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明：读《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台前幕后》有感（下）

三、逼学生绝食的“黑手”

八九学运初起的时候，矛头是针对整个中共领导层的，后来学生了解到赵紫阳在1989年5月8日政治局常委会、5月10日政治局会议上积极回应学运要求的讲话，又在电视上看到赵紫阳拒绝出席宣布戒严的干部会议，才改为采取“拥赵倒李”的立场。

赵紫阳的讲话被透露到广场学生中，存在着如下的信息传递链条：高山—陈一谘—杨冠三—陈子明—《告人民书》—广场学生。5月19日中午过后，我接到杨冠三的一个电话，得知了赵紫阳的两次讲话内容和赵紫阳辞职的消息，根据电话记录，我和周舵、杨百揆等人起草了一个《告人民书》，随即派人把它送到天安门广场。这是我的判决书的一条主要罪状，事实上也是我在八九民运中介入最深的一次行动。这也可以说是1980年代两个重要的青年团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系统和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系统在双双被取缔前的一次配合行动。

我原本以为，上述链条的前端应当加上赵紫阳—鲍彤—高山，官方（媒体和法院）也是这么说的。高山只是一个副局长，怎么能够知道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内容？后来，赵紫阳和鲍彤都撰文澄清，他们并没有涉及泄密。看了《台前幕后》我才明白，高山本人正是赵紫阳积极回应学运要求的讲话稿的起草者，他根本不需要别人向他透露机密。高山等人又是何等聪明之人，鲍彤向研究室同人告别，他们岂会猜不透赵紫阳已经下台？

5月4日赵紫阳的“亚行讲话”提出要“广泛地进行协商对话”，“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此后学生运动进入一个平稳期。学生方面和以赵紫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都在积极探寻解决问题的办法。

北京高等院校自治联合会作出了决议，在5月4日的天安门集会后，从理科开始逐步复课，此后的重心是开展校园民主和筹备与政府对话。在北高联的主持下，产生了学生对话团，对话团选举项小吉、沈彤、何光沪、江棋生、郑成武五人为常委，前两人为召集人。5月5日，对话团首次全体会议确定了三个对话方向：本次学运的性质，深化改革的措施，公民权利的落实。由沈彤负责前两个方向的准备，由项小吉负责第三个方向的准备。５月6日下午，几名学生代表向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递送了“北京高校对话团请愿书”。这份有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政法大等23所高校学生署名的请愿书说：“最近，北京及全国各地高校学生通过游行请愿等方式，反复表达了同党和政府对话的要求，党和政府领导人也多次以不同方式表示愿意同学生对话，共同商讨解决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我们作为北京高校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本着广泛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基本态度，急切请求尽快同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就当前学生的民主爱国运动、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的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等问题，进行真诚的建设性的对话。”5月10日，对话团负责人项小吉找笔者咨询，探讨结社自由和新闻自由哪一项应作为此次运动的首要目标——是优先要求结社自由，即确认学生独立组织的合法性，还是优先要求新闻自由。我主张新闻自由优先；在结社自由问题上则可以接受一种变通的办法——不坚持要求政府承认“北高联”，只要政府承认现有学生会领导机构通过自由竞选产生，就可以满足了。项小吉同意我的意见。

当局也在做谈判的准备工作。吴伟写道：“5月5日下午，鲍彤召集中央政改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开了个会，专门研究了如何解决学生的合理要求问题。这个会，是紫阳那里刚刚布置的。”“大家都认为，尽快拿出几条解决群众不满的过硬办法，公之于众，让群众看到我们解决问题的决心，会缓和群众的情绪，也可以使想把事情闹大的人失去闹下去的理由，路子是对的，关键要快，要实。”“老鲍在会议快结束时又作了归纳，总共有六、七条的样子。”次日上午，讨论继续进行。会后，由高山根据会上大家的意见和鲍彤的归纳，代赵紫阳起草了一份向政治局的建议稿，稿子全文如下：

