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国家意识形态的生产与教科书的编撰（下）

——基于新中国第一套统编初小语文教科书的研究

　　翻身：工农主体性的塑造

　　中共是汲取了俄共政治经验并以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产物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列宁型政党 ，早期为了吸纳党员扩大组织影响力而吸纳了社会各层人士，尤其是知识分子精英，阶级分化与斗争观念尚不明确。然而大革命失败后，国共分裂，遭遇国民党血腥镇压的中共遂全面接受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与暴力革命思想；并且受苏联清党运动 影响，"阶级出身论"开始兴起。"阶级出身论"的要义为：明确谁是"敌人"、谁是"自己人"，依此逻辑，支持国民党反共的阶级、阶层为"敌人"；支持、拥护中共的则为"自己人"；"自己人"的最重要部分为工农阶级及其子弟。 但是作为新生名词的"阶级"在中国并没有多大的市场，它在很大程度上被种族、职业、性别、邻里网络、地域（籍贯），技术等因素所分割，变得支离破碎，而非作为一个整体在行动 。所以除了加强理论宣传之外，中共只得人为塑造阶级差别，例如在革命根据地工人干部被迅速提拔、重用，而非工农出身的党员则受到排斥 ，革命主体遂逐渐由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转变为农民阶级。中共依靠贫苦农民组成红军，建起苏维埃政权。苏区紧张的战争环境以及领导机关有意识的推动都使得"阶级出身论"形成一种约定俗成的思维模式和组织原则。

　　30年代后期，中共被迫调整革命战略，与此同时，"阶级出身论"内涵亦有所改变，在延安时代，中共既向知识分子敞开大门，又坚持"工农阶级优先的政策"，在大量吸纳知识分子的同时，仍坚持用"阶级出身论"的意识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然而仅仅理论学习远远不够，党性的锻炼和阶级斗争的洗礼更为重要，这就只能通过1942年的整风审干和1947年的土改运动予以实现。而土改时期，这一概念的内涵亦有所变化，凡是出身地主、富农的都是"敌人"，凡是出身贫苦的农民都是"自己人"，其中中农的成分划分问题最为复杂 。可见"阶级出身论"在中共党内长期存在并融入党的组织和实践之中，究其原因，无非在于这种意识与原则有利于扩大党在农村的阶级基础，加速建成党的基层结构，进而实现农村地区的动员。

　　1949年中共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顺利成为执政党，其当务之急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新政权的社会基础和党的阶级基础。一个政党的理念和政策都具有历史延续性和连贯性，因而中共治理新国家的理念和方法离不开自己的背景，"阶级出身论"作为早已内化的传统被加以继承和发展，具体路径则是以"阶级身份"的尺度来重组中国社会各阶层：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农联盟是国家政治基础，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盟友亦是革命的对象，知识分子是一个中间阶层，既可为新社会和革命服务，亦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载体，而国民党残余力量、地主、反革命则是新社会的敌人 。

　　工人阶级在中共的意识形态话语中一直位居统治地位，尤其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党将之后的工作重心放在了城市而非农村 ，城市工人阶级的支持更为关键，工人"老大哥"的地位进一步巩固。然而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农民才是真正的主力军，毛泽东清楚认识到中国的革命就是"农民革命" ，凭借着极高的革命性，农民成功跻身国家主人行列，位居工人之后，形成我们话语之中的"工农"。那么，这个大的时代背景在教科书中是如何呈现的呢，换言之，工农的主体性地位及其意识在教科书中是如何塑造的呢？

　　"劳动"这一媒介发挥了主要作用，正是劳动将工人与农民连接成一个有机整体，"劳动者"的身份既成为了工人和农民之间身份认同的凝聚剂，又成为了工农的代名词，从而形成一套特定的"工农=劳动者"话语。基于上文对劳动话语的解读，不难发现工农与劳动这一光荣使命相结合使其地位倍显尊崇，正如"没有工人农人劳动生产谁也活不了" 所歌颂的那样。而且，课本中对于手工业者、工商业者们的描述却是空白，这种利用教科书人为挤压工商业、手工业生存空间的行为，既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开展蓄势，更于无形中提升了舆论中工农的社会地位。

