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19日 星期五

真实的历史比小说更精彩——关于王鼎钧回忆录


   前不久,著名华人作家、年近九旬的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在四部曲中,《昨天的云》写山东故乡幼年;《怒目少年》着墨抗战时的流亡学生经历;《关山夺路》则写内战遭遇;《文学江湖》写台湾卅年生活的文学部分。本书在大陆的引进出版,与率先看到台湾繁体版的学者王奇生的引进有直接关系。通过王奇生历史学家眼睛的透视,这四部曲的价值和意义或许更接近于王鼎钧的本意。

  大人物的回忆录难以见小,小人物的回忆录难以见大;史学家的回忆录常常重实不重文,而文学家的回忆录又常常重文而不重实。王鼎钧先生的回忆录大体兼得其长而避其短。

  在台湾,王鼎钧是家喻户晓的散文大师。而大陆读者则知之甚少。2008年我去台湾访学,“中央研究院”一位朋友推荐我看王鼎钧的回忆录《关山夺路》和齐邦媛的回忆录《巨流河》。我将两书的繁体版一并购回,一并读完。也许是自己专业的偏好,我更喜欢《关山夺路》。2010年,见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齐邦媛的《巨流河》,却不见出王鼎钧的书,心中有些“不平”。一次和三联的编辑饶淑荣闲聊,便“质问”他们社何以“重齐轻王”?饶是一位有心人,很快与远在美国的王鼎钧先生取得联系,并获得简体版版权。最近终于看到三联书店将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一并推出,自己也有一点小小自得。

  获历史认可是最大愿望

  他希望自己的回忆录获得高级的历史认可

  作为一位历史研究者,我向来对文学家写的回忆录怀有职业性的警惕,之前读过《往事并不如烟》和《大江大海》一类名家名作,感觉其文学趣味大于史学的价值。王鼎钧的回忆录,则与之不同。前不久,《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王鼎钧先生,有意请其比较历史学家黄仁宇的回忆录《黄河青山》与文学家齐邦媛的回忆录《巨流河》。王先生委婉地说:《黄河青山》似乎没有文学抱负,《巨流河》似乎没有史学抱负。我是大体同意王先生的这一看法的。我对访谈中王先生的另两句话,印象极为深刻。一是他把作品分成三级:初级是职业认可,中级是社会认可,高级是历史认可,“我在20世纪写成的文章,要想列入21世纪的书单,必须升高到历史认可。”另外一句是:“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出版这四卷回忆录,以前的写作可视为跳高、跳远前的暖身,以后的写作是海浪扑向沙滩的回波。”

  作家晚年写回忆录,一般将其作为自己的“最后一本书”,而王鼎钧则是将回忆录作为自己写作的“最大愿望”、最高抱负。正因为此,他从1992年开始,历时17年才陆续出齐他的回忆录四部曲,而写作的时间还要更长。尤其是第三卷《关山夺路》写国共内战时期,前后只有三年,而他自称从捜集资料、消化数据、调整心态,到最后完成,前后花了十年时间,以至于他感慨《关山夺路》这本书,“是我生活史上的关山夺路,也是我创作史上的关山夺路”。一个作家如此郑重其事地写回忆录,在世界文学史上也不多见吧。

  借着自己写出当年的能见度

  他不仅写了自己一生平凡与不凡的经历,同时也描述了中国百姓的颠沛流离

  王鼎钧强调他写的不是“自传”而是回忆录。“自传”侧重写自己,“而我写回忆录不是写我自己,我是借着自己写出当年的能见度。”他的目的是要反映时代风云,记录时代变迁。所以,他在书中不仅写了自己一生平凡与不凡的经历,同时也描述了一个时代的大历史,描述了几十年间中国政治的沧桑巨变,中国百姓的颠沛流离。写“自传”与回忆录的人,多为“大人物”。而“大人物”写回忆录,多写自己成名成功的伟绩。而王鼎钧的回忆录则不同。四卷回忆录,第一卷《昨天的云》写青少年时代在山东家乡的生活,第二卷《怒目少年》写抗战时期在大后方的中学生活,第三卷《关山夺路》写抗战胜利后的国共内战,第四卷《文学江湖》写1949年至1979年间在台湾的生活。

  也就是说,王鼎钧用了四分之三的篇幅来写青少年时期(24岁以前)在中国大陆的生活和见闻,而他1949年到台湾之后的30年(24-54岁),是他走上文学之路,并成长为散文大家的最得意的壮年,本应浓墨重彩地写,而他却只用了一卷的篇幅来“轻描淡写”。他强调自己写的是一位“小人物”的回忆录。他更多地写世事的沧桑,而不是个人的名利得失。他试图呈现一个小人物在动荡剧变的历史年代难以自主的命运。他以其职业性的敏锐观察,将乱世的各种人情世态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并以具体的情境事例,将自己数十年累积的阅历感悟,一一述出,平心静气,边叙边议,不见煽情,不见呐喊,却触及灵魂。

  细节呈现如临其境

  此类的细节场景,非亲身经历者很难想象出来

  书中的许多细节呈现,让人如临其境。抗战中后期,日军在沦陷区边缘设置长长的封锁线,严格检查过往行人。沦陷区青年试图超过封锁线到大后方去。检查哨所的伪军,很容易识破那些企图蒙混过关的青年学生。一位女学生眼见前面很多学生因编谎话而受阻,情急生智,在伪军上校耳旁悄悄说了一句:“我们是到阜阳升学的学生”。没想到伪军上校听了这句实话,很是爽快:你早说这句话,不早就过河了吗!王鼎钧的观察是,伪军上校这样做,为的是证明他也是中国人,表明他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书中还描述了这样的“故事”:国共内战时期,有一段时间在部分地区形成拉锯战。在拉锯的地区,一个村子有两个村长,一个村长应付国军,一个村长接待共军;一个小学有两套教材,国军来了用这一套,共军来了用那一套;一个乡公所备有两幅照片,一张蒋先生,一张毛先生,国军来了挂蒋像,共军来了挂毛像,有时拉锯太快、太频,乡长只好做一个相框,正反两面,一面蒋,一面毛,随时可以翻过来。

  诸如此类的细节场景,十分鲜活地再现出那个时代的风貌,一般档案文献与官方正史中很难见到,非亲身经历者很难想象出来。正所谓真实的历史比小说更精彩。

  回忆录多种多样,大人物的回忆录难以见小,小人物的回忆录难以见大;史学家的回忆录常常重实不重文,而文学家的回忆录又常常重文而不重实。王鼎钧先生的回忆录大体兼得其长而避其短。

  王奇生,《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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