政治局：

持续半月的学潮已暂告一个段落，但引发不稳定因素的社会条件并没有改变。当前，除了认真搞好各个层次、各种形式的对话，以增进政府与学生的相互理解，同时也对学生进行教育外，我认为，中央和国务院还应当主动采取一些措施，使学生和人民群众都能感觉到党和政府在反对腐败、推进民主等方面的主张，同他们的合理要求是一致的，行动是坚决的。为此，我建议：

1．鉴于国务院已经宣布对中信、光大、康华和中农信等四个公司的审计工作已近结束，为了增加透明度，建议国务院将审计报告提请6月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审议时邀请各界人士旁听，审计结果通过新闻媒介予以公布。如果人大常委会认为有必要，还可根据宪法规定成立调查委员会进一步调查此事。

2．分批公布中央和国家机关现任正部级以上干部的身世、经历，以澄清社会上的各种传言，并允许新闻界采访报道以上人员的生活。

3．抓紧制订并公开现职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生活待遇制度。

4．作为一种特例，在最近一段时间内，由国家监察部的人民举报中心，直接受理涉及省、部级以上干部亲属问题的举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有关人士，对举报中心的立案和销案工作进行监督。

5．《新闻法》的起草工作应抓得更紧，争取年内将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建议人大常委会将草案全文公布，征求意见。在《新闻法》通过公布之前，党和政府对新闻的管理尺度应适当放宽，保证新闻机构在宪法规定的原则下进行客观报道的权力，更好地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6．鉴于前一段对游行、示威掌握的偏严，建议全国人大考虑制订统一的《游行集会法》。在此基础上，各地可相应制订或修改有关条例，使宪法规定的公民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得到保障，同时也使滥用自由的行为得到制裁。

7．学生提出的“校园民主”的口号，我们可以接过来，并将其纳入法制和秩序的轨道。如果搞得好，这种“校园民主”将是广大青年学生学习民主、实践民主的有效形式。建议国家教委、各高等学校的党团组织和行政领导，将这方面的工作摆到重要位置，研究并制订具体的办法。

总的说来，要根本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需要长期的努力，需要在民主和法制建设方面做大量的工作。当前做好上述几件事，可能有助于事态逐步平息，并向积极的方面转化。

５月８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赵紫阳在这次会上提出了满足群众迫切要求的六点措施，主要就是高山代拟稿中的内容，只是删除了有关“校园民主”一条。赵紫阳还补充了一点，取消副部长以上领导干部的生活特殊供应，但75岁以上的老同志除外。赵紫阳建议，对这些意见，如果大家同意，就请新华社发个通稿，明天在《人民日报》发表。对赵紫阳提出的这些措施，万里首先表示“完全同意”。接着，乔石表态说，我举双手拥护紫阳同志的意见；李鹏则表示，这只是紫阳的个人意见，政治局还没有讨论；姚依林一言不发；胡启立则说，我拥护以上各位同志的意见。显然，会议没有形成一致意见。９日，万里在人大常委会的党内副委员长会议上，把赵紫阳的六点意见向大家作了介绍。党内副委员长们一致赞成，表示中央、国务院如不发表这些意见，可用人大常委会的名义发表。李鹏得知这个情况后，急忙打电话给万里，说政治局没有讨论这些意见，中央不同意发。他又专门给赵紫阳打电话，不同意把这些问题列入人大常委会议程。10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讨论了戈尔巴乔夫访华问题之后，赵紫阳提出了处理当前局势的四点意见：一、非法学生组织虽不能承认，但学生会改选不可避免；二、新闻开放势在必行（笔者按：赵紫阳前两条意见，与当天我和项小吉的谈话不约而同，完全吻合）；三、抓廉政措施：审计四大公司，并交人大审查；四、取消对领导同志的特殊供应，75岁以上的老同志除外。接着万里发言，提出人大要组成廉政委员会。据《关键时刻——李鹏日记》透露：“在这种情况下，我（李鹏）不能不讲话了。我说，赵紫阳讲的这几条意见常委都没有讨论过，紫阳讲话不能代表常委。”在李鹏等人的明确反对情况下，这次会议仍然没有对赵紫阳提出的四点达成一致意见。（笔者按：当时政治局常委会和全体会不经常采用表决机制，导致个别人或少数人可以否掉多数人的意见。）10日下午，万里主持召开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会议决定，6月20号左右在北京召开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听取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汇报、关于学生游行示威和罢课问题的汇报，审议《游行示威法》草案和《新闻法》起草情况的汇报。