　　与工农这一正面形象相对应的是地主富农等反面典型，这种敌我二分法通过敌我概念界定上的不同，可以名正言顺的将一切反动势力抹平，而植入一套共产党的结构，土改就是最好的例子 。教科书中通过一些翻身贫农和佃农忆苦思甜："不是分了土地，我们就吃不上这黄干粮" ，"不是土改翻了身，怎能住上这样的房" ，"要不是毛泽东主席他老人家，我就得当一辈子的穷光棍了" 以及"要不是土改分了地，家人咋能过上这好日子，孩子又咋能上得起学" 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话语，其中能够吃的上饭，住的上房，娶得了媳妇以及孩子上的起学，已然涵盖了一个普通农民生活的所有层面；加之质朴的语言和平实的陈述方式，尤其是连环疑问句的运用一遍又一遍的向读者反复强化土改翻身，农民当家作主这一观念。当然，书中亦不乏对于地主富农的罪恶即剥削本质 直接揭露的文章，至此，地富与农民之间的阶级对立与仇恨得以建立。

　　一部"阶级出身论"内涵的演变史也就是工农主体地位的塑造史，其中起着关键性作用的是一次次政治运动，它们既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却又强化了阶级间的差别与对立，在这一次次的斗争与反复之中，一个以翻身工农为主体的崭新国家出现了，但是斗争还将持续下去。

　　四．卫生与规范：教科书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

　　新中国的成立虽然确立了"人民国家"的政治形态，但是如何将这一形态真正落实到实践层面上仍是一个难题：即在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如何形塑人民的行为样式和行为规范，这就是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问题。"新人"不仅是相对于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旧人而言，更指的是具有特定品德内涵的新式人才。中共诞生之后，一直努力培养符合其革命需要的"新人"，学校教育也好，整风审干也罢，初衷都归于此，那么延续了革命传统的中共在建国后又是如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呢？

　　科学与卫生

　　一直以来在我们的话语习惯之中，"科学"、"卫生"都是价值色彩淡薄的中性词汇，正如书中《电话的发明》、《不喝生水》以及《换牙》等科普类文章，无非向学生传播现代科学知识以及卫生常识，引导学生科学、卫生观念的塑造，这些都是教科书的应有之义。然而书中刻画的一个个像王大娘 这样封建保守的人物所施行的迷信荒诞行为，着实可以揭露出封建思想对个人毒害之深、禁锢之久；与之相对比的却是《凶神变成了好工人》等极力彰显科学力量的文章。因而实际上中共通过对科学的弘扬将自己刚缔建的新社会与象征"落后"与"封建"的传统社会截然分开，使得自己在这套话语中成为"科学"和"进步"的代名词。而且民众的科学知识不仅是中共进行思想传播的需要，更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因而约一半的科学知识是与劳动生活息息相关的，既与劳动话语的建构相得益彰，又很好的服务于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建设活动，更体现了国家对新中国的公民的新要求，因而语文教科书对于"科学"如此之青睐。

　　至于健康卫生这一问题，虽然史料表明建国伊始中央高层便较为关注，例如毛泽东曾多次写信给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反复强调"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原则 ，但这一问题始终没有上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然而不久，一场旨在防御美国"细菌战" 的军事运动在全社会蔓延开来，演化成瞬间席卷全国的"爱国卫生运动" 。虽然此套书中虽然没有明确出现这一词汇，但以紧贴民众生活现实状态形式频频出现的健康卫生内容，在疾病与战争之间建立起某种被认为恰当性的政治关联性。从而在潜移默化之中将对疾病的想象对异邦的想象勾连起来，从而将邪恶与非我、异族等同起来。 于是乎，学生对美帝国主义阴谋发动细菌战罪恶的仇恨自然而言的被引导、塑造起来，再配合着给志愿军写信等教学形式，直接间接起到战争动员的效果，自然这一运动也不乏增强学生体魄以巩固国防的考虑 。

