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6日 星期六

一代革命者的革命歧途:众说纷纭一个国士的人生命运



  本文为《国士——牟宜之传》新书沙龙讨论会文字实录。到会嘉宾: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研究员陈浩武教授;著名诗人、文化评论家叶匡正先生;本书作者清秋子先生;传主幼子牟广丰先生,民间学者吴献先生。

  下面请作者和各位嘉宾谈谈对这本书以及由这本书所引发的相关话题的思考。

  清秋子:参加了几次讨论会,听到一些意见,有些让我意外,感觉超出了我的预想。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对这书有疑义,对牟宜之的定位以及对历史的态度提出了否定的意见,认为很多道理没有说透,说水已烧到95度,为什么不把它烧开?这就牵扯到对传主的历史背景应该如何评价,这是一个大的话题。

  对辛亥革命以来到49年的这段历史怎么评价?我写的是一个革命家的传记,一个身份很特殊的诗人,一个在现代史上留下了痕迹的人,因篇幅有限,有些评价超出了本传记的承载能力。我就是想写出这样一个被历史淹没的人。为什么当初有这样一批人毁家纾难投身共产革命,走了这么一个艰难曲折的道路。49年后人生逐渐下滑最后陷入泥潭,生命在悲剧中结束。这是我研究后很感叹的一件事。

  对于那段历史,那一代人所献身的事业,以及他们当初的动机,是不是历史发展到那个阶段后,他们有不得不然、身不由己的原因,这些热血青年,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他们放弃了继家业、做学问的前途,投身革命,无论加入哪个阵营,他们的动机后人是不应轻易否定的。我在书中写到,那一代人头脑是清醒的,他们的选择是有理由的。我认为他们只有这一条路可走,至于后来的悲剧他们是想不到的,历史的走向后来有了变化,但他们不能为这种变化负责,他们只是整个大的事业中的个体。

  牟先生一生跨越两个时代,以49年为界,如果叙述基调定得过于极端是没法讲他的前半生的。比如说从他16岁开始,他的人格品质、对理想的追求没有太大的变化,直道而行,理想主义者,这中间没有大的变化。有些人随着地位的变化有了变化,但牟宜之本人没大的变化,比如敢讲真话,疾恶如仇,这都没变。这样一个人,如果把他前半生否定了,有些问题就讲不通了。牟宜之对文革有非常深刻的反思,那个年代把问题看这么透彻的人非常少,而且他用诗记录下来。我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我知道那会儿人们都在想什么,能说什么,关起门来夫妻两个发点牢骚都战战兢兢,何况牟先生流放中写了一百多首诗,对历史、对现状进行反思。如果说这样一个人从头就错了,那是讲不通的。所以我就采取现在的写法,肯定他的初衷。其实,49年以后,他对很多问题也想不通了,据我的研究,他的批判在当时几乎无人可比。十年浩劫知识分子有情绪,用各种方式发泄不满,但他直接拿现实和历史相比,这么一个人怎么会一开始就故意走一条错误的道路呢?所以我认为我还算比较客观、比较公允地叙述了这个人的一生。

  历史是有传承的,有些学者要整体否定这段历史,认为如果中国没有这一段那就会很好。我觉得这是虚无主义。总有一批人为正义奋斗,可能方向不一样,不能因为后来出了问题而否定那一代人的献身精神。

