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的国立音乐学院幼年班

1945年5月，德国无条件投降，欧洲的战场在一片废墟中疲惫地沉默下去；物理学家列奥·赫拉德请求杜鲁门总统不要使用原子弹；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国民党在重庆举行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世景荒荒，炮声如魇，在离重庆市中心约50公里的远郊青木关镇，成渝公路一侧的山腰上却默默建起了几间校舍，与公路对面的国立音乐学院相望。

4个月之后，140名6－12岁的男童陆陆续续地被送来这所学校，他们大多数是来自孤儿院、收容所的孤儿，原本都是衣衫褴褛、食不果腹。国立音乐学院的学生一有空儿，就跑过马路来欣赏这些小孩，觉得就好像在家里又添了一个小弟弟那样新鲜有趣。

孩子们都尚且是黄口幼儿，有的甚至还会尿床，他们哪里想得到自己在进入学校那一刻就被羡望着要去完成“成就国际水平的中国交响乐团”的使命－－1943年，留学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归来的作曲家、指挥家吴伯超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立音乐院院长。有一次他与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会面，向陈立夫提出：“一国的音乐水平主要是看他在交响乐领域的成就。”陈立夫当即询问如何才能提高国家的交响乐水平？吴伯超告知：首先要拥有国际水平的交响乐团，而交响乐的演奏人才却必须是自筋骨柔和的幼年开始培养，别无他途。

青木关竟如世外悠悠

抗战硝烟依然弥漫不尽，谁知天下清安是何年？吴伯超带着教育部拨款的200万金圆券回到青木关，建校舍、买教具、聘教师，其中包括后来获得金钟奖的黄源澧等。然后由老师带着考卷和器材到重庆周围的保育机构进行挑选，而考卷是以美国音乐心理学家西肖尔和他的学生在20年代初为测试音乐才能而创作的《西肖尔音乐才能测试》为主，要求被测试者在短时间内区别两个音在音高、时值、节拍等方面的细小差别，以考察他们的潜在音乐才能。

当初招生有两条规矩，一是不招女生，当时一家报纸还为此发表文章质问吴伯超是不是重男轻女？据说是因为考虑到曾经有一些经过辛苦培养的女学生，刚走出校门就放弃了音乐，二是不收富家子弟，因为吴伯超考虑到多年的音乐学习恐怕是养尊处优的富家子弟难以承受的。

时年9月，幼年班如期开学，按各人的文化程度编为四个班，一、二班为高班，三班为中班，四班为小班。开设的文化课有“国语”、“算术”、“英语”、“历史”、“地理”、“公民（即政治课）”、“美术”、“体育”等，音乐基础开设有“视唱”、“练耳”、“乐理”、“合唱”、“音乐欣赏”等等。

专业设置完全都是为配合建立交响乐队而设，分为弦乐组、管乐组、钢琴组和打击乐组－－老师让手指较短的学习小提琴，牙齿整齐的学习管乐。钢琴则是人人都要学习的，除弦乐组式辅修钢琴之外，其余专业的都暂时主修钢琴，因为钢琴是认知和声、复调等音乐作品的最佳途径。

曾任中央乐团大提琴首席的马育弟向我们回忆他在青木关的生活，说他们的生活待遇则几乎可以用“很好”来形容，因为标准是参照当时“旨在培养未来空军人才”的航空幼年学校而定，不仅学费全免、每年还给学生发送衣服、学习用品，伙食标准就更是好得不得了：平时每餐都是四菜一汤，周末改善伙食，月底有一次丰盛的聚餐。

那战争的年代，想必日色也苍黄，风声亦凄厉，人心稍瞬不留神便会跌入万念俱灰的幽暗境地。青木关却竟如世外悠悠，无有历史，破旧留声机里流入孩子们耳朵里的音乐是巴赫的《G弦上的咏叹调》、海顿的《告别》、贝多芬的《命运》、舒伯特的《魔王》，穆索尔斯基的《荒山之夜》、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天方夜谭》……虽然，唱针是竹签式的，每过一会儿就需要用特制的剪刀剪一次才能继续使用，发条也要经常上紧，否则音乐声就会逐渐低下来……

1995年，幼年班成立50周年的聚会上，有身在香港而不能前来相聚的同学发来电报：“我想起我们的童年，很苦，但是很快乐！因为莫扎特与贝多芬和我们在一起……”

