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苏联的解体掩饰不了中国大饥荒的真相

——究竟谁往“枪里装弹药”？


　　1959—1961年，在没有大面积特大自然灾害的和平年代出现饿死千百万人的三年大饥荒，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几十年来，我虽然没有遇到一个完全否认三年大饥荒曾经发生饿死人现象的人，但是，在具体饿死多少人的问题上，人们却一直存在着争议。应该说，学术上的争议是正常的现象，不足为奇。

　　作为大跃进、大饥荒的亲历者和幸存者，难忘这一重大事件、关注这个问题的争议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当我听说有位杨松林先生写了一本《总要有人说出真相——关于“饿死三千万”》（以下简称《真相》）的专著后，颇感高兴。虽然此书尚未问世，我已对挺身而出“说出真相”的作者充满敬意，并翘首以待，等着拜读这本“说出真相”的专著。

　　《真相》尚未出版，高粱先生为这本书写的序言和杨松林先生的自序已经在网络上风传了。然而，当我读了高粱先生的序言之后，大失所望。因为，高粱像中了邪一样在序言中信口雌黄，如在抨击别人“上纲上线”的同时，却上纲上线，给人扣上是“主张在中国搞‘欧美模式’的人”、“无非是要彻底否定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从根子上否定中共领导的革命、颠覆当代中国基本制度的合理性”等大帽子。我虽然是大饥荒的亲历者和幸存者，但是只知道当时的饥荒很厉害，目击过被饿死乡亲的惨状，但我不是这个课题的专家、学者，从来都没有提出过饿死多少人的问题，高粱的大帽子不太可能扣到我的头上来。但是，我仍然无法接受这种“文革”式的一套，于是当即停下手中的工作，匆匆写了《究竟谁在“灭史”？》一文与其商榷。

　　近日又读了杨松林先生的自序，感到杨的自序与高的序言属于同一套路，颇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无限上纲，挥舞政治概念的棍子吓唬人。作者在这种思想和理念指导下写出的所谓“真相”，必然与历史上客观存在的真相相差十万八千里。所以，读了这本书的序后，恕我直言，我对这本书的期许已几近于零。


　　拿苏联的解体掩饰不了中国大饥荒的真相

　　杨松林先生在自序中刚进入正题就迫不及待地拿“苏联解体”说事：“2011年春读了一篇关于苏联解体的文章。文章介绍了关于戈尔巴乔夫推动的‘重评苏联历史’中‘解密’斯大林迫害死多少苏联人的‘研究’：从几百万到上千万，再到几千万，还分析了苏联人听信这些结论对苏联解体和苏共解散的作用。看着看着脊背有些发凉。”寥寥数语，作者已将“苏联解体和苏共解散”的罪责归咎于“重评苏联历史中‘解密’斯大林迫害死多少苏联人……从几百万到上千万，再到几千万”的‘研究’发挥的“作用”。

　　接着，作者对“特权阶层”的形成、“不民主”、“计划经济体制僵化”等原因导致了苏联解体的说法逐条批驳，说“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低基尼系数的社会”，“那点所谓‘特权’即使在西方国家也算不上啥事儿”；说“僵化的经济体制能让苏联人均收入从不足美国的五分之一在三十年里变成五分之四？收入差不多，分配更平均，美国普通老百姓的日子一定比苏联老百姓好？”说“不民主的国家多的是，海湾六国个个酋长当家。人家沙特皇族和国家干脆一个姓，也没见垮台。”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苏联的解体呢？作者直言不讳地指出：“不过有一点肯定会起作用。假如有人‘解密’ 说这个执政党曾经不分青红皂白搞死了数千万人，每几个苏联人中就有一个死于非命，而且大多数苏联人都相信了，结果会怎样？结果多数苏联人会认为苏共是‘反人类组织’，没下台是老天瞎了眼！这种草菅人命的制度早该完蛋了。民心向背见胜负，就算戈尔巴乔夫拼命撇清自己，一个有‘犯罪前科’的组织的总书记能有个好吗！”按照作者的说法，原来苏联垮台是有些别有用心的坏蛋“说这个执政党曾经不分青红皂白搞死了数千万人”造成的！照此逻辑，那些说斯大林时期“搞死了数千万人”的家伙当然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了！

　　我不认同杨先生的这种观点。杨说苏联在解体之前那点特权“算不上啥事儿”，又说当时的苏联人“收入差不多，分配更平均”，质问“美国普通老百姓的日子一定比苏联老百姓好？”云云。请问：苏联在解体之前真的像杨先生说的那样好吗？事实胜于雄辩，让我们看看事实吧。

