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上皇的命运自宋朝开始发生深刻的戏剧性转折

漫谈中国历史上的“太上皇”（下）


　　李隆基vs李亨

　　像李隆基这样的一代雄主，无论作为他的父亲，还是继承人，都很难说是什么幸事。对于唐肃宗李亨而言，太子时代的经历比噩梦也好不了多少，战战兢兢地过着随时可能大祸临头的日子。事实上，李亨之前的太子李瑛就在一场被陷害的宫廷政变中，与两个弟弟同时被杀。一日杀三子，这就是李隆基，他不会对任何一个皇权挑战者手下留情，这似乎也是千古一帝们的共同禀赋，汉武帝唐太宗清太祖清圣祖概莫如外，或斩杀，或圈禁。

　　像李亨这样在恐惧与阴郁中成长起来的太子，你很难指望他还跟你讲什么父子人伦，这本就是“太上皇”自己造下的孽。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渔阳鼙鼓动地来”，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六月，李隆基在逃出长安途经马嵬驿时，发生了著名的“马嵬之变”，玄宗在绝境之下只得赐死杨玉环。李亨在马嵬之变中的作用非常可疑，尽管在史书中查无实据，但很有理由将他视为幕后操纵者之一。仅隔一个月(756年七月)，此前已与父皇分道扬镳的李亨便在灵武自行宣布登基，尊李隆基为“太上皇”。当天，就派使者赴四川向新任“太上皇”通报。

　　无从得知李隆基在获悉被“太上皇”之后的反应，正史中的记载如同被审稿部门阉了几道，唯一可见的记录是李隆基很识时务的乖乖地转任“太上皇”，在诏书中留下了耐人寻味的一句话：“待克服两京，朕当怡神姑射，偃息大庭。”可以这样理解，皇帝如果不能从安禄山手中收复京城，就不能说他很够格，“太上皇”就不一定要安于养老了。

　　不得不说一个很唏嘘的小插曲。四十四年前，中书舍人贾曾为睿宗作传位册文；四十四年后，为玄宗做传位册文的则是同为中书舍人的贾曾之子贾至。玄宗此时不胜感叹的贾至说：“二朝盛典，出卿父子之手，实为难事。”贾至俯伏殿前，泣不成声。

　　不过，李亨的运气着实不错，当上皇帝之后的第二年(757年)，就将之前看似亡国有期的战争局面完全扭转了过来，这年九月，郭子仪便已收复了长安和洛阳。李亨随即都派人到四川迎“太上皇”回长安，此时的李亨多半是踌躇满志，迫不及待的想告诉当年那个令他高山仰止的开元天子，父皇丢掉的京城，儿子帮您拿回来了。

　　这年十二月，父子在咸阳劫后重逢。《资治通鉴》对这一重逢描写的格外煽情：李隆基看见儿子之后就抱着他痛哭，李亨则是抱着父皇的腿，哭得不能自已(“上皇降楼，抚上而泣，上捧上皇足，呜咽不自胜”)。李隆基此时也兑现了他当年的诺言，拿着一件黄袍，亲自要为儿子穿上，李亨当时的反应是便磕头便拒绝，表示自己要做回太子，还政父皇。搞了一辈子政治，且也和自己父亲玩过这一套的唐玄宗当然不会当真，对李亨说：“天数、人心皆归于汝，朕只要能安享晚年，就算你孝顺了。”“太上皇”此时显然话中有话，李亨自然也就表决心接受了。

　　快到长安，父子情更是奔泻得一发不可收拾：李隆基进膳，李亨先尝；李隆基坐车，李亨亲自驾车。此情此景之下，“太上皇”发出感叹：我做了五十年皇帝，没觉得怎么风光；今天做了天子的父亲，才觉得风光无限啊。李隆基这话，听一半就够了，经历了安史之乱的李隆基此时应试心灰意冷，对皇权再无奢望，只求风光安逸的度过晚年；但在另一方面，他这些略显夸张的表态显然都是说给皇帝听的，极力显示自己对“太上皇”之位的喜爱与享受，让儿子安心，免生猜忌之心。