对话迟迟不能展开，一个主要原因是李鹏等人坚持不以学运参加者为谈判对手。在赵紫阳回京前，国务院发言人袁木等曾与官方学生会代表进行过一次“假对话”，对学运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关键时刻——李鹏日记》谈到赵紫阳在５月8日上午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变相承认非法产生的学生组织”问题，说赵紫阳“认为中央与学生对话也不一定都由学联或青联类官方式的学生团体参加，学校里学生自己产生的组织也可以参加，学生自愿结合也可以”。然而，李鹏与姚依林坚决反对“与非法产生的学生组织”对话，“不同意赵紫阳的意见，认为不能放弃学联和青联的领导权”。当天下午，学生代表来到国务院信访接待站，听取对６日所送请愿书的回音。人大信访局、中办国办信访局的两位局长答复说，为了搞好对话，请学联收集如何搞好对话的意见。这是根据李鹏的意思，坚持要“学联”收集意见，也就是不承认递请愿书的“北京高校对话团”是学生的合法代表。

为什么李鹏等人千方百计地破坏有意义的对话，并且破坏制定满足学生要求的若干改革措施呢？吴伟指出：“赵紫阳‘转弯子’主张的初见成效，不能不让李鹏一伙极为紧张。李鹏十分害怕4·26社论被否定，他曾向阎明复说过，如果赵回来不支持4·26社论，他只有下台。现在赵紫阳要‘转弯子’，如果赵紫阳转弯子没有效果，那赢的是李鹏；但是转弯子有效果，赢的就赵紫阳，李鹏一伙就要承担激化矛盾的责任。显然，此后几天的事实表明，是赵紫阳要赢了。这让李鹏一伙不能不急。他们的策略，就是极力阻止、破坏赵主张的与学生的对话，重点纠缠于对话学生组织的‘合法性’问题。”此外，他们还想尽办法去激怒学生。5月10日前后，何东昌（时任国家教委党组书记、副主任）召集北京十大高校的党委书记开了个座谈会，何东昌讲了话，会议的主要精神就是要查清各高校学生组织的幕后，要秋后算帐。会后，会议精神由各高校官方广播站在校园里反复播出。这种做法，又一次激起学生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情绪，最终导致了学生成立“绝食团”。



四、“5·16”、“5·17”真相

1989年5月13日上午，赵紫阳、杨尚昆到邓小平家汇报近期工作部署。这是赵紫阳在胡耀邦追悼会后第一次见邓小平。赵紫阳汇报说，政治局的一致意见，当前要疏导、分化、积极争取学生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用民主和法制的办法解决这次学潮；政治局正在研究，把廉政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来抓，把廉政同民主、法制、公开性、透明度、群众监督等密切结合起来，采取一些实际措施和步骤，扎扎实实地加以解决。邓小平回应说：惩治腐败，要认真做几件大事，至少抓一二十件大案，透明度要高，要抓住这个时机，把腐败问题好好解决；对这次学潮，我们要尽力采取平和的手段解决。这次三人会见，表明当时邓小平还是信任和支持赵紫阳的。到了5月17日，邓小平就不信任赵紫阳了，拒绝了赵紫阳处理学运的意见，断然决定实施戒严，导致了赵紫阳的辞职（后来他虽然收回了辞职信，但已经无法继续工作）。

在5月13日至17日短短四天中，发生了什么事，使邓小平对赵紫阳的看法完全改变？这就是5月16日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谈到邓小平的一段话（“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以及一些关键人物对于这件事的歪曲解释误导了邓小平。

