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0年代初期，伴随着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成立，我国"编审合一"的教科书国定制正式形成，并出版了第一套统编制初小语文教科书。本文致力于对其编审过程的历史考察及其文本内容的梳理，据此探讨在新政权成立之初，语文教科书如何贯彻意识形态的传达以及社会控制和整合的要求。
2012年9月，港人强烈反对特区政府计划试行的“德育与国民教育科”的社会运动迫使政府搁置了该门课程指引。在这场运动中，题为《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的教材成为争议的焦点，引发了许多民众对于教科书在整个教育体制中作用的热烈讨论。教科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教科书决定了学生能学到什么。它们决定了课程设置，同时也决定了在众多的科目中学到的事实。对于很多学生而言，教科书是他们对于书籍和阅读的早期接触中最早或者是唯一的材料。”因而正如Michael Apple和Linda Christian－Smith所说，教科书“参与创造那些被社会认可为合法和真实的事物”。 所以教科书并非简单地关乎事实的选择与表述策略，实际上，它之所以时常引发争议，原因在于它往往承载着特定的政治观念，并力图将其传播和再生产。
教科书乃教育的基本载体，它不仅在教育过程中享有绝大部分时间与空间占有度，更因承担主要信息源的角色而在个人政治认同观念形成的关键时期以权威面目呈现，显示出塑造政治认同的强大威力。尤其是与历史和政治相关的教科书，它们在形成过程中通常经过了严格的价值选择以及价值赋予的过程，进而建构出一套独特的“教科书话语体系”；它将独立的分散的知识按特定秩序编排，并且不断通过反复、忽略、选择、孤立等形式营造出封闭的语境，从而实现在潜移默化之中塑造体系内受众的认同观念的目的。它绝非单纯的“知识”传送带。“教科书政治”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究竟由“谁”来决定要传达“谁”的知识，何种知识，以及这种知识要表达的是何种观念。所以，正如地震发生时，地表上的地动山摇乃因为地心深处的板块运动。教科书实际上也是一个场域，在这场域中发生的争议，其最深层的动力是意识形态因素的考虑。
意识形态一词，最先由法国学者特拉西提出指代用以揭示个人观念的偏见和成见根源的“观念的科学”，之后的学者对其阐释众说纷纭，在此可简单将其归类：马克思和法兰克福学派将人类一切精神、思想、文学、艺术活动看成是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虚假意识，从而否定它自诩、自命的普遍真理性，揭示他曲解社会存在并进而维护某些团体利益的根本特征；弗洛伊德虽也强调意识形态的虚假性，然而在他看来虚假性并不体现在其阶级性上，而是个人与团体间无意识的“自欺”，它为个人提供庇护安全感的同时遏制人与社会的离异。葛兰西则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总体性中思考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意识形态的建构性功能，以实现人的意识自觉，他尤为强调意识形态的物质化、权力化特征，甚至提出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而列宁所倡导建立的象征科学和真理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可谓一种建设性的意识形态，之后毛泽东的工农意识等都属于此类。曼海姆却将意识形态看成是对存在的联系的思考，从而将一切意识形态中立化。可见历史上关于意识形态的概念界定以及褒贬不一，本文中的意识形态采用的是社会学层面的概念界定，即指人类对世界、社会、人的思想观念、情感态度、理性信仰的混合体，既包含一定判断的知识体系，也不乏信仰、理性和蒙昧等。简而言之，就是一套观念体系，但这套体系却在社会和谐、社会控制以及社会动员等方面都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