　　李隆基回长安后很知趣的将皇宫让了出来，自己住回当年做太子时住的兴庆宫。平心而论，李隆基此时的“太上皇”生活正如他当初设想的那样，不问朝政但却怡然自得。因为兴庆宫毗邻街市，“太上皇”还经常可以与民同乐，每当他在临街的场庆楼上出现之时，总会有长安父老顶礼膜拜高呼万岁，李隆基因此还经常吩咐宫人在楼下当街设宴款待父老。不仅如此，“太上皇”还经常邀请当年的旧臣近臣到公众设宴款待，把酒言欢，重温开元遗事。

　　最让李隆基晚年大慰的是两件事。一件是有很多最信赖最亲近的人随侍在左右：最亲的太监高力士，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女儿玉真公主、宫女如仙媛、还有那些奉他为祖师爷的梨园弟子；另一件是天伦之乐，尽管与儿子关系微妙，但用赵翼的话来说是“一堂有五天子”，儿子肃宗，孙子代宗，曾孙德宗，重孙顺宗均在他左右，五世同堂，无论在民间还是皇家，这都是人间极乐。

　　如果故事在此收尾，李隆基的“太上皇”生活将堪称完美。然而，在过了两年多的好日子之后，一个叫李辅国的大太监的出现让这一切戛然而止。

　　李辅国是肃宗最器重的大太监，权倾朝野，但偏偏老资格的高力士和陈玄礼完全不鸟他。怀恨在心的李辅国于是就跑到肃宗哪里告黑状说：“太上皇”住在兴庆宫，整日与外面大臣交往甚欢，尤其是高力士和陈玄礼这两人，他们很可能在密谋推翻陛下。现在我们当年那些和陛下在灵武起兵的将士们，都觉得很不安。

　　据《资治通鉴》的说法，肃宗听后大哭，表示绝不相信“太上皇”有异心。李辅国此时使出了历史上的又一经典桥段，对肃宗说：“太上皇”固然不会，但他身边那些小人就很难说了，“陛下为天下主，当为社稷大计，消乱于未萌，岂得徇匹夫之孝”。在我看来，这就和港片里的那句名言一样好笑：“我虽然不想杀你，但我不能保证我的枪不走火。”

　　接下去，李辅国看肃宗没有明确反对，就直接兵谏了，760年七月，李辅国矫诏以肃宗的名义邀请“太上皇”到西内游玩，然后带领着五百刀斧手在路上包围玄宗一行，说皇帝认为兴庆宫太潮湿，派他来帮“太上皇”搬家，“太上皇”惊吓之下当时差点从马上摔下来。


　　尽管暗战不断，但如这样赤裸裸的兵谏，在“太上皇”史上可谓是空前绝后。《资治通鉴》在这一段还是给李隆基留了不少面子，说什么五百刀斧手之后被皇威震慑住，收起兵器没敢胡来，李辅国也气焰大减。但我只想强调一下结果，李隆基最终还是搬了家，临走前甩下一句漂亮话：这是我的龙兴之地，我早就想搬了，只不过皇帝一直不愿意，现在正好遂了我的愿。

　　《资治通鉴》给李亨留的面子更大，一是说李亨对这次兵谏不知情，李辅国是“矫诏”——永恒的理由，坏事都是别人干的；二是说肃宗后来迫于所谓灵武起兵的众将压力，勉强同意了“太上皇”的搬家。你信么？反正我是不信。对此，李隆基对高力士说的话最有说服力：“吾儿为辅国所惑，不得终孝矣”。看清楚了吧，是“惑”，不是“矫”。

　　对李隆基打击最大的是，在被迫迁居之后，他晚年最亲近的那几个人——高力士，陈玄礼和玉真公主等也都被扫荡一空，高力士还惨遭流放，这一次，可就连“矫诏”的理由都没有了。之后，李亨又重新选了一百多个宫人放在“太上皇”身边，“太上皇”已成孤家寡人。

　　在“太上皇”最后的两年的生活中，可能是李亨心中有愧，“四方所献珍异，先荐上皇”。然后，李隆基此时已是万念俱灰，先是断了荤腥，只进素食，后来干脆宣布“辟谷”，身体每况愈下。

　　据《明皇杂录》的说法，李隆基的最后岁月中常轻吟据说是李白的《傀儡》一诗“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须臾弄罢寂无事，还似人生一梦中。”

