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宣部長鬧離婚鬧出流血事件

《新史記》魯直人 專稿

為革命獻出兩個孩子

在紅軍長征的漫漫征途上，曾從艱難險阻中衝殺出英勇的34名女紅軍幹部，廖似光就是其中之一，她與凱豐也是經歷中央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26對革命夫妻（包括長征到達瓦窯堡時結婚的）之一。

廖似光（1911—2004），原名廖嬌。1911年4月出生於惠陽縣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928年秋，她的家鄉來了共產黨，還是童養媳的廖嬌參加了學習，開始讀書識字，懂得革命道理。1929年初她加入了共青團，在共青團廣東省委機關工作，此間她認識了擔任共青團省委書記的何凱豐，1930年二人結為革命伴侶。1931年在上海共青團中央機關做地下工作時，透過國民黨統治區的深重黑暗，她看到了中國革命的曙光，所以取“曙光”的諧音，改名為“似光”。1933年秋，在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由上海遷入中央革命根據地後，廖似光也調往中央蘇區。從上海到瑞金，需要跋山涉水，通過敵人的重重封鎖線，要走幾個月才能到達。為了輕裝從簡，廖似光忍痛把她懷裏的新生小女兒送到了國際紅十字會醫院，從此杳無蹤跡。1934年4月，她任江西中央蘇區任團委巡視員，同年5月，經胡耀邦介紹，轉為中共正式黨員。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戰略轉移，當時已經懷孕四五個月的廖似光也被編入幹部休養連參加長征，主要負責後勤工作和“打前站”。紅軍長征，每天至少要行軍幾十里，多則100多裏。挺著大肚子行軍的廖似光，由於路途過分顛簸疲勞，又缺少食物，營養稀缺，懷孕僅7個月便早產生下一個小男孩。漫漫長征路，如何照顧孩子？為不拖累隊伍，廖似光把心一橫，決定把孩子留在途中，她用毛巾將嬰兒包好，並在上面寫明他是紅軍的孩子和孩子的出生時間，送給了當地的老百姓，自己則拖著虛弱的身體，跟著隊伍繼續前進。這是廖似光為了革命失去的第二個孩子！

西安事變後，黨組織派她和鄧穎超一起組成陝甘寧邊區各界婦女聯合會駐武漢代表團，投入婦女抗日救亡運動。武漢失守後，她隨中共代表團和八路軍辦事處一齊遷往重慶。1948年8月，廖似光以“勞協”常務理事的身份，出席了在哈爾濱召開的全國第六次勞動大會，並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隨後她隨大軍一路南下，在1949年4月武漢三鎮解放後，負責籌建武漢市總工會。1949年9月在葉劍英主持的贛州會議上，廖似光被任命為廣州市委副書記兼市總工會籌備處主任。1952年9月廣州市總工會正式成立。此後她歷任廣東省工業廳副廳長，華南分局工業部副部長、中共廣東省委組織部副部長。1978年，她當選為廣東省政協副主席，一直到1988年離休。正如葉劍英對廖似光的高度評價，稱她是一位“難得的南征北戰的工農兵女幹部”。


經歷過長征的34名女紅軍之一廖似光。


“把你們倆都殺了！”

作為一個從槍林彈雨闖出來的女人，為了革命，為了丈夫，曾作出過如此巨大的犧牲與付出，那麼廖似光對於丈夫凱豐移情別戀與薄情寡義，其憤懣與生氣也是可以理解的。當年的一個紅小鬼，延安時期任中宣部行政管理員的李耀宇，曾親眼目睹過廖似光的憤怒與發泄。他在個人回憶錄《一個革命親歷者的私人記錄》的“鬧離婚鬧出流血事件”一節中有過如下的記述：

凱豐是中共歷史上的風雲人物，在楊家嶺時他的職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兼中宣部部長。凱豐的妻子廖似光，也是老革命，長得高大健壯，在黨校一部學習，到星期天就帶著勤務兵和警衛員回楊家嶺一次，楊家嶺的“小鬼”，私下裏喊她“穆桂英”。而王茜的則身矮體胖，像武則天時代的人，細眉長眼，戴著一副金屬框架眼鏡，文靜高雅。王茜曾留學日本，精通日文、英文，聽大家傳說，她還做過國民黨政府的顧問。李耀宇第一次見她，誤把茜字讀成西字，王茜糾正後，說：“你要叫我‘王西’就隨你吧，授給你專利權，別人可不能這樣叫。”後來毛澤東的秘書葉子龍聽到李耀宇叫王茜為“王西”，很是驚奇，問明緣由後說，“小李有專利權，我們就無可奈何了。”

李耀宇書中說，作為中宣部研究員的王茜，是在凱豐身邊工作，欽佩他的革命經歷和學識，再加上兩人有共同語言和興趣愛好，才日久生情的。為此，凱豐與廖似光之間的爭吵越來越厲害。一天，李耀宇正好看到“穆桂英”拿著一把短刀，怒氣沖沖地走上楊家嶺，她推開凱豐的窯洞木門，王茜和凱豐兩人正在裏面。凱豐問：“你幹啥來了？”廖似光大喊：“來殺你的，把你們倆都殺了！”說著，揮刀刺向王茜。凱豐瘦弱，也沒有搏鬥經驗，他挺身護著王茜，又用手掌抓住刺來的刀刃，“穆桂英”則抽回短刀，凱豐的手掌被割開一道長長的傷口，鮮血立刻流了出來。這時，李耀宇從身後抱住“穆桂英”的雙肩，使她不得動彈，又大聲呼喊。這時，住在隔壁的延安女子大學校長趙毅敏等人跑來，眾人推搡著把“穆桂英”請出窯洞。凱豐此時冷冷地看著流血的手掌，不知所措，李耀宇說：“部長，快把手使勁攥住傷口，別讓血再流了！”

李耀宇回憶，後來凱豐與王茜在楊家嶺結婚時，十分冷清，無人前去祝賀，王茜就這樣悄悄搬進了凱豐的窯洞。等到1943年李耀宇離開中宣部到棗園時，25歲的王茜已生下了一個男孩。

革命者擺脫不了封建縲紲

不過，與建國後位至廣東省第四屆和第五屆政協副主席的廖似光相比，王茜後來的人生命運，顯得是那麼悲慘與不幸。陳辛仁書中回憶，“文革”期間，他從外交學院造反派專門設置的專案組成員口中得知，凱豐後來又有了新歡，為了再娶新歡而拋棄王茜的時候，他曾散佈過“房紀已經死亡”的謊言。但此時的房紀，已被孤零零地拋棄在關外瀋陽，早成了一個精神病患者。“文革”當專案組成員前去向她詢問前夫陳辛仁的歷史情況時，她兩眼直視前方，旁若無人地說：“是共產黨派來的嗎？我準備去開黨代會去了！”經過幾番訊問，專案組仍一無所獲。房紀後來患了癌症，死於1971年4月，終年剛及52歲。房紀去世時，身邊沒有一個親人，在當地居委會和鄰人的幫助下，她的骨灰撒在了北大荒的黑土地上。

一個生命就這樣消失了。無論她是叫房紀，還是叫王茜；無論是作為一個革命者，還是作為一個女人，都在一場反覆離散的婚姻中，成為被強權男人所拋棄的悲劇人物，隨風而逝了。有多少自以為被共產主義理念所解放的女人，即便是革命者，也最終擺脫不了千古不變的封建縲紲。（《新史記》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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