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6日 星期六

太上皇的命运自宋朝开始发生深刻的戏剧性转折


漫谈中国历史上的“太上皇”(下)


  李隆基vs李亨

  像李隆基这样的一代雄主,无论作为他的父亲,还是继承人,都很难说是什么幸事。对于唐肃宗李亨而言,太子时代的经历比噩梦也好不了多少,战战兢兢地过着随时可能大祸临头的日子。事实上,李亨之前的太子李瑛就在一场被陷害的宫廷政变中,与两个弟弟同时被杀。一日杀三子,这就是李隆基,他不会对任何一个皇权挑战者手下留情,这似乎也是千古一帝们的共同禀赋,汉武帝唐太宗清太祖清圣祖概莫如外,或斩杀,或圈禁。

  像李亨这样在恐惧与阴郁中成长起来的太子,你很难指望他还跟你讲什么父子人伦,这本就是“太上皇”自己造下的孽。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渔阳鼙鼓动地来”,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六月,李隆基在逃出长安途经马嵬驿时,发生了著名的“马嵬之变”,玄宗在绝境之下只得赐死杨玉环。李亨在马嵬之变中的作用非常可疑,尽管在史书中查无实据,但很有理由将他视为幕后操纵者之一。仅隔一个月(756年七月),此前已与父皇分道扬镳的李亨便在灵武自行宣布登基,尊李隆基为“太上皇”。当天,就派使者赴四川向新任“太上皇”通报。

  无从得知李隆基在获悉被“太上皇”之后的反应,正史中的记载如同被审稿部门阉了几道,唯一可见的记录是李隆基很识时务的乖乖地转任“太上皇”,在诏书中留下了耐人寻味的一句话:“待克服两京,朕当怡神姑射,偃息大庭。”可以这样理解,皇帝如果不能从安禄山手中收复京城,就不能说他很够格,“太上皇”就不一定要安于养老了。

  不得不说一个很唏嘘的小插曲。四十四年前,中书舍人贾曾为睿宗作传位册文;四十四年后,为玄宗做传位册文的则是同为中书舍人的贾曾之子贾至。玄宗此时不胜感叹的贾至说:“二朝盛典,出卿父子之手,实为难事。”贾至俯伏殿前,泣不成声。

  不过,李亨的运气着实不错,当上皇帝之后的第二年(757年),就将之前看似亡国有期的战争局面完全扭转了过来,这年九月,郭子仪便已收复了长安和洛阳。李亨随即都派人到四川迎“太上皇”回长安,此时的李亨多半是踌躇满志,迫不及待的想告诉当年那个令他高山仰止的开元天子,父皇丢掉的京城,儿子帮您拿回来了。

  这年十二月,父子在咸阳劫后重逢。《资治通鉴》对这一重逢描写的格外煽情:李隆基看见儿子之后就抱着他痛哭,李亨则是抱着父皇的腿,哭得不能自已(“上皇降楼,抚上而泣,上捧上皇足,呜咽不自胜”)。李隆基此时也兑现了他当年的诺言,拿着一件黄袍,亲自要为儿子穿上,李亨当时的反应是便磕头便拒绝,表示自己要做回太子,还政父皇。搞了一辈子政治,且也和自己父亲玩过这一套的唐玄宗当然不会当真,对李亨说:“天数、人心皆归于汝,朕只要能安享晚年,就算你孝顺了。”“太上皇”此时显然话中有话,李亨自然也就表决心接受了。

  快到长安,父子情更是奔泻得一发不可收拾:李隆基进膳,李亨先尝;李隆基坐车,李亨亲自驾车。此情此景之下,“太上皇”发出感叹:我做了五十年皇帝,没觉得怎么风光;今天做了天子的父亲,才觉得风光无限啊。李隆基这话,听一半就够了,经历了安史之乱的李隆基此时应试心灰意冷,对皇权再无奢望,只求风光安逸的度过晚年;但在另一方面,他这些略显夸张的表态显然都是说给皇帝听的,极力显示自己对“太上皇”之位的喜爱与享受,让儿子安心,免生猜忌之心。