150名童子聚在常州的庙里

把被子撕成一条一条，偷偷买了去南阳的车票，决定带着自己手下的“猴子”去山里当“泰山”……这是曾任中央乐团首席大管的刘奇在常州的国立音乐学院幼年班上学时的“梦想”，那个时候风靡美国电影《人猿泰山》，刘奇当时12岁。结果这一遗世独立的壮举在实施过程中，被老师拦截，痛斥一顿！

刘奇的父亲刘诚甫是河南师范艺术学院的校长。有一年，100多名日本兵闯入学校，正要实施烧杀抢掠，三岁的刘奇在父亲的指示下，向着日本兵一边拉二胡一边唱戏，他可爱机灵的样子把日本兵全都看得怔住，那些起先充满杀伐之气的军心竟集体温和退去。

对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政府迁回南京，国立音乐学院及其幼年班便也须随迁。但校舍只够国立音乐学院大学部居住，幼年班的学生只好在1946年暑假期间迁徙到常州一座废弃的庙宇里，而此时在严格的淘汰制度之下只余50多名学生了。

吴伯超为了稳定师生的心思，向他们强调这是一个自古有尚学传统的鱼米之乡，而且物价比南京低廉得多。他曾指着身上的一件新袍子对师生们说：“去南京时把自己穿了8年的棉袍换成法币，在常州我用这些钱买了一件新袍子还剩下了一小笔钱。”

迁入常州之后，由于战时保育制度已经取消，幼年班便开始在南京、上海、常州、无锡等地以报纸新闻的形式对社会招募新生。刘诚甫把11岁的儿子刘奇送了过去，与他同时入校的有100名新生。

教育只能朝着完善的方向走，否则何以完成幼年班音乐童子的宿命？请谁来教这150多名学生呢？

廖辅叔、夏之秋、陈传熙、潘美波等人被吴伯超请来。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盛天洞（盛中国之父）原来是国立音乐学院的学生，毕业之后就留在了幼年班做老师。他严格异常，为了让学生有正确的拉琴姿势，他吧长短适宜的竹签削尖了架在学生持琴的左手肘处。他上课时还会拿一根筷子，哪个学生没有把音按准，手指就会遭到筷子的痛击。有的学生手指上的血印成年累月难以愈合，但是谁都承认盛老师教出来的学生就是比别人基本功扎实。

世界名家从车窗出入

回观历史，不免惊动慨叹的是，男子要成就大志，竟是能屈膝以求全的。当时，南方的乐坛名家大都居住在上海，尤其是外籍教师更是如此，他们因为路途遥远，不愿到常州任教，有传言说吴伯超曾不止一次地跪地相求！

幼年班的孩子们当年是何其之幼小，以为所有的老师都是天然在这儿教书的。刘奇回忆说他们当时对校长是谁毫不好奇，只记得他这个人“很矮小、很黑、一脸大胡子。”

吴伯超为幼儿们请来的都是已经成为世界名家的外籍老师，教授小提琴的德国籍犹太人阿德勒原来是奥地利维也纳爱乐乐团的小提琴首席，为了逃避法西斯的迫害而流落上海，在工部局交响乐团任小提琴首席；教授大提琴的佘甫磋夫当年在彼得堡音乐学院以百分毕业，时任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的大提琴首席；小提琴老师奥地利人普杜什卡曾是沙皇宫廷乐队首席，时任上海交响乐团的小提琴首席；单簧管老师菲奥尼克是上海交响乐团的单簧管首席，还有教授长笛的美国任奥门、皮钦纽克等等……

外籍教师们每个周末都从上海赶到常州来给学生们上课，有的还要在南京国立音乐学院与常州幼年班之间两地奔波。那个时候乘坐火车非常不容易，有时候想从火车门走上火车根本不可能，只能从车窗挤上去，而且还得有人专门负责在车窗下面往里推。当时幼年班的学生邵根宝的父亲在幼年班当校工，他专门负责从车窗接送外教。

普杜什卡的口袋里总是揣着糖果，学生表现得好了就能得到糖果作为奖励，其他外籍老师也攀比似地纷纷带来糖果，给他们的学生。马育弟记得佘甫磋夫每次来总是带两颗糖，一颗给他，一颗给盛明耀。不光如此，当他们得知幼年班的学生除了练习曲谱之外，没有足够的音乐作品乐谱，就亲自动手给学生抄写了很多乐谱。

