在,望之俨然,许多人说怕看他的眼睛,因为眼光锐利。日记里呈现出另一个蒋介石:衣食简单,但懂得生活,起居非常规律,再忙, 到点一定要睡觉(只不过失眠就是了)。他喜欢游历,1949年初下野后,他在溪口待了3个月,用杨奎松的话讲,就是游山玩水。我在《蒋介石的1949》里 用一整章来描述他在溪口的经历——优游山水、亲友团聚。大家都觉得那一年他应该最繁忙,他却到舟山群岛去逛、去参观寺庙、同和尚聊天。他对很多事情的心理 调适还是很强的。”刘维开说,蒋介石喜欢写字,常给宋美龄的画题字,由字见性格——他的字比较拘谨,不像毛泽东的字那样潇洒、开阔、大而化之。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一个讲课非常清晰的老师,刘维开常对学生说:读史要注意时事,现在发生的事都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的重复;它一再重演,可能是因为人没有办法吸取历史的教训。
 
蒋介石与宋美龄与在庭园中共阅圣经
蒋介石与宋美龄与在庭园中共阅圣经
 
  从容共到清党的转变
 
  人物周刊:你的老师李云汉先生的成名作是《从容共到清党》,这个转变是怎么来的?
 
  刘维开:简单地讲,容共就是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具有跨党派的身份。党史会里现在还存着李大钊在第一次(国民党)全国代表 大会上的讲话记录。当时像林祖涵(林伯渠)、毛泽东等人加入国民党后,主要是在可以动员社会的部会活动,包括妇女部、农工部、青年部、商民部等等。这些民 众运动对当时国民党的党势发展是有帮助的,因为之前国民党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不太走群众运动的路线。可是谁知道这却影响了国民党原来的支持者——知识分 子和中产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的发展也引起了党内一些人士的担心。孙先生在世的时候基本上没问题,因为他的声望与号召力足够强,虽然 有邓泽如他们提出弹劾党内共产党员的案子,孙先生都会把它们压下去,其他党员也会服从。
 
  可是1925年孙先生过世之后,国民党基本上是集体领导,没有出现核心人物。因此,国民党内部首先就容共和反共出现了分裂。一边是支持孙先 生“联俄容共”政策、与苏联和党内共产党员走得比较近的,被称为“左派”;另一面则是坚决反对这一政策的“右派”。两边斗争的结果是,其中非常激烈反共的 一批人士就离开了,包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还有候补的。他们不是脱离国民党,而是离开了广州,先去西山碧云寺孙先生的陵前召开了所谓的西山会 议,后来到了上海,成立了另一个党中央,史称“上海中央”。“上海中央”吸引了一批党员,而“广州中央”维持了正统位置,二者形成一种对立。
 
  蒋介石是在1926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才进入国民党核心领导层的。孙先生晚年北上之后,广州周边的军阀蠢蠢欲动,其中以陈炯明为主。 当时广州革命政府能够控制的军队非常有限,基本都是地方军阀的部队,可靠性不够,为了利益他们跟陈炯明还是有往来的,所以黄埔军校的学生就成为广州国民政 府最核心也是最能被使用的军队,蒋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脱颖而出。第一次“东征”时,黄埔学生军就表现出了相当的战斗力——虽然人数不多,但有足够的向心力以 及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接受,成为了核心军事力量。黄埔学生军也一路由校军,而党军,最后成为国民革命军。蒋作为黄埔学生军的领导者,地位也水涨船高。 “二大”以后,蒋开始担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常务委员。蒋在这个时候还是遵从“联俄容共”政策,也就是“革命的向左转”。苏联这方面也认为蒋是可 以合作的一个对象,称蒋为“赤色将军”。但是,蒋对苏联和共产党都有自己的直接经验和认识——1923年他曾奉孙中山的命令率领代表团前往苏联,看到过一 些情况,表现出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一些不认同,这可以从现存的文字记录里看出,比如他给廖仲恺写的信,他对孙中山的建议。
 
  人物周刊:当年东西方许多人访苏以后,多半心潮澎湃、无比折服。蒋介石为什么会对苏联和共产主义一开始就不认同呢?
 
  刘维开:蒋介石回国后有个交给孙先生的访俄报告书,大概包括对社会制度、人民生活的观察等等,麻烦的是现在找不到了。现存的只有片纸只字,比如他给廖仲恺信里提到的那些见闻。蒋一生最重要的志愿就是“反共”:反对共产主义,这个志愿大概就是在他出访苏联之后定下来的。
 
  可他并没有展现。所以在他进入核心圈之后,包括苏俄顾问在内的人都觉得他可以合作,何况他还手握军权。中山舰事件之后,苏联基本站在蒋的立 场上,反而认为苏俄顾问的处理不妥当,这对蒋是一个很大的助力。我觉得中山舰事件对蒋的发展是个关键点,而蒋也顺势提出北伐的要求,并要求共产党员退出国 民党的高层。当时具有共产党员身份的国民党高层有不少,大概包括林祖涵、毛泽东、谭平三等等,不是部长(毛泽东当时是宣传部代理部长)就是秘书。当时在国 民党里秘书是做实职的,部长是挂名的。现在国民党党史馆里还存有欠发毛泽东工资的单据。
 
  在北伐过程中,随着军事扩展,蒋的声势也就越来越高,左派和苏联顾问都产生了担心:他们已经控制不了蒋。蒋也在成为新军阀的同时开始反共了。
 
  人物周刊:蒋介石武汉受辱是怎么回事?鲍罗廷对他说了什么?
 