不仅李鹏、姚依林等人将此作为“赵紫阳有意把动乱的矛头引向邓小平同志”，“分裂党”的证据，就是一些在总体上同情八九民运的研究者，也给出了以下的线索：早在1988年底，赵紫阳的智囊就在香港操作“倒邓保赵”；1989年2月，“终于传来了他要下台的信息”。学潮的爆发给赵紫阳提供了一个延续政治生命的机会，所以他从朝鲜回国后“就决定将矛盾公开，打起自己的‘开明牌’来了”。5月16日傍晚，“玩火者”赵紫阳在问清楚是电视直播的情况下，决定在政治舞台上赌一把大牌。

赵紫阳生前，曾反复解释这件事。他的自我辩护分三个层次。首先，不存在邓小平从1988年起就要“动赵”的事，直到1989年5月13日三人见面，邓小平都是信任和支持赵的，因此，赵的“5?16讲话”不是为了自己“延续政治生命”而“玩火”、“赌牌”。

其次，这个讲话是对苏外交的需要。赵紫阳《改革历程》中写道：“在这次戈尔巴乔夫来访是中苏高级会晤，主要标志是表现在戈同什么人会晤。当然中外都知道，所谓中苏高级会晤，应是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的会晤。但是戈是苏联苏维埃主席和党的总书记，而邓不是国家主席又不是总书记，只是军委主席。因而在我的内心就是想一定要明显地表现出中苏高级会晤是戈邓会晤，不是戈与其他人的会晤。既要表明这一点，又要避免出现伤害邓的言论。原来外交部的方案是主张淡化处理，既不能回避，也不要太正式了。不上公报，不搞两党会谈，要我在会见戈时说：‘既然我们两党的总书记会晤了，两党的关系自然也就恢复了。’但在我会见戈的前两天，5月13日我在邓家里谈戈氏来访的有关问题时，邓说了一句话，说他和戈会晤后，两党的关系就恢复了。这和原来外交部的方案不同。我非常注意邓的这句话。正因为上述这些考虑，在戈邓会晤后，我同戈尔巴乔夫会见的一开头就说，他与邓的会见，两党的关系就恢复了。他同邓的会见是他这次来访的高潮。接着很自然地我就讲了邓在我党的地位以及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的决定。”

再其次，是国内政治的需要。赵紫阳说：“我考虑，如果通过报道说明这个情况，对于维护邓的形象会有好处。至少说明不是邓要揽这个权，而是中央一中全会共同议定了这一条。因此我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便告诉他，我们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做出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我们仍需要邓来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重大问题上总是向邓通报，向他请教。邓总是全力支持我们的工作，支持我们集体的决策。本来十三届一中全会还议定，我们不仅是向他请教，向他通报，而且他还可以在家里召集会议，重大问题可以由他来拍板。我考虑到群众的接受程度，有意识没有说第二点。我认为这样公开说明对邓是有好处的，至少说明在组织上不是非法的，是合法的。”事实上赵紫阳并不是第一次讲这个话。三天前的5月13日，赵紫阳同首都工人代表和工会干部座谈，当场有工人代表向赵紫阳提出了“为什么政治局常委要向不是常委的邓小平汇报”这个问题。当时赵紫阳回答：“这是十三届一中全会的决定。是全会决定重大事情要向邓请教，这是为了整个党的利益。因为邓的政治智慧、政治经验比我们常委任何人都丰富。”赵紫阳认为“当时的效果是好的，那个提问题的工人再也没有说什么话。”《台前幕后》提供了有关“5?16讲话”的更多细节：14日晚上，赵紫阳找来鲍彤，要鲍给他准备一篇讲话稿。他跟鲍彤说：“群众当中有些话说得很难听，把小平同志说成是垂帘听政。这种说法不对，只有我们能说清楚这件事，我们要爱护小平同志的形象。我准备这两天开一个首都新闻界和宣传口的会议，把十三届一中全会上那个决议的情况通报一下。学生和群众的说法，是不清楚、不了解实际情况。”紫阳说：“学生不知道这个事情，是我们请求小平同志在重大问题上出来掌舵的。小平同志是一贯支持我们的。在我的记忆当中，不论常委讨论什么事情，还没有哪一件事情小平同志是否定的。只要我们提什么，小平同志都赞成。包括4月26日的那篇社论，也是常委向他汇报的，是李鹏向他汇报的，小平不过是同意常委的意见而已。因此，这篇社论要由我们常委来负责。”他说：“要讲清楚，在几个历史关头，小平同志起了多少重要作用。同时也要讲清楚，学生不是要民主吗？不是要反腐败吗？小平就是要民主，就是要反腐败的。要跟学生讲清楚，小平同志是最支持学生、最爱护学生的。”