然而本文所关注的并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具体内涵界定，更是其具体运作机制，这则不得不提及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阿尔都塞眼中的意识形态无外乎一种表像，阐释的是人与世界的活生生的关系，人们以想象的方式向自己再现自身的真实存在状况。意识形态是反映性的，更是生产性的，因而不仅每种国家机器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实现，更存在着特殊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例如宗教、家庭、媒体和教育等，它们以形形色色的途径进行着国家意识形态的生产和再造工程。显然，作为教育基本载体的教科书也可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但是它究竟是通过何种具体机制来实现这种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再造的功能呢？这一问题在“教科书政治学”中由来已久，但对于中国大陆的教科书政治的研究，仍期待全面深入的探讨。本文拟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人民教育出版社第一套统编初小语文教科书的案例分析，来揭示传统上中共意识形态工程中的一个重要基石，即教科书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之所以选择语文作为研究对象，则是因其特殊性：语文教学占据小学学习生涯的大多数时间，对形成个人认知世界的基本观念框架，尤其是伦理价值判断和认同，具有直接和明显的作用，而其观念主要藉由母语这一本质性的存在予以传达，具有隐蔽性，所以受众在心理上一般难以主动做出反思性的批判，对教科书中渗透的观念意识很少察觉。而且语文教科书具有敏感的特质，它受特定时局变动的影响非常显著。建国以来，由于国内外局势的以及教育政策的变动，我国的小学语文教科书频频修改，内容的差异不可避免地反映其生产制作的特定时代的气息，而通过反向还原的手段，恰恰可以分析出这种具有历时性的政治如何透过教科书生产发挥作用，从而彰显教科书的政治属性。
一、教科书政治：被强调与被忽略的
国外学者对教科书政治这一研究领域涉足较早且成果丰硕，从谢弗 开始，阿普尔 、安杨 、布尔迪厄 以及洛温 均在这一独特领域中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们大多着眼于本国的教科书，分别从不同的视角解释了教科书中隐含的意识形态考虑。而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将研究视野扩展至中国，例如Kalupa，Nancy Elizabeth对毛时代之后中国大陆小学语文教科书政治社会化内容的梳理 ，以及Geiber Lee对大陆与台湾教科书的比较研究 。
台湾学者亦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了相关研究，以台南大学陈伯璋教授的研究为基础 ，欧用生、黄政杰、詹栋梁等一批后起之秀用自己的实证研究验证了阿普尔的观点："什么知识最有价值" 固然重要，但是"谁的知识最有价值" 更为重要。
大陆学者的研究起步较晚，先驱者为吴康宁和吴永军，前者创造性地提出了“价值赋予”和“价值认可”的概念，揭示出教科书编撰机制及其内容呈现机制背后的政治控制因素 。吴永军更是开拓了中国的“课程社会学”研究领域，指出统治者试图通过意识形态化的课程内容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 。近年来一些历史学家如毕苑、傅国涌甚至是民间出版人张立宪等都在致力于重塑民国教科书的价值，挖掘或阐发其公民教育的维度 ；此外刘云杉 ，王有升 ，付建明 等人的研究亦或多或少触及到了语文教科书中的价值取向与认同建构之关系。
通过以上简短的文献综述不难发现，目前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多重视宏观面向上的理论建构，文本分析多为人所忽略，而有意识地运用话语分析这一工具的研究似不多见。数据的不足固然是一重要原因，话题的政治敏感性可能亦是重要考虑因素。50年代是新政权成立巩固的关键时期，通过对教科书运作机制的观察，可以具体地探讨中共政体是如何通过意识形态对教育的渗透来实现社会控制的；并且可以适当了解中共在建政前后意识形态层面的异同点。
二、“国计”抑或“民生”：国定制教科书编审机制的形成
教科书是意识形态机器中的重要部件，但其本身也是一种产品，其生产机制即教科书编审机制，这是将课程内容“文本化”和“脉络化”的过程，即通过系列筛选和组织程序形成符合课程标准或大纲规定的教科书文本的价值选择以及赋予的过程。具体而言，它可简单分为“国定制”和“审定制”两类，前者指的是国家掌握对教科书的统一编纂和发行权；与之相对，“审定制”指教科书经民间自行编纂完成后交由政府和相关机构审定，学校可在合格者中自行选择采用 。
