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时期魏源的睿智与尴尬：中国未理睬，日本反受益

　  内容提要：鸦片战争时期，自视为“天朝上国”的清朝，却败于所谓“蛮夷”之邦的英国军队，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里愈陷愈深。魏源从治国理政的角度，向国人、尤其是向执政当局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1]的主张。这种主张，可谓高屋建瓴、切中时弊，充满了睿智。遗憾的是，他的睿智尽管拓展了国人的视野，启发后人进行改革，但在当时并没有造成轰动效应、被朝廷当局所采纳。令人惊叹的是，魏源的资政思路却诱发了日本向外国学习的雄心，成为日本文治武德的经典，引导到明治维新之路。


　　鸦片战争时期，自视为“天朝上国”的清朝，动用百万大军，却败于所谓“蛮夷”之邦、区区万人的英国军队，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并且，此后一败再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里愈陷愈深，长达百余年而不能自拔。是军事力量悬殊太大、是清朝政治制度腐败、是民心不齐，还是别的原因？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魏源石从治国理政的角度，向国人、尤其是执政当局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2]的主张。这种主张，可谓高屋建瓴、切中时弊，充满了睿智。令人遗憾的是，在国内外却得到迥然不同。

　　一、超出普通国人的眼光

　　魏源(1794—1857)，湖南邵阳人，道光年间进士，官至高邮知州。1840年8月，英军攻陷定海后，魏源日夜奋笔疾书探求盛衰之理、筹划海防之策的《圣武记》。1840年9月，他将审讯英军俘虏的供述，整理为《英吉利小记》，加深了对英国的认识。1841年，他得到林则徐的《四洲志》，如获至宝，并进一步搜集资料，开始编撰新书，在鸦片战争结束时，终于写成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地介绍世界史地的名著《海国图志》50卷。其后，他又不断搜集新资料，阐述新观点，进行增补，于1847年出版了《海国图志》60卷本；1852年，出版了《海国图志》100卷本。该书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个最富有时代色彩的口号，对近代中国、乃至对日本的早期现代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被誉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最大的一百本书之一。”

　　明末清初，已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只是高度集权的封建官僚机构禁锢着它的发展。与此同时，英、法等西方国家广泛采用大机器生产，资本主义得到长足发展。实际上，这时候中西方之间的差距就已经显现出来，只不过清朝统治者茫然无知，自欺欺人罢了。

　　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清朝统一了台湾，次年便正式解除海禁，开海贸易，先后在江苏松江、浙江宁波、福建厦门、广东广州设立四个关口，首次在中国历史上正式建立海关。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将多口通商改为一口通商，“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更有甚者，1759年底，制订、并经乾隆批准了《防范外夷规条》规定：永行禁止夷商在省（指广东——作者注）住冬；管束稽查夷人到粤的居行；查禁外夷资本及雇佣汉人役使；永除外夷雇人传递信息之积弊；酌拨营员弹压稽查夷船进泊处。这5项规条构成了一套外贸管理体制，制约了中外贸易的进展。

　　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使华，到热河向乾隆皇帝呈递了国书：“一、使臣来华之目的是为了两国互通有无，增进贸易。二、要求允许派遣使臣驻华。三、要求保护英人。”等等。英王致乾隆皇帝书指出：“我本国的人，或是在中国管的地方住着，或是来做买卖，若是他果能安分小心，求大皇帝加恩，他们都好仗着鸿福承受厚恩。他们若得了不是，即该处治；若并无不是，自然常受大皇帝的恩典。”[3]对于英国与华经商的请求，1793年10月3日，乾隆致英王第一道敕谕断然拒绝说：“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1793年10月7日，乾隆致英王第二道敕谕的言辞更为严厉，指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若经此次详谕后，尔国王或误听尔臣下之言，任从夷商将货船驶至浙江、天津地方，欲求上岸交易，天朝法制森严，各处守土文武恪遵功令，尔国船只到彼，该处文武必不肯令其停留，定当立即驱逐出洋，未免尔国夷商徒劳往返，勿谓言之不预也。”[4]实际上，乾隆这种妄自尊大和愚昧无知的态度，等于把清朝推向了闭关自守的地步，错失了与外国平等经商、平等往来的机遇。

