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斯大林——关于中苏结盟的对话（上）

　　中苏结成同盟关系的重要基础是在政治和军事上对付美国的威胁。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中需要苏联的支持和援助，遏制美国干涉中国内战和颠覆新中国的企图，而苏联在与美国处于冷战状态的国际背景下，也需要借助中国在亚洲牵制和打击美国的势力。正如韦斯塔教授认为的，中苏友谊的内容首先是作为一种反美联合，或者说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反资本主义制度的联合，它将矛头直接对准了战后美国在亚洲的出现，以及以美国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一点上，中苏双方的需求是共同的，相互的。

　　但中共要求与苏联结成同盟还有一个经济上的原因，即在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在一个新生国家进行建设和管理方面需要苏联的大量援助。这种要求在新中国成立后显得尤其迫切。虽然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取得了军事上的最后胜利，但是面对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经济状况，新中国领导人确是心急如焚。当时，中国与西方国家正处于对立状态，唯一的希望是得到苏联的援助。中国领导人不断向苏联方面反映这种状况。

　　1949年10月28日，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在接见苏联大使罗申时向他指出，中国经济形势的特点是“复杂和困难”的，对外贸易由于国民党封锁海岸已陷于瘫痪，新政权控制的所有港口只有天津还有进出口业务，其贸易额不超过300万美元。缺乏专业技术干部也是经济恢复的一个最严重的难题，陈云在谈话中指出：“缺少忠实于人民政府的技术干部，严重制约着国家经济的恢复。我们从国民党手里接收的工程师和专业技术人员总共才两万人，按其政治信仰，大多数是反动分子和亲美分子。在最大的鞍山钢铁联合企业里，70位工程师中62位是日本人，一般都对中国人尤其是对共产党人怀有敌意。”而大多数中共党员的普通教育和文化程度很低。根据1950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陆定一接见苏联驻华代办谢巴耶夫时通报的材料，当时华北有150万党员，其中130万是文盲或半文盲。在领导人员中（区委和区委以上），将近50％的人没有文化或文化不多。

　　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齐赫文斯基（Tikhvickii）在他的题为《人民民主在中国的胜利和1949年的国民经济》的报告中指出了下述事实：在天津、上海、重庆、广州这样一些重要工业中心解放时，那里75％以上的工业企业已经瘫痪。国民党军队撤退时留下了一片废墟－－炸毁了堤坝，践踏了几万公顷农田，带走或炸毁了火车机车和车厢，毁坏了发电站和仓库，破坏了交通、电报和无线电通讯设施，凿沉了船只。国民党撤离上海时毁坏了国际无线电台，炸毁了江南造船厂的主要车间和江湾机场的油库，凿沉了4艘油船和10艘轮船。从无锡逃跑时焚烧了1000多辆满载从上海送来的工业设备的卡车。从武汉到广州的100多座铁路桥被炸掉了90多座。在汉口毁坏了30多只船，炸毁了连接武汉三镇的所有铁路桥梁。

　　此外，1949年12月19日由周恩来签发的《政务院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说：今年各地灾情异常严重，全国被淹耕地约1亿亩，粮食减产约120亿斤，灾民约4000万。

　　正是出于对国内经济状况和发展趋势的担忧，中国领导人更加坚定了与苏联结成同盟的信念。用刘少奇的话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联合苏联”就是“立国的基本政策”。

　　然而，毛泽东明白决不能靠乞求援助来达到与苏联结盟的目的，必须向斯大林说明，中苏同盟不仅有利于中国，从根本上讲也是有利于苏联的。毛泽东的确传递了这样的信息，他的出发点是要让莫斯科知道，为了在政治上共同对付美国，苏联也需要中国在经济上强大起来。

　　作为中国共产党情报部门负责人及当时毛泽东与苏联大使的联络人，李克农于1949年11月17日在苏联大使馆的一次谈话中指出，美国有一个“策划中国共产党响应铁托集团的计划”，并且扩大他们“在中国的影响，以破坏中苏之间的友谊”。按照李克农的说法，帝国主义者宣传的重点是指责苏联正在“窃取中国的食物和资源，并且攻击1945年的中苏条约是一个不平等的帝国主义条约，其结果导致中国丧失了东北及在满洲的所有工业设备”。

