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明：读《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台前幕后》有感（上）

笔者与《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以下简称《台前幕后》，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作者吴伟相识于1980年代中期，1989年“六四”后失去联系。几年前重新相逢，之后有多次机会促膝谈心，深入交流思想。承蒙吴伟惠赠《台前幕后》，不胜感激。

读过杨继绳著《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吴稼祥著《中南海日记》、吴国光著《赵紫阳与政治改革》，再读吴伟这本书，对于1980年代中后期中共党内的政治生态，就可以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台前幕后》的前半部分，与吴国光书有一定的重叠，可以互相参看；《台前幕后》的后半部分，即中共十三大以后的几章，吴国光书涉及较少，因而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

读了《台前幕后》，笔者收获颇丰，同时也有一点不同意见，现分别陈述于下。

一、赵紫阳、鲍彤支持社会舆论调查和民办报刊

我和妻子王之虹以及其他一些朋友从1984年开始创办民间企事业实体。1984年创办了自强实业有限公司和北方书刊发行公司，1985年创办了北京经济研究所、中国行政函授大学和北京财贸金融函授学院，1986年创办了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1987年创办了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

查日记，在1988年1月5日的所务会议上，我作为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提出本所四个学部（政治学部、心理学部、社会学部、经济学部）都要兼办一个“外化”机构。

当时，政治学部兼《中国政治手册》编委会。《手册》的主要内容包括：政治文献与政治规范，政治结构，政治人事，政治运行，政治发展及有关统计资料，政治心理，政治理论；既包括丰富的统计和调查资料，又有专家撰写的分析性文章。截止1988年底，由闵琦主编的《中国政治手册（1979-1986）》已交付云南人民出版社，由陈小平主编的《中国政治手册》1987年卷也完成了一大部分。1989年“六四”以后，《中国政治手册》未能问世，只有先行一步出版的《中国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闵琦，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2月版）（中国政治文化大型调查是《中国政治手册》编纂工作的一部分）得以与读者见面。

1988年2月29日，心理学部组建的北京人才评价与考试中心在科学会堂开成立大会。该中心由谢小庆任主任，王之虹任副主任，车宏生、冯伯麟、李德伟等任执委。中心承担并完成了国家“七五”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政府人员评价系统研究，根据此项成果，中心在1989年4月至6月承担了国家8个部委局首次公开招聘国家工作人员的命题和计算机阅卷评分工作。

社会学部组建了一个社会调查中心，吸收了多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首批毕业的研究生和本科生作为专职人员，培训和组建了全国3万多人的调查员队伍。中心设有网管部、培训部、抽样部、编码部、研究部、市场调查部等部门，根据严格的科学抽样方法，分别建立了全国城镇、乡村调查网和北京快速调查网，可用于学术研究和舆论民意调查。我们这个社会调查中心与杨冠三为室主任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社会调查室，相互比较了解，关系也不错。

《台前幕后》附录1是“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研究人员名录”。这里面的很多研究人员作为个人，与我和我的研究所同人都很熟悉，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作为一个机构，与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以及1986年我们与中国社科院团委共同发起成立的“青年政治研究会筹备组”，不曾有过任何接触。“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也仅和我们有过一次接触。1988年3月5日我的日记：“上午，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陈小鲁、高山、王昭贤等来所里访谈，举行了一次调查中心的汇报会。”从《台前幕后》可以得知，当时陈小鲁是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局长，高山是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综合局副局长，王绍贤是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处长。

陈小鲁等人听取汇报后，对中心的科研和调查实力表示赞赏，这使我们受到了鼓舞。中心随即开展了“人民代表的政治认知和政治态度研究”、“当代大学生状况研究”。前项调研通过抽样，对1172名出席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的代表发出了问卷，回收率为70%。调查涉及人民代表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财政经济政策等的意见和态度，并对他们自身的政治认知和议政能力进行了测量。研究成果曾在《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香港《文汇报》等报刊上发表。1988年6月7日，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与经济日报研究所联合成立“中国民意调查中心”，由经济日报研究所所长丁望任理事长，经济日报研究所副所长雷凡任副理事长，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陈子明任主任，白桦任常务副主任，李依萍任副主任，温铁军、史天健等任执委，郝宏生、江宏等任学术委员，机构所在地和经费开支都在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1989年初，中心市场调查部开展了首次商情调查。如果不是在“六四”后机构被查抄取缔，中国民意调查中心完全有可能成为国内最大的民意调查和商情调查机构。