　　由于闭关自守，以至于鸦片战争打响后，道光皇帝还不知英吉利是否与俄罗斯接壤。封建统治者“目外人为蛮夷戎狄，绝不仿人知识，共求强盛”[5]。面对外侮内患，封建顽固派仍然抱着“天圆地方、清朝处于中央”妄自尊大的态度，不寻对待的良策。甚至鸦片战争爆发后，林则徐还在奏折中描述英军说：“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扑不能复起。”[6]可见，不少人的认识都是肤浅的。为何乾隆以来，清朝统治者拒绝西学，而推行封闭式文化呢？以已所见，主要原因是：

　　知识浅薄，夜郎自大。实际上，天朝观念是源远流长的。明末，意大利来华传教士利玛窦写道：“中国人认为他们的辽阔领土的范围，实际上是与宇宙的边缘接壤的。”“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都看作没有知识的野蛮人，并且就用这样的词句来称呼他们，甚至他们表示外国人这个词的书面词汇也和用于野兽的一样。”[7]比如，表示国名，常常加上口字旁，如口英口吉口利。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外国人是化外之民、是野蛮的。

　　心胸狭隘，自私自利。清朝统治者是马背上得天下的，虽然军事上取得了胜利，而他们心底透明，经济上、文化上处于劣势地位。因此，他们摆脱不了自卑、畏惧的阴影。清廷担心中国民众一旦与外国人密切接触，将后患无穷，甚至危及自己的统治地位，索性“杜民夷之争论，立中外之大防。”在清朝统治者看来，实行闭关自守政策、推行封闭式文化，是保存清朝这个“木乃伊”的最好办法。

　　封闭式文化与封闭式政治是相适应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8]在这种环境中，封建官僚精通了投机钻营的诈术，终日考虑自己的车马漂亮，衣着华丽，说话投人所好，善于察颜观色，其他什么本领也没有。皇帝给个好脸色，赏点不值钱的玩艺，那些大官就洋洋自得，向自己的门生和妻子炫耀。皇帝把脸一沉，那些大官就磕响头，另寻得宠的办法。官员狡诈成性，变得油头滑脑，“官益久，则气愈偷；望益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愈工”[9]。这种卑鄙钻营的做法，是“辱国”、“辱社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犹如“日之将夕，悲风骤至”，弄得“左无才相，右无才吏，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甚至连才偷才盗也难以找到。封建官员只是一群行尸走肉，治理国家毫无办法。

　　“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与外界发生联系”。[10]“风且起，一旦荒忽飞扬，化而为沙泥!”鸦片战争时期，琦善、伊里布等人丑态百出，屈膝于外国侵略者的脚下就是例证。

　　在当时社会，能够像魏源那样眼观全球、提出西学问题，确实是凤毛麟角的。他所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确实不失为救世良方。

　　二、启中国早期现代化之蒙

　　了解国际形势，借鉴外国知识，是中国的当务之急。因此，魏源指出：“岛夷通市二百载，茫茫昧昧竟安在。”[11]同是反击侵略者，“知其形与不知其形”效果迥然不同；同是与外国办交涉，“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完全两样。他根据鸦片战争时期清政府极端愚昧无知的行为，提出“筹夷事必知夷情”的观点，主张“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12]“刺夷事”，“探阅新闻纸”，著书立说介绍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经济和科学技术知识。他所编著的《海国图志》就是以林则徐翻译的《四洲志》为基础，再参考外国书籍及报刊，亲自访问战俘安突德，“以西洋人谈西洋”而写成的。

　　魏源通过鸦片战争清醒地认识到：“兵无利器，与徒手同；器不命中，与徒器同。”[13]在一定条件下武器对于战争胜负起到重要作用。那么，西方的“长技”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魏源认为，主要有战舰、火箭和养兵、统兵之法三个方面。

　　魏源妥善地处理了禁止鸦片与学习西方科技的关系。他认为：“人知鸦烟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而不知水战火器为沿海数万里必当师之计；而不知馕兵之厚，练兵之严，驭兵之纪律，为绿营水师对治之药。”[14]英国向中国输入的鸦片，造成“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而英国的新式舰船火器，却是中国“沿海数万里必当师之技”，养兵练兵之法为中国“绿营水师对治之药”。奇怪的是，封建统治者拒绝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却拼命地吸食舶来的鸦片。魏源明确地指出：西方的先进技术“借风力、水力、火力等，夺造化，通神明”，是“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15]。他认为，应当放下架子，恭恭敬敬地学习。可见，这里包含着辩证法思想。