中国现代教科书制度的雏形在“洋务运动”时期已然出现－－京师同文馆的教科书编译制；1877年所成立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虽然致力于教会学校的发展，却极大的推动了民间教科书事业的发展，不久便出现了以《蒙学课本》为代表的系列自编教科书。1905年应张之洞的建议，清廷设立学部作为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构并于次年编写教科书，促使其实现由“民本”向“官本”的转变 。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的北京政府期间，由于中央能力的有限以及丰厚经济利润的刺激，民间书局大兴，其中商务印书馆以及中华书局占据绝对性优势，这一时期自然实行的是“审定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于党化教育的需要，政府试图凭借强制的行政命令建立起覆盖全国的统一教科书，但鉴于国家分裂现状，日本入侵以及中共崛起等因素的影响，这一“国定制”的梦想未能实现，最终却由中共付诸实行。其实，早在中央苏区时期，教科书的编审便受苏区自身的“教育部”、“文化部”的严格控制 ，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出于革命宣传和动员的需要，中共对于教科书管制更为严格。例如解放战争时期的晋察冀边区的教科书编审，就由边区行政委员会（政府机关）下设的教育处主管，而教育处处长更是由行政委员会委员（共9人）兼任，由教育阵地社出版发行。鉴于这一特定历史传统，1949年3月，在中共尚与国民党逐鹿天下之际，负责中共宣传工作的陆定一即开始与叶圣陶等人商谈组建全国教科书编审机构的具体事宜，决定将该机构定名为“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由于当时全国尚未解放，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之前，该委员会隶属于华北人民政府 ，可见中共对于教科书问题的重视。
新中国成立后，在继承前述做法的基础上，更明确了加强控制的基本宗旨，如相关人员即公开表明了在教科书的编撰和管理上采取“国定制”的坚定态度－－中宣部出版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黄洛峰在建国几日后召开的出版委员会工作会议上，就宣布要由中央政府统一编印、出版中小学教科书。 而在1949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闭幕式上明确提出，“教科书要由国家办，因为必须如此，教科书的内容才能符合国家政策”，“教科书对于国计民生影响特别巨大，所以非国营不可！”
就在新中国成立的同时，国家出版社总署也随之成立，其下设的编审局取代了原先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的职责，编审供全国使用的教科书。 但鉴于建国初期中共自身教科书编撰能力不足，且权力尚未真正下沉，对社会资源的改造尚未深入开展，只得沿用和改编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旧教材，因而暂时实施的是"国定本"与"审定本"并存的教科书编审制度。 但这一制度却遭到党内以及民间的一些尖锐批评，批评所指焦点在于思想政治层面 。伴随着国家政权对各类私营、教会等学校的成功接管，以及其资源整合能力的增强，推行"国定制"的时机趋于成熟。1950年12月，原出版总署的编审局撤销，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 ，然而在担任社长、总编辑的叶圣陶眼中，此社不过一业务机构，犹如书局，由教育部为政治领导，出版署为业务领导 ，所以实质上是教育部掌控着最终的控制权。
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之初，实行的是社内"自编自审"的一套运作体系，作为编审局总编辑的叶圣陶，坚持"思想内容第一"的原则对教科书进行加工编辑，强调文章要符合时代标准，而当时的首要标准是新民主主义，爱国主义和思想主流" 。尽管人教社内有严密的机构设置 和严格的编写流程 ，但实际运行过程中无论是其草拟的教科书大纲，抑或编写完成的教科书，都要经由教育部通过才得投入使用。