　　美国是否有一个“策划中国共产党响应铁托集团的计划”，以及中共如何了解到这一情况，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李克农传递这样的信息，无疑是提醒莫斯科，在苏联与美国的对抗中中国的地位也是不可忽视的。因为斯大林一直担心毛泽东会走铁托式的道路，特别是对新中国与美国关系的发展不放心，对此，毛泽东是有感受的，他曾对中国民主人士罗隆基说中国“不能接受美国的援助”，因为这将引起苏联的怀疑。当然，毛泽东需要在这个问题上表明中国的立场，所以中国领导人还向苏联透露，美国仍然企图颠覆中国新生的革命政权，他们不但对国民党在台湾的残余势力提供援助，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大陆组织和建立反革命组织。总之，毛泽东一方面是要表明中国对美国和苏联关系的不同立场，另一方面也是强调密切中苏之间关系的必要性。同时，从李克农的信息中还可以体会到的言外之意，就是新中国领导人对1945年的中苏条约是不满的。

　　除了寻求经济援助，毛泽东去莫斯科的另一个主要目的就是签订新的中苏同盟条约。随同毛泽东访苏的翻译人员师哲有一段广为传播的回忆，他认为中苏领导人在会谈初期遇到难题或产生隔阂的原因，是“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没有猜透对方的心理和意图，因而发生了某种误会”，特别是斯大林不理解毛泽东想要的“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是什么。而一些俄国学者的看法不同，他们（如列多夫斯基、库利克等）在接受笔者采访或进行学术交流时说，毛泽东来莫斯科的主要目的就是养病，所以毛泽东后来抱怨他在莫斯科受到冷遇是没有道理的。这些看法都是错误的，因为目前已经披露的档案文献充分表明，毛泽东早在离开北京之前已经把他苏联之行的主要目的说得非常清楚，即希望与苏联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同盟条约。

　　毛泽东访问苏联的准备工作在10月就开始了，最初打算出访3个月，第一个月在苏联，并要签订中苏友好条约，第二个月去东欧国家访问，第三个月在索契疗养。根据科瓦廖夫的建议，这次访问将秘密进行。在11月5日的谈话中，科瓦廖夫转达了斯大林的意见，表示欢迎毛泽东访苏。毛泽东则提出他想于12月在莫斯科拜会斯大林，并亲自向斯大林祝寿。因有许多国家将派代表团出席斯大林的寿辰庆典，所以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也带有完全公开的性质。随后，11月8日，毛泽东专为此事向莫斯科发了电报。11月10日，毛泽东又委托周恩来再次向罗申大使表达了毛泽东要访苏的愿望，并说明在访问期间要提出中苏条约问题。周恩来在会谈中补充说，如果要签订条约，他将亲自前往莫斯科谈判。中共中央11月9日给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的电报证明了上述说法，电报称：已请科瓦廖夫通知斯大林请他决定毛主席去莫斯科的时间，“至于恩来同志是否应随毛主席一道去莫斯科，或于毛主席到莫斯后再定恩来是否去及何时去，此点亦请斯大林酌定”。王稼祥立即向苏共中央转达了这个意思。对此，葛罗米柯（Gromyko）向斯大林建议，既然中国人谈到担心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时出访可能影响工作，苏联可以表示尊重中共自己的选择。这实际上是暗示只要毛泽东一人来访。上述情况说明，毛泽东将要与斯大林进行的对话的主要内容双方事前已经说得一清二楚，根本不存在误会的问题。

　　总之，毛泽东去莫斯科的目的，一是要尽量争取苏联的经济援助，二是要与苏联结成同盟，并以一个新条约的形式表现这种同盟关系。

　　然而，毛泽东对于这次访苏的结果却完全没有把握，因为斯大林没有给予明确的答复，他只好只身前往，一方面给斯大林祝寿，一方面了解莫斯科的底牌。为了强调这次访问的重要性，引起斯大林的注意，毛泽东在12月3日召见科瓦廖夫，特意告诉他，对于毛泽东访苏中共是有压力的。毛泽东说，中国的民主党派在一次会议上反对这次出访，因为按照传统，一向是“外夷”来朝拜中国皇帝，而不是相反。他们还认为，毛泽东访苏会使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复杂化，并失去这些国家的经济援助。毛泽东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他的访问的确是很不顺利的。有俄国学者认为，斯大林与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彼此理解对方了”，关于条约的谈判“平静地达成了一致意见，没有什么分歧”。而事实恰恰相反，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对话在一开始便遇到了障碍。

　　毛泽东于1949年12月16日到达莫斯科，6个小时之后便与斯大林举行了正式会谈。根据俄国档案中的会议记录，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第一次对话便在两个重要问题－－即中苏条约和解放台湾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在中苏条约问题上，双方虽然都表示可以让步，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取得一致意见。在解放台湾问题上，苏联则拒绝直接向中国提供援助。