外籍老师来上课都是由廖辅叔一个人担任翻译，好在音乐教学是可以通过示范来实现，而且术语一般是意大利语，马育弟说他的老师佘甫磋夫就只会说“慢点慢点”这一句中文，但是中国所有拉大提琴的人都可以说是佘甫磋夫的学生－－马育弟这样说。

解放之后，这些逃避法西斯迫害来到中国的外籍艺术家纷纷回到自己的祖国。阿德勒回国前与学生合影，一个学生因为没有上好专业课而自责地哭鼻子，阿德勒紧张极了，合影过后一再解释：“我没有骂他……”

马育弟有一次遇到一个修琴师傅，师傅对他说：你的老师佘甫磋夫曾经来找我修琴，他的琴盒里面放着你们的照片。马育弟说：由此可见，这些外籍老师是从心里头爱学生，虽然幼年班的学生们在常州的生活待遇已经不太好了，一年只发一套衣服，孩子们的头发里都有虱子，但老师们对学生就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并非简单的同情之心。

最困难的时刻

1947年11月，幼年班赴南京和大学部的同学一起参加学校举办的秋季音乐会，当时管弦乐队一共52人，其中幼年班同学就有44人，演出曲目包括《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欢乐颂》、柴科夫斯基的《弦乐小夜曲》、歌剧《卡门》选段《斗牛士之歌》和《哈巴涅拉》等等。

但是当国民党兵败并逃往台湾之后，幼年班也失去了经济支持，学生们衣食无着落，学习就更不可能了。所以，幼年班将有家可归的孩子遣散回家，无家可归的孩子留在常州。

院长吴伯超筹划将学校迁往台湾，可在他乘“太平号”渡海时，不幸沉船身亡。

物价飞涨，“金圆券”以惊人的速度贬值着，黄源澧带着两个稍长的孩子去南京领回一大麻袋不值钱的纸币。四处都是逃难的人群，有时车厢都实在无法挤进去，黄源澧和孩子们就爬到车顶上，抱着整麻袋的钱。火车穿越山洞，他们就匍匐在车顶之上……

兵荒马乱，上课的先生们都渐渐地走得快没有了，琴房是四年前盖的茅房，屋顶被风刮得没有了，门也拆下来做了装器材的木箱，已经长大了的孩子们还穿着小时候发的旧棉衣，已经短小得衣不蔽体。饭，也渐渐地吃不饱了，一天三顿都是稀饭，孩子们都摸索出规律：第一次盛饭时只装半碗，才会给第二次添饭留下时机，如果一开始就装一整碗，吃完再去加饭的时候就没了……

幼年班的郑华彬老师是印尼华侨，他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放弃了生意回到祖国。1948年的时候，郑华彬不知为何出家去当了和尚。当学校里的人都走得快差不多了的时候，学生们给郑华彬写信：“你快回来吧，我们没人管。”他便买了一条船划回来，带领一小队年纪稍长的学生从常州步行到无锡的一座庙里，与那里一个相识的和尚打好招呼，说假如常州遇到战乱，就由这一队大孩子领路带着幼年班的学生到那庙里去避难，那庙里的长老答应给孩子们一块地，让他们种菜谋生。

当然，衣食住行都是成年人的苦恼，小儿哪知生计愁，刘奇说到那段经历，却只说是“愉快”！他依旧是每天楼上楼下地和同学玩“官兵捉强盗”，到农民地里偷黄瓜，带着一帮“猴子”扮“泰山”。他还记得他们1949年在常州迎接解放军的演出中，他扮演蒋介石，记不住台词，提词的人比台上的他声音还大，他还是紧张得一个字也听不到－－从此在幼年班落下笑柄。

1949年4月，幼年班的部分同学参加了上海音乐教育协进会主办的“第一届儿童音乐比赛会”，小提琴、大提琴等多个项目的前两名都被幼年班的学生夺得，仅钢琴第一名的得主是刘诗昆。

