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19日 星期五

我记录胡耀邦两次具有历史标志性的讲话


  这两次讲话是:

  1977年9月3日,在中央党校整风会议上支持揭露康生的讲话;

  1977年12月2日,在中央党校党委会上关于以实践标准检验总结十年“文革”的讲话。

  下面分别记述胡耀邦的这两次讲话。

(一)胡耀邦关于支持揭露康生的讲话
(1977年9月3日)

  康生是个野心家和阴谋家,善于投机钻营,长期以来,他利用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纵横捭合,作恶多端,是有名的迫害狂。在十年“文革”中,他由中央“文革”顾问爬到到党中央副主席的高位。1975年12月,康生因病而死。悼词的评价很高,说他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

  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康生仍然是正面人物,碰不得,因而许多重大问题无法揭开揭透。康生成了揭、批、查的大障碍。中央党校更是如此。

  康生长期代表党中央分管中央高级党校。中央高级党校实际上成了他的领地。“文革”中,中央党校成为重灾区,康生和他的老婆曹轶欧是罪魁。康生和曹轶欧指使中央高级党校的造反派,迫害了许多人,包括校长到广大干部群众,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干了大量坏事。

  1977年3月,党中央决定恢复中央党校,定名为中共中央党校,任命胡耀邦为副校长,主持工作。

  胡耀邦采取召开党的骨干分子整风会议的方式,揭批“四人帮”,揭发中央党校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参加这个整风会议的成员,包括三部分,一是那个“中央党校五七学校领导小组”的成员,包括中央党校各单位的负责人,二是“文革”前由党中央任命的校级和处室级的领导干部,三是全校25个党支部各选一名党员代表(本人作为文史教研室的党员代表参加会议),共70人。粉碎“四人帮”以后,各单位的造反派都靠边站,成为被审查的对象了,唯独中央党校的造反派还站在台上,仍然在领导。因为他们是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家康生一手扶持起来的。胡耀邦召开的整风会议还得让他们作为正面人物参加。

  在整风会议上,大家在揭露一些问题时,造反派就说,这是康老指示的。他们检讨的口径是,没有很好听康老的招呼。整风会议的与会者越来越意识到,不揭露康生的问题,中央党校的问题就无法深入,无法搞清楚。

  1977年9月3日下午,胡耀邦召开整风会议全体会议。王富长第一个发言(这时,参加整风会议的人数已经增加到180多人)。他发言的题目是:《揭露康曹在党校干的坏事》。他从十个方面进行了揭露。

  在这样的会议上点名揭露康生,大家都意识到其严重意义。会场的气氛很严肃。大家都等待和注视着胡耀邦的表态。

  王富长发言以后,胡耀邦讲话。他的讲话不紧不慢,字斟句酌。我认真地作了记录,记得很完整。我记录的全文如下:

  刚才王富长同志(中央党校行政工作人员)提出了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就是他在发言中间提到了,过去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康生同志和曹轶欧同志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了批评。

  一个党员对现在的领导,对过去的领导有意见可不可以提呢?我看,有意见是可以提的。这是符合我们党的组织原则的,是符合我们党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一贯教导的,也是和这一次华主席亲自主持的党的十一大一再提倡的要发扬我们党的民主,健全我们党的政治生活,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相符合的。我要着重说明的是,希望我们整风会议上,对现在的领导,也就是说,对我来了以后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提意见。