　　鸦片战争后，魏源提出学习外国长技主要着眼于军事。他主张学习外国军事工业如兵船、火炮的制造，创立了粤东船厂和火器局用来制造战舰、大炮、鸟铳、火箭、火药；聘请弥利坚（美国）、佛兰西（法国）、葡萄亚（葡萄牙）等国的技术人员传授生产技术；准许福建、上海、宁波、天津等城市仿效建造船厂和火器局；学习外国“饷兵之厚，练兵之严，驭兵之纪律”，要求对所募水师严格“练习驾驶攻战”，举行全国性的大检阅，“以创中国千年水师未有之盛”[16]。他认真反思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指出：当时外国有求于我，同时，正义在我。如果坚持禁止鸦片，关其口，夺其气，不仅鸦片货款可以不付，永远禁绝鸦片贸易，而且“可省出犒夷数千百万金，为购洋炮洋舰，练水战火战之用，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富国强兵，不在一举乎？”[17]他对中国掌握西方的先进技术，达到富国强兵而充满了信心。他的主张，可谓有理、有利、有节。

　　发展民族工商业，也是魏源很重视的一个问题。他认为：即使官办的造船厂、火器局也可以制造民用的龙尾车、自转碓、风锯、水锯等生产工具。他认为“货源莫如采金”[18]，提倡开采金银矿山。除了政府开采外，沿海的金银矿山，允许民众开采”。同时，他主张发展正常的对外贸易，在增加出口的同时，“多运多销”“有益中国之物”。“吾不停贸易以自修自强”。魏源甚至主张从富国强兵的需要出发，扩大对外贸易的范围，允许购买“洋船、洋炮、火箭、火药”等武器，或以出口货物兑换武器，外国商人也“准以艘械、火药抵茶叶、湖丝之税。”闽商、粤商从南洋购回船炮，也可以变卖给政府。其目的在于尽快用西方新式武器装备中国水师，提高国防实力。这样的思路，在当时的中国是难能可贵的。

　　经过研究中外历史，魏源发自肺腑的忠告：“塞其害，师其长，彼且为我富强。舍其长，甘其苦，我乌制彼胜败。”“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19]。“师夷”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不是装潢门面，关系到国家兴衰成败。世界历史上也有这样的先例：俄罗斯彼得大帝“聪明奇杰，因国中技艺不如西洋，微行游于他国船厂、火器局，学习工艺，反国传授，所造器械，反甲西洋。由是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洲最雄大国。”[20]他希望中国借鉴俄罗斯成功的先例，再创“师夷”的奇迹。

　　学习外国长处的办法是：“塞其害，师其长，彼且为我富强。舍其长，甘其苦，我乌制彼胜败。”[21]“因其长而用之，即因其长而制之”，抵抗外国侵略。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后，着眼点放在消化、吸收、自造，“—二年后，不必仰赖于外夷”；凭着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完全有能力掌握先进技术，“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洋之民。”[22]在他看来，只要励精图治，就能够富国强兵。不难看出，在业已落后挨打的情况下，他依然充满民族自豪感和必胜信念。

　　国家制度对于国家兴盛起着重要作用。魏源并非两眼只盯住西方器物，而无视制度和人才的因素。他首先肯定了美国“定法制”。在君权制盛行的情况下，他已经看到依法治国的优越性。他阐述美国“共推华盛顿为首，身后公举贤者更代，不世及”时，也隐隐约约地肯定共和制，否定君主世袭制。他指出：美国“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为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中否否之，中好好之，众恶毋之，三占从二，舍独徇问，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23]可见，在近代中国他较早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并且赞叹西方政治制度，意识是超前的。