我当时就很纳闷：“中央政改研究室”从来不和我们联系，这一次为什么会派人到所里来呢？看了《台前幕后》，才知道其中的原委：“1987年12月5日，在十三大后中央书记处第二次办公会上，赵紫阳谈到了社会舆论调查和民办报刊问题。他说，宣传工作要有点余地。社会舆论调查要拿一个什么样的方针？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在搞这件事，有的甚至提得很高。我们当然也应该搞，但是不要保持浓厚的官方色彩，松散一些，适当给点经费，党和国家给一些支持，间接的管。赵紫阳说，民办的可以搞，但也不要过多，可以考虑通过报刊来搞。可以作为了解人民脉搏的渠道，作为决策依据。一部分经过筛选后可以公布。”可能就是根据赵紫阳的这一指示，鲍彤布置陈小鲁对于“社会舆论调查”进行一次调研，所以陈小鲁等三人才会来我们所了解民办社会调查机构的状况。

在陈小鲁等人来所前一周，1988年2月27日，我们系统内的三个研究所（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北京思创技术研究所、北京应用科技研究所）在昊国宾馆参加了“带资办报”协议的签字仪式，由经济学部接手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主办的《经济学周报》的经营与编辑事宜。《经济学周报》改组后领导班子如下：编委会主任冯兰瑞，董事长由原社长崔绍林兼，副董事长毕谊民，副社长费远，总编辑何家栋，副总编辑王军涛，总经理陈子明。报社实行总编辑负责制，总编辑何家栋原任中国工人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退休后在我们创办的中国行政函授大学任校长。《经济学周报》改组后受到知识界、企业界和政府公务员的欢迎，订数大幅度上升，被称为舆论界两朵奇葩之一：“南有《世界经济导报》，北有《经济学周报》”，后来也成为陈希同关于“动乱”报告的重要攻击对象。胡耀邦去世前曾委托夫人李昭于1989年3月2日致信《经济学周报》，表达他对周报的期望，信中说：“他认为周报不仅有学术研究，更有一定针对性和现实意义，会得到社会的信任。”“他祝愿周报能越办越好，起到推动经济健康发展的作用。”

我们接手《经济学周报》后，很快就有人向上密报，说当年办民刊《北京之春》的一批人（毕谊民、王军涛、陈子明都曾是《北京之春》的编委）掌握了《经济学周报》，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胡启立下令调查，而冯兰瑞等人则承担了责任。后来的结果是在名义上撤消了王军涛的副总编辑职务（实际上到“六四”前，王军涛一直协助何家栋主持编务、撰写评论员文章），由高瑜、罗点点两位女将接任副总编辑。像我和王军涛这样有“前科”（四五运动、民主墙运动、竞选运动）的人能够以“带资办报”方式接手《经济学周报》，并且能够安然度过来自安全部门和主管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压力，我们也是不曾预料到的。作为当事人，我们当时并不了解一些重要的政治背景，只是抓住了一个找上门来的机会，抱着“试一把”的心态来办报。《台前幕后》则透露了1987年底到1988年，中共中央内部对于新闻改革的酝酿情况。

1987年12月8日，新成立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举行第一次全体人员会议，鲍彤在会上传达了赵紫阳要求该室研究的几个问题，其中一个是新闻改革。赵紫阳说：“新闻改革第一要搞，第二不要出什么问题。可否找三大报，新华社、新闻署座谈一下，可以搞哪些改革，注意哪些原则，需要中央、国务院哪些支持。”1988年2月，鲍彤在各大新闻单位负责人的座谈会上说：“将来我们的新闻事业到底应当是个什么格局？报纸是否也应该分成两大块搞双轨制？一部分报纸是党报，一部分报纸只是接受法律和行政监督。”“在私下里，鲍彤对吴国光说，没有私人办报不可能真正有新闻自由。”1988年4 月15日上午，赵紫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新闻法还要搞，要准备它不完善，五年以后再修改。但有一个法总比没有好。”官方对于新闻改革乃至私人办报的探索，显然有利于“准民办”《经济学周报》的生存和发展。

有些港台出版物，把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与“三所一会”（国务院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中国国际信托公司国际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混淆起来，说我们是赵紫阳支持的机构，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是纯民办的研究所，没有获得过赵紫阳或者其他中央和地方领导人的任何直接支持或资助。但是，赵紫阳任总书记时期（尤其是1987年“5?13讲话”后）所形成的那种比较宽松的政治氛围，可以说是对我们这个民办实体的一种间接支持。