吴伟写道：“５月15日一早，老鲍要我找群林等几个局级干部到325小会议室开个会。因为没有要我参加，我把人找齐后就出去了。会后老鲍告诉我，是要在小范围内组织几个人为紫阳起草一篇对新闻界的讲话稿。后来我了解到，这篇讲话的起因是这样的。几天前，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罗高寿找到我驻苏大使，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们说戈尔巴乔夫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的会谈是中苏两党的最高级会唔？据我们所知，邓小平同志在你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已没有任何职务。现在担任总书记的是赵紫阳同志。应当说，苏方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完全清楚的。但他们既然有意问，我们就应当给予回答。所以当我大使将这个问题传回国内后，紫阳认为需要就此问题作一说明，向全党、全国，也向全世界说明小平同志在我们党内的重大贡献和历史功绩，公开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通过的重大问题仍要向小平同志请示的决议，使党内和苏共方面了解和理解这个问题。”

“5月15日上午的会上，老鲍向陈群林、何家成、高山、陈小鲁等详细讲了紫阳的意图和他自己的想法，把初稿的起草工作交给了他们。领受任务后，这几个人迅即开始了起草工作。到16日下午，群林已经把稿子统了出来，晚上老鲍亲自改过，准备第二天报给紫阳。”“稿子指出，邓小平一贯支持常委的工作，4·26社论措辞不妥的责任应该由常委会承担，首先是我（指赵紫阳本人）的责任，‘因为我是总书记，而不能加到小平同志身上。’”“稿子中强调，……‘正确的负责任的态度，我认为应当是通过我们的工作，使小平同志所支持的希望和意图尽快实现，而不应当有意无意把小平同志推到第一线。这是党的利益对我们提出的要求，也是共产党员应有的起码道德准则。’稿子最后说：“我例举这些大家都知道的事实，是想再一次强调，今后，我们还将一如既往地信赖和尊重小平同志，把他的支持看成全党、中央委员会对政治局，对常委会的支持。一切误解小平同志的议论要澄清，一切无中生有的传闻要制止，而一切工作中的这样那样的问题，责任由我们来负，问题由我们来解决。” 《台前幕后》附录了这个讲话稿的全文。

5月“15日那天，赵紫阳又交给鲍彤一项任务，这就是为紫阳修改同戈尔巴乔夫会谈的讲话稿。这个稿子，最初是由中联部朱良那里组织起草的，紫阳看了以后，觉得有些地方不很合适，就让鲍彤为他修改。这样，在老鲍手里就有两个正在起草和修改的稿子，两个稿子在平行作业。老鲍考虑到，紫阳对新闻界这个讲话，讲的时间还没有确定，近几天大概是用不上。而明天，也就是5月16日下午，紫阳就要见戈尔巴乔夫。按照与外国党的领导人会谈时，都要通报十三届一中全会关于邓小平在中国党内地位的惯例，这次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谈也应当讲到这个问题，所以老鲍就把另外一个稿子中关于邓小平在中国党内的地位与作用的内容平移到了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会谈稿中。”

“5?16讲话”后，赵紫阳自我感觉不错，认为“这篇讲话，一举解决了两个问题：为什么邓戈会晤是中苏的高级会晤；邓目前仍是中共最高决策者是中央全会决定的，组织上是合法的。我当时感到这次讲得非常得体，既解决了问题，形式也很自然。”如果鲍彤他们起草的那个赵紫阳对新闻界的讲话及时发表出来，就不会引起任何歧义。可惜历史没有给与赵紫阳和中国这个机会。