  李隆基回长安后很知趣的将皇宫让了出来,自己住回当年做太子时住的兴庆宫。平心而论,李隆基此时的“太上皇”生活正如他当初设想的那样,不问朝政但却怡然自得。因为兴庆宫毗邻街市,“太上皇”还经常可以与民同乐,每当他在临街的场庆楼上出现之时,总会有长安父老顶礼膜拜高呼万岁,李隆基因此还经常吩咐宫人在楼下当街设宴款待父老。不仅如此,“太上皇”还经常邀请当年的旧臣近臣到公众设宴款待,把酒言欢,重温开元遗事。

  最让李隆基晚年大慰的是两件事。一件是有很多最信赖最亲近的人随侍在左右:最亲的太监高力士,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女儿玉真公主、宫女如仙媛、还有那些奉他为祖师爷的梨园弟子;另一件是天伦之乐,尽管与儿子关系微妙,但用赵翼的话来说是“一堂有五天子”,儿子肃宗,孙子代宗,曾孙德宗,重孙顺宗均在他左右,五世同堂,无论在民间还是皇家,这都是人间极乐。

  如果故事在此收尾,李隆基的“太上皇”生活将堪称完美。然而,在过了两年多的好日子之后,一个叫李辅国的大太监的出现让这一切戛然而止。

  李辅国是肃宗最器重的大太监,权倾朝野,但偏偏老资格的高力士和陈玄礼完全不鸟他。怀恨在心的李辅国于是就跑到肃宗哪里告黑状说:“太上皇”住在兴庆宫,整日与外面大臣交往甚欢,尤其是高力士和陈玄礼这两人,他们很可能在密谋推翻陛下。现在我们当年那些和陛下在灵武起兵的将士们,都觉得很不安。

  据《资治通鉴》的说法,肃宗听后大哭,表示绝不相信“太上皇”有异心。李辅国此时使出了历史上的又一经典桥段,对肃宗说:“太上皇”固然不会,但他身边那些小人就很难说了,“陛下为天下主,当为社稷大计,消乱于未萌,岂得徇匹夫之孝”。在我看来,这就和港片里的那句名言一样好笑:“我虽然不想杀你,但我不能保证我的枪不走火。”

  接下去,李辅国看肃宗没有明确反对,就直接兵谏了,760年七月,李辅国矫诏以肃宗的名义邀请“太上皇”到西内游玩,然后带领着五百刀斧手在路上包围玄宗一行,说皇帝认为兴庆宫太潮湿,派他来帮“太上皇”搬家,“太上皇”惊吓之下当时差点从马上摔下来。


  尽管暗战不断,但如这样赤裸裸的兵谏,在“太上皇”史上可谓是空前绝后。《资治通鉴》在这一段还是给李隆基留了不少面子,说什么五百刀斧手之后被皇威震慑住,收起兵器没敢胡来,李辅国也气焰大减。但我只想强调一下结果,李隆基最终还是搬了家,临走前甩下一句漂亮话:这是我的龙兴之地,我早就想搬了,只不过皇帝一直不愿意,现在正好遂了我的愿。

  《资治通鉴》给李亨留的面子更大,一是说李亨对这次兵谏不知情,李辅国是“矫诏”——永恒的理由,坏事都是别人干的;二是说肃宗后来迫于所谓灵武起兵的众将压力,勉强同意了“太上皇”的搬家。你信么?反正我是不信。对此,李隆基对高力士说的话最有说服力:“吾儿为辅国所惑,不得终孝矣”。看清楚了吧,是“惑”,不是“矫”。

  对李隆基打击最大的是,在被迫迁居之后,他晚年最亲近的那几个人——高力士,陈玄礼和玉真公主等也都被扫荡一空,高力士还惨遭流放,这一次,可就连“矫诏”的理由都没有了。之后,李亨又重新选了一百多个宫人放在“太上皇”身边,“太上皇”已成孤家寡人。

  在“太上皇”最后的两年的生活中,可能是李亨心中有愧,“四方所献珍异,先荐上皇”。然后,李隆基此时已是万念俱灰,先是断了荤腥,只进素食,后来干脆宣布“辟谷”,身体每况愈下。

  据《明皇杂录》的说法,李隆基的最后岁月中常轻吟据说是李白的《傀儡》一诗“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须臾弄罢寂无事,还似人生一梦中。”