　　"细菌战"可谓一场无形的战争，不仅它的攻击武器是不可见的、无形的细菌和病毒， 它整个攻击的过程也悄无声息。由于每个人的身体都是潜在的攻击目标，而人们却无法预测和确定战场的具体位置与威胁程度，因而在这场没有硝烟的身体保卫战之中，个人的意志和精神往往难以应对，只得依赖作为整体的国家，对一切可能潜在的威胁区域进行"清洁" 。因此，国家与个人在健康卫生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个人必须对自身和周边环境进行清洁保持卫生。在这个过程之中，不仅普通民众间逐渐融为一体，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对话机制亦形成，因而任何一个人的健康卫生都不能仅仅视为单独的个体行为，而是与其成为一个"国民"的身份状态和素质有关 ，个人受到细菌的侵蚀早已超越个体病痛的范畴而直接喻示着国家的失败和敌人的胜利；相应的，个人每天洗漱、打扫卫生等日常行为成为个人反击敌人的有力措施。因而，对中国这个崭新的政权而言，祛除疾病、保持健康是与其能否作为一个合格的现代民族国家自立于世界这样一个大命题紧密联系的；对于个人而言，其对健康卫生的重视程度的高低俨然成为衡量其"国民身份"--社会主义新人素质优劣甚至政治觉悟的重要指标。

　　科学与卫生是实现对日常生活和疾病关照的过程，是传播观念和形塑习惯的过程，也是一个民众义务增强的过程，更是国家权力延伸和社会整合的过程。在科学卫生的多重内涵交织之下，国家与个人开始被一条细密的针线紧密的连接在一起。

　　纪律与规范

　　新人的塑造需要特定的空间，学校无疑成为了最佳选择，正如应星在《论当代中国的新德治》一文中阐释的学校具有封闭性、成员的流动性和年轻型的特征，因而非常有利于新人在单一的环境、鲜明的节奏、繁琐的意识仪式和严明的纪律中接受规训。教科书中对学校生活进行的大量浓墨重彩的描绘恰恰反映出其重要性，因而学校生活既成为教科书存在的前提和基础，也构成了教科书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此套书中，对学校生活的刻画途径课主要归为两个层面：第一，援引系列伟人的事迹引导学生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如刘伯承 、列宁 和高尔基 等，榜样作用得以发挥的同时这些伟人在学生心中的地位更被拔高；第二，借助一些情境模仿向读者宣扬特定的价值关怀：《选举班长》渗透着浓厚的少数服从多数的价值理念；《不守纪律的小修》宣扬严守纪律的必要；《小组讨论会》则强调定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书中多次出现的儿童队开检讨会实现了这一要求；《给林老师的信》阐释的是学生对于老师的敬爱之情；《大同学》、《小同学》则着眼于学生之间的团结互助；《黑板报》，《坏习惯》更是以反面案例强调正确良好学习习惯的必要性。而《卖煎饼的小波》颂扬的是小波将学习和劳动相结合的自力更生精神；《群众代笔处》、《工人识字组》等文中小学生们则学以致用对外输出知识，统而观之，对于良好习惯和纪律的宣扬纵贯全书的主旨。

　　除了养成良好习惯、遵守纪律之外，勤劳勇敢、团结互助、无私奉献等质量也是新人所不可或缺的。在我们惯以为常的话语中，它们都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美德，对此笔者不敢妄作评语，毕竟"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 。但是笔者关注的是内涵何其丰富的民族精神为何只有他们作为典例被选入教科书中，以及他们在教科书中的具体内涵是如何被阐释和再解读的。