  牟宜之作为一个老革命家,晚年进行那么深刻的反思,非常可贵。许多红二代对这本书进行了肯定,认为客观地评价了那个时代,也批判了49年以后的各种倾向。在晚年支撑牟宜之渡过艰难环境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西方的东西不多。到晚年,他认为最起码的礼义廉耻忠孝节义不能从根本上否定。除了制度、方向上的谬误,传统文化的丧失衰落也带来了大量的问题。现在有种说法,认为某种制度,你只要采用,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马勇先生有篇文章叫“没有包治百病的板蓝根”,说的是制度非常重要,但是公共道德、个人私德有没有用?会不会影响到制度的推行效果?这都应该考虑。牟宜之是一个有圣贤情怀的人,他年轻时在山东根据地做地方官,那种亲民让我震动。当时地方官要管司法,老百姓打完官司,他要请老百姓在自己的炕头上吃饭,叫警卫员到食堂打来饭,南瓜面的饼子,跟老百姓一起吃。他不是作秀,他认为自己正在从事的是前所未有的圣贤事业,行为一定要像圣贤一样。打成右派可以说是性格使然,不是发表了什么不得了的言论。49年以后他最大的不满是高级干部有特权,违背了革命的初衷。他发觉自己也脱离了基层,不知道基层这么苦。流放到东北昂昂溪之后,他的思想才有一个飞跃,才真正接近了古代圣贤的高度,他才知道干了几十年革命,老百姓过的竟然是这种生活!他非常惊讶地发现在北京受了宣传的欺骗。

  牟广丰:59、60、61这几年,比如西四那个鞋匠要报纸的事对他的触动太大了。我小时候家住阜外大街附近的西四,有个鞋匠向我们家要报纸,一摞一摞要,我父亲还以为这个鞋匠关心国家大事呢,有次好奇地问他报纸看得怎么样了?鞋匠打开一个缸,里边那报纸都沤着,滤掉铅字油墨的黑水后,把报纸搀到窝头里吃。这个对他震撼太大了。

  那时报上说到天安门红旗招展,群众支持巴拿马人民,鞋匠不识字,看不懂,问我父亲为什么报上说要支持“妈那个巴大会”(巴拿马大会)。报上还说“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鞋匠很幽默,说敌人一天天烂下去咱看不见,我怎么觉着我们没一天天好起来?这个对我父亲心灵触动很大。

  清秋子:在书中,我特别注意用大量的细节来说话,有些故意留白,不作评价,我相信读者肯定能看懂,会得出自己的结论。

  牟公在山东根据地从事过民主运动的“三三制”,加入山东“宪政促进会”,1940年,山东沂蒙抗日根据地还有了人权保障条例。这是我参观115师纪念馆时,一位主任介绍的。当时我很惊讶:联合国的比这个还要晚几年呢。牟公年轻时知道民主是什么,怎样进行。57年他日记上写道:固然我们做了很多好事,但是每做一件好事必有一件坏事跟着,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是一家说了算,我认为必须有抬杠的,有唱对台戏的,才能避免我们犯错误。这是他思想的最高点,认识到了权力制衡的问题。后来他诗里反复出现的“我们和历史何其相似,和封建王朝何其相似”,都是由这个生发出来的。一个专制体制总出这种事,这么多人投入其中,包括时代的精英立志要完成一个三千年没有的事业,最后却是这个下场。文革是对他一生的否定,他义无反顾、不再受辱,最后在绝望中结束了生命。他的死因目前还有疑义,有人说他在医院里自己拔管昂头,拒绝治疗而死。

  陈浩武:读了这本书我有很多感慨。我父亲也是右派,牟先生的命运能唤起我记忆中的很多东西,我们把这个放在旁边不说,我先说一个比较。最近看了两本书,一个是范泓写的《雷震传》,另一个是这本书,我有个体会。其实这两本书有非常深刻的联系,他们两个人分属不同的阵营,一个国民党,一个共产党,国共两党上面的师傅是一个人:孙中山。牟宜之和雷震他俩在本质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这是第一。

  第二,他俩共同的特点是首先投身自己的阵营,义无反顾,充满激情,满怀理想。牟先生在这边因为他的投身使他能走上一个高位,雷震也是这样。他从日本留学回来,学了宪法,王世杰特别宠他,提拔他,向蒋推荐,他成了国民党阵营中重要一员。老蒋用他做统战,像左舜生的青年党这些反对派起事,只要有摆不平的就让雷震去。