  还是用一个深入人心的说法作一结尾吧,这配得上玄宗的一生。根据《长恨歌》的叙述,带着对杨玉环深深的怀念,762年四月,“太上皇”在孤寂中死去,享年七十八。

  又十三天,唐肃宗李亨驾崩。


  3.太上皇要逆袭

  在经历了唐朝那不堪回首的“裸退时代”之后(详情请见《太上皇不高兴》),太上皇的命运自宋朝开始发生了深刻而戏剧性的转折。

  宋明清三朝共出了6位太上皇,与唐朝流行的“逼宫”相比,这些太上皇的退位以自愿居多,完全缺乏如“玄武门之变”和“马嵬之变”这样的宫斗大场面;除国破家亡的宋徽宗和精神崩溃的宋光宗之外,这一时代的太上皇退休生活也来得惬意得多,不仅不用看皇帝脸色更别说要过软禁生活,而且权力多凌驾于皇帝之上,在政治生活上往往是典型的“退而不休”。

  按说明英宗的太上皇生活并不如意,也曾形同软禁,但他却在任上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伟大“逆袭”,重新上岗,为这一时代的太上皇光辉岁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连出四个太上皇

  中国历史上太上皇最为密集的年代就发生于宋朝。从宋高宗赵构开始,到宋孝宗赵眘,再到宋光宗赵惇,连续三任皇帝都坐了太上皇,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朝内禅”。如果考虑到宋徽宗赵佶是宋高宗的父亲,说宋朝连续出了四个太上皇也算靠谱。

  虽说顶着个艺术家的称号,但宋徽宗的退位绝不是什么淡薄权位,而是典型的临阵脱逃。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金兵在灭辽后大举南下,宋徽宗眼见不妙,便决定南逃东南避祸,他的本意是让太子赵桓监国替他留守开封,但朝中士大夫们却不干了,你皇帝逃可以,留太子做替死鬼也可以,但必须传位太子才能走。一心南逃的宋徽宗见状也很痛快,便于当月月底发过罪己诏之后,传位钦宗赵桓。当时才四十三岁的宋徽宗还承诺“裸退”,绝不做一个干涉朝政的太上皇。

  但谁知道,当太上皇安全跑到东南之后,保命已不是第一要务,便又产生对权位的贪恋之心。在徽宗身边,聚集了当年身边的众多重臣,他便也在东南开始又发起了“圣旨”,不许东南各地驻军开赴开封勤王,连物资也搞起了“禁运”。很难说,徽宗当时是不是产生了“划江而治”,在东南另立小朝廷的想法。

  一开始,宋钦宗还实在没有精力去对付太上皇,忙于应付金兵围城的燃眉之急。但在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金军撤离开封以后,宋钦宗便迫不及待的对太上皇出手了。此时的复杂情况,用当时著名的太学生陈东的话来说就是“江浙之变,萧墙之祸,不可不虑。”显然,对于宋钦宗而言,攘外是必先安内的。

  宋钦宗的对策是,尽快将太上皇从东南迁回开封,免得有另立中央的风险。在儿子的压力之下,特别是此前饱受“花石纲”之苦的东南对于这位太上皇也民怨极大,宋徽宗在四月还是被迫回到了开封。

  让太上皇没想到的是,他这次一回,立即就进入了被软禁状态。钦宗听从了大臣耿南仲“尽屏道君左右内侍”的建议,将徽宗身边的宦官被清洗一空,都换上了钦宗的人,若干年后,甚至连宋高宗都愤愤断言:耿南仲“离间两宫,其罪甚大”。对此,《宋史·钦宗本纪》倒是玩起了春秋笔法,隐晦的说了一句“令提举官日具太上皇帝起居平安以闻”。

  被软禁之初,太上皇和皇帝尚有书信往来,写信时往往语带讽刺的“自称老拙,谓上为陛下”。但在这年十月的太上皇44岁生日宴会上,双方的矛盾彻底爆发。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太上皇“满饮,乃复斟一杯以劝上。而大臣有蹑上之足者。”说白了就是,大臣担心太上皇给皇帝喝的是毒酒,劝告皇帝别喝,于是,钦宗“坚辞,不敢饮而退”,徽宗“号哭入宫”。