　　教科书中，勤劳主要通过工农的具体实践予以展示，互助分别体现在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之中，具体而言，前者渗透在《筑路歌》以及《人力胜天》等文中勾勒的工人农人齐心协力应对艰险、共建社会主义的精神状态中；而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中，书中选取的却唯有帮助军属，其频率之高，内容之相似令人诧异，可见背后特定因素的考虑。至于无私奉献的精神，可归结为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服从多数人的意见》即是如此；就连书中选取的唯一一篇法国作品《救了全村人的命》讲述的也是一个叫彼得的小男孩用自己的身躯堵住大坝的缺口，挽救全村人的生命和财产的故事。可见书中呈现出的勤劳互助奉献精神都被赋予了特定政治内涵，勤劳并非为了个人生活的优越而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建设；互助是帮助军属，是为了支持前线的战争（朝鲜战争），为了捍卫国家领土和尊严，为了保证人民的稳定生活；至于奉献更是要为了“大我”牺牲“小我”，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与民国时期强调“儿童本位”、“儿童情趣”的语文教科书中呈现的景象截然不同，此套书中更侧重于“集体本位”、“国家本位”的价值取向，但这些质量却是国家希望新式学生所具备的，也是语文教育能够实现的目标。

　　福柯曾说过："话语存在着基本代码，一些控制了语言、知觉框架、交流、技艺、价值、实践等级的代码" ，这些代码则通过系列选择、组织、分配以及安排的途径形成了一套教科书文本内的时间空间秩序，利用这套单向线性展开的非对称式话语结构建构出封闭式教科书话语体系，使得教科书之外的话语渗透力极弱 。而在教科书营造的话语体系中，社会主义的新式儿童应该热爱科学、讲究卫生、热爱学习、遵守纪律，这些都是他们必要的行为规范，而勤劳勇敢、团结互助、无私奉献（集体至上、国家至上）更是他们必不可少的道德规范。对于处于"失语状态"的学生而言，主动也好，被动也罢，只会在无意识之间完成教科书之内的社会化，一个个国家所需要的人才--社会主义新人便如此被培养出来。

　　五．文以载道：被改造的语文

　　近年来不仅语文学界甚至整个社会关于"语文是什么"这一问题的讨论纷纭，语文的性质问题成为语文教育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 ，然而对于语文性质这一问题的追问并非我们研究的终点，探讨性质的实质乃是对于语文价值和意义的思索。语文源自于叶圣陶先生建国初期对中学的"国文"与小学的"国语"的改造，无论如何改造，文学始终是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文"相应的是"道"，而语文由于兼具语言和文学的特征而成为"道"的绝佳载体，"文以载道"在语文教科书中又有何具体体现呢？

　　民国初年教育改革在响彻全国的民主共和声中拉开序幕，因而儿童的主动性和自主性受到重视，时任教育部长的蔡元培明确提出教育要"从受教育者本体着想"。1916年公布的《国民学校施行细则》中规定："度本文章宜取平易切用，可谓模范者，其材料内容就各科内容有趣味及生活所必须着用之"。因此，民初小学国文课本具有浓郁的文学性和趣味性，图文并茂、繁简依此、深浅有序。但是，民国教科书一大特色是爱国主义精神的渗透，例如《我国》一文：

　　中華，我國之國名也。源自遠祖以來，居於是，衣於是，食於是，世世相傳，以及於我。我為中華之人，豈可不愛我國哉。

　　教育儿童要热爱"居于是，衣于是，食于是"的中华民国。

　　民初的教科书采用文言文，而新文化运动酝酿了一场以普及白话文为宗旨的文学革命。1920年 4月,教育部发出通告规定截至1922年止,凡用文言文编的教科书一律废止,要求各学校逐步采用经审定的语体文教科书,其它各科教科书也相应改用语体文 ，国文教科书开始走上"言文一致"的道路，教科书文体变成日常生活的白话文，不再令人望而生畏，生活化的语言表达，使得教材更具可读性和亲和力，也更适合儿童学习。

　　1924年，借鉴苏俄"以党治国"模式的孙中山建立以国民党为核心的国民政府，并提出"党化教育"的方针，但由于国共合作破产，这一方针直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才真正予以贯彻。然而1928年2月，教育部《小学暂行条例》规定"小学教育应根据三民主义，按照儿童身心发展的程序，培养国民之基础知识技能，以适应社会生活"，不仅"三民主义"正式列入小学课程（党义），其余课程的设置与教科书的编写一律以三民主义为纲 ，总理遗嘱成为国语课堂必不可少的一课，三民主义教育合理合法地渗入国语教科书中。