  第三,这两个人都对自己的阵营、立场、道路有一个非常清醒的思考,而且这种思考越来越接近真理。雷震办《自由中国》,一开始是蒋介石让他办的,为了抵抗共产主义对中国的赤化。而最后他非常明确地认识到必须组建反对党,到了晚年他最清醒,意识到国民党一党专制是不行的,必须组织反对党。《自由中国》就是一个以杂志为核心的NGO,当时还不是党。特别是他被判刑后目标很明确,就是要组建反对党,不能再是这种党国体制。牟先生呢,他后来的思考是党内要有能抬杠的人,这个再往下发展是什么已不言而喻。因此,他们都对这种一党专制有深刻的思考。

  第四,他们都是悲剧人物,悲剧不是来自他们的个人品德、生活作风,不是。恰恰是他道德的完美和理想主义造成了他们的悲剧。他们心中原始的崇高的理想和现实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冲突。雷震也是这样,他从蒋宠信的国民党高官,一下被拉到军事法庭审判,最不讲理的是他当时是个老百姓不是军人,放到军事法庭审判,就不能有辩护。蒋下了手令,判刑不能少于十年。他们这种悲剧啊,都是由于头脑清醒,始终坚持自己的价值观,这一点上两人是共通的。

  第五,他们这种悲剧还是相互交织的,因为丁惟汾,牟宜之在共产党里的使用受到很大影响,本来是正局,49年后一下弄成个副局,组织部门对他不信任。你看丁惟汾的遭遇也是这样,虽然去世后给他极度哀荣,蒋介石、蒋经国都去扶灵,但蒋从骨子里还是不信任他。

  国共之间悲剧的交织一直贯穿其中,我看了这两本书,国共两党这些人有共同的思想和经历,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精神资源——中国儒家传统文化。虽然在不同阵营中为自己不同的利益而奋斗,但是这个传统文化不管雷震在台湾还是牟宜之在大陆,接受的东西是共同的,治国平天下这种抱负,对仁义的追求,孔孟之道,血液里的这种DNA还是非常深刻的。我们从精神资源这个角度去看的话,这些人在骨子里,虽然那边有三民主义,这边有共产主义,但是真正能塑造他们精神品德的还是儒家传统文化带来的东西。郑板桥说“疑是民间疾苦声,一枝一叶总关情”,听到秋风竹叶就觉得是民间疾苦声,这与牟宜之看到别人吃报纸受到巨大的精神刺激,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士大夫关心民众,有为民请命的情怀,他看到民众处于这样一个极端的状态而特权阶层却生活得很好,心里很难受。当然,他们两人也有不同的地方,雷震的反思更多地趋向于政治层面,民主自由,他接受胡适的思想,牟先生还是在共产党大陆,用诗歌当做反抗的武器。

  另外一个问题是历史观,现在有两种历史观,一种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种是马克斯·韦伯的历史观。我们有些东西是没有系统地清算的。延安有两个东西到今天我们都没有动,一个是毛泽东文艺座谈会讲话,确定了文艺左倾路线,没有清算。第二个,当年范文澜执笔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个收进“毛选”,算毛的著作,范为什么写这个东西呢?因为黄敬、范谨两口子到延安以后,范文澜沿着这条路攀上了毛,毛叫他写一个历史的稿子,结果他这个唯物史观的概念一直到今天还是我们的一个桎梏。它强调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这两个基调一确定便颠覆了整个中国的历史。举个例子,太平天国是破坏生产力的罪魁祸首,导致中国贫穷动乱,走向毁灭。我做山西票号史的时候发现,山西票号的失败就是因为太平天国起来了,本来从山西到沿海的汇兑是一个庞大的金融体系,太平军占领湖南、江苏后,全崩溃了。太平军所到之处烧杀淫掳,抢银子,烧票子。山西票号、近代金融业,可以说都是毁于太平天国。我一看到这个就非常吃惊,我一直觉得太平天国是农民起义呀,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呀,因为我们今天还是这种记述历史的方式。所以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这些人物全归于负面。但如果以韦伯的观点来看,辛亥革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线,而不是什么太平天国、义和团。这完全是颠覆的。我们没有清算源头,非常重要的是历史观没有清理。今天我们写到每一个历史任务的时候,我们遇到的第一个矛盾就是历史观绕不过去。我跟马勇说我们这一代的责任是重读近代史,重读的前提是得有人去重写。你把今天高中课本拿来看一下,还是那种非常腐烂的学说和腔调。所以我觉得需要范泓这样的作家,需要清秋子这样的作家重新来写历史。首先要还原真实的历史,要用正确的历史观重新书写近代史。