　　据李凌《三垄断导致苏联解体》一文指出，“在苏共垮台前不久，即1989年前后，苏联社会科学院曾做过一个‘苏联共产党究竟代表谁’的调查，结果是：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有7％，代表工人的只有4％，而认为苏共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这项调查说明苏共已严重脱离了群众，尽失人心，遭到了普遍的唾弃。应该说，这才是使苏共垮台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如果前苏联真的像杨先生说的那样好，它就不可能轰然垮塌，即使出现垮塌，人民绝对不会面对好政党、好政府的倾覆袖手旁观乃至欢呼雀跃！

　　曾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后任俄罗斯共产党第一书记的久加诺夫经过痛苦的反思后认为：苏共失败的原因是“三垄断”：一、垄断的意识形态制度：稍有不同于官方的意见，就成了异端邪说，就动用专政工具整肃、镇压；二、、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使得权力凌驾于政府和法律之上，出现了官僚特权阶级；三、垄断资源与经济利益的经济制度，使得人民生活难有提高。这充分说明，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主要是苏共领导层的特权、腐败、做官当老爷严重脱离群众造成的恶果。

　　那么，杨松林先生为什么把这些事实统统排除在外，却将苏联解体和苏共解散的罪责归咎于在“重评苏联历史中说‘斯大林迫害死多少苏联人”的人们呢？笔者认为，作者这样借题发挥，挥舞政治大棒，意在恐吓史家：苏联有人用散布斯大林时代迫害死多少苏联人……从几百万到上千万、再到几千万人”，结果葬送了苏联。现在中国有人说三年大饥荒时期饿死上千万、几千万人，当然居心叵测，其目的也是要搞颠覆，葬送……。杨松林与高粱采用的是同一手法！

　　然而，早在1976年4月爆发的天安门事件中，人民群众在愤怒声讨“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行时就提出“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文化大革命已结束三十多年，中国共产党拨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人民经历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锻炼，中国更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更不是愚不可及。从文革极左的武库中拣来泛政治化、无限上纲、扣大帽子等破烂玩意儿挥舞，既封不了史家的笔，也堵不住识者的嘴，徒增笑耳！


　　苏联大饥荒、大清洗究竟死了多少人？

　　作者说：“斯大林时期包括处死和死于劳改营的人总计不足百万(包括刑事犯罪)”。笔者对此说表示质疑。

　　先说苏联的大饥荒。

　　据徐元宫《苏联三次大饥荒真相》一文披露，1917年苏联政权建立之后，很快出现了战时粮食危机，来春演变成饥荒。1919年1月1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要求农民按照政府规定的数字交纳农产品。为落实法令，苏俄政府派出了一支支携带武器的征粮队，用军事办法征集粮食和农产品。征粮队常常将农民们的种子粮和最基本的口粮也征集了上来，并将为数相当多的中农甚至贫农当作富农镇压或惩处了。这引发了农民阶层对与苏维埃政权的离心。最终在1921年酿成一场波及苏联17个省份的大饥荒。引发了波及全国多个省份的农民暴动。1920年底至1921年春，乌克兰、俄罗斯东南部、中部、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沿岸先后都爆发了农民暴动，高潮在1921年23月，西伯利亚伊施姆一县参加暴动的农民就达6万多人，参加坦波夫省农民暴动的有5万多人。为彻底平定坦波夫农民暴动，苏俄政府“反匪徒委员会”甚至于1921年6月21日决定建议图哈切夫斯基可以动用毒气攻击“匪徒”， 1921年8月22日，一个驻坦省的炮兵旅就消耗了82枚毒气弹。1921年9月，暴动最后平息。镇压农民暴动打死多少人虽然不知其详，但是饿死多少人则有所记载。据1986年出版的《苏联农民史》称，大饥荒共造成了100万人死亡。苏联学者达尼洛夫则在《集体化前夕的苏联农民》一文中称：此次饥荒的死难者“有520万人”。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史研究所研究员季马·费奥多罗维奇在2008年撰文指出，因为饥饿和疾病死去了500多万人。

　　苏联大饥荒也发生了人吃人的悲剧。全俄第九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来自发生大饥荒的萨马拉地区的农民代表布尔马特诺夫在自己的大会发言中指出，当地因为饥荒而发生了人吃人事件。会议休息期间，列宁找来萨马拉省负责该省赈济饥民委员会工作的领导人安东诺夫询问：“你们省的农民代表布尔马特诺夫讲得很好，但是，安东诺夫同志，他说他们那里发生了人吃人的事情。”安东诺夫回答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志，情况不仅仅是这样，人吃尸体的情况不仅仅只发生在那里。”

