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19日 星期五

共和国成立前夕关于纪年和国号的争论

张元济出席政协会议二三事


张元济是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出身于书香世家,1892年考中进士,1898年戊戌变法时,因为主张政体改革而受到光绪皇帝的破格召见。变法失败后,他认为这与国民的愚昧、无知、冷漠有关,于是投身于教育事业。1902年,他又与当时还是弄堂小作坊的商务印书馆合作,并主持该馆编译工作。从此以后,他不仅让商务印书馆发展成全国第一流的出版机构,而且在普及科学知识、促进教育进步、提高全民族文化水平等方面作出巨大贡献。为此,他获得“商务之魂、出版巨子”的美誉。

基于上述原因,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83岁高龄的张元济被毛泽东指定为“特邀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此期间,张元济把自己的经历和感受都纪录在《1949年赴会日记》(《张元济全集》第7卷,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中。翻阅这些日记,我以为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对《共同纲领》不大满意。

《共同纲领》是这次会议制定的一部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重要文献。在9月14日讨论其修正稿时,张元济认为“《共同纲领》文字甚欠整洁,前后亦欠贯串”,但是大家对这些问题并关注,而是“斤斤于词句之末”。这让他非常失望。另外,他还针对其中“禁止肉刑”的条款提出不同意见。他说:早在汉文帝时代肉刑就被废除,南北朝时期好像有所恢复,但是到了唐、宋以后,这种刑罚早已绝迹,如今再把“禁止肉刑”列入其中,“于我们面子甚不好看”。看来他并知道,纸面上的肉刑虽然禁止,实际上的肉刑从未消失。

第二,不赞成使用公历。

9月23日,张元济在中南海勤政殿参加小组会议时,讨论了国旗、国都和纪年等重大问题。关于国旗和国都,张元济没有异议,但是对新中国的纪年方式,却有深入的考虑。他说:虽说现在已经发生“划时代”的变化,但“民国犹是民国,民主犹是民主”,所以应该继续使用民国年号,把今年定为民国三十八年,而不是1949年。否则的话,就会产生两个问题:“一则我国历史已有四千三百余年,多数不知历史者不免误认我国立国只有一千九百余年,似失立国性,二则公历以耶稣降生为始,于我国回族、藏族不免有影响宗教之戟刺(刺激)。”张元济的一番话引发大家热议,由于不能形成共识,主持人茅盾只好把矛盾上交,供大会进一步讨论。

第三,对国名有所考虑。

9月26日中午,周恩来和林伯渠在六国饭店举行招待会。出席招待会的除张元济之外,还有张澜、符定一、何香凝、陈嘉庚、吴玉章、梁希、徐特立、李锡九、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马叙伦、邵力子等人。周恩来首先讲话,他说:关于新中国的名称,有人主张应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后面加个括号,里面注明“中华民国”四个字。理由是为了不忘孙中山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功绩;但是也有人说中华民国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应该继续使用。为此,我“奉毛泽东之命,特约诸长老至此讨论。”听了周的介绍,张元济在发言中主张把括号删去,但是何香凝立刻“起而抗议”。这说明,我们对辛亥革命的理解与当时有很大差距。

第四,不占公家任何便宜。

根据规定,与会者的许多花销都可以由大会支付。但是张元济却没有这种习惯。到了北平以后,为了处理公司事务,他委托大会招待处向上海发了一份电报。后来他要支付这笔费用,招待处却以“账已付出,不好处理”为由拒不接受。几经周折,张元济还是如数交纳,并且恳切地对该处负责人说:“公款不可滥用,如果这笔钱实在不好处理,那就留在招待处当作公费使用吧。”

由于年事已高,张元济由儿子张树年陪伴到会。会议期间,每人都有一份零用钱,因此有关方面也给张树年送来一份。为此,张元济专门找大会工作人员表示不能领受。这位工作人员告诉他,这是大会的规定,劝他“不必过谦”。但是张先生却说:我们“父子二人来此,食宿已极受优待,何敢再耗公款”?以后送来,“断不能从命”。大会工作人员把张先生断然不能接受的行为当作是“过谦”,这也反映了两种文化的根本区别和巨大差距。

第五,向毛泽东建言献策

9月19日,毛泽东邀请张元济同游天坛。陪同者有陈毅、刘伯承、程潜、李明灏、陈明仁等人和七八个摄影师。当时毛泽东好像对张元济早年的俸禄以及光绪召见他的细节很感兴趣,与此同时,毛也表示他从商务出版的《科学大全》中得到不少新的知识。事情过后,张元济专门给陈毅去信索要照片,并询问价钱,表示要照缴不误。

10月11日晚,毛泽东宴请张元济,张向毛提出五个建议:一要广开言路,以便下情上达;二要先搞建设,交通优先;三是民间负担过重,亟待减轻;四是对杜月笙返回上海之事,应该慎重;五是对读经和废除汉字,提出反对意见。

值得注意的是,返回上海之后张元济就患了感冒。尽管如此,他还是抱病给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敝公司两遭兵燹,旧有工人大多失业,嗷嗷待哺,殊堪怜悯。……贵署如有添募工人之举,可否酌量收用?俾得一啖饭之所。感荷感德,不啻身受。”(《张元济全集》第2卷570页,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由此可见,尽管张元济在政协大会上发挥了“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的作用,并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客,但是与他合作多年的工人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智效民,博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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