二、“价格闯关”谁之错

李鹏和陈希同等人都把1989年春夏之交“动乱的酝酿和预谋”追溯到1988年的“价格闯关”。他们的逻辑链条可分为三段。

第一段是说赵紫阳犯了“价格闯关”的错误。赵紫阳在《改革历程》讲到李鹏、姚依林以“物价闯关”失败为由，向他“算账”时说：“1989 年元旦前，政治局常委开生活会，李鹏、姚依林带头批评我。其实那时他们已把我架空，但他们在会上都说我过问太多，他这个总理很难当。同时对改革开放这一套东西，提出了许多奇奇怪怪的问题。姚依林更直截了当地说，攻价格关这是什么意思？是怎么出来的？他当时没有弄清楚这话不是我先讲的，而是邓小平讲的，他以为是我提出来的，以此对我攻击，实际上要清算，来算账。这次会议很明显，矛头指向我在经济改革中的责任问题。”赵紫阳去世后，一篇名为《一九八八年物价闯关前后》的文章（署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介绍了1988年5月18日和28日，姚依林和李鹏分别去陈云处谈话的情况（陈云“明确反对拟议中的价格、工资改革办法。他斩钉截铁地讲了他的不同看法”），然后说“陈云的提醒没有被采纳。”联系上下文，该文明显是在指责赵紫阳拒不“采纳”陈云的“提醒”，导致大错。

第二段是说因为赵犯了大错，所以老人家酝酿“动赵”。《关键时刻——李鹏日记》“5月28日”记载：“晚上，我和丁关根同志谈话。他对小平同志的想法比较了解。丁关根对我说，去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工会代表大会时，李先念同志找邓小平同志，谈了赵紫阳的一些问题。小平同志当时已看清楚，赵是搞自由化的人，尽早非下台不可，但由于影响太大，一时又找不到合适人选，所以下不了这个决心。”在这里，李鹏只是借丁关根的嘴说出此事，其实他早就知道并参与了“倒赵风”。他紧接着写道：“关根同志讲的这一重大人事决策过程，陈云和先念同志也对我讲过类似的情况。陈云和先念同志连续几年冬季在上海休息，经过长期考察，他们先后向小平同志推荐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通过李鹏自己的揭发，我们知道参与“倒赵风”的有陈云、李先念、李鹏、姚依林。至于邓小平，当时并不是下不了“动赵”的决心，而是对赵心怀感激，从笔者后面的介绍中读者不难得出这个结论。

第三段是说“动乱精英”为了“保赵”，一手策划了“动乱”。1989年6月30日陈希同《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称：“同这种‘倒邓保赵’风相配合，北京《经济学周报》发表了同赵紫阳原秘书鲍彤联系密切的严家其（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与另一个人关于时局的对话，……这个对话的核心问题，就是为掩盖赵紫阳的错误、保住他的权力地位、以便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制造舆论。这个对话曾经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镜报》等海内外多种报刊全文或摘要刊登。”陈希同把这件事说成是为“动乱”作舆论准备。与此事有关的严家其、高瑜、王军涛、陈子明，后来成为“六四”前后的首批被捕者和通缉对象。

驳斥李鹏、陈希同等人的三段论，必须从第一段入手，搞清楚“价格闯关”是谁之错。

2011年12月15日，杨帆、杨继绳、杨沐、张木生、李伟东、白南生、崔鹤鸣、陈子明等人举行了一个小型座谈会，重点谈“价格闯关”问题。白南风在会上说：价格闯关据说是有人直接说动了邓，说长痛不如短痛，可能邓那时候也觉得寿数有限了。说的这个人也不是领导干部，我听说好像是几个高干子弟，应该不是在位的。结果说动了邓，说动了邓以后就成了政治任务了。笔者在会上说：这个事的责任，体改所首先不能承担，当时一些重要的经济学圈子在价格闯关的问题上都不能负责任。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要归咎于邓小平本人，以及给他出主意的人。到底谁给他出的主意，进行这方面研究的人可以再挖得深一点。“六四”后归罪于赵紫阳是没有道理的。我对于邓小平这样做的动机有过文字，邓小平强调中共有“组织优势”。他当时的思路和毛泽东大跃进的思路是类似的。毛泽东依仗自己的军事经验和军事能力，认为生产和打仗都一样，按照他的“集中优势兵力”这一套干就行。邓小平对于共产党的组织优势是很相信的，认为不论计划调节还是市场调节都可以依靠组织优势来做，他觉得在当时情况下不怕出问题，出了问题我们可以用组织优势来弥补，来挽救。为什么一抢购，马上中央就能改政策？因为中央除了邓小平一个人，陈云、薄一波、王震、赵紫阳、胡耀邦，当时没有一个力量是价格闯关的积极推动力量。所以一出问题，只要邓小平一看不行，组织优势现在也控制不了抢购风，只要他一点头，马上就撤退了。

