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19日 星期五

灾难与爱情——专访文革受冤老人王文成


   红色混乱十年,往事并不如烟。文革时的一句话,打翻了一个家庭,改变了一个普通年轻人的一生。冤情未洗,苦难犹存,记忆凝固成老人的执念。幸而,还有你在这里。


  1967年,王文成还是一个高中毕业后在北京铁路局做临时工的毛头小子。“这是我们当时的‘反革命集团’。”王文成指着手上拿的老照片说,照片上是六个青涩阳光的大男孩儿。听到王老这么称呼自己年轻时的朋友圈,老伴儿嘿嘿一笑:“都是那个时代造成的。”

  王文成坐在儿子以前的房间里,这间私自搭建的板房现在成了王老的书房。王文成的儿子已在日本工作落脚,虽然经济状况不好,但不愿回国。老伴泡了一壶茶水,抬头抱怨北京的雾霾天气;又抱怨自家的老头子,紧抱着文革的事不能释怀。
一句话,一辈子
一句话与一辈子

  “我就说了一句话:毛泽东是当代的朱元璋。”红色年代的某一天,王文成在与哥儿几个闲扯之时直抒胸臆。他所在的小小“反革命集团”里还有五个粮行工作的兄弟,对时事的看法有很多相近之处。聚会后不久,那五个年轻人被抓起来,几番问询之后,“供”出了王文成。

  “之后我就被定为‘现行反革命’,接受群众监督,不仅丢了工作,而且什么活都做不了。”王文成一边说,一边从一堆文件中抽出当年的情况登记表,皱巴巴的登记表上赫然写着:“该王在无产阶级大革命运动中,坚持地主阶级的反动立场,恶毒攻击、咒骂伟大领袖,仇视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对现实不满。上述问题,王曾一度找同伙订立攻守同盟,企图以经济问题掩盖政治罪行。在经革命群众反复批斗交代政策,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

  老伴在一旁细细地听,静静看着老头子吐苦水。

  谈起那个年代,王文成语调平静,像在叙述遥远的梦境:“那个年代真的是人以群分:你是革命,我是反革命,夫妻两人因为政治问题离婚的大有人在。那个年代政治生命是第一生命。我是被‘群众专政’,这也是文化大革命新的发展,公检法全都没有了。”

  在北京生活无望的王文成收拾行装回到山东老家,和先前被打回老家的父母团聚,凭着原先的手艺做一些零活,修修电器。回家没多久,北京市公安局三个警察就夹着公文包到了村里,找到民兵连长调查情况。“他们本意是,发现我不老实就直接带我回北京,可是民兵连长,也就是我不出五服的兄弟,说我回来以后没有做什么坏事、祖上没有反对政府的行为,结果公安局就回北京了——还不如那个时候直接给我带回来呢。”显然,王文成对当时的生活一点都不满意:找不到工作,平日无所事事,至多帮忙做些农活。

  时间在空虚与绝望中行走。到了“不当老爷兵”的大串联时期,王文成终于回到了北京,但因为“现行反革命”的身份,一直都没有找到正式工作。街道革委会的老太太得知他能缝皮,扔给他几张满是窟窿眼的兔皮。王文成细数当年的生活:“缝一张皮2分,一天12个小时,到手两毛钱。”幸而当时物价低,且王文成还有个三弟在北京干活,有工资,偶尔还能接济他过日子。

  “这一生就这么毁了,就因为‘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没有摘,想转正都没法转。”一旁的老伴长叹一口气,瞪大眼睛使劲点头,摊开微颤的双手。她转头又说,老头子总忘不掉这事儿,叫我们别怪他烦。

  王文成抬高声调,盖过老伴:“我的徒弟,师兄弟,好多被关了几年的,出来都顺利找到了工作;我的技术好些单位都需要,但是因为敌我矛盾,一直转不成。”没有正式工作的王文成做过瓦工、工地负责人、预算员和施工员等等,在王文成递给我们的工作简历表上,这些工作经历满满写了一页纸,还附有相关证明人的联系方式。

  令王文成哭笑不得的是,曾经跟他作对的“左派”青年也并未落得个好下场。

  “我们的片警,跟我一般大,前年死的,当时那叫‘左’啊,‘左’得出奇。盯着小偷小摸的孩子,今天送一个,明天送一个,都上纲上线,送到少管之类的地方,得了各种荣誉。”就是这个片警,曾因为“功勋卓著”迅速升官,等到中央风向一变,开始清理像他这样坐火箭上升的官员时,命运急转,哪里都不要他,最后被安排在老太太们糊纸盒子的工厂里跑业务。再后来,他大概脑子受了刺激,“精神有点不正常”,有一日跑上马路去拦美国大使馆的公车,破口大骂‘美帝国主义’,“结果被警察抓到安定医院给打了两针,呵呵”。