　　今天。当此文即将定稿时见到2013年8月27日共识网转发2013年8月23日《文汇读书周报》上李玉贞先生《1932，饥荒中的苏联人》一文，其中披露：“仅仅1932—1933年间，饥民死亡总数就有500万—700万人饥饿致死，饿死一个人给国家做出的是10个卢布的贡献。”


　　再说苏联的大清洗。

　　据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姜长斌、左凤荣《读懂斯大林》益书披露，大清洗期间，苏共“第十七次党的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98名被逮捕和枪决；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捕。关于30年代被镇压和受迫害的人数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数据，1990年1月30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部务会议认为，1930年—1953年，因反国家罪，被审判机关镇压者有3778234人，其中有786098人被处决。1991年6月14日，苏联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宣布，1920年—1953年，苏联有420万人被镇压，其中200万人是在1937—1937年被镇压的。但是，学者们并不认可这个数字，沃尔科戈诺夫在《胜利与悲剧》一书中认为，1929—1953年总共有1950万到2200万苏联公民成为斯大林镇压的牺牲品，其中不少于1/3的人被判处死刑或在劳改营和流放地死去。关于斯大林时期被镇压的人数，也许永远都说不清了。有人说，30年来被斯大林消灭掉的人比罗曼诺夫王朝统治俄罗斯300年消灭的人还要多许多倍。”（《读懂斯大林》第293—294页）按照沃尔科戈诺夫的说法，即使以其最低线的1950万计，1/3的死亡人数也达650万人。

　　沃尔科戈诺夫还认为，有相当多的人并没有被“法庭”判处死刑，而是后来在劳改营和监狱中不明不白地死去的，这些人都没有纳入官方的统计范围。

　　关于“大清洗”镇压人数，俄罗斯学者研究的结果，与官方公布的数字大相径庭，他们普遍认同的数字是2000万人。

　　1987年年底，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下专门设立一个委员会处理平反问题，由雅科夫列夫领导。委员会为250万人恢复了名誉。雅科夫列夫在其著作《一杯苦酒》中说：“ 1954年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报呈赫鲁晓夫：1930至1953年间遭镇压的人数约为370万，其中76.5万人被枪决。雅科夫列夫认为，这个数字被大大压低了——没有列入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监狱的人数，也没有在集中营中的死亡人数，遭镇压的农民和被放逐的少数民族的人数也被忽略了。如果加上受害于集体化时期的340万人和遭镇压的330万少数民族，受害人超过了1000万。（闻桃李：苏联“大清洗”死了多少人？《文史参考》2010年第7期）

　　1942年8月14日，斯大林在同丘吉尔谈话中透露，集体化期间“富农”死亡人数达“几千万”。丘吉尔在其回忆录中记录了这次对话：雅可夫列夫在《一杯苦酒中》提供了剥夺“富农”的大致数字，总共约120万户，以每户平均6－8人计算，约800－1000万人。

　　至于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引证的数字和法国出版的《共产主义黑皮书》中披露的数字更多，为了避免“西方敌对势力造谣污蔑”之嫌，所以就不加引用了。

　　这样，将大饥荒饿死的人数和大清洗整死的人数相加是多少？哪一个单项不比杨先生认定的“总计不足百万”多出许多倍！


　　往“枪里装弹药”——一个非常荒唐、极不确当的比喻

　　作者唯恐读者理解不了他的意思，于是打了个比喻说：“这很像老戈（指戈尔巴乔夫——引者注）使人往一把枪里装弹药。既然枪口对着斯大林和‘前苏共’，当然是威力越大越显得自己与‘老路’切割的决心大：从几十万到几百万再到几千万。火药装满了，扣扳机的是叶利钦——轰——一声，已经是新思维的苏共、苏联，连同戈尔巴乔夫先生自己，都找不到了。”作者描写得很形象、很煽情，可惜太耸人听闻了。

　　按照作者的说法，前苏联学者研究斯大林时期大清洗被镇压多少人、大饥荒被饿死多少人，根本不是探讨历史真相，学术研究，而是执行老戈的指令，“往一把枪里装弹药”，而且对着苏共、苏联，只等叶利钦来扣扳机，然后轰的一声，“都找不到了”。

　　笔者认为，这个比喻杀机毕露，是非常荒唐、极不确当的。对大饥荒问题不能研究？说大饥荒饿死多少人就是往“枪里装弹药”，然后向党射击？如果此说成立，那么，1991年官方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和2010年出版的党史第二卷中认定的“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也是往“枪里装弹药”？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该书第873页）也是往“枪里装弹药”吗？