赵紫阳在十几年后写道：“讲话以后，开始听到的是正面的积极的反映，后来我才知道，邓的家人及邓本人对我的讲话不仅不高兴，甚而非常恼怒。这是我始料不及的。究竟邓为什么认为我是有意把他抛出来，推卸责任？是什么人，如何在邓面前挑拨的，我至今也不知道。我本来出于好心，在维护他，保护他的形象，而尽到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却不料引起极大的误会，感到我是有意伤害他，我确实对这件事感到很大的委屈。这件事我本来可以不做，何必多此一举，实在有些懊悔！”

赵紫阳在上述叙述中强调了“邓的家人”的“恼怒”。笔者在“六四”20周年写的一篇文章中写明“邓的家人”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邓榕：“多个消息来源均指出：起到邓小平耳朵作用的邓榕，在赵紫阳讲话后便拒绝接听赵的电话，断绝了邓与赵之间的联系。”当时，我依据的是口耳相传的信息，现在《台前幕后》出版后，就有了文字的证据。

据吴伟透露，关于赵对新闻界讲话这个稿子，鲍彤后来回忆说：“我写完以后，我没有马上送紫阳，而是和陈小鲁说：‘你帮我给邓毛毛打个电话。或者我去，或者她来，我有篇东西要请她看一看。’我是想把这篇东西先征求邓家的意见，看这样讲是不是合适，然后再送紫阳。陈小鲁跟邓毛毛从小就熟，他们俩的家，文革前在中南海一个住在三院，一个住在四院。后来，陈小鲁跟我说：‘我给毛毛打电话，毛毛说这两天忙得很，就不看了。’我只得作罢。”邓毛毛（即邓榕）如果事先看到这个稿子，或许就不会对“5?16讲话”十分“恼怒”，如果她看后发表不同意见，赵紫阳也可能会放弃那个说法。

鲍彤后来说：“一直到最后，从紫阳的主观愿望说，他是要维护邓小平的，准备替邓小平做一件好事。紫阳是这么想的，我脑子里也是这么想的。后来有人说，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是把小平同志抛了出来，是要篡党夺权，把小平推到了第一线。这绝不是紫阳的初衷，也是我始料未及的。用笨脑子都可以想得明白，赵紫阳当时在中央的工作，需要邓小平的支持，而且也确实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去朝鲜前，邓小平已经明确讲了，赵访朝回来，就要把军委主席的职务交给赵紫阳。在这种情况下，主动与邓小平交恶，对赵紫阳个人，对赵所担负的中央总书记的工作，对赵所主张的用民主和法制的办法和平解决当时的复杂局面，有什么好处？根本说不通的嘛。”“说实话，我在紫阳讲话稿上加上那段后来引起轩然大波的话时，当时并没有想到会引来邓家那么大的反应，也并没有想到，这件事后来会成为邓、赵‘交恶’的导火索。”

吴伟写道：5月17日“12点左右，我吃过午饭上楼来，看到老鲍正在和阎军、陈小鲁说话。后来阎军告诉我，是老鲍要她和小鲁给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打个电话，老鲍想和她谈几句话。我立即明白了老鲍的用意。阎军原是法制日报的记者，和邓榕很熟悉。一定是刚才小鲁和阎军把外面传说的情况向老鲍作了汇报，老鲍很着急，是想通过邓榕做一做她们家老爷子的工作，向小平把昨天紫阳见戈尔巴乔夫讲话的本意解释一下，以免发生误解，造成严重的后果。电话是在阎军的房间打的。打通以后，肖榕正在家里。阎军和她打过招呼后说，老鲍想和她谈几句。肖榕回答说：‘请你转告鲍彤同志，现在已没有必要再谈什么了。’并说，‘我们家老头子已经作好了第四次被打倒的准备。’她说这话时，语气显得十分激动，并放下了电话。……阎军和小鲁向老鲍汇报了这个情况，阎军并说，刚才打电话时，老鲍当时在场就好了，可以直接同肖榕讲几句话。老鲍面色平静的说，‘既然是这样，那就算了，谢谢你们。’”