白南风和我都说不清楚给邓小平出主意的人是谁，《台前幕后》则首次提供了一个明确的说法：“据笔者了解到，邓小平在这个时候提出‘要下决心闯过价格这一关’不是偶然的，很可能与他的儿子邓朴方有关。笔者2012年5月在与过去的同事，原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副局长唐欣聊天时，听到他讲到当时的一件与此有关的事情。1987年底，曾任张劲夫秘书，当时在光大集团工作的孔丹、曾任宋任穷秘书，后到中信公司的秦晓、时任北京市物价局局长的马凯和其他几位青年学者在议论当时经济改革的形势时，提出了一个‘改革遭遇泥潭期’的理论，认为，价格双轨制的弊端已经尽显，实施完全的价格改革，向单一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格体制过渡，是大势所趋。但是，如果放开物价，物价势必大幅度上涨，发生抢购、挤兑，有可能出现较大规模的社会混乱，甚至天下大乱的局面。这种情况，波兰、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都有前车之鉴。要想比较平稳地度过这个‘泥潭期’，必须加强中央控制，这需要有强有力的政府权威。所以他们提出一个观点，认为应该趁着邓小平、陈云这些老人家健在的时候，尽早闯过这一关，把这最难过的一步迈过去。此后不久，孔丹见到老同学唐欣，谈到了他们的上述看法。1988年2月，唐欣与邓小平之子邓朴方见了一面(他们是朋友)，聊天中唐欣转述了孔丹等人的‘改革遭遇泥潭期’理论和上述对‘价格闯关’看法。唐欣回忆当时的经过时说，‘在我和朴方谈这个看法的过程中，朴方一言未发，但是听得特别认真’。唐欣在与笔者交谈时认为，此后虽然他没能再有机会与邓朴方交流此事，但邓朴方极有可能在回家后，将这种看法讲给他的父亲邓小平听，从而引发了邓小平对‘物价闯关’问题的思考。笔者同意唐欣的这个看法。”

把邓小平的“决心”传达给中央政治局的人，恰恰是李鹏本人。1988年5月5日，李鹏到邓小平那里汇报工作。邓小平问：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代表们意见最大的是什么事？”李鹏说：“是价格问题。”他认为，是双轨价格造成的腐败和经济秩序混乱。邓小平说：“要下决心闯过价格这一关。”事后，李鹏向政治局常委传达了邓小平关于加快价格闯关、长痛不如短痛的意见。直到5月1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工资物价问题时，赵紫阳才开始明确谈到物价改革和“过关”问题。至于陈云对于“价格闯关”的不同看法，李鹏和姚依林并没有向中央政治局报告，赵紫阳、鲍彤、安志文（国家体改委常务副主任兼党组书记）当时都不知道。因为在邓小平和陈云意见分歧的时候，李鹏和姚依林并不敢明目张胆地站在陈云一边。

《李鹏经济日记（征求意见稿，上》记载：中央政治局作出“物价闯关”暂缓进行的决策几天后的1988年9月11日，“我去薄老处谈了一个多小时。他讲了一些小平同志讲话内容。薄老又问我，是否听到赵总书记说过物价改革是小平同志的主意。我说，没有听到他讲过这样的话。我想，总应实事求是。”李鹏的这段记载，后来在该书正式出版时，被删除了。这段记载说明，薄一波当时认为赵紫阳不愿意背这个“黑锅”，会把事实讲出来，如果赵这样做了，正好成为他们挑拨邓赵关系的题材。但赵紫阳在当时和“六四”之后，一直自愿为邓小平背“黑锅”，承担了“物价闯关”的领导责任。2012年7月，鲍彤对吴伟说：“当年讨论价格闯关的时候，我心里曾经有过疑惑，隐约感觉到这件事应该是邓小平提出来的，也曾为此问过紫阳，但他没有告诉我。我出狱以后，这个疑惑仍然挥之不去。2000年前后，当时我自己和紫阳都在受到监视之中，我不方便去见紫阳，我就通过朋友拐了个弯去问紫阳。过了许久，紫阳才通过别人给了我一个回答，他说，确实是小平提出来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那时是总书记，是财经小组组长，我应该负这个责任，不应该由小平来承担这个责任。我觉得紫阳这个态度是前后非常一贯、非常坚定，从来没有动摇过，从没想过要把这个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去。我觉得他是非常光明磊落的。”吴伟认为：“也许正是通过这件事情，邓小平认为赵紫阳经受住了考验，对他是忠诚的，可以信赖的，当后来‘倒赵风’刮起来的时候，他才力排众议，支持了赵紫阳。”

既然赵紫阳不是“价格闯关”的“罪魁祸首”，邓小平也没有因此而起了“动赵”的念头，反而在“倒赵风”刮起来后支持了赵，后来李鹏、陈希同等人说的所谓“动乱精英”为了“保赵”而酝酿、预谋、策划“动乱”，就纯属无稽之谈了。

陈子明，《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