  正当宋钦宗将“攘外必先安内”进行的如火如荼之时,金兵在此时兵临城下,这对父子的“靖康内讧”以双双成为亡国被俘之君而告终。据记载,父子相见于金营,先是“号泣久之”,徽宗之后便斥责钦宗:“汝听老父之言,不遭今日之祸。”最没品的是,徽宗竟然上书金军统帅“撇清”自己的责任,声称自己早就不干预朝政,之后金国与宋朝的不愉快和自己没有关系。

  令人唏嘘的是,在悲惨的战俘生涯中,在失去了皇权的诱惑之后,这对父子终于重归于好,像普通父子那样相依为命。一次不堪凌辱的徽宗准备悬梁自尽,为钦宗所救,父子抱头痛哭;数年后当徽宗死后,金人将徽宗尸首架到石坑上焚烧,烧到半焦烂时,用水灭火,将尸体扔到坑中,据说,如此可使坑里的水做灯油。钦宗悲伤至极,也要跳入坑中陪葬,但被人拉住,而理由仅仅是——活人跳入坑中后水就不能做灯油用了。

  我猜,当太上皇去世的那一刹那,他心中最恨的儿子早已不是当年和他斗得你死我活的钦宗,而是那个始终不肯“迎二帝”带他回家的儿子赵构。

  赵构,后来也做了太上皇。赵构这个太上皇最为特殊的是,他传位的人竟然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原因也挺龌龊,某次赵构在扬州行床笫之欢的的时候,突然听到了金兵奔袭的消息,从此惊吓得丧失了作为一个男人的资格。

  虽说不是传位儿子,但赵构退位却堪称毫不恋栈,让后世的史家捧上了天,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就将这次退位视为千古所未有的和谐。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六月,高宗禅位于孝宗,难得的是,高宗在禅位仪式不仅没放话说以后仍要“抓大事”,还自我批评称“朕在位失德甚多,更赖卿等掩覆”,完全一副卸了担子如释重负的模样。

  赵构退位后,和寒窗十年的中学生上了大学后的放羊没什么区别,完全是享乐主义当头。他玩得一点都不比父亲徽宗的“花石纲”小,一出手就是大手笔,将西湖水引入退居的德寿宫内,主打人造西湖;每月光零花钱四万贯,过生日时还让孝宗奉上重金作为厚礼;最不像话的是,太上皇还做起了“寻租”和偷税的生意,他从孝宗那里要来了“免税权”,然后高价向外卖出,最后闹到连拉粪船也都插上德寿宫的旗帜,荣登当时最流行的政治笑话之一。

  从这个角度来说,宋孝宗和太上皇的关系简直是一种“岁币”关系,就像宋朝和辽国金国的关系差不多,你给我钱花,我还你一个平安。

  虽说宋高宗在退休后忙于享受不太干预朝政,《宋史》也特别称赞孝宗“能尽宫廷之孝”,但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却指出这一切只不过是表象,实际紧张与冲突在日常屡见不鲜,甚至将两人的关系定义为乾隆与嘉庆的关系。先不说余先生是否对宋高宗要求过于苛刻,毕竟高宗与孝宗的关系大体上还是维持的不错的,但余先生有一点肯定没说错,和战大计仍决于太上皇。《四朝闻见录》中就说,孝宗经常向高宗力陈他出兵北伐的建议,一次太上皇终于忍无可忍,明确告诉皇帝:等我百年之后,你再讨论这事吧(“大哥,俟老者百岁后,尔却议之”)。自此,孝宗再也不敢提起北伐这个话题。

  在我看来,高宗与孝宗关于北伐的分歧与其说是“权力之争”,更不如说是“政见之争”,毕竟,高宗退休后明确要保留的权力也只有“和战”的决策权。对于高宗而言,与金的议和政策或许是长时间的习惯,更可能是他一生功过的关键所在,他不容许继任者有所质疑甚至改道行之。

  淳熙十四年(1187年)十月,在做了创中国历史之最的二十六年太上皇之后,宋高宗驾崩,享年八十一岁。对于宋孝宗来说,这之后本是他独立执掌整个帝国的难得机遇,但没想到,仅过了一年多(淳熙十六年二月),孝宗便又禅位给儿子宋光宗赵惇,自己也做上了太上皇。

  宋高宗驾崩后,尚是太子的宋光宗便已蠢蠢欲动,还曾公然发出过“臣发已白”的抱怨,希望父亲效法高宗,早日将皇位传自己。心愿得偿之后,宋光宗却失望的发现,太上皇完全没有彻底交权颐养天年的想法。孝宗退位之初,先是为儿子指定了他自己的近臣周必大任左相,又是要求儿子“一月四朝”,以求借此来间接控制朝中大政。