　　按照杨先生的逻辑，凡是说大饥荒饿死人的都是往“枪里装弹药”，人数说的越多，弹药的威力就越强，当然“罪责”也就越大。只有闭口不言或说大饥荒一个人都没有饿死才能免除罪责。这样，杨松林先生你也是难逃干系的，因为，你说“1959年—1961年‘非正常死亡’在350万—400万之间”，这不就是你往“枪里”装350万—400万“弹药”的铁证吗？！

　　杨先生还表白自己之所以这样做，是“希望能把那支枪的枪膛里的火药抠掉一点儿”，真是忠心可嘉！别人都是往“枪里装弹药”的坏蛋，只有你们才是从枪膛里往外抠“火药”的忠臣。然而，杨松林先生忘了，在你辛辛苦苦从枪膛里往外抠“火药”的同时，又往枪膛里装了350万—400万“火药”，既往外抠，又往里装，是吃饱了撑的，还是患上了神经病？


　　对大饥荒悲剧的任何“调侃”都是非人性、不人道的

　　杨松林先生在自序中说自己写的《真相》一书“文字也不知不觉退化为网络语言。如果读者对第一编调侃的文风不喜欢，在这里先道歉了。”由于此书尚未出版，所以，此书的文字是怎样“退化”的？文风又是怎样“调侃”的？人们现在还不得而知。

　　笔者认为，三年大饥荒吞噬了千百万同胞的生命，有的甚至全家死绝。这是神州大地上一幕充满血泪的悲剧，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刻骨的伤痛，是今生后世治国者极其深刻的史鉴。面对千百万因饥饿而死去的亡灵，谁的心情能不沉重？也许是因为自己是亲历者和幸存者的缘故吧，每当想起或与亲友谈及当年的情景时，我的心里总有一种滴血的感觉和不堪回首的感慨，每当阅读或者写作涉及三年大饥荒问题时，也是心痛欲裂，热泪盈眶。杨先生这本著述的书名是《总要有人说出真相——关于“饿死三千万”》，是专门探讨三年大饥荒饿死人问题的，理应十分严肃、庄重、审慎，因为，这本书的内容决定了作者不能采用任何调侃或轻佻的文风。

　　我之所以对三年大饥荒调侃不起来，乃至对别人轻浮的调侃和抹杀事实的否认深恶痛绝，盖因为当年的惨烈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那时为了活命，小小年纪就到一个依附于国营农场的学校半工半读，虽然也是天天吃不饱肚子，但毕竟能吃到一点粮食，所以比纯粹的农村要好得多。我的老家是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饿死十多人，平均每户都有死人。西院晋伦嫂子三个儿子饿死两个。晋书哥父子都被饿死，庆林叔父子都被饿死。东院堂弟来义、来乖都在10岁上下就被活活饿死。由于饥饿，前院孝伦哥给他的幼子取名就叫小饿，这个小饿终于也被饿死。我本人的祖父和伯母也被饿死。只比我i稍大一点的五叔饿的皮包骨头，奄奄一息，是西安的姑母来偷偷地把他接走才幸免一死。几个堂弟和堂侄十来岁的年纪，都饿得直不起腰，走不动路，像风烛残年的老人一样拄着棍子。东院三叔和西院晋奎哥都忍痛把爱子送给徐州附近的人家，以求活命。前后庄的姑娘们择偶标准一再降低，只要能吃上饭，大都嫁到徐州附近。今年春上回老家探望，乡亲谈起这些往事，都有不堪回首之感。都说当时的情况如果再持续几个月，庄上的人就所剩无几了。

　　所以，面对历史的悲剧，面对冤死的同胞，面对沉痛的教训，绝对不能调侃。如果以嬉皮笑脸、插科打诨的态度书写饱含辛酸和血泪的三年大饥荒，这显然是对千百万饿死亡灵的亵渎，是非人性、不人道的表现。如果是这样的书，我将弃之不看！


　　发表三年大饥荒的著述要让农民看得懂

　　作者说：“本书第一、二编涉及大量算式和数字，很多人读起来会觉得既吃力又乏味。但没有办法，因为离开这些内容就写不成这本书。”

　　在探讨大饥荒死亡人数中，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让人们理解其中的道理，有时适当地运用人口学、统计学等原理和公式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忽视绝大多数读者的接受和理解能力，一味“空对空”，那么著述的说服力必将大打折扣。况且，三年大饥荒的受害者绝大多数是农民，农民是最讲求实际的。所以，探讨大饥荒的的文章和著述应当从实际出发，深入浅出，力求避免以抽象、空泛的概念和深奥、枯燥的公式使读者读不懂的情况出现。如果写出的东西出版后，读者读不懂，如坠五里雾中，不知所云，那么，著述也就失去了意义。