  我们下一步要总结近半年的工作。对过去的领导有意见也可以说,

  可以提,如果确实是有缺点错误的话。但为什么说,对过去的领导提意见是事关重大呢?因为康生同志是我们党的副主席,现在去世了。曹大姐又被选为十一大的中央委员,现在又离开了党校。所以,第一是可以提的,但是,提意见必须遵守下面几条,第一,必须实事求是,为什么要提意见,主要是为了分清是非,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不实之辞,诬蔑更不允许,是要把颠倒了的是非颠倒过来。第二,只在我们党的会议上提。没有参加会议的同志怎么办?每个党员如有意见,可找组织谈,或者写材料交给组织。这一条我提议作为这个会议的纪律,不搞小广播,搞小广播,性质就变了,是自由主义了。第三条,只在会上讲,或写书面材料,不贴大字报。第四,意见提了后怎么落实,怎么办?如实向华主席,向几位副主席反映。请华主席、党中央去决定。比如,刚才王富长同志讲的,会议简报组可以作为这一轮会议的第一个简报增刊,不下发,送华主席。简报发出前可以由发言同志再三审查。我们对会议负责,对同志们的发言负责。这四条行不行?这是我的意见。(郑宏璋:〈新任命的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主任〉除了这个会,支部可不可以谈?)我的意见可以笼统地讲,对现在的领导和过去的领导有意见可以提。

  我们这一轮会议很重要,必须首先要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对以前领导的意见要提,但着重要总结这一段工作,讨论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怎么搞。不要以为我们不会犯错误。如果我们犯了错误,同志们提出来。我保证改正。我只能保证这一点。真正不辜负华主席党中央对我们的委托,兢兢业业,勤勤恳恳。

  胡耀邦首先肯定,批评揭露康生,这是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接着,他坚定地表态,对康生这样的领导人“有意见是可以提的”,他进一步从党章的高度指出:“在党的会议上可以批评任何人。在党的会议上提意见,是合法的,是党员的权利,是不可侵犯的,不可剥夺的”。胡耀邦的讲话有理有据,铿锊有力,显示了他的政治勇气和原则性,是对与会者的有力鼓舞和支持。这是本人作为参会者的亲身感受。

  自此以后,在整风会议上,就不断有人发言批评揭露康生,问题越揭越深。

  整风会议揭露康生的事,很快传到全校工作人员,大家反响热烈,并积极响应。发展到12月8日,哲学教研室一些同志就在十六楼的楼道里贴了揭露康生的小字报,其他同志陆续跟上,小字报很快从一楼贴到三楼,来看的人络绎不绝。中央党校揭露了康生的问题,成为一个爆炸性的消息,不脛而走,广为传播,影响很大,胡耀邦也出了名。当时的舆论赞佩地说,胡耀邦到中央党校刚几天,就把康生揪出来了。

  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开除康生的党籍,撤销对他的《悼词》。粉碎“四人帮”以后,从揭露康生到最后处理,经历了一个过程。1977年9月3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整风会议发表支持揭露康生的讲话,康生不能碰的禁区从此被突破。

(二)胡耀邦关于以实践标准检验总结十年“文革”的讲话
(1977年12月2日)

  1977年10月9日,叶剑英副主席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讲话提出,党校同志、来党校学习的同志,要认真总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这是党中央交给中央党校的一项重要任务。这里,需要对所谓“路线斗争作年点说明。毛泽东习惯用路线斗争来讲中共党史。他认为,中共自创建以来,党内有十次路线斗争。第九次路线斗争就是“文革”开始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第十次路线斗争就是反林彪。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就顺利成章地称之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所以,总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实际就是要总结十年“文革”的经验。如何落实呢?胡耀邦让党史和党建教研室拟出总结这三次路线斗争经验的教学方案。1977年12月2日,胡耀邦召开中央党校党委会议,审议党史和党建教研室拟出的教学方案。在这个会议上,胡耀邦多次讲话。他的话简要而精辟。下面是依据会议记录整理的胡耀邦的讲话。

  我看你们的稿子不能用。方案是抄人家的,你们自己把历史都颠倒了。这个不行。文件要立即收回,宣传了错误的东西,走漏出去怎么办?