  刘维开:蒋在日记里记过这“平生第一次”受辱。他后来到了汉口,仍然住在中央银行旁边,想起此事;史迪威事件之后,他又想起此事,说“前有鲍罗廷,后有史迪威”。他一直耿耿于怀,但详细的指责内容我记不清楚了。
 
  当时主要就是党权和军权之争。蒋的崛起代表的是军权的扩大,按照原来的设计(国民党的很多组织构建都是参考苏联的模式),应该是党权高于一 切——以党领政,以党领军;党权高于政权,高于军权。但事实上,蒋介石的力量已经超出了党所能控制的范围,所以,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员就有了担心,苏联方 面也曾免除了蒋的职务,想收回权力,可蒋对此并没有理会。在很多问题上,比如是否要迁都去武汉,已经有很多的不愉快。蒋打下南京以后,就把国民政府放在南 京,而当时武汉还有个政府,这就是宁汉之争的开始。
 
  蒋到了长江下游之后,面临的是新的环境,“联俄容共”政策就遇到了阻力。长江下游工商业发展得比较好,上海商人的一个主要组成就是宁波帮, 或称之为江浙财团,蒋介石早年在这个区域活跃过,和宁波帮的成员不是不熟悉。所以当国民革命军到上海的时候,宁波帮的头面人物就备好了军费前来迎接,希望 蒋能保护他们的利益。因为他们觉得共产主义提倡的阶级对立等一系列观念不适合上海,会破坏上海的经济发展。所以之后国民党就开展了“清党”——清除国民党 内部的共产党,在大陆这被称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清党”是由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政权刚刚建立,为了稳固,需要做一些妥协。共产党开展的群众运动确实造成了一些地区的不安定,因为群 众运动到了一定的程度,会过激。其实我们从史料中可以发现,当时富和穷的对立是没有那么明显和强烈的——有些地主和佃农的关系是不错的,而阶级的概念是被 制造出来的,人为强化这个对立就会产生一些矛盾,地主不甘心被斗,就有反扑。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士绅领导的社会,而基层人民起来反抗士绅的领导,自然会引 发争斗、动乱和暴力。
 
  人物周刊:蒋介石到台湾以后,也实行过土地改革,是怎么做的?
 
  刘维开:在大陆的时候,他实行过一套“二五减租”的政策,就是每年收获里的25%归地主所有,剩下的地主和佃农平分,佃农最少能拿到 37.5%,但没有成功。到了台湾,对原住民而言,国民党政府是外来政权,相对控制力比较强,地主跟这个政权之间也没什么纠葛,所以成功了。而且政府拿了 你的地,给你公营企业的股票(相当于赎买),像辜振甫家族就是这样起家的。但这里面也有区别,通常大地主通过这种方式会获利较丰厚,可以转向工业、商业, 而一些中小地主经过土改,就家道中落了。
 
  清朝有一个“回避本籍”制度,就是为了防止地方官员在家乡难以施政。土地改革的对象是地主,而在民国,大部分地主就是地方上的统治者,自己 改自己,很困难。共产党划分阶级,让佃农来斗争地主,在一些解放区,老百姓被告知:如果国民党打回来,你的地就没了。佃农占多数,地主占少数,哪一边力量 更大是明显的。国民党到后来也发现这个问题,也宣布反攻成功后不收回佃农已分得的土地,但已经来不及了。
 
  蒋介石曾想抛弃国民党,重新再来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研究者,蒋的基督徒身份和他做过的事情,会让你感到困惑吗?
 
  刘维开: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当年我在台湾讲课,说到蒋介石是基督徒的时候,也会被问类似的问题,因为当时台湾也有“白色恐怖”。我觉得信仰 和实际的政治行为之间不一定能划等号。不是说我信仰基督教,我就一定不能去战场。基督徒本身有一种自律,蒋本身的自律也非常严格。可当面对治国方针、面对 战争的时候,他的宗教信仰基本上无法和他的行为统一。如果能统一,世界历史上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战争了。
 
  人物周刊:他因为杀人内疚过吗?
 