  如果说宋光宗自己出面和太上皇暗暗争夺皇权也就罢了,光宗的皇后李凤娘也极力撺掇皇帝和自己的公公作对,一次在立太子的问题上,这位李皇后竟然就干脆自己和太上皇当面吵了起来,惹得孝宗勃然大怒。


  在这场宫斗即将进入高潮之际,刚即位两年多的宋光宗突然患上了精神病。据余英时先生考证,“我现在可以很负责任地指出,光宗的精神失常主要是孝宗的压力逼出来的”,而在这其中,李皇后与太上皇的交恶直接让光宗陷入了“双面胶”的窘境,对于光宗的病也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得病之后,宋光宗又做了两年多皇帝,期间基本上就断绝了太上皇的来往,任凭大臣用孝道相逼,他就是不去,甚至在太上皇于绍熙五年(1194年)年初患重病后依然如是。这年六月,当传来太上皇驾崩的消息之后,宋光宗竟然拒绝服丧,酒照喝,舞照跳。这下可惹了众怒,要知道,这已是理学的时代,不孝特别是皇家的不孝简直是大逆不道的,当时甚至已有了兵变的征兆,朝野都以为“覆亡祸变,倏忽目前”。

  在太上皇出殡的前一天,眼见宋光宗已不可能亲自出现主持这一意义重大的仪式,朝中大臣们只得上奏太皇太后吴氏(高宗之妻),紧急推出了光宗的皇子嘉王赵扩,宣布由他继承皇位,从而主持宋孝宗的大丧。宋宁宗赵扩,也由此成为了历史上唯一一个因为没有人主持皇家葬礼,而即位的皇帝。

  据说当这位资质平庸的嘉王听说了即位的消息之后,吓得绕着殿柱逃避不止,连说“做不得,做不得”,后来在太皇太后的“逼迫”之下,才勉强同意。太皇太后后之后也主持了一场太上皇(宋光宗)缺席、新皇帝勉强的内禅仪式。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宋光宗就这样成为了太上皇,在他不犯精神病的清醒时刻,他始终拒绝接受退位的现实,时而失声痛哭。在痛悔与疯癫的间或之中,太上皇竟然还衣食无忧的活了六年之久。

  正是由宋宁宗开始,南迈开了走向衰败的第一步。


  国家囚徒的逆袭

  如果说宋徽宗是因为担心被俘而南逃成为了太上皇的话,明英宗则是因为被俘而被动(非被迫)成为了太上皇。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三十万明军在土木堡之变中土崩瓦解,明英宗朱祁镇也成为了瓦剌的俘虏。被俘之初,瓦剌感觉奇货可居,带着明英宗在边境招摇撞骗,试图以皇帝的名义诱骗边城投降。

  明朝那边自然也不甘受制于人,当年九月,孙太后与于谦等朝廷重臣立郕王朱祁钰(英宗的弟弟)为帝,年号景泰,尊英宗为太上皇。朱祁钰上台后的表现也相当不错,即位次月便在于谦的辅助下打赢了北京保卫战,大明王朝也由此转危为安。

  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朱祁钰对于迎太上皇南归非常不积极,英宗这个人质很久便完全失去了政治意义,再加上,在战俘营中成为太上皇的朱祁镇据说很有些交际能力,竟然和包括也先在内的瓦剌权贵有了相当好的私交,被俘后的次年(1450年),明英宗竟然被也先放回了北京,据说分别时,两人还做泪洒惜别状。

  一回北京,在瓦剌明为战俘实为贵客的英宗便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囚徒,连个盛大的欢迎仪式都没有便被软禁于东华门外的南宫。封锁一切政治生活倒也罢了,明英宗连基本的日常生活都未得不到保证,由于门窗紧闭,门锁灌铅,吃饭都只能开一个小窗传递,据说由于餐饮标准不高,英宗的钱皇后还不得不做些针线活来贴补家用。景泰帝后来竟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为了避免有人与英宗联系,派人将南宫的树木全部伐光。据《明史》记载,在太上皇的生日以及过年之时,百官们都曾联名要求朝拜太上皇,“皆不许”。