那个时候，中央音乐学院在天津筹建，常州幼年班最大的愿望就是等待着去天津，等待新的学习生活，以及无需恐惧饥饿与寒冷的日子……

1950年4月，幼年班的40多名师生才抵达天津，最大的17、8岁，最小的12岁。国立音乐学院派了好多人到火车站，想象着要分头把幼年班的幼儿们抱下火车。等火车抵达，幼年班的学生们走下火车时，他们惊呆了，哪里是幼儿？分明已经是几乎跟他们差不多高的一群少年郎！

当年14岁的刘奇记得抱他下车的师兄问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长大了想干什么？”他回答说：“当音乐家。”师兄说：“不对。应该是为人民服务！”

幼年班完成使命

幼年已成少年，幼年班在天津改名为“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而在第二年，这些还没来得及升入本科的少年就不得不被频频投入到国家的外事活动中去。

1951年，第三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在柏林举行，文化部从全国57个单位召集了222位成员，成立中国青年文工团，其中幼年班的学生去了20多个。然后又是长达13个月不间断的出国演出，共走了152个国家。刘奇说，幼年班的孩子因为吃不饱，很多人只长到1米5几就不再长了，他自己在出国之前本来也只有1.56米，趁着演出在国外猛吃猛喝，别人吃一份餐，他连要7份，回来之后个头就窜到了1.76米。刘奇说那些没有机会出国的幼年班同学因为长期缺乏营养，大部分都停留在了1米5几的个头上。

那出国演出所受到的待遇，真是棒得不得了！每个人发8套毛料子的衣服，20件衬衣，6双皮鞋，20双袜子，还有风衣、雨衣、皮大衣……皮大衣是外面呢子，内衬羊羔皮，领子则是水獭皮。到莫斯科的要坐10天火车，途径7、8个大站，所以起码要受到7、8次的重大欢迎，动辄就是上万群众的队伍……那欢呼！那友好！啧啧……刚到德国时，领导嘱咐说这里情况复杂，有很多间谍，不能一个人单独行动。所以，在马恩广场，乐团成员就真的画了一个圈，大家都站在圈里。大热的天，外国人都穿着背心吃冰棒、喝汽水，还不停地擦汗水。可是，站在圈里的中国乐团成员都穿着正牌的中国毛料制服，人人汗流浃背，后来有人热得扑通一声晕倒在地。

在国外演出时，外国人首先是来看女孩子们的脚：“怎么不是三寸金莲？怎么不是顺拐？怎么和《胡桃夹子》里的不一样？”然后看中国人穿的衣服：“怎么比我们穿得还好？怎么衬衫竟然是12支的棉纱？”再看节目：“为什么要枪毙黄世仁？杨白劳欠钱本来就是应该还钱啊！”

世界巡演归来之后，吹巴松的刘奇说：“我在国外见到人就求教。凭良心告诉你，我1952年回国的时候就是全国第一了。”与他同道的那20多名幼年班同学也在这巡演的机会里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因此，当中国青年文工团在上级指示之下变成中央歌舞团，其中的管弦乐队又在1956年分离出来组成“中央乐团”的时候，幼年班的学生就是其中最骨干的力量。终于，中国人自己培养的第一代交响乐人才组成了新中国第一个交响乐团。而在1957年7月，少年班改为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黄源澧成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第一任校长。

而在接下来绵延的岁月里，幼年班的很多人都成了中央乐团、中央歌剧院、中国电影乐团、上海交响乐团等艺术团体的声部首席，例如小提琴演奏家张应发、高经华、梁庆林、阿克俭、殷汝芳、蔡纪凯、朱信人、黄柏荣、朱工七等；中提琴演奏家岑元鼎等；大提琴演奏家胡国尧、马育弟、盛明耀等；长笛演奏家李学全、大管演奏家刘奇、圆号演奏家谢厚鸣、打击乐演奏家方国庆等，还有作曲家田丰、金湘等，指挥家张子文、王恩悌等，还有很多人进入教育领域，他们常常是向自己的学生说起青木关、常州，还有牵引他们走上音乐道路的老师吴伯超、廖辅叔、阿德勒……

可嗟人世荒唐的是，那一日去拜访马育弟，他指着一位老友说：“他曾经是我们中央乐团合唱团的队长，那又如何？现在还不是一个糟老头子，哈哈，我们都成了糟老头子。我们这些糟老头子都没有上台的机会啦，但现在乐团那些年轻人，他们的演奏水平，唉。他们一心想着的就是钱……”

刘晋锋，《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