  清秋子: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萦绕在心头的是《巨流河》。两岸的对应,一代人的命运非常相似,不论投入哪个阵营,你只要是传承了中国士大夫文化的理念,你的命运就很相似;你只要是个正直的人,你的命运就很相似。现在不应再过多地纠缠意识形态,否则我们跟那些人就一样了,眼光应该放远一点儿。我甚至怀疑牟宜之先生是一个生错了时代的古人,从更长远的历史看,你不要看100年,你从1000年来看,无论到哪个时代都有这种士大夫式的人。

  陈浩武:我讲一个你们山东的故事。当年朱棣打到南京,要灭建文帝,并没有多少有效的抵抗,唯一殊死抵抗的是山东济南的铁玄。我到大明湖看铁公祠非常感慨,铁玄为了忠于朝廷,视朱棣为反叛,因为他推翻合法皇帝,属于僭越,所以坚决抵抗他。明成祖对铁玄惩罚非常重,打得皮破血流,上大殿时他背对着皇帝,他说你不值得我面对你,成祖愤怒了,把他下油锅煮,从油锅里再拖出来已经骨烂肉枯了,那尸体突然一跳还是背对成祖,这可能有传说的成分。但后来最悲惨的是,他的两个女儿都被送到了春柳号,很多无耻文人不仅不同情,还特意去嫖,要尝尝尚书的女儿什么味道,这就是历史。我觉得从铁公到东林党人一直往后,这个民族有一个生生不息的东西代代相传,就是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正义感。这种灵魂,包括牟先生,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反骨,我就是不能接受你这个东西,凭我知识分子这种人格,士可杀不可辱,这就是我的理念和我生命的价值,最后献身也在所不惜。

  清秋子:跟广丰认识了17年,交往是很淡的,他认识我时我没有社会角色,是北漂。这几年才知道他父亲。但是在接触这些史料之前也没有很重视,无非就是一个老革命么,但我认真研究之后就很惊讶:居然还有这样的老革命。他在我们这一代人,更不要说更年轻的人中都被屏蔽掉了。真实的历史发生了什么?真实的人物是怎样的精神风貌我们完全不知道,完全被格式化了,成了陈词滥调。你宣传100遍没有用,感动不了任何人。我尽我所能还原了这段历史。我发现红二代他们很激动,他们多少还了解一点儿他们的父辈。我尽量用细节来描述那代人,没有全盘肯定,凡是他的缺点,所谓的历史局限性我都有所涉及,我只是不加评价。我的感觉跟陈浩武先生是一样的,一定要还原历史,让年轻人知道那段历史是怎么发生的,我们才可能避免重复犯错误。

  牟广丰:现在有人想把反右、三年灾害、文革屏蔽掉,可见正视历史是个非常难的事。刚才用了“还原”两个字,我认为必须得有什么呢?叫“再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你不能总是成王败寇式思维,该是本纪就本纪,该是世家就世家,该是列传就列传,你特意要屏蔽一些东西,根据现在的情况否定以前的东西,都不是真实地记载历史。

  清秋子:你把整个一段历史说成完全黑暗的,不要了,那么你的后代也会评价你的作为,一样的,已经有过一轮。牟先生那代人中肯定有人认为什么中华民国、封建社会可以统统不要了,时间从现在开始,后来的人也会否定现在的努力。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厌恶自己的历史。美国两百年历史,它把点点滴滴都生动地展现,很珍视,而中国只是炫耀它成功的地方,不提它做错的东西。

  叶匡政:今天的这种争议,未来还可能会大量发生,为什么呢?因为即使我们到了民主社会,如何看中共历史,如何看这些中共党员的历史,怎样评价他们,我相信未来还会有一个巨大的争议,因为现在所有的争议都被压制了,人们无法评论。我觉得这本书算是开了个头。