1951年10月1日，政务院公布施行《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 ，决议实行新的全国中小学学制，并且已经完成中小学各科的课程标准草案 ，计划于1952年的秋季在各级学校的一年级实施。为配合新学制和新草案的实施，人教社被要求在第二年秋季开学前编撰出新的小学一年级语文、算术教科书，而教育部副部长韦悫莅临强调要注意教材的思想性。当时以抗美援朝为中心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热火朝天的展开着，教材要反映"思想性"则必须引入大量时政文章，尤其是引自报刊杂志的时评，这在人教社内部人员间引发了开明派和延安派的巨大分歧 ，最终以宋云彬的离开、朱文叔的潸然泪下和刘御的得势而告终，这一事件不仅使得开明派知识分子彻底败下阵来，而且"政治化"自此成为了教科书编写永恒的主旋律，也注定了语文教科书沦为政治附属品的最终命运。
教科书国定制至此真正建立起来。中共得以创造这一历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则是首先是其革命胜利使得清末以来四分五裂的国家再次走向统一，并依靠各级机构、政治动员、群众运动等方式，将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贯彻到了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实现了国家权力的成功下沉 。国家权力对社会前所未有的控制强度，使得政府有关教科书编审“国定制”的相关政策和机构改造才可能推行，并深入至各地的基层社会。
教科书国定制的形成可以从细微之处体现出中共在1949年以后治国思路中革命传统的影响以及国家意识形态渗透的强化。此时，教科书成为其进行社会控制和动员的工具，即“国计”，而非仅仅国家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即“民生”。基于此，下文将以具体的教科书文本为对象，试图阐释教科书中意识形态的具体呈现机制。
三、领袖与国家：教科书建构的政治认同
上文已简单梳理了建国初期我国教科书“国定制”的形成过程。那么在此体制下坚持贯彻"政治标准第一"的原则所编撰出的第一套小学语文教科书，又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呢？下表是笔者在全面的内容分析的基础上，将此套书中收录的380篇文章按内容进行的简单分类整理：
领袖的诞生
领袖既是单数也可以是复数，作为革命和新中国领导者的中共领袖即是如此。在建国以前解放区的《国语》课本中，中共领袖往往以群像形式展现：在大量宣传党的性质、任务 以及政策 的文章中，一个"领导者"则囊括了所有的中共领袖，因而"共产党"一词出现的频率及影响力远高于领袖个人。
此外，书中个体领袖呈现多元化态势，毛泽东 ，朱德 ，刘志丹 以及左权 等均有出现。然而建国后教科书中的领袖日趋单数化，此套书中仅颂扬毛泽东个人的文章约20篇，其余领袖如朱德 和彭德怀 偶尔出现。具体至文中内容，既有"东方红，太阳升，东方出了个毛泽东，领导咱们闹革命，他是人民大救星" 此类对其领导民众革命建立新中国丰功伟绩的颂扬；亦有"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人民分土地，人人有地种，家家都欢喜" 以及"毛主席教人不受穷" 等对其领导的土改运动的热情讴歌；也有对毛泽东勤奋工作，热爱学习的钦佩与仰慕 ；更有对他从小就关心穷苦人民生活，乐于助人，无私奉献质量 以及生性低调，和蔼可亲性格 的生动展示。可见书中塑造了一个集结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端正高洁品德的典范，真正践行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人"，他几乎完全占据了中共在教科书空间里的存在感。也正是这种独占式的偶像崇拜完全神话了毛泽东，使得在50年代成长起的那批人回忆中，"戴着红领巾，唱着东方红，学着毛主席" 成为其童年生活的一个缩影。
书中领袖的真正诞生依赖的是这套"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三军统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话语逻辑：书中凡赞美党或国的文章中必不可少的会出现毛泽东的身影，他们似乎已达浑然一体的境界：新中国成立这一壮举最终要归结于毛泽东领导的中共的历史功绩；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精神状态的饱满亦要归于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的正确决策，尤其是土改。对于人民军队，无论是红军、八路军还是人民解放军，其大无畏的英勇奉献或者钢铁纪律最终亦不可避免的归于党及其领导人英明领导和正确管理，成为围绕在党周围光环的一颗璀璨明珠。