  朱祁钰登基之时,曾承诺将来传位于英宗之子而不是自己的儿子。但即位四年之后(景泰四年,1453年),朱祁钰便打破了金口玉言,废了英宗长子朱见深的太子位,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但谁料没几年这个儿子还死了。

  做了七年国家囚徒之后,明英宗突然迎来了命运的转机。虽说朱祁钰为了防范太上皇可谓是机关算尽,但谁料景泰八年正月(1457年),朱祁钰突发重病,大将石亨、大臣徐有贞联合太监曹吉祥随即发动政变,半夜将英宗从南宫带出入皇宫正殿,次日上朝时英宗突然出现宣布复位,群臣在惊骇之中也只得奉旨,史称“夺门之变”。

  英宗复辟之后,迅速将病中的景泰帝废为回当年的封号郕王,赶到“西内”囚禁了起来。病怒交加的朱祁钰在不久后就一命呜呼,时年仅三十岁。英宗的回应是,将弟弟之前给自己造的“寿陵”直接毁掉,按亲王礼葬在北京西山。一直到成化十一年,当年被朱祁钰废掉的那个太子朱见深即位之后不念旧恶,为叔叔“平反”,才重新恢复了朱祁钰的皇帝之号。

  朱见深当时的理由是,父皇明英宗生前受奸臣挑拨,之后悔恨不已,没来得及为叔叔平反就驾崩了,现在他只是为了酬父皇未完成之愿而已。


  嘉庆:毕竟不是光绪

  对于乾隆这位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太上皇,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给出了一个相当简明的阐释:太上皇与皇帝嘉庆的关系,就好比慈禧与光绪的关系。

  余先生的比喻可能过于夸张,但以皇权而言,乾隆无疑是历代太上皇中权力最大的,从执政到训政,退位和不退位没有什么差别,嘉庆行使的不过是礼仪上的权力。不过和光绪相比,嘉庆是要幸运得多,一是他从未有过通过宫廷政变而亲政的想法,不然结果一定是被废;二是他活得毕竟比乾隆要久,太上皇驾崩后他终究当了22年的实权帝王,不像光绪和慈禧前脚后脚死,一天乾纲都未独断过。

  乾隆是个爱面子的帝王,他在即位之初曾发下誓言,最多在位60年,绝不超过皇爷爷康熙的61年。在1796年的正月初一,将六十年之期用得非常充分的乾隆宣布传位十五子嘉庆,在当天的传位仪式上,据说乾隆当时就是不肯将皇帝玉玺交出来,实在是因为不合礼制,最后才悻悻地交了出来。

  玉玺可以交,权力是不会交的。乾隆让位时就宣布,自己身体康健,经历充沛,仍要送新皇帝一程。一开始乾隆还声称要发扬风格,将养心殿让与儿子,因此还专门修了做宁寿宫给自己,谁知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他一直到死都没从养心殿搬出来。最扯的是,紫禁城内继续使用“乾隆”的年号,“嘉庆”的年号只对外不对内。

  关于乾隆的太上皇生活,我们实在是太过熟悉无甚可说了,平日里流传最广的就是和珅利用太上皇口齿不清实际上把持了朝政,让嘉庆怀恨于心,等乾隆驾崩后,就有了“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孟森在《清史讲义》中记录了一则有趣的段子,说和珅为了讨好嘉庆,也经常将太上皇的旨意拿去汇报给嘉庆,谁知嘉庆根本不接招,自称“惟皇爷处分,朕何敢与焉”,于是和珅愈加跋扈。

  虽说乾隆这种退而不休的状态貌似尽人皆知,但正如孟森所说,其实正史中“然无正大之记载”。这方面最权威的史料来自当时朝鲜使臣的见闻,据孟森引的《李朝实录》,乾隆在接见朝鲜使臣时曾明白的不能再明白的表示:“朕虽然归政,大事还归我办”。还说什么嘉庆在陪太上皇时,太上皇笑他就跟着笑,太上皇高兴他就跟着高兴,简直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在当了三年太上皇之后驾崩。父皇驾崩次日,嘉庆便对和珅下手,到了正月初八,更是直接将和珅送入天牢。压抑了那么多年,嘉庆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时代,尽管这又是一个由盛转衰的时代。

  张明扬,影响力中国网 2013-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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