　　在同一时期的苏区，政府明文禁止国民党文化书籍的使用，要求各地小学使用苏区政府组织编写的教材，早期一般用《三字经》、《百家姓》作识字教材，也有部分群众喜爱传唱的歌谣；苏区较为巩固之后，为配合教材编写工作的顺利开展，各级教育部及教育委员会进一步健全编审机构 并统一了全苏区的小学课程标准 。1933年中华苏维埃人民教育委员部编的列宁小学通用国语教材《共产儿童读本》，共6册，每学期一册。第二年根据形势的变化，重编出版了第二部列宁小学国语通用教材《国语教科书》。新教材密切联系革命战争和苏区建设实际，联系儿童生活，注意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许多政治性和理论性的内容，广泛采用问答 、故事、歌谣 、顺口溜等方式反映到课本中，进行知识普及的基础上进行革命斗争形势的教育，例如国语课第五册第10课《给爸爸写信》 ：

　　爸爸：

　　我很平安的到了舅舅家里，不必担心。现在，我把舅舅家和附近的状况告诉您老人家，国民党的军队和清乡团，都离这里不远，天天到这里来，催索征课、捐税、拉夫抽丁；昨天舅舅因为没有钱缴纳，几乎被他们打死了。因此，这里的小朋友要求革命是非常迫切的，我准备在这里把革命的工农和小朋友们都组织起来，再回赤区。

　　您的儿子：建人

　　民国后期，鉴于国统区国语教科书"审定制"和"国定制"的并存，教科书市场一片繁荣，出现了好几套通用的课本，其中以《复兴国语教科书》（沈百英、神秉廉编，商务印书馆出版）、《开明国语课本》（叶圣陶编，开明书店出版）最为有名。这一时期的国语教材注重"儿童本位"将教育知识文学化、艺术化，内容贴近现实生活，更打破学科界限，将国语、常识两科混合教学，出现"以常识为内容，以国语为形式"的合编教材，如中华书局印行、国立编译馆编的《初级小学国语常识课本》。

　　而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因为革命形势的需要和中共意识形态的延续，国语课本突出强调抗日、解放战争以及土改等内容，教科书内容的政治性凸显 ，然而语文并非完全政治化，文学性尚有所保留，这些政治色彩浓郁的内容往往借助日常生活的故事去述说，避免了干瘪的政治宣传，增强了文章的故事性和真实性，

    例如《妈妈去开会》 ：娃娃好好睡，妈妈去开会。开会干什么，斗争大恶霸。讲讲理，出出气，要回咱那房子地，翻翻身，抬抬头，给你爹爹报报仇。

　　文中以朴实的方言，亲切的口吻诉说着地主的罪恶和土改的意义。

　　中共领导人一直深谙文以载道之理，因而早在解放战争后期，戴伯韬就多次公开发表言论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在教材中的灵魂核心地位 ；建国后《人民日报》亦公开强调全部学校课程的灵魂，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知识来武装学生的头脑 ，因而在推崇"政治标准第一"的新中国，语文的"政治性功能"更是被国家视为重中之重。

　　而在第一套统编的初小语文教科书中，除了塑造上述的阶级认同以及纪律规范之外，教科书还努力建构中苏间的友好话语。本书中一共引入的8篇外国文章中6篇来自苏联，占据75%，比重之大，可见其地位之高。以《我们的好朋友苏联》一文为例，书中塑造了一个"热爱和平，乐于助人"的良好形象，尤其借助苏联帮助中国抗日来阐明二者关系之友好。中苏间的友好体现在方方面面，教育领域尤为典型。