  现在王文成还在为自己的退休金到处奔波上访,夫妻两个只能靠着老伴每月2000多元的退休金度日,不仅要应付吃穿住行,还要应付两人的医疗费用。

  “他是因为文革的事拿不到正式工的退休工资。我是信佛的,觉得都还好。他是一直放不下。这人就是这样,挺倔。”老伴解释说。

  毁灭中萌生爱情

  在“红卫兵走向社会”的年代,王文成的姥爷是地主,因而全家被抄。王文成是家里的长子,为了照顾家庭,急忙跑去丰台区找自己的师傅,并从之前参加的“互助会”里取钱。互助会类似于自发的民间借贷组织,由乡亲朋友出资筹建,困难时期互相借用。这笔钱款此时成了王文成唯一的救命稻草。

  王文成并不知道,在他跑去丰台的这一天,有个兰州大学的党委书记流窜到北京,通缉令已遍布大街小巷。红卫兵、工人纠察队整兵布阵,守候在各个街角。他们到处盘查行人,凡形迹可疑者一律扭送公安局。

  那天,王文成的师傅下班特别晚。晚上9点多,没路灯,胡同里黑压压一片,王文成坐立不安,来回走着等师父回来,被红卫兵发现了。“哟,这和那人(流窜的书记)差不多,很可能是乔装打扮的,先送到公安局再说。”于是王文成进了丰台市公安局,一关就是45天。

  王文成在拘留所里遇到一位被严重打伤、腿伤处已血肉模糊的男子。他帮男子清理、包扎伤口。闲聊时,王文成发现,这名男子竟是自己仰慕的一位业余作家。他们聊得很投缘,总算也熬过了一些时日。

  日子一天天过去,王文成担心家里的情况,再也耐不住了。“那时候我着急啊,家里到底怎么样了!”心急如焚的王文成开始绝食,三天后被看守发现在吐血。“可能是怕我死在里面,总算把我放回去。”王文成倚靠着书桌,举起茶杯喝了一口。

  临走时,那位作家嘱托王文成去新街口看望自己即将生宝宝的爱人,代以转告自己平安的消息。

  先赶回家的王文成发现,家已经没有了。第二天,为履行承诺,王文成来到新街口,看望朋友的爱人,在那里遇见了这位嫂子的妹妹。说到这里,老伴笑了:“因为看他挺热心,人又老实,家里人一撺掇,我们就在一块儿了。”九年后,两人喜结连理,相依至今。

  陪你走尽上访路

  “我就是有这一口气,我不甘心,”王爷爷靠在写字台上,坚定而愤愤地说:“我会一直上访下去,不然我死不瞑目。”

  王文成承认自己作为临时工工龄不足十年,但他强调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是文革期间革委会的错误处罚。如果没有这个处罚决定,他即使没有在北京铁路工程段干满十年,还是能够找到其他工作并转为正式工。他认为原单位应该承担错误决定带来的后果。中铁六局在接受上访时认为:他并没有满十年工龄,不符合相关规定,不得转为正式工,也就是说不得享有退休金和医保。

  “但愿全国像我一样的只有我一个,上次帮过忙的律师也说我这种情况是时代的悲剧。”说着,王文成翻出当时这位律师帮他草拟的上访信,并一字一句朗读出来。

  今年大年三十,心里憋着一股气的王大爷又一次到公安局上访。话还没说几句,警察同志就把他送上警车,拉到龙线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所幸他年满70岁,公安局不得拘留过夜,晚上即被释放。

  两会期间,已成为上访专业户的王文成试图前往天安门广场、中南海等地上访。街道的片警劝王爷爷说:“老王,不要去上访了,再上访我的工作就要丢了。”

  王文成也尝试联系过各路媒体,但最终都石沉大海。

  “我现在也这么大岁数了,不知道哪一天就没了,但是我还是抱着希望。”

  临了,老伴悄悄对我们说:“这么多年了,他心理就是扭不开,活得太别扭了。我们现在生活也不容易,他身体也不好,我都看开了,只希望家里人都能好好的。”说完,她向老头撇了一眼,泛出泪光。

  邓哲远,北斗网  2013-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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