　　人才，是魏源的一个关注点。他憎恶清政府“贤者不得用，用者未必贤”的做法，强调人才的作用，指出：“今夫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材不竞之谓贫”，“故先王不患财用而惟亟人材。”他又说：“官无不材，则国桢富；境无废令，则国柄强。”“人才进，则军政修”，“五官强，五兵昌”。[24]他从“国计”的角度，考虑人才问题。他说：“开科开捐两无益，何不大开直言之科筹国计，再开边材之科练边事？市骨招骏人才出，纵不拔十得五终得一。”[25]难能可贵的是，他把人的“才”与“情”结合起来，既重视人的才能，也要充分考虑到人的道德。如果有的人表面上“口心性，躬礼仪，动言万物一体”，似乎算得上是人才了，然而，他们“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际边防之不问，一旦与人家国，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于苏民困”。国家要这样的“人才”有什么用处呢？他提出，对于小人之“才”“不能不用”，但只能“驱策于边疆”，绝对不能用于要害部门。识别和考量人才的办法，是社会实践。“天下无事，庸人不庸人；天下非多难，豪杰不豪杰。九死之病，可以试医；万变之乘，可以试智。”[26]“波浪乘风洵壮哉！逆风狂飙亦见舵师才。”[27]人是社会中最活跃的因素。人才与科技结合起来，才能把西学学到手，用得上，国富民强。归根结底，国家强盛，依靠杰出人才。

　　三、对清朝和日本的影响

　　经世致用，是作为汉学、宋学的对立物兴起的。从乾嘉以来，考据学派盛极一时，埋头在故纸堆里，从事典籍的训诂、校勘、辨伪、辑佚。严重地束缚思想、脱离实际。当时，《朱子全书》、《四书集注》成为官定的科考依据，造成“非朱子之传不敢言”的空气。经世致用，之学尖锐地鞭挞汉学和宋学厚古薄今，逃避现实；舍本逐末，玩弄雕虫小技，使“学术衰而人心坏”；明确地提出社会改革。主张变更法度，“广贤路”“整戎政”，要求招纳人才，整顿军政。对于农政、河工、漕运、盐政、币制等方面，也提出了改革措施；经世致用之学成为中国近代维新思想的先导。他们反对盲目地排外，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知识。魏源作为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鲜明地举起经世致用的旗子，表现出一定的魄力。

　　拓展了国人的视野。中国人传统的世界观是：“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28]清朝统治者自认为是天朝上国，处于地球中心位置，四周均为蛮荒不毛、尚未开化的夷狄之邦，因而就妄自尊大，不思进取。魏源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世界的史地，向中国国民第一次客观地展现了天下万国的全貌，第一次使中国人的“天下”观念建立在近代科学的基础之上。早期维新派王韬称赞魏源说：“博采旁搜，钩稽贯串，补苴罅漏，网罗见闻，略古而详今，舍远而取近，以成一家之言。”[29]1924年，梁启超在《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评论《海国图志》说：“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国人没有忘怀、而是充分肯定《海国图志》引导开眼看世界的历史作用。

　　启发后人进行改革。洋务派的领袖人物张之洞：“近人若邵阳魏源于道光之季译外国各书、各新闻纸为《海国图志》，是为中国知西政之始。”[30]戊戌维新的领袖人物梁启超说：“自道光二十年割香港、通五口，魏源著《海国图志》,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说，林则徐乃译西报，实为变法之萌芽。”[31]在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威胁面前，改革派提倡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思想和科技知识具有积极意义，也开始了近代化历程。

　　值得惊奇的是：产生于中国土地上的《海国图志》，在日本的影响，要比对中国要早、要大。“百事抛来只懒眠，衰躬迨及餔麋年。忽然摩眼起读快，落手邵阳筹海篇。”[32]日本江乎时代末期著名诗人梁川星岩读到《海国图志》后的喜悦兴奋心情跃然纸上。《海国图志》50卷本，在中国出版不久，就传到了日本。1851年，中国赴日贸易的商船带去《海国图志》3部，被保守的日本当局列为禁书，不准发售。1852年，中国商船又带去1部《海国图志》，再次因为写有西方事情，“有违禁之词”，被禁止。1854年9月，日本一改传统的锁国政策而实行开放。当年，中国商船带到日本15部《海国图志》，其中7部被宫廷留用，8部被允许出售。1854——1858年间，日本进行对《海国图志》刊印，出现翻刻本（按原文翻印）、训点本（在汉文上下旁边加上训读符号或假名）和解本（日文译本）达20多种。到1859年，《海国图志》在日本市场上供不应求，价格上涨了1倍多。我认为，《海国图志》对日本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诱发了向外国学习的雄心。日本学者井上清说：“幕府末期的日本学者文化人等，经由中国输入的文献所学到的西学情形与一般近代文化，并不比经过荷兰所学到的有何逊色”[33]成为日本文治武德的经典。1855年，赖醇在《《海国图志》训译序》中说：“清魏默深《海国图志》60卷，撰述赅博，择取而用之，其于海卫边备，必有裨益者矣！”他希望将该书全部译出出版，“使海内尽得观之，庶乎其为我边备之一助矣”！[34]盐谷宕阴在翻刻《海国图志》的时候说：“夫地理既详、夷情既悉、器备既足，可以守则守焉，可以款则款焉，左之右之惟其所资。名为地志，其实武经大典，岂索索柳书所比”。他把《海国图志》视为“武经大典”,