  我首先谈谈牟宜之的诗人身份。我是写新诗的,对古体诗了解不深,但牟先生的诗显然摆脱了那种“老干部体”,有中国古诗的风韵。中国人一直有诗史观,把诗看作历史的第二次生命,杜甫、苏轼他们是不需要写传记的,只要把他的诗按编年排好,就是他个人的历史,也是时代的历史,治乱盛衰、悲欢离合全在诗里面了。我一直认为,除了历史学家,其实还有一群诗人也在书写历史,这个历史更真实、更生动。因为历史学家关注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帝王史,而诗人眼中的历史就不会对个体生命删繁就简,也不会使用虚假空洞的官方话语,不会忽略被伤害的失败者的命运。比如,对那个时代来说,牟宜之先生可能是个失败者,但是他的诗展示了一个失败者的内心情怀,即使他为中共做的那些事被后人认为是应该否定的,但是他在文革后期所作的反思包括诗中饱含的情感,我相信再过多少年,即使整个中共的历史都被换了一种定论,他的这些情感仍然是有温度的,对后人是有启发的。

  把诗作为历史的第二生命,这种意识在今天的诗人中已变得淡漠了,但在中国古代一直是这样,它不同于那些盲目乐观的官方话语,也区别于所谓宏大叙事的历史学,在牟先生这种充满良知的反思和凝视之中,所有的受难其实都是一种复活,因为诗的存在,会转变为一种更大的善,所以诗歌历来被认为是保存人类追求自由的意识,当诗人无法在现实中让自己的意志得以伸张时,他会用诗歌的形式保存自己内心的意志。牟宜之似乎是在写个人内心活动,但他代表了一种无法言说的追求自由的心声,很多知识分子可能不会写诗,却也经受了这种损害,他成为了他们的代言者,代言了那些无法言说的人和那些经历过这种历史悲怆的人。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这样一个具有诗人情怀、有历史意识、知识丰富、几乎认识《康熙字典》所有的字的人,会成为一个革命者,会成为一个我们今天谈起来可能会重新审视的革命者。他为什么会参与那场暴力革命,这是我们应该仔细研究的。这个问题当年迷惑过很多人。上世纪20年代末,罗曼·罗兰和纪德受高尔基邀请去苏联,斯大林接见了他们,1931年,罗曼·罗兰生病时甘地去看他,他说苏联是人类未来的希望,并让主张非暴力的甘地向苏联学习支持暴力革命,甘地当即反对,提了几个理由,甘地的非暴力革命一直讲究目的和手段的纯洁性,就是我不能用一个非纯洁的手段达到一个纯洁的目的。他认为苏联这种暴力革命必然会把一个国家变成集中营,用暴力对待敌人,最终也会用暴力对待自己的民众,当时他就说了这个话。罗曼·罗兰显然没有甘地的意识,但我们也不能说甘地就是先知。其实,中共从1930年杀AB团开始,他的极权本质就开始暴露了,一直到延安整风,再到刚才说的文艺座谈会讲话,只是一步步地越收越紧。当下中国发生的很多事仍然犯的是这个错误。为什么罗曼·罗兰这样知识很丰富的人,仍会认为苏联是未来的希望,而甘地就明确地认识到苏联是未来的地狱,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我认为,这大概是因为文人在政治学常识上的欠缺。

  阿伦特曾对比了两种革命,即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她认为,所有革命的原初动力都是追求自由,希望创新社会制度,但为什么有些革命走上了正路,比如美国,而有些革命走上了歧途,像苏联、古巴、中国。正所谓“以剑得来的必将因为剑丧失”。