值得关注的是书中广泛充斥着的北方农村用语，例如《人人赞颂毛主席》一文运用的是朴实的陕北语言，之后结合陕北山歌的调子改编形成那首响彻中国的《东方红》；而"老汉"、"啥"、"咋"等更是典型北方方言，丝毫没有南方语言特色；甚至提及生产劳动之时，文中出现的千篇一律都是"小麦"，毫无"水稻"的身影。虽然早期中共的革命根据地多在南方，但伴随其革命战略尤其是党内权力布局的调整，革命的"新传统"开始崛起，即长征后起死回生的中共，逐步扎根北方农村基层，党内新生力量多为北方人，为实现积极的动员，必须采用一套为其所熟悉的底层文化，而这些来日北方底层农村的"俗语"自然伴随着新政权的成立而成为最具合法性的一套政治文化。此外，党内的权力布局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正是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刘洛之争 为毛泽东确立党内核心地位奠定基石，并且中共实现了党政军一体化的管理模式，随之确立了中国工农革命思想的意识形态主导地位，从而为中共到达延安提供新的合法性支撑。之后的延安整风更是真正确立起毛泽东对党的管理和军队控制的领袖地位 ，对领袖的颂扬也由此开始 。可见建国初的教科书传承了这一革命传统，而且延安时期中共和边区政府推行的"新文字运动" 的影响亦不可小觑。如此种种告诉我们，基于权力斗争的领袖崇拜及其相应的意识形态宣传，在中共的政治运作过程中成为了维系其政权存在合法性的必须，同时政权的具体运行机制亦在潜移默化之中强化了这种领袖崇拜，所以二者形成了动态的二元互动过程，在这过程中，诸如教科书这类的意识形态宣传工具则被源源不断的制造出来。
阶级的国家
"国家" 广义而言，指的是拥有共同的语言、文化、种族或历史的群体，它可谓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然而这样一个虚幻的存在何以激发民众无限的激情甚至是狂热呢？爱国主义可谓潜在的桥梁。爱国主义强调的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形成的一国民众对于国家的认同与归属感，结合建国初的历史而言，爱国主义可简单归结为认同与热爱新中国。但爱国主义的建构需要血与泪的积淀，需要参照系的对照，积淀就是近代百年来国民所遭遇的苦难，而参照系则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等反动派，因而教科书中堆积了大量反美反蒋的言辞"冲锋去缴美国枪"、"捉住老蒋喜洋洋" 、"打倒蒋匪再回家" 以及"打倒蒋贼回家乡，全村庆贺宰猪羊" 等。仔细推敲会发现虽然书中直面陈述美国恶行的文章并不太多，但在抗美援朝、以及第一次台海危机、爱国卫生运动等制度性大背景和社会运动的渲染之下，反美必然成为教育领域一大主题，新爱国主义教育就是典例。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刚跨过鸭绿江，戴伯韬便多次强调将国语教学和祖国正在进行的各种斗争和各方面的建设结合起来，将学生学习的知识，引导到祖国的建设事业上去 。不久，国内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爱国主义运动，它虽根源于社会领域的爱国公约运动而以"订立爱国公约、慰劳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 为中心，却迅速席卷社会各领域成为人民群众表示爱国决心和爱国行动的一种方式，地方各级学校师生甚至以班组为单位，普遍订立公约，将爱国公约运动与教学活动密切集合 ，新爱国主义教育大兴。而这场运动的规模不断壮大，后扩展至"增产节约"运动，所谓的"增产节约"即各地捐献财物支持前线建设，例如书中描绘的妈妈为前线军人赶制军鞋这一情景 ，而现实中更多的则是捐献战斗机的现款 。这些席卷全社会的运动一遍又一遍的强化着美帝国主义的罪恶，激发着国民爱国情结。
回顾书中，国家观念的塑造不仅停留在宏观性的赞颂层面，例如《新中国诞生了》这样直抒胸臆的颂歌；更为关键的是象征符号的运用，例如国旗 ，祖国的壮丽河山 甚至是儿童节 。而传统经典故事的内涵则被予以重新的解读，晏子的事迹被诠释成个人要勇于维护国家荣誉和利益而非晏子个人的机智与勇敢；苏武的事迹则强调忠于祖国，甚至是忠君与忠国的统一。可是仔细推敲不难发现教科书中的国家并非纯粹意义上的公民的国家，而是有阶级性的，正如《中国人民共和国》一文中宣扬的 "工人大众齐努力，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人阶级已然成为国家的领头羊，而《工人农人》一文中工农联盟的主体地位得以树立。至于其余主体如工商业者、手工业者等，尽管他们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着相当比重 ，却无一例外的被排斥在教科书外，因而教科书意图塑造的是作为阶级成员的认同，而非作为国民或公民对国家的认同。