　　引导到明治维新之路。日本学者北山康夫指出：“魏氏之革新与批判精神给予日本维新分子以极大鼓舞，诸如佐久间象山及吉田松阴等均受其影响。”[35]维新派梁启超说：魏源所写《海国图志》阐述了国民对外的理念，“日本之平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皆为此书所刺激，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不龟手之药也”[36]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等人从魏源《海国图志》中受到启发，吸取营养，同时，又提出自己的不同见解。例如，吉田松阴不同意魏源关于利用俄、美、法之力来遏制英国的观点，认为：“凡夷狄之情，见利不见义。苟利则敌仇亦成同盟，苟善则同盟亦成敌仇，是其常也。”[37]俄国与土耳其克里米亚战争时期，就出现了英法就联合起来，援助土耳其的例子。他的看法的确比魏源略胜一筹。

　　在封闭文化笼罩下的清朝的所谓“盛世”、“天朝”，遇到以工业革命为基础的西方文化的较量，就显得格外脆弱，顷刻间就呈现出马克思所描述的“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38]。“师夷制夷”的思想，属于“经世致用”之学。它主张“尽得西洋之长技以为中国之长技”， 对于冲破闭关锁国、妄自尊大或盲目媚外的思想束缚，解决民族危机，实现救国目的，具有一定程度上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魏源：《《海国图志》原叙》，《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2] 魏源：《《海国图志》原叙》，《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3] 萧致治、杨卫东编：《西风拂夕阳——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6——259页。

　　[4]《东华续录》，乾隆一一八。

　　[5] 中国近代史料丛编：《鸦片战争》6，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8页。

　　[6]《林则徐集·奏稿》中，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61页。

　　[7]《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495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3页。

　　[9]《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1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1页。

　　[11]《魏源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76页。

　　[12]《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页。

　　[13]《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84页。

　　[14]《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67页。

　　[15]《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第103页。

　　[16]《道光洋艘征抚记》上，《默觚——魏源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8—249页。

　　[17]《道光洋艘征抚记》下，《默觚——魏源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9页。

　　[18]《圣武记·军储篇一》，《默觚——魏源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5页。

　　[19]《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第268页。

　　[20]《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第103页。

　　[21]《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第267页。

　　[22]《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第103页。

　　[23]《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第369页。

　　[24]《圣武记序》，《默觚——魏源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页。

　　[25]《魏源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76页。

　　[26]《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54页。

　　[27]《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752页。

　　[28] 石介：《论中国》，《徂莱石先生文集》卷十。

　　[29] 王韬：《上丁中丞书》，《韬园尺牍》中华书局1959年版。

　　[30] 张之洞：《广译》，《劝学篇·外篇》。

　　[31] 梁启超：《戊戌变法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

　　[32] 梁川星岩：《读海国图志后》，《梁川星岩诗集》。

　　[33] 井上清：《日本现代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214页。

　　[34] 赖醇：《《海国图志》训译序》，转引自：萧致治:《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17页。

　　[35] 北山康夫：《海国图志及其时代》，大阪学艺大学纪要第3号。

　　[36]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文集》之七。

　　[37] 吉田松阴：《野山狱文稿》，见增田涉：《西学东渐与中国事情》，岩波书店1979年版，第42页。

　　[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6页。

　　作者简介：赵书刚，男，河南项城人，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书刚，《江苏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