　　还是用一个深入人心的说法作一结尾吧，这配得上玄宗的一生。根据《长恨歌》的叙述，带着对杨玉环深深的怀念，762年四月，“太上皇”在孤寂中死去，享年七十八。

　　又十三天，唐肃宗李亨驾崩。


　　3.太上皇要逆袭

　　在经历了唐朝那不堪回首的“裸退时代”之后（详情请见《太上皇不高兴》），太上皇的命运自宋朝开始发生了深刻而戏剧性的转折。

　　宋明清三朝共出了6位太上皇，与唐朝流行的“逼宫”相比，这些太上皇的退位以自愿居多，完全缺乏如“玄武门之变”和“马嵬之变”这样的宫斗大场面；除国破家亡的宋徽宗和精神崩溃的宋光宗之外，这一时代的太上皇退休生活也来得惬意得多，不仅不用看皇帝脸色更别说要过软禁生活，而且权力多凌驾于皇帝之上，在政治生活上往往是典型的“退而不休”。

　　按说明英宗的太上皇生活并不如意，也曾形同软禁，但他却在任上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伟大“逆袭”，重新上岗，为这一时代的太上皇光辉岁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连出四个太上皇

　　中国历史上太上皇最为密集的年代就发生于宋朝。从宋高宗赵构开始，到宋孝宗赵眘，再到宋光宗赵惇，连续三任皇帝都坐了太上皇，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朝内禅”。如果考虑到宋徽宗赵佶是宋高宗的父亲，说宋朝连续出了四个太上皇也算靠谱。

　　虽说顶着个艺术家的称号，但宋徽宗的退位绝不是什么淡薄权位，而是典型的临阵脱逃。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金兵在灭辽后大举南下，宋徽宗眼见不妙，便决定南逃东南避祸，他的本意是让太子赵桓监国替他留守开封，但朝中士大夫们却不干了，你皇帝逃可以，留太子做替死鬼也可以，但必须传位太子才能走。一心南逃的宋徽宗见状也很痛快，便于当月月底发过罪己诏之后，传位钦宗赵桓。当时才四十三岁的宋徽宗还承诺“裸退”，绝不做一个干涉朝政的太上皇。

　　但谁知道，当太上皇安全跑到东南之后，保命已不是第一要务，便又产生对权位的贪恋之心。在徽宗身边，聚集了当年身边的众多重臣，他便也在东南开始又发起了“圣旨”，不许东南各地驻军开赴开封勤王，连物资也搞起了“禁运”。很难说，徽宗当时是不是产生了“划江而治”，在东南另立小朝廷的想法。

　　一开始，宋钦宗还实在没有精力去对付太上皇，忙于应付金兵围城的燃眉之急。但在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金军撤离开封以后，宋钦宗便迫不及待的对太上皇出手了。此时的复杂情况，用当时著名的太学生陈东的话来说就是“江浙之变，萧墙之祸，不可不虑。”显然，对于宋钦宗而言，攘外是必先安内的。

　　宋钦宗的对策是，尽快将太上皇从东南迁回开封，免得有另立中央的风险。在儿子的压力之下，特别是此前饱受“花石纲”之苦的东南对于这位太上皇也民怨极大，宋徽宗在四月还是被迫回到了开封。

　　让太上皇没想到的是，他这次一回，立即就进入了被软禁状态。钦宗听从了大臣耿南仲“尽屏道君左右内侍”的建议，将徽宗身边的宦官被清洗一空，都换上了钦宗的人，若干年后，甚至连宋高宗都愤愤断言：耿南仲“离间两宫，其罪甚大”。对此，《宋史·钦宗本纪》倒是玩起了春秋笔法，隐晦的说了一句“令提举官日具太上皇帝起居平安以闻”。

　　被软禁之初，太上皇和皇帝尚有书信往来，写信时往往语带讽刺的“自称老拙，谓上为陛下”。但在这年十月的太上皇44岁生日宴会上，双方的矛盾彻底爆发。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太上皇“满饮，乃复斟一杯以劝上。而大臣有蹑上之足者。”说白了就是，大臣担心太上皇给皇帝喝的是毒酒，劝告皇帝别喝，于是，钦宗“坚辞，不敢饮而退”，徽宗“号哭入宫”。


　　正当宋钦宗将“攘外必先安内”进行的如火如荼之时，金兵在此时兵临城下，这对父子的“靖康内讧”以双双成为亡国被俘之君而告终。据记载，父子相见于金营，先是“号泣久之”，徽宗之后便斥责钦宗：“汝听老父之言，不遭今日之祸。”最没品的是，徽宗竟然上书金军统帅“撇清”自己的责任，声称自己早就不干预朝政，之后金国与宋朝的不愉快和自己没有关系。