  革命为什么会变质?中共当年很多诉求其实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我们的诉求。但为什么无数人都没有意识到它会向歧路发展?最后对待敌人的剑指向了自己人。阿伦特对此有深刻的分析:一开始人们争取的是宪政、自由这样一些政治问题。到革命中途,慢慢变成对社会问题的诉求,贫富不均,大家要求平等地把那些有钱人的财富掠夺过来,革命的变质,是因为把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混淆了,用对社会问题的诉求、政党利益取代了对政治问题的诉求,最后,宪政、自由、法治这类问题反而被搁置起来了。美国开始宪政时就很明确,那时她还是奴隶制,妇女没有投票权,黑人也没有投票权,但它首先解决的是政治架构问题,就是宪政的架构,只要有投票权的民众,都可自由参与到公共事务当中,可以自由发言。把这个政治问题作为首要问题解决后,再逐渐解决诸如种族问题、妇女投票权问题等。美国并没有一开始就把这些社会问题作为主要问题提出来。对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混淆,是一代革命者让革命走上歧途的重要原因。所有的革命都有缺陷,我们衡量革命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志,是要看它能否创造和扩展人的政治自由空间。革命失败了不可怕,可怕的是革命的畸型,这不仅会败坏我们对革命的理解,甚至会让人们反感和排斥一切革命。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需要革命。革命,从本质上讲是人类对自由的实践,它的目标就是寻求免于压制的自由,以及与自由相适应的制度。

  一些知识分子在进入极权体制后,最坏者可以爬到权力的顶峰,并始终以权力作为最高目标。即使要解决社会平等问题,它也是以极权的方式来解决的,他们把一些人视为阶级敌人,而真正具有进步意识的革命不是以一种专制代替另一种专制,它一定是让越来越多的民众参加到政治生活中,中共不是这样,它是用一种权力代替另一种权力,用一个阶层的专政代替另一个阶层的专政,夺取权力成为革命的主要目标。所有知识分子、所有有独立人格、独立思想的人在这种体制中只会越来越边缘化,这是必然的。到现在仍然是这样,只要敢于讲真话,只要敢于对意识形态表达不满很快就会被边缘化,不只是牟宜之那个年代,只要是极权体制永远是这样,所有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会被排斥。

  孔子最大的贡献是确立了一个道统,一个公共精神的系统。他给知识分子创立道统,与君王的政统抗衡,所有有古典情怀的知识分子至少在内心是尊重这个真理系统人,可能他没用直接的手段来抗衡,但是他会用诗歌、用写文章来表达观点。

  中国革命为什么会混淆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因为中国历代革命都是这样的,从汤武开始,革命的合法性就一直建立在让贫苦人获得财富的基础上。儒家刀是有革命精神的,中国历代也有革命的事实,但儒家所言革命,多是指改朝换代,对政治制度的根本改变论述极少。中国历代革命都没有把争取所有民众的政治空间作为目标,中国人认为的“有道”,也不是给民众以执政的合法性,让他们投票实行宪政,而是认为只要让穷人吃上饭,让社会基本维持平均状态就具备了合法性。它对权力合法性的认知,更多的是大多数民众能不能活下去,或活得好一些。今天很多政治诉求仍然是这样的,仍然把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混为一谈,强调社会问题的人可能变成了左派,他其实也希望变革、希望创新,但是他的方向并不是让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公共生活中自由讲话、发表观点。

  牟先生应该说是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标本,他出现的错误认知很多人都有,他的反思很多人也有,他经历的苦难也是很多人经历过的,如果有一天我们进入民主社会,对过去的历史应当像南非的图图大主教成立“宽恕与和解委员会”那样,无论是谁,只要对历史、对人民有罪或犯过错误,都要把真相说清,公开请求宽恕,只有这样,才能以国家政治与公民心灵进行一次伟大的重构。牟宜之是受难者,没有这样一本书,他所有的经历可能就白白流失了,中国人对待历史就像人一样,总把自己的隐私藏起来,展示的都是所谓骄傲的部分,丑恶的部分都藏了起来,这个时代为什么缺少怜悯和良知,因为当你没有经历过苦难,又没有对历史的反思,你就无法知道那些受难人的痛苦,民众就变得麻木。大量的历史灾难被遮蔽了,好像把苦难掩盖掉就能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其实不是的,对苦难的历史、对受难者关注得越多,民众对不能再受苦的诉求就会越强烈,否则一旦出现灾难,很多人仍然会成为这种苦难的同谋者,甚至制造者。所以,反思仍是非常必要的。