　　当毛泽东刚讲到中共中央在刘少奇访苏后研究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时，斯大林立即接过来说：“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和解决”。但他强调：“苏中之间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这个条约的，该协议规定了条约中最重要的几项条款（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旅顺问题等等）。这就意味着，上述条约的缔结应该说是得到美国和英国同意的。鉴于这一情况，我们在小范围内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因为哪怕改动一款，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因此要寻求一种可行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即形式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按照中国政府的建议，撤出那里的苏联军队。”“至于长春铁路，在此情况下，考虑中方的愿望，可以在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修改协议的有关条款。”

　　既然斯大林已经抢先说出了苏联决定暂时不改动条约任何条款的意向，毛泽东也只得表示可以保留“长春铁路和旅顺的现有状况”，“眼下不必修改条约”，但同时指出“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定中的立场。我们应该按如何对共同的事业有利来行事，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周到。”毛泽东接着便提出“是否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解决条约问题”，因为毛泽东在此前给莫斯科的电报中讲明周恩来到莫斯科的任务就是签订条约，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实际上还是坚持要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对此，斯大林显然不高兴地回答说：“这个问题您必须自己决定。可能需要周来解决其他一些问题。”

　　会谈记录表明，在中苏条约的问题上虽然双方都表示可以做出让步，但苏联希望维持旧条约而中国坚持签订新条约，这一分歧是明显的，只是双方都没有把话说透，都想保留外交上的回旋余地而已。

　　在谈到建立海军的问题时，毛泽东并非无意地顺便提到：“国民党人在台湾岛上建立了海军基地和空军基地。我们没有海军和空军，使人民解放军难以占领台湾。鉴于这一点，我们的一些将领主张呼吁苏联援助，苏联可以派遣志愿飞行员或秘密部队以便尽快拿下台湾。”毛泽东说这番话是经过认真考虑的。鉴于斯大林在与刘少奇会谈时表明了苏联不愿因援助中国解放台湾而与美国发生公开冲突的态度，毛泽东才提到“志愿飞行员或秘密部队”这种既可避免苏联公开出面，又能在实际上得到苏联援助的办法。对此，斯大林不便再予以直接拒绝，便提出“援助形式需要考虑周到”，“主要的问题是不给美国人干预提供借口”。但斯大林接着又说，苏联可以提供“参谋和教官”，“其他问题我们要仔细考虑”，　这实际上等于在提供军事援助以帮助中共解放台湾的问题上封住了毛泽东的嘴。

　　毛泽东对第一次会谈的结果很不满意。按照科瓦廖夫的观察，那几天毛泽东“闷闷不乐地呆在别墅里”，“情绪不好，心神不安”。为了进一步表明中国方面的态度，他在参加过斯大林70寿辰的庆祝活动后，于12月22日邀请科瓦廖夫去谈话，并要求把谈话记录转给斯大林。根据谈话记录，毛泽东讲到，已经把12月16日会谈内容报告给中共中央，并在等待中共中央对会谈中所涉及问题的意见。毛泽东提出下一次会见希望安排在12月23日或24日，并向斯大林提交了下一步谈判的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解决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条约、航空协定等问题，其中包括缅甸承认中国的问题。按照这个方案，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履行协议签字手续。第二种方案是对第一方案中的各种问题从多方面进行磋商，但暂不履行相应的签字手续。这样，周恩来就不必马上来莫斯科。毛泽东在交谈中不止一次地强调，所有这些问题均由斯大林定夺。

　　然而，在12月24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谈中斯大林根本就没提中苏条约的问题，毛泽东对此感到十分失望。毛泽东本人后来同苏联大使尤金（Yudin）谈起这一情况，毛泽东认为这是斯大林对中共不信任的表现：“我们访问莫斯科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签订中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中国人民问我们苏联会不会同新中国签订条约，为什么同国民党签订的条约至今在法律上仍然有效，等等。关于签订条约的问题当时对我们来说事关重大，将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后发展的前景。”“我在同斯大林第一次会谈时就提议签订条约，但是斯大林却避而不答。我在第二次会谈时又重提这一问题，把中共中央关于签订条约这一请求的电报给他看了。我建议把周恩来召到莫斯科来签订条约，因为他是外交部长。斯大林则利用这个建议作为拒绝的借口，说‘这样做不合适，因为资产阶级报刊会说整个中国政府都到了莫斯科’。后来斯大林避而不见我。我曾给他的住所打过电话，但得到的答复是斯大林不在家，建议我去见米高扬。”毛泽东说“这种做法使我很生气，我决定呆在别墅里，什么也不干”。毛泽东还拒绝了科瓦廖夫和费德林（Fedorenko）关于去苏联全国游览的建议，而宁可“在别墅里睡大觉”。