　　令人唏嘘的是，在悲惨的战俘生涯中，在失去了皇权的诱惑之后，这对父子终于重归于好，像普通父子那样相依为命。一次不堪凌辱的徽宗准备悬梁自尽，为钦宗所救，父子抱头痛哭；数年后当徽宗死后，金人将徽宗尸首架到石坑上焚烧，烧到半焦烂时，用水灭火，将尸体扔到坑中，据说，如此可使坑里的水做灯油。钦宗悲伤至极，也要跳入坑中陪葬，但被人拉住，而理由仅仅是——活人跳入坑中后水就不能做灯油用了。

　　我猜，当太上皇去世的那一刹那，他心中最恨的儿子早已不是当年和他斗得你死我活的钦宗，而是那个始终不肯“迎二帝”带他回家的儿子赵构。

　　赵构，后来也做了太上皇。赵构这个太上皇最为特殊的是，他传位的人竟然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原因也挺龌龊，某次赵构在扬州行床笫之欢的的时候，突然听到了金兵奔袭的消息，从此惊吓得丧失了作为一个男人的资格。

　　虽说不是传位儿子，但赵构退位却堪称毫不恋栈，让后世的史家捧上了天，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就将这次退位视为千古所未有的和谐。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六月，高宗禅位于孝宗，难得的是，高宗在禅位仪式不仅没放话说以后仍要“抓大事”，还自我批评称“朕在位失德甚多，更赖卿等掩覆”，完全一副卸了担子如释重负的模样。

　　赵构退位后，和寒窗十年的中学生上了大学后的放羊没什么区别，完全是享乐主义当头。他玩得一点都不比父亲徽宗的“花石纲”小，一出手就是大手笔，将西湖水引入退居的德寿宫内，主打人造西湖；每月光零花钱四万贯，过生日时还让孝宗奉上重金作为厚礼；最不像话的是，太上皇还做起了“寻租”和偷税的生意，他从孝宗那里要来了“免税权”，然后高价向外卖出，最后闹到连拉粪船也都插上德寿宫的旗帜，荣登当时最流行的政治笑话之一。

　　从这个角度来说，宋孝宗和太上皇的关系简直是一种“岁币”关系，就像宋朝和辽国金国的关系差不多，你给我钱花，我还你一个平安。

　　虽说宋高宗在退休后忙于享受不太干预朝政，《宋史》也特别称赞孝宗“能尽宫廷之孝”，但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却指出这一切只不过是表象，实际紧张与冲突在日常屡见不鲜，甚至将两人的关系定义为乾隆与嘉庆的关系。先不说余先生是否对宋高宗要求过于苛刻，毕竟高宗与孝宗的关系大体上还是维持的不错的，但余先生有一点肯定没说错，和战大计仍决于太上皇。《四朝闻见录》中就说，孝宗经常向高宗力陈他出兵北伐的建议，一次太上皇终于忍无可忍，明确告诉皇帝：等我百年之后，你再讨论这事吧（“大哥，俟老者百岁后，尔却议之”）。自此，孝宗再也不敢提起北伐这个话题。

　　在我看来，高宗与孝宗关于北伐的分歧与其说是“权力之争”，更不如说是“政见之争”，毕竟，高宗退休后明确要保留的权力也只有“和战”的决策权。对于高宗而言，与金的议和政策或许是长时间的习惯，更可能是他一生功过的关键所在，他不容许继任者有所质疑甚至改道行之。

　　淳熙十四年（1187年）十月，在做了创中国历史之最的二十六年太上皇之后，宋高宗驾崩，享年八十一岁。对于宋孝宗来说，这之后本是他独立执掌整个帝国的难得机遇，但没想到，仅过了一年多（淳熙十六年二月），孝宗便又禅位给儿子宋光宗赵惇，自己也做上了太上皇。

　　宋高宗驾崩后，尚是太子的宋光宗便已蠢蠢欲动，还曾公然发出过“臣发已白”的抱怨，希望父亲效法高宗，早日将皇位传自己。心愿得偿之后，宋光宗却失望的发现，太上皇完全没有彻底交权颐养天年的想法。孝宗退位之初，先是为儿子指定了他自己的近臣周必大任左相，又是要求儿子“一月四朝”，以求借此来间接控制朝中大政。