  牟广丰:我谈一下历史观的问题。我原来一直关心自然观,因为我搞环保,历史观是人与人的关系,但由于人与人的关系没处理好,导致人和自然的关系也处理不好。你对同类都不能善待,你怎么能善待异类,怎么能善待自然?对待自然,主流意识形态存在大问题,他们认为,社会生产力就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所谓战天斗地,改天换地。总说抗震救灾,地震你怎么抗呀?总跟天地过不去。崇敬天地的传统没有了。这个源于历史观,什么样的历史观导致什么样的自然观。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有个朋友给我做了新的解释,他说:主义已经没有了,历史也被屏蔽了,就剩下唯物了,唯利益呀,理想信念都不讲了;什么叫辩证?就是为执政者辩解,谁执政我就为谁辩,而且总有那么些人他永远有理,永远走红。

  所谓“国士”,老先生们有个定义:毁家纾难,为国为民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周孝正说是平时不流汗,关键时候得流血;张维迎说得有意思,世上有两种人,一种为利益而活,一种为信念而活,为信念活着的人堪称为“士”。现在的“士”为什么越来越少呢?为什么千百年传下来的士大夫精神成了稀缺资源呢?我认为和这个体制有很大关系,在古代甭管多大的官,只要不是皇上,退下来必须告老还乡,你把你的担当,你多年奋斗的精神带回家乡,世代耕读,平等竞争。王康先生给牟宜之纪念馆送去的字:“大道如天任我行”,很有我父亲1929年写“海阔凭鱼跃,天高任我行”时的感觉,结果70多年过去了,“大道如天任我行”变成“大道如天空自云,世路从来乱纷纷”,否定了自己,“人情险似潮头水,世味薄如蝉翼纱”。这七十年都在这两句诗里了。“少年颇负倜傥名,略触谈锋举座惊”。70年后,这就是一个轮回,这里大有探索的空间。遗憾的是现在都不如古希腊,古希腊还承认悲剧英雄呢,这个断裂非常可悲。

  陈浩武:但是我相信没有断,有传承,其实就在你我心中,你看吧,因为历史不会走到今天就完了,只是有时低谷,有时高潮,“大道废,有人议”。

  牟广丰:我的动机是什么呢?就是孝子贤孙论。小时候跟我爸爸学习,等于上了私塾,发蒙,背唐诗宋词、“古文观止”,三四岁就永远记住了50篇古文,文化大革命时,他让我重点背“讨武盟檄”。

  批斗他时造反派让我划清界线,我小声嘟囔,跟谁划清界限也不和我爸划清界限,结果让人听见汇报了,说我要跟毛主席划清界线,这下麻烦了,大家都叫我资产阶级右派的“孝子贤孙”,后来我发现“孝子贤孙”原来是中国最好的一个词,承蒙那个疯狂的时代给了我这么一顶帽子。哎,既然你们封我“孝子贤孙”,我就不能辜负了这个称谓,这么多年的动力就是来自于这儿,我还要继续努力下去。

  叶匡政:西方认为人的生命来自于神,他们过圣诞节、复活节,中国人认为生命的神圣来自祖先,家族和血缘的力量能增进一个人对生命神圣感的认知,也就是常说的孝子贤孙。过去很多人不愿意作恶,维持血脉的神圣和纯洁,成为维系一个人的主要道德力量,他怕祸及子孙,怕影响祖先的名声,这个力量在当代社会也被破坏掉了,孔子说“子为父隐“,在西方并不要求亲人举证,保护亲人之间的伦常是保护正义的前提,孔子所说的,其实就是保护了社会的法律秩序。

  中国历史所有被树为人神的都是失败者,从孔子到关公、诸葛亮,凡是历史上有极大人格魅力的人往往是失败者。民间史观跟官方史观不太一样,失败者往往有很高的地位,所以知识分子不怕失败,范仲淹三上三下仍然坚持。知识分子认为我写了个谏书被贬了,意味着我在历史上会有地位,所谓“留取丹心照汗青”。现在官场上、民间都是成王败寇逻辑,这和环境污染是一样的,你用一百年都很难扭转过来。一个没有宗教信仰、哲学基础的民族是很恐怖的。它只认权和钱,有些人挣了点钱突然不知道该干什么了,因为没有生命的神圣感,没有光宗耀祖的意识,更没有为神创造财富的意识。