而且书中多借助主流话语模式的"宏大叙事"方式，以社会重大事件为切入点，让读者在民族自豪感的浪潮席卷之下进行思考和认知；尤其是通过呈现在其眼前的为了祖国不惜牺牲一切，大多"以死告终"的英雄人物和革命战士，如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给读者以心灵的冲击与震撼同时人为的明晰和强化其爱恨情仇，从而实现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的有机结合。而在中国革命传统本身就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是革命让中国摆脱了日本和西方列强的侵略，重新获得国家主权独立，而中国的汉族占据了95%以上，中国人很容易认为汉族传统就是中国传统，毛既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者也是一个民族形象 ，因而爱国主义的内涵不仅狭隘更错综复杂。
神圣的劳动
据相关学者考据，"劳动"一词的出现是个晚近的现象，近代西方的入侵尤其是甲午战争，使得指代现代产业工人工作的"劳动"一词被引入汉语语境。即便在西方（包括马克思那里），"劳动"也是非常复杂的，不但经历过漫长的演进历程，且与政治、道德、人性等呈现出千丝万缕的关系 ，中国更是如此。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劳动的痛苦与卑贱自是不必多言 ，但是个人生存、国家社会发展却必须要物质积累，因而劳动必须成为强制性的义务，劳动义务论固然可以提供强有力的外在约束，但劳动者内在的自觉亦不可少，劳动快乐观随之出现。正如李大钊所言："人生求乐的方法，最好莫过于尊重劳动。一切乐境，都可由劳动得来；一切苦境，都可由劳动解脱……晓得劳动的人实在不知道苦是什么东西……免苦的好法子，就是劳动。这叫'尊劳主义'" 。在义务劳动、快乐劳动的基础上，蔡元培于1918年11月6日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喊出了"劳动神圣"的口号 。因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在扩展和重新解读劳动内涵的基础上促使"劳动神圣、劳工神圣"的历史局面于1919年形成，传播了自由、平等、民主、公正等抽象观念，同时亦建立起"劳动人民"这一光辉形象。继承这一历史遗产的中共诞生之后，更是努力运用舆论实现由"劳动卑贱论"向"劳动神圣论"的质的飞跃，并将之后的中国革命史塑造成一部光辉的劳动人民反抗史。
然而，如果说李大钊等人提及这个词汇主要是基于个人解放这一启蒙运动的理想，那么后来的根据地时期，尤其是延安时期，提及这个词则可能更包含了一个实际考虑，即陕北贫瘠，难以养活中共长征过去的数万军队党员，劳动成为生存之必须。然而劳动并不仅仅是客观物质数据生产的基础，更是锻造革命意识的有力途径，借助"劳动"这一标尺民众被划分为劳动人民与剥削阶级，它们分别位于政治光谱的两端，唯有了解这两端的对比才可以更好的理解土改运动中"诉苦"机制 、运动伦理 。因而伴随着"劳动"成功实现由"卑贱"向"神圣"的质的蜕变的同时，革命的合法正当性得以悄然构建 。
建国之后，基于国民经济恢复的现实需要和中共话语模式的延续性要求，教科书依旧大力倡导劳动神圣，而且这一观念与科学知识以及工农主体地位的塑造相互渗透：据笔者统计，书中超过一半的关于"科学知识"的论述是与"生产劳动"相挂钩的，字里行间处处引导读者积极投入生产劳动的大军之中；而且作为国家主人的工农，毫无疑问成为劳动者的代名词，劳动的价值得以彰显；甚至书中弘扬的勤劳勇敢、团结互助等优秀质量，最终的落脚点依旧是劳动--一种作为社会美德的集体主义劳动 。而且群众路线是中共的一向主张，民主的多数根基或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固然是其考虑，但另一重要原因却是人民群众的生产属性，即劳动的人民。
因而劳动话语在特定的政治历史条件下能引申出社会的、政治的以及文化的等多方面意义，从而容易引起精英和大众等社会各阶层的共鸣，成为社会革命动员乃至政治发展的绝妙起点。（未完待续）
王洪燕，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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