　　斯大林不愿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从根本上讲，一方面是担心失去苏联在1945年从蒋介石手中得到的在中国东北的经济利益，一方面是担心如果由此引起西方对整个雅尔塔体系提出异议，苏联则将在国际上陷入极为被动的境地。如果说与米高扬访华和刘少奇访苏时相比斯大林在这一问题上的主张有所改变，那就是现在苏联更加明确地提出对中苏条约在实际上进行修改，而在形式上仍然保留。这样做至少不会因中苏条约的改变而在国际关系方面给苏联引出更多的麻烦。

　　斯大林显然认为苏联已经做出了巨大的让步，但他不知道毛泽东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更加注重问题的形式方面。毛泽东坚持要废除原有的中苏条约，一方面是考虑到新中国领导人在国内的威信，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以此对西方国家施加压力，从而扫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正如他本人所说：“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此时，斯大林在等待毛泽东做出相应的让步，毛泽东则提出准备静心休养，并要提前打道回府，以示对在莫斯科受到的冷遇的不满和抗议。

　　1950年元旦这一天，罗申奉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之命拜访了毛泽东。毛泽东向他声明，因身体不适“准备完全静养一周，彻底恢复正常的睡眠”。毛泽东还提出，在以后一周的休息期间他想会见什维尔尼克（Shvernik）、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Voroshilov）、贝利亚（Beria）、马林科夫（Malenkov）、华西列夫斯基和维辛斯基，“这些会见应当只具有简单的座谈性质。他不想就这些会见提出任何专门的题目，或者说是不讨论实质性问题。会见应当每天安排一次，时间不要太长，他认为最好是在晚上5－6点钟之后。”“在这段时间里，他想与斯大林本人讨论实质性问题。”毛泽东还强调他“不想参观工厂，不想作报告，也不想发表公开演讲。从他的健康考虑，这些事是令人疲倦的，而且会再次破坏他的睡眠习惯，并引起头晕复发。以前他曾打算到苏联各地去看看，现在，由于健康情况，而且回国时还要进行长途跋涉，所以他不想在苏联各地旅行了”。最后，毛泽东提出，他原计划在苏联逗留三个月，但现在他想提前一个月，即在1月底离开莫斯科回国。看来，除了“讨论实质性问题”，毛泽东不想做任何事情了。

　　面对毫不退让的毛泽东，斯大林必须做出选择。

　　首先使斯大林受到刺激的是西方的报纸。由于自斯大林寿辰庆典后毛泽东一直没有在苏联的媒体上出现过，各国驻莫斯科使馆都议论纷纷，到处打听毛泽东的行踪，在西方媒体也引起了种种猜测，甚至有消息说毛泽东被软禁起来了。对此，中苏双方都感到不妥。王稼祥大使提出以毛泽东答记者问的方式解脱困境，并公开说明毛泽东访苏的目的。第二天，即1月2日，《真理报》刊登了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的消息。毛泽东向外界声明，他来莫斯科的目的首先是要解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问题，并表示逗留苏联的时间“部分地取决于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毛泽东还说“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毛泽东在私下和公开场合表示出来的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无非是想给斯大林施加压力，迫使他讨论新条约的问题。实际上，斯大林同意毛泽东在报纸公开发表这样的谈话已经表示出苏联的让步倾向。毛泽东后来承认，在《真理报》发表讲话这件事“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与此同时，还发生了另一件影响斯大林决策的事情。毛泽东在1月1日与罗申会谈时告诉他，最近几天“收到北京的报告，说缅甸和印度政府表示他们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通知缅甸和印度政府，如果他们确实希望改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那么他们必须首先完全断绝与蒋介石的联系，并发表官方声明，无条件地拒绝向蒋介石政权提供任何支持和援助。在印度和缅甸政府接受中国政府的上述建议的条件下，他们可以派代表到北京进行谈判。”毛泽东还告诉罗申一个消息：“不久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也将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采取明显步骤。”

　　实际情况是，早在1949年12月16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会议时就透露，“英国政府倾向于承认我国”。12月18日周恩来已复电缅甸外交部长，同意在缅甸政府与国民党残余力量断绝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中缅外交关系。12月30日印度总理尼赫鲁（Nehru）致电周恩来，表示印度政府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宣布撤销对国民党政府的承认。（未完待續）

　　摘自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