  清秋子:叶先生提了道统,这是我写作时想过的,为什么民国初年那么多有作为的青年学子会投入社会革命。除了民族危亡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是新的道统没有形成,它和统治阶级既有抗衡,又有配合的一面,它和政治体制是吻合的,不会独立存在。原先的政体破坏掉了,但没有建立新的道统,没有完善的科举机制,一代青年就鄙视它了。你不能拿现在和那时候比,现在完善了,公务员对青年人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因为它配套的什么东西都有。而那时科举结束,人们很迷茫,所以从毛泽东到牟宜之,“粪土当年万户侯”,没有功名利禄概念,这样才有大批人加入到革命中来,他们觉得你这个民国不正规,我要搞一个正规的东西出来。这样知识分子就分化了,有些就不为这个体制服务了。

  第二,民国以来的政治场合中,党派斗争激烈,历史上罕见,历史上这种党争多出现在王朝末年,但民国一开始就有,很不幸。然后武力解决问题,谁打胜了谁的路线就正确了,就推行下来,这个过程中大量精英损耗,党内争斗相当厉害,国民党败亡跟它内部派系斗争很有关系,共产党49年以后的路线斗争到现在都没结束。

  第三,我想大变革前的人们应该是幸福的,不是痛苦的,他们的目标很单纯,只要实现了目标,幸福就来了。我们当知青时只有一个目标:回城。以为只要回城,一切人生目的就都实现了,真的实现了吗?80%没实现,但是我在农村那段是幸福的,因为我人生目标非常简单,包括戊戌变法的士大夫他们也幸福,觉得只要维新成功一切就都好了,岂知后来的灾难绵绵不绝,根本想不到。我们是不是也处在这么一个状态下?

  牟公那一代人想法很简单,后来他进行痛苦思考,命运也遭了磨难,我们会不会也是这样?有变革要求的人其实很幸福,我从几次讨论会上体会到的情绪和我在边远地区接触到的有自由民主主张的人很不同,我发现事情恐怕不那么简单。章诒和说如今奔走豪门的自由民主派为数不少,另外主张自由民主的人照样在干着贪官污吏的事情,人格分裂得很厉害。如果不知道那一面,他和你们是同气相求的一群人,政治理念是一致的。

  我想牟老先生的悲剧今后是不是还等待着我们这样一群人?他们没解决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能解决?把一切寄托在变革上,变革以后会什么样?是不是皆大欢喜了?这种想法他们那代人是不是也存在过?他们很愚昧吗?

  陈浩武:我想问你一个问题,牟宜之的反思到了一个什么度?

  清秋子:马勇先生也问过我这个反思程度的问题,牟先生光有诗,理论表达尚不充分。

  牟广丰:他的表达形式就是诗,当时有些好朋友劝他把诗戒了,别惹事,他说烟能戒,诗实在戒不了。

  叶匡政:我认为对牟宜之的定位应该是“被中共哄骗的古典中国人”,而不是古典共产党人,古典共产党人这种叫法会引起很多人的反感。有古典共产党人吗?

  陈浩武:或者叫“没有被完全改变的古典中国人”。

  共识网  2013-07-06


1 則留言:

  1. 凡是能贱活过反右和文革的人都不该称为“国士”。同样,凡是在64血腥屠杀后,照样能够吃香喝辣,谈笑风生,舞文弄墨,风花雪月,品茶论酒,装聋作哑,顾左右而言他的人也不都能称作“知识分子”。49年后如鉄玄,方孝孺般的“国士”必当存有,只不过被消灭在黑暗中不彰显而已,林昭,张志新可能也只是偶然被披露了的。所谓“国士”,应该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具有坚定的正义感,道德感和善恶分明的人文理念,不附势分利,不阿谀趋奉,高压下,可以沉默,却不能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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