其实在那之前，邓小平的另一个女儿邓楠已经直接与赵紫阳通过电话。“就在5月17日上午一上班，赵紫阳就接到邓小平的女儿邓楠的电话，邓楠在电话中大骂，说赵紫阳你不讲良心！我们家老头子对你的工作从来都是很支持的，你怎么能这样做！说完就撂了电话。紫阳当时对外面的反应还并不十分了解，对邓楠这个电话，并没有看得很严重。但很快，形势就急转直下。”当天下午，在邓小平家中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邓小平决定调军队进京，实行戒严，并且指定由李鹏、杨尚昆、乔石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实施。总书记能否与军委主席见面、通电话，其决定权掌握在邓的家人和秘书手里，这是“老人政治”最恶劣、最有害的方面之一。正是这种机制直接导致了赵紫阳下台和“六四”悲剧。


五、两次“推动”，不是两次“改革”

吴伟在《台前幕后》第一章，与笔者有一处商榷。他写道：“陈子明在他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从亢奋到疲顿》一文中，把邓小平的8?18讲话和此后产生的一些影响，看做是1980 年代邓小平推动的两次政治体制改革中的第一次，认为这次改革的结果是发动者邓小平在党内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不得不‘黯然收兵’。对这种看法，笔者并不赞成。我认为，邓小平这个讲话及其后来产生的一些余韵，并不构成中共历史上的一次政治体制改革，甚至也不能说其‘胎死腹中’。因为前面讲过，邓的这个讲话的主要目的在于从华国锋手中夺权。他当时虽然对党内封建主义的影响和一些制度上的弊端有比较明确的认识，但他并没有作好发动一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思想准备和决心，而且对邓小平来说，他也并没有看到客观上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要求。”

我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从亢奋到疲顿》中写的是：“1980年代，邓小平两次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第一次‘黯然收兵’，第二次‘损兵折将’，到1992年南巡讲话时，邓小平再也不谈政治体制改革了。这正可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我说“推动”，是指制造舆论，开放空间，设计方案，造成一定的气氛，不论是1978-1981年的第一次“推动”，还是1986-1988年的第二次“推动”，都远远没有达到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层面。现今的中国政治体制，仍然是斯大林、毛泽东所缔造的那一套模式。也就是说，与经济体制改革不同，30多年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没有真正启动。

《台前幕后》所说的“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仅指1986-1988年的那一次“推动”，吴伟认为，前一次“推动”不能与之相提并论。我则认为，第二次“推动”已经是“再而衰”，不如“一鼓作气”有锐气。下面，从客观要求、主观认识、焦点关注、先锋大将四个方面，来比较一下两次“推动”。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中国刚刚走出“文革”时期，经济濒临崩溃，民众积怨甚深。用叶剑英的话说，有两千多万人在“文革”中被杀害和受迫害。用李先念的话说，经济直接损失三千亿元。1976年声势浩大的四五运动，直接推动了“十月政变”；1977年1月以来连绵不绝的群众性抗议活动，则导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四五运动平反。人心思变，民众对旧体制的强烈不满和直接抗议行动，是邓小平得以再次复出的群众基础，也是邓小平第一次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时的客观条件。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陆续展开的农村经济改革和城市经济改革，使民众的生活得到改善，满意度提高，中共的政治自信也随之增强，政治体制改革的客观要求实际上并没有1978年前后那么迫切。我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从亢奋到疲顿》中曾指出，邓小平第二次推动政改的一个原因是在国际上的“中苏竞争”。当时，美国《时代》周刊把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选为封面人物，戈尔巴乔夫后来居上，鼓吹“新思维”和“公开性”，获得世界舆论的好评，邓小平有心要把他比下去，夺取世界“改革先生”的第一把交椅。这种基础是不牢靠的，稍有挫折就可能放弃改革。