　　鉴于中苏间特殊的革命友谊 ，早在1949年12月，即新中国成立之初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便将当时教育改革的方针定为"以老解放区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 。虽然这一方针不久被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所取代，但向苏联学习这一原则被坚持下来，中央教育部在解释《共同纲领》中规定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时，直接将"亲苏"归纳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内容之一 。而时任上海市教育处处长的戴伯韬曾多次公开声明，在教育领域的思想改造过程中，在国文、历史、地理等课程中贯彻"中苏友好"观念是改造的重点之一 。尤其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署发布以及席卷全国的中苏友好协会 浪潮之下，教育领域更形成了 "一边倒"的局面，"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以及"中苏同盟天下无敌" 俨然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从教育模式、方针到教学内容、方法 ，苏联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可谓无孔不入而且深远持久。

　　"文以载道"的思想最早可追溯至战国时期荀子（文以明道），经韩愈等人传承（文以贯道）至周敦颐而正式提出，措辞虽有差别，但"文"无外乎"文章"、"文辞"，"道"乃儒家之道。正所谓见微知着，透过不起眼的语文教科书，我们可以大致了解民国以来作为时代的意识形态冲突场所的教材中体现的那种复杂内容：民国时期国家层面的分裂状态延伸至教育领域，造就了教科书多样化的格局，既有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宣传的内容，也有传统学术训练，还有西方科学文化，以及一批社会青年对个人理想自由的抒发。其中，"道"化身为"爱国主义"以及后来的"三民主义"潜藏着；而在中共苏区及其解放区的教科书中，"道"却焕然一新，成为一套特定"革命伦理"；建国之后，多样化的格局被打破，文本内容日益单一化就反映出社会政治格局的变迁，但是"道"内涵却愈发充实，形成涵盖革命、劳动、阶级等诸多内涵的"政党伦理" ，成功塑造了那个年代受教育者的言行方式。但也正因为过于强调语文的政治性（道）而非文学性（文），使得这一时期的语文教科书较之以前的课本，尤其是民国后期的《开明国语课本》而言，文章的趣味性和亲和力都大打折扣，语文修辞趋于平庸化（因为要用最通俗的话表达平庸的观念），语文的美学亦逐渐丧失。

　　六．结语

　　本文梳理了清末民初以来教科书编审机制的历史演变，以阐明新中国教科书"国定制"确立的复杂历程中不断强化的国家意识形态影响，在此基础之上，文章展开对新中国第一套统编初小语文教科书文本的细致分析和解读，揭示出在"大一统"的教科书国定制以及意识形态导向的语文教科书是如何建构起一套特殊的学校知识体系，从而进行着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再生产的。

　　从理论架构层面而言，教科书首先通过一套"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三军统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话语逻辑的建构和解读成功树立起高大的国家领导人形象；并伴之以主流的"大叙述"方式对新中国的诞生予以阐释，给予新中国的小公民以爱国主义的洗礼；再通过劳动神圣观的宣扬阐明社会各阶层的状况，主要是作为社会主体的工农；最后，以一套合理改造过的"阶级出身论"来阐释工农主体地位的合法正当性，并积极引导学生投身于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大军之中，进而形塑了政治认同的观念和阶级治国的具体路径。

　　“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国家观得以形成之后，教科书的重心紧接着转移到具体实践层面，这则主要体现为微观层面上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机制。社会主义“新人”不仅仅身份“新”，道德和言行规范更“新”。不仅要具备热爱科学、讲究卫生、热爱学习、遵守纪律等行为规范；更要养成勤劳勇敢、团结互助、无私奉献（集体至上、国家至上）的道德规范，这样一个“德行兼备”的学生才是社会主义新人的典范。
　
　　因此，不仅仅历史、政治教科书，语文教科书也承担着重要的政治功能，这一点往往为世人所忽视；而且由于语文兼具“语言”和“文学”的特征，一本小小的教科书便成为道统传承的有力载体。历史经历着斗转星移的变迁，一本小小的教科书亦可以反映出道统所历经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在建国初期甚至早在中央苏区时期，承载道统的语文教科书便日趋平庸化、政治化，虽然整个过程之中其“政治性”并没有完全抹杀掉“文学性”的存在，但语文的美学逐渐消逝，以致沦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再生产的工具。所以对于50年代的人而言，语文在他们脑海中的印象绝非仅一篇篇文章的组合，更是一个特定的时代　。

　　（注释略）

　　王洪燕，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