  刘维开:你刚刚说到“杀人”两个字,我觉得要看具体的情况:第一个,杀人可以是我自己动手杀;第二个,就是有人犯了罪,根据法令把他杀了; 第三个,就是战争、动乱引起的死伤,这和他之间也没什么直接联系。就像抗战时牺牲了那么多的人,这笔账又应该找谁算呢?我觉得回过头去看蒋先生这一生,他 应该没有直接杀过什么人。(记者:这让我想起《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但面对那么多人因为战争而死伤,比如他在抗战期间去重庆,看见防空洞里因为窒息而死 很多人,他有恻隐之心。看到路上有头牛很瘦,会想社会经济是有问题的。他也会在日记里写,今天看见一个瘦弱的妇人在烈日下背着小孩,觉得很同情。其实我觉 得蒋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加上后来受到的西方基督教教义的影响,糅合在一起,对他的政治行为产生影响。他没有政治人物常有的那种激烈性,不会想要置政 敌于死地——邓寅达是另一回事,中间情况有点复杂——除邓以外,他基本上比较宽厚。有一些通缉令发出去,过两天也就撤销了,跟小孩子打闹一样。
 
  人物周刊:你在书里说,1948年是蒋介石最惨的一年。到了1949年,败局已定,他反而不那么焦虑了。
 
  刘维开:1948年是蒋最受挫折的一年,这一年里他想做的事情基本上没一件做成。他放弃竞选,想推举胡适——一个有国际声望、可以被美国接 受、各方面都不错的文人来做总统(立法院对总统的牵制非常大,宪法设计立法院意在限制总统权力),然后他自己去担任行政院院长或国防部长,掌握核心权力。 但国民党内部并不支持,一定要他当总统,甚至还说过你不当总统,我们这里有人当,为什么要让外人当(胡适不是国民党员)。所以后来蒋还是决定自己来,但他 当时很清楚地对下面说:“你们如果还是继续这样,不出两年这个党、这个国就会完了。”他可能只是讲气话,但不幸他的气话都很准。
 
  之后呢,要选副总统,他属意的是孙科,但最后是李宗仁当选。这是个很大的挫折和耻辱,孙科如此不成材让他感到很生气。然后,他想任命张群担 任行政院院长,但根据《中华民国宪法》,总统只有提名权没有任命权,任命权在立法院手上,要立法院过半数同意才行。结果立法院不同意,所以行政院院长的提 名又难产了。行政院是国家最高行政机构,行政院长相当于国务院总理。结果新政府于5月20日成立,最初几天都没有行政院院长。最后蒋改提了翁文灏,勉强通 过。
 
  到了8月,金融状况不佳,通货膨胀严重,蒋坚持要进行币制改革,很多人都提醒他说现在时机不好,但行政院院长和财政部部长都支持,于是就推 出了金圆券,蒋经国还亲自到上海督行经济管制,“打老虎”,但币制改革还是失败了。翁文灏引咎辞职,换孙科来做行政院院长,而孙科原来是立法院院长,空缺 之位就需要通过补选产生,结果蒋介石提名的新立法院院长又没被通过。
 
  再加上从辽沈一路败下来……这一连串的挫折让他深深感觉到自己的权力在流失,党员对他的指令是可以选择性地接受和执行的。
 
  人物周刊:那他如何应对?
 
  刘维开:他当时就想重新改造国民党。其实在抗战后,一部分国民党员就开始发动“革新运动”,但是面对国民党内部诸多的问题,这类改造开展得很慢。蒋最后一次改造是在1950年,迁去台湾以后。改造,就是要将国民党内部的一些腐化分子淘汰掉,重建新气象。
 
  人物周刊:除了腐败以外,国民党政府官员的无能是不是政权倒塌的一个原因?
 
  刘维开:其实蒋很早就看出这个问题来了。抗战胜利之后,他去各地巡视的时候就发现衙门内的“不作为”现象。他特别举了南京的例子:战后的事 情很多,官员们却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所以他感觉到了很大的危机,一次次在演讲里提到“不作为”的问题,对民众讲、对部队讲、对官员讲,但是言者谆谆,听者 藐藐。
 
  他也一直推进改革,在各地成立改革委员会,要求提交改革的名单。可是当一个制度已经腐坏的时候,需要借由外力推倒重来。蒋缺少这种外力。
 
  他一方面进行这种艰难的改革,一方面在日记里多次写下4个字:另起炉灶。也就是说他想抛弃当时的国民党,重新再来。大概在1948年,他就 有另起炉灶的想法了,他发现党内的问题很严重,不是他一人之力可以回天的。他到了台湾之后说过“老者另组一党”,就是说老党员守着国民党,年轻人再去新组 一个党。
 
  人物周刊:腐败是全世界的千年难题。人们现在认为,中国式的腐败跟国民性有关,也跟我们缺乏宗教信仰有关,你怎么看?
 
  刘维开:讲得也没错。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缺少对制度的尊重。如果我们一切都按照制度走,按规章办,很多问题就不会发生。比如想进一所学 校,学校有一套自己的招生规则,比方就近入学。可我不住在这附近,我就送红包、找关系,结果办成了。你也这样我也这样,慢慢就会出现腐化。像台湾有一套严 密的会计制度和招标程序,可是再严密,如果不遵守,走后门、想办法,就会出现贪污等等问题。在国民政府时期,制度的制定是非常被重视的,出台了很多法规。 但法又不外乎人情,制度就在一点一点被破坏。
 

  李宗陶,《南方人物周刊》  2013-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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