邓小平第一次“推动”政改时，他和他的同僚的主观认识水平，要高出八年后一截。叶剑英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广大干部和群众毫无人权保障。有多少人被他们用这样那样的方法整死了，这是一个血的教训。”“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体现了我们党内的民主，西单民主墙体现了社会上的民主”。胡耀邦在1979年1月27日向理论工作务虚会传达了邓小平的一个讲话，其中提到：“十月革命后六十多年，民主没有搞好。今年上半年要写出一篇二、三万字的大文章，五四发表，从世界历史发展与人类社会的趋势，讲清楚民主的发生和发展。资产阶级以民主起家，反对封建专制。他搞民主超过历史上存在过的一切剥削阶级。无产阶级民主应当是民主发展的更高阶段，要超过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民主的好的东西要大大发扬。”直到1980年10月25日，邓小平还这样说过：“我们不能实行以党治国的办法。……要取消基层党组织的一切特权。不在这些问题上下决心进行改革，党就会处在同群众对立的位置。”“要改变党凌驾于一切组织之上，居高临下的状况。要认真考虑党在整个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党的机关、国家机关怎么改革。不限于领导方式方法，有一系列改革的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包括各种群众团体，党怎样领导它们，它们自己怎样活动。波兰工人不喜欢官办工会，成立了自己的独立工会。我们难道一点也没有这个问题？反正过去那套肯定不行就是了。”“这个问题，国际上，比如波兰提出来了，国内也提出来了。要真正想办法改变。如果不改变，……党的各级组织很可能成为四化的障碍。”叶、邓上述三个谈话的内容，后来都没有收入他们的文选。而到了1986年，邓小平仅把政改的范围局限于党政分开、权力下放、精简机构，而且一再说“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还说“过去我们那种领导体制也有一些好处，决定问题快。如果过分强调搞互相制约的体制，可能也有问题。”他再也不提学习和发扬“资产阶级民主的好的东西”了。

第一次“推动”的焦点关注是权利问题——在法律面前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利，落实宪法所允诺的各项公民权利。叶剑英谈到过去在“人权保障”方面血的教训，民主墙人士任畹町则起草了《中国人权宣言》19条。胡平在民刊《沃土》发表了《论言论自由》，闵琦在民刊《北京之春》发表了《论三十年来中国公民的出版自由权》。民刊《四五论坛》和《今天》发起了1979年10月1日在北京的游行示威活动。笔者把1978-1981期间的“北京之春运动”——民主墙、民办刊物、高校竞选——称为“公民权利运动”。这一运动就其主体而言，并没有直接挑战中共的领导地位，而是要求兑现现行宪法所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选举等各项公民权利。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首先应当解决人权保障问题，其次才是政府横向与纵向的分权制衡问题。正如吴伟在《台前幕后》中所说：“仔细分析1986 年邓小平的这些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谈话，可以发现，此时他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想法，与他1980 年在反对封建主义影响的基础上提出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已经有了重大差别。他虽然提到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但并不是以此为重心，而是行政改革为主线的。……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开放言论自由，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实行司法体制改革等诸多内容，邓小平都没有涉及。”谈到政改方案设计，1980年体制内外提出的几个方案（陈子明《为把全国人大建设成最高国家机关而奋斗——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建议草案）〉的几点说明》，廖盖隆《中共“庚申改革”方案》，徐文立《促进庚申变法的建议书》），都涉及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即苏维埃制度）的深度改革和三权分立，笔者和徐文立还提出了全民普选与竞争性直接选举，由于顾忌邓小平的态度，赵紫阳1987年主持制定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就没有包含这些内容。

邓小平的两次“推动”有两员先锋大将，前一次是胡耀邦，后一次是赵紫阳。胡耀邦的政改努力更多体现在保障权利方面。平反冤假错案，改正“右派”，摘掉“地主富农”的帽子，退赔资本家的部分抄没财产，在1982年宪法中重新写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胡耀邦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邓小平决定打压民主墙后，胡耀邦还试图加以保护。他说：“从去年以来，出现了不少自发性刊物。什么《群众参考消息》、《北京之春》、《今天》、《启蒙》，名目多了，还有什么《中国人权同盟》。……不要叫他们为地下组织，地下刊物。因为宪法上有规定，允许言论、出版自由嘛。”“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留自己的看法。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邓小平说胡耀邦反对“自由化”不力，实际上就是说胡耀邦一直试图保护言论自由和创作自由，保护异见人士和作家的宪法权利。正是由于有上述的努力和贡献，胡耀邦才与赵紫阳齐名，成为“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的旗帜性人物。

2013.3.18

陈子明，《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