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的主动流动是从宋朝才开始的

 古代社会与近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古代社会是固态的，每个人都被束缚在固定的户籍地，限制在固然的社会等级中；而近代社会则是液态的，流动的。流动，既包括地理意义上的横向流动，即可以从一地自由迁徙到另一地；也包括阶层意义上的纵向流动，即固化的等级结构被打破，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上升的机会。这种丰富、广泛、持续的社会流动性，是从宋朝才开始涌现出来的。

 先来说“横向流动”。其实宋人自己已经发现了他们所处之世跟前代的巨大差异。宋神宗熙宁年间，曾布说过一番话：“古者乡田同井，人皆安土重迁，流之远方，无所资给，徒隶困辱，以至终身。近世之民，轻去乡土，转徙四方，固不为患。”这里的“近世”，当然是指宋代。

 所以宋代出现了大量的流动人口，许多地方都是“主户少而客户多，往来不定，口尤难记”，“士农工商”四民都加入流动的队伍。

 士人四处游学，南宋时吕祖谦在严州主持州学，“士由远方负笈者日众”；农人也能够摆脱户籍与土地的束缚，“释其耒耜而游于四方，择其所乐而居之”；在东京开封，“桥、市、街、巷口皆有竹木匠人，谓之杂货工匠，以至杂作人夫……罗立会聚，候人请唤”，这些在城市讨生活的工匠，也来自五湖四海；商人的流动性更不待言，在杭州，“富室多是外郡寄寓之人，盖此郡凤凰山谓之客山，其山高木秀皆荫及寄寓者。其寄寓人，多为江商海贾，穹桅巨舶，安行于烟涛渺莽之中，四方百货，不趾而集，自此成家立业者众矣。”

 频仍的人口流动，使得一位北宋官员发现：“今天下壮有力之民，侨寓杂处，散于四方，手不服耒耜之勤，心不知田亩之乐，为淫巧奇技、屠贩游博，其无理之甚者，啸聚不逞，杀人于货。”这位官员对此忧心忡忡，但当时的社会对于人口流动已见惯不怪，“邑里不告讦，门关不诃问，县官乡吏察治无术”。宋朝的法律也承认人民自由迁徙的权利，“居作一年，即听附籍”，即只要你能够在一个地方生活一年，便可以入籍当地户口。

 还有一点值得指出来，宋史学者程民生先生说，“迁徙自由的另一层意思是，居民可以不被强制迁徙。秦、汉、唐、元、明、清都有大规模的官方组织的移民活动，宋代一次也没有，偶尔有动议，也都不了了之，不能不说是政府对居民迁徙自由的尊重。”

 再来说“纵向流动”。纵向流动即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旅美学者刘子健先生认为：“从宋代开始，中国已经步入近代时期，阶级区分远不及唐代以前那样严格、硬性，阶级之间的流动性比较大，世族没落，平民式的家族抬头，都和近代社会相像或相近。”门阀政治的解体，科举制的全面展开，为平民的向上晋升提供了畅通的渠道。

 宋朝的纵向流动的丰富性，并不仅仅表现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庄园经济瓦解、商品经济发达等一系列结构性的社会变革，使得所有的人，都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地位，贫者可致富，富者也可能一夜之间沦为贫民。如“常州无锡县村民陈承信，本以贩豕为业，后极富”；而“江浙巨室，有朝为陶朱(指代富商)，暮为黔娄(指代贫民)者”。社会呈现出“贫富无定势”的上下流动之态。

 佃客也可以凭自己的劳动成为田主。“乡村小民，其间多是无田之家，须就田主讨田耕作”，但佃户有机会积累财富，只要“丁口蕃多，衣食有余，能稍买田宅三五亩，出立户名，便欲脱离主户而去”。有一些佃户，“本皆下户，因佃李庄之利，今皆建大第高廪，更为豪民”。阶级之间只有财富的门槛，而无身份的永隔，“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

 “士农工商”四民之间，也不再存在森严的壁垒，“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

 这种社会阶层之间的急剧流动，宋人其实是看得清清楚楚的，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说：“先王之制，贵者始富，贱者不富也。贫富贵贱，离而为四，起于后世。”这里的“后世”，即指宋代。“贫富贵贱，离而为四”的意思，是说从宋代开始，此四者可以自由组合，贫者可以富，可以贵；贱者可以贵，可以富；富者可能贵，也可能贱；贵者可能富，也可能贫；贫富贵贱处于变动之中。用现代社会学的概念来说，社会阶层没有“板结化”。社会也因此才焕发出活力。

 台湾学者黄宽重先生认为“宋代是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乃公允之说。从社会流动性的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宋朝已在迈向近代。

吴钩，腾讯网“大家”专栏，原标题为《流动的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