　　如果说宋光宗自己出面和太上皇暗暗争夺皇权也就罢了，光宗的皇后李凤娘也极力撺掇皇帝和自己的公公作对，一次在立太子的问题上，这位李皇后竟然就干脆自己和太上皇当面吵了起来，惹得孝宗勃然大怒。


　　在这场宫斗即将进入高潮之际，刚即位两年多的宋光宗突然患上了精神病。据余英时先生考证，“我现在可以很负责任地指出，光宗的精神失常主要是孝宗的压力逼出来的”，而在这其中，李皇后与太上皇的交恶直接让光宗陷入了“双面胶”的窘境，对于光宗的病也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得病之后，宋光宗又做了两年多皇帝，期间基本上就断绝了太上皇的来往，任凭大臣用孝道相逼，他就是不去，甚至在太上皇于绍熙五年（1194年）年初患重病后依然如是。这年六月，当传来太上皇驾崩的消息之后，宋光宗竟然拒绝服丧，酒照喝，舞照跳。这下可惹了众怒，要知道，这已是理学的时代，不孝特别是皇家的不孝简直是大逆不道的，当时甚至已有了兵变的征兆，朝野都以为“覆亡祸变，倏忽目前”。

　　在太上皇出殡的前一天，眼见宋光宗已不可能亲自出现主持这一意义重大的仪式，朝中大臣们只得上奏太皇太后吴氏（高宗之妻），紧急推出了光宗的皇子嘉王赵扩，宣布由他继承皇位，从而主持宋孝宗的大丧。宋宁宗赵扩，也由此成为了历史上唯一一个因为没有人主持皇家葬礼，而即位的皇帝。

　　据说当这位资质平庸的嘉王听说了即位的消息之后，吓得绕着殿柱逃避不止，连说“做不得，做不得”，后来在太皇太后的“逼迫”之下，才勉强同意。太皇太后后之后也主持了一场太上皇（宋光宗）缺席、新皇帝勉强的内禅仪式。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宋光宗就这样成为了太上皇，在他不犯精神病的清醒时刻，他始终拒绝接受退位的现实，时而失声痛哭。在痛悔与疯癫的间或之中，太上皇竟然还衣食无忧的活了六年之久。

　　正是由宋宁宗开始，南迈开了走向衰败的第一步。


　　国家囚徒的逆袭

　　如果说宋徽宗是因为担心被俘而南逃成为了太上皇的话，明英宗则是因为被俘而被动（非被迫）成为了太上皇。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三十万明军在土木堡之变中土崩瓦解，明英宗朱祁镇也成为了瓦剌的俘虏。被俘之初，瓦剌感觉奇货可居，带着明英宗在边境招摇撞骗，试图以皇帝的名义诱骗边城投降。

　　明朝那边自然也不甘受制于人，当年九月，孙太后与于谦等朝廷重臣立郕王朱祁钰（英宗的弟弟）为帝，年号景泰，尊英宗为太上皇。朱祁钰上台后的表现也相当不错，即位次月便在于谦的辅助下打赢了北京保卫战，大明王朝也由此转危为安。

　　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朱祁钰对于迎太上皇南归非常不积极，英宗这个人质很久便完全失去了政治意义，再加上，在战俘营中成为太上皇的朱祁镇据说很有些交际能力，竟然和包括也先在内的瓦剌权贵有了相当好的私交，被俘后的次年（1450年），明英宗竟然被也先放回了北京，据说分别时，两人还做泪洒惜别状。

　　一回北京，在瓦剌明为战俘实为贵客的英宗便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囚徒，连个盛大的欢迎仪式都没有便被软禁于东华门外的南宫。封锁一切政治生活倒也罢了，明英宗连基本的日常生活都未得不到保证，由于门窗紧闭，门锁灌铅，吃饭都只能开一个小窗传递，据说由于餐饮标准不高，英宗的钱皇后还不得不做些针线活来贴补家用。景泰帝后来竟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为了避免有人与英宗联系，派人将南宫的树木全部伐光。据《明史》记载，在太上皇的生日以及过年之时，百官们都曾联名要求朝拜太上皇，“皆不许”。