  中央文件怎么选?不能贴标签。因为是中央文件就是正确的,这是什么论啊?有些文件受林彪、“四人帮”干扰,错了就是错了嘛,部分错了就是部分错了,全错了就是全错。

  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反面材料光看文件不行,林彪、“四人帮”还有许多没有形成文件的,还要看实践嘛。林彪、“四人帮”对党的破坏,你们应听到一些嘛?内蒙古27万党员,打成“内人党”的35万,打死、重伤5万,把我们党破坏成什么样子!还有工、农各业的破坏,时间越久,越看到“四人帮”给党、国家、民族带来的灾难的深重,把党分裂了,群众分裂了,民族分裂了。肃清他们的流毒,需要花多少力量,多少时间!最近好多单位开控诉会,批判会,北大,清华,七机部,体委……听说人民日报社批得好。“四人帮”派太上皇,搞特务,这些事都惊心动魄,清算这些人先根据大量事实,文件只是一小部分。听说林业部揭盖子,宋××去年粮食多报30亿斤,只有305亿报了335亿。去年全国粮产5800亿斤,能相信吗?所以明年还要困难。去年我只相信5500亿斤,每人有600斤原粮不错了。假定明年搞6100亿斤还不能算大增产,因为去年浮夸了,还得补去年的。我们能这样讲党史?还讲十三年大丰收,还能讲假话吗?不讲事实?过去讲林彪反对江青,打击江青,还能这样讲吗?党史颠倒的东西多了,我们不能这样讲。你们的稿子不能用,要收回销毁。怎么讲,同志们议论。

  这都是抄来的,可以原谅。要是独立思考出来的,就很严重。批林运动没批下去,是否伟大胜利?过去的提法灌了一脑子,要严格审查。

  “四人帮”夺权就是打击党,打击老干部,大批判,批来批去还不是批老干部,批来批去就是批毛主席革命路线,把毛主席路线当×××的路线批了,这是最大的颠倒?所以从头到尾都要清算一下。清算是否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毛主席说三七开就是算了大帐嘛!我们要在这个大帐下具体算,文件还要以全国性的为主。

  你们的整个体系都是抄来的,要用真正的毛主席思想,通过实践检验来分析。

  引证过去的文件要注意,要用现在的观点分析。

  方案要重新定,好多提法值得考虑。

  以哪个人讲话、哪个文件为根据,不是科学态度,那就不是研究了。

  由吴江同志牵头,缪楚黄、周逸同志参加(缪楚黄,时任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副主任,主持工作;周逸,女,时任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主任。),下周到我处研究,文彬同志也参加。一个月搞出方案。完全按科学态度研究清楚了,提交党委讨论。

  提交这次党委会议讨论的教学方案,基本思路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揭露批判林彪、“四人帮”如何破坏“文化大革命”。这当然不是他们的创造,而是抄来的,是照抄当时的文件,所以胡耀邦说,可以原谅。胡耀邦明确提出:“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要“通过实践检验来分析”。什么文件?主要是红头文件。谁的讲话?首先是最高领导人的讲话。总结这十几年的历史,这些都不能作为依据。在当时,说这样的话,要有多么大的政治勇气啊!红头文件、最高领导人的讲话,都不能作为依据,那么,该依据什么呢?胡耀邦明确讲,要看实践,通过实践检验来分析。这就是实践标准。他排除了文件标准,更排除了最高领导+人讲话标准(在“文革”中盛行的语录标准),就是将实践作为唯一标准。

  根据我的研究,胡耀邦是我们党内最早明确提出用实践标准检验总结“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人。而胡耀邦明确提出实践标准,就在这次党委会上,就是这个讲话。

  这个会议以后,吴江依据胡耀邦的讲话精神,组织一些人起草了供中央党校学员学习讨论的文件,《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若干问题(彺集意见稿)》。这个文件明确提出:“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1978年4月,胡耀邦将这个文件发给全校八百学员讨论。中央党校八百学员的这个讨论,实际上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前奏。

  胡耀邦的这两次讲话,是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历史文献。

    沈宝祥,影响力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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