　　真正想让读者读起来不吃力、不乏味、读得懂，并非“没有办法”，比如，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先生撰写的有关三年大饥荒的文章，并没有用什么深奥的理论和算式，完全是依据原始的历史档案，用确凿的事实和平实的语言揭示真相，说明问题，广大读者不会产生任何吃力、乏味的感觉。他在《安徽特殊案件的原始记录》中明确表示说：“安徽省在‘大跃进’年代，人民群众吃尽了苦头，饿死了400多万人（有案可查，不是推测的），三言两语就揭示了这场灾难的实质和“饿死了400多万人”的史实，并说明这个结论是“有案可查，不是推测的”。向人们交代了饿死400多万这个数据的来源有案可查，不是凭空推测、计算出来的。如对凤阳县的情况，他写道：“1958年凤阳县全县人口402700人，到1961年，人口下降到245262人，净减少157438人，和1958年相比，人口减少39%。全县死绝的户有2404户，消失村庄27个，孤寡老人1580人，孤儿3304人。”作者并没有故弄玄虚，玩这“学”那“学”和这“算式”那“算式”的迷魂阵，却把问题说得清清楚楚。由于有原始户籍档案作为依据，数据精确，读了不仅不感到吃力和乏味，而且令人信服。


　　给《真相》作者的一点建议

　　杨松林先生认定“1959年—1961年‘非正常死亡’在350万—400万之间”。人们当然希望饿死的人越少越好，但现在的问题是，安徽一个省就“饿死了400多万人”，比《真相》认定的全国数字还多，这个矛盾不解决，杨先生“350万—400万之间”的认定就缺乏说服力，甚至说不能成立。

　　有鉴于此，我建议杨松林先生最好到安徽来实地调查核实“饿死了400多万人”问题，只有把安徽“饿死了400多万人”这个结论推翻，杨先生“350万—400万之间”的结论才算扫除一个障碍。有利条件是安徽省公安厅尹曙生先生尚健在，他公开申明安徽“饿死了400多万人”是“有案可查，不是推测的”，调查核实起来方便得多。如果同时顺便把尹曙生在《安徽人相食案件的原始记录》一文中披露的1289起“特殊案件”（即人吃人案件）一并调查核实清楚更好。也可根据安徽颍上县原公安局长王冠群先生在《我所知道的颍上县“特殊案件”》一文中披露的该县“1960年经县公安机关处理的这类‘特殊案件’共49件50人”和梁志远先生在《关于“特种案件”的汇报――安徽亳县人吃人见闻录》中记录的大量的人吃人实例予以调查核实。这些实例都是实名，都有明确的住址，调查核实起来难度不大。倘能把这些结论和说法推翻，杨先生必获大功。

　　《真相》的作者杨松林先生是河南人，如果不能到毗邻的安徽来，我建议杨先生可以就近到信阳地区对当年国务院内务部派人冲破重重阻力和障碍调查后得出信阳地区饿死105万人的问题重新调查核实，如能以确凿的证据推翻这个结论，亦是可以博取大名的，何必打着“说出真相”的招牌，摆“迷魂阵”，让人看着“吃力、乏味”，读不懂，这不是劳而无功吗？

　　笔者认为，绝大多数研究和关注三年大饥荒饿死人问题的同志都是一心一意想弄清历史的真相，从而吸取历史的教训，为后人提供一个宝贵的史鉴，如此而已，岂有它哉！杨先生等人如果认为3000万之说不正确、太离谱，尽可心平气和地摆事实，讲道理，出证据，在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前提下求得共识。这样做于国于民、于人于己善莫大焉。这才是学人的风范！然而，杨先生却反其道而行之，把本国学术上的不同意见与苏联的解体混为一谈，并随心所欲地编造一个往“枪里装弹药”的荒唐比喻，杀机毕露，威吓别人，叫人说什么好呢？

　　《真相》还没有出版，我还没有拜读原著。但我从高粱的序言和作者的自序中已基本上了解了这本书的主旨和风格。总的说来，我对这本书无法看好。此书出版，估计一开始也许会有点“轰动效应”，但很难说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杨松林先生喜欢拿苏联说事，好吧，在结束这篇小文的时候，我且将苏共和苏联的缔造者列宁的两段名言赠予杨先生并共勉之：“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不怕三番五次地作出努力来改正错误，这样，我们就会登上山顶”。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又强调指出：“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37页）

　　彭劲秀，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