　　朱祁钰登基之时，曾承诺将来传位于英宗之子而不是自己的儿子。但即位四年之后（景泰四年，1453年），朱祁钰便打破了金口玉言，废了英宗长子朱见深的太子位，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但谁料没几年这个儿子还死了。

　　做了七年国家囚徒之后，明英宗突然迎来了命运的转机。虽说朱祁钰为了防范太上皇可谓是机关算尽，但谁料景泰八年正月（1457年），朱祁钰突发重病，大将石亨、大臣徐有贞联合太监曹吉祥随即发动政变，半夜将英宗从南宫带出入皇宫正殿，次日上朝时英宗突然出现宣布复位，群臣在惊骇之中也只得奉旨，史称“夺门之变”。

　　英宗复辟之后，迅速将病中的景泰帝废为回当年的封号郕王，赶到“西内”囚禁了起来。病怒交加的朱祁钰在不久后就一命呜呼，时年仅三十岁。英宗的回应是，将弟弟之前给自己造的“寿陵”直接毁掉，按亲王礼葬在北京西山。一直到成化十一年，当年被朱祁钰废掉的那个太子朱见深即位之后不念旧恶，为叔叔“平反”，才重新恢复了朱祁钰的皇帝之号。

　　朱见深当时的理由是，父皇明英宗生前受奸臣挑拨，之后悔恨不已，没来得及为叔叔平反就驾崩了，现在他只是为了酬父皇未完成之愿而已。


　　嘉庆：毕竟不是光绪

　　对于乾隆这位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太上皇，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给出了一个相当简明的阐释：太上皇与皇帝嘉庆的关系，就好比慈禧与光绪的关系。

　　余先生的比喻可能过于夸张，但以皇权而言，乾隆无疑是历代太上皇中权力最大的，从执政到训政，退位和不退位没有什么差别，嘉庆行使的不过是礼仪上的权力。不过和光绪相比，嘉庆是要幸运得多，一是他从未有过通过宫廷政变而亲政的想法，不然结果一定是被废；二是他活得毕竟比乾隆要久，太上皇驾崩后他终究当了22年的实权帝王，不像光绪和慈禧前脚后脚死，一天乾纲都未独断过。

　　乾隆是个爱面子的帝王，他在即位之初曾发下誓言，最多在位60年，绝不超过皇爷爷康熙的61年。在1796年的正月初一，将六十年之期用得非常充分的乾隆宣布传位十五子嘉庆，在当天的传位仪式上，据说乾隆当时就是不肯将皇帝玉玺交出来，实在是因为不合礼制，最后才悻悻地交了出来。

　　玉玺可以交，权力是不会交的。乾隆让位时就宣布，自己身体康健，经历充沛，仍要送新皇帝一程。一开始乾隆还声称要发扬风格，将养心殿让与儿子，因此还专门修了做宁寿宫给自己，谁知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他一直到死都没从养心殿搬出来。最扯的是，紫禁城内继续使用“乾隆”的年号，“嘉庆”的年号只对外不对内。

　　关于乾隆的太上皇生活，我们实在是太过熟悉无甚可说了，平日里流传最广的就是和珅利用太上皇口齿不清实际上把持了朝政，让嘉庆怀恨于心，等乾隆驾崩后，就有了“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孟森在《清史讲义》中记录了一则有趣的段子，说和珅为了讨好嘉庆，也经常将太上皇的旨意拿去汇报给嘉庆，谁知嘉庆根本不接招，自称“惟皇爷处分，朕何敢与焉”，于是和珅愈加跋扈。

　　虽说乾隆这种退而不休的状态貌似尽人皆知，但正如孟森所说，其实正史中“然无正大之记载”。这方面最权威的史料来自当时朝鲜使臣的见闻，据孟森引的《李朝实录》，乾隆在接见朝鲜使臣时曾明白的不能再明白的表示：“朕虽然归政，大事还归我办”。还说什么嘉庆在陪太上皇时，太上皇笑他就跟着笑，太上皇高兴他就跟着高兴，简直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在当了三年太上皇之后驾崩。父皇驾崩次日，嘉庆便对和珅下手，到了正月初八，更是直接将和珅送入天牢。压抑了那么多年，嘉庆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时代，尽管这又是一个由盛转衰的时代。

　　张明扬，影响力中国网 2013-0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