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是“文革”中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下）

   “反击二月逆流”。现在通常都把1967年1月中旬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军委常委碰头会(即“大闹京西宾馆”)和2月中旬在怀仁堂召开的中央碰头会(即“大闹怀仁堂”)统称为“二月抗争”(即当年批判的“二月逆流”)，在“大闹京西宾馆”中，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后来被称作林彪的“心腹大将”)的黄永胜，就公开发言提出：“希望中央文革多听毛主席的话，特别是江青同志要多听毛主席的话！”叶剑英把会议情况报告了林彪。林彪也表示对中央文革的不满，说：叫他们也来打倒我好了。他还把江青叫到毛家湾家中，大发了一顿脾气，盛怒之下把跟前的茶几都掀翻了，还喝令叶群把江青赶走……(54) 毛泽东在听取江青等人关于所谓“大闹怀仁堂”的情况汇报后，大发雷霆，责令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决定对他们三人进行批判。这个“反击二月逆流”的决定又是毛泽东独自作出的。在所谓“二月逆流”高峰的2月17日，谭震林怀着满腔忿恨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痛斥江青“手段毒辣”、“丑化党”、“真比武则天还凶”。谁都能看得出来，谭震林的这封信清楚地表明了他对林彪的信任。林彪无奈将此信转报毛泽东，说：“谭震林最近之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预料之外”。(55) 林彪用“糊涂”、“堕落”这样的字眼，显然是在搪塞。据“林办”秘书张云生回忆，谭震林分别写了给林彪和毛泽东内容大致相同的信，“林彪和叶群在看到这封信之后，大受震动。林彪沉默半晌，表情灰暗，但他还是什么都不说。叶群则感到这封信将给自己带来一场灾难：林彪对之表态不是，不表态也不是。因此她赶紧把这封信从秘书手里收回去，一再叮嘱我们‘对谁也不要讲。’”“然而没过两天，林彪又把谭震林的信批给了主席。……主席阅后将原件退回毛家湾，林彪见到后将原件撕得粉碎，扔在纸篓里。后来叶群又背着林彪将这些碎纸片捡回，并将它贴在一张白纸上，藏在自己的文件柜里。这是林彪发泄对毛泽东不满的真实一幕……”(56) 当毛泽东在2月19日凌晨召集严厉指责谭震林、陈毅等人的紧急会议时，本来通知了林彪参加，但林彪以“身体不好”为由请假，派了叶群作为他的代表……(57) 后来在“反击二月逆流”时，江青因“大闹京西宾馆”事非要压黄永胜作检讨，黄永胜在请示林彪后，始终顶住没有理睬。江青对此一直耿耿于怀。(58)可见，“林彪一伙”实际上直接(如黄永胜)或间接(如林彪)地参与了“二月抗争”。滑稽的是，“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居然说出“二月逆流是反林彪的”这样明显歪曲事实的话来。

   “武斗”。1967年夏，全国到处爆发大规模武斗，许多地方出现了群众组织抢夺解放军枪支用于武斗的情况。毛泽东正在这时“巡视”了南方一些地区，对抢枪武斗等情况居然持乐观、欣赏态度。7月14日，毛泽东在同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谈话中说：“我看湖南、江西九江、南昌、庐山、赣州经过大武斗，形势大好，阵线也分明了。”(59) 另据王力回忆：“主席在7月18日晚上说：‘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主席还夸奖钢工总在水院修筑工事好，还说自己要亲自去看一看。”(60) 另据“林办”秘书张云生回忆，当他把各地武斗情况向林彪汇报时，“林彪似也牢骚满腹。他自言自语：‘文化大革命，变成武化大革命喽！’”(61) 7月下旬，林彪听到关于各地发生抢枪事件的汇报后，口述了给毛泽东的信，大意是：武汉事件后，亟待处理的一些问题正在处理。对于陈再道等人的问题，已按主席指示的方针办。……当前的问题仍然是两派对立，武斗升级；特别是少数群众组织抢夺部队枪支的事，已在南方五省发生，情况比较严重，因此急需采取一些严厉措施，否则……两天后从上海带来了毛泽东的亲笔批示，说，对于群众抢枪的事，不必看得过于严重。所谓群众抢枪，有些地方实际上是部队向他们所支持的一派发枪。因此，对此事的处理似可不急，待时机成熟后再去从容解决。(62) 8月4日，在上海的毛泽东以“润之”的署名单独写信给江青，认为全国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军分区以上的干部支持右派，因此要武装左派，决定发枪，“好像部队不可靠了，要搞第二武装”。(63) 如此涉及军队的重大决策，毛泽东不与林彪商量，却写信告诉江青。此信“提出‘应大量武装左派’和实行‘群众专政’两个问题，称‘如此左派声威大振，右派气焰就压下去了’。”(64) 就在同一天，张春桥、王洪文指挥上海“工总司”向上海柴油机厂群众组织“联司”发起武力进攻，对“联司”一派实行了血腥镇压。而这一公开的大规模武斗就在毛泽东的眼皮下进行。没有毛泽东的首肯或默许，张春桥之流能这么胆大妄为吗？这可真是“左派声威大振……”啊！8月25日由毛泽东批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中，就按照毛泽东这一思想公开提出：“关于武装革命群众，必须在条件成熟的地方，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弄清情况，通过协商，报告中央批准，然后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65) 毛泽东有关发枪武装造反派(即所谓“左派”)的想法，造成了给武斗火上加油的严重后果。“全国被群众组织抢去的部队枪支和民兵枪支共有多少？后来总参有关部门上报了一个大概统计数字：500多万！这就是说，被抢去的枪支恰巧与当时全军兵力的总数相等！”(66) 然而，毛泽东对这一期间(1967年7、8、9月)全国各地爆发大规模武斗的“全面内战”情况居然给予高度评价：“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67)

   “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在“杨、余、傅”问题上，“林办”秘书张云生明确写道：1968年3月24日(即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军队干部大会宣布对杨、余、傅的处理那天，书中错排为“2月”和“23日”(68) )下午，“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汪东兴4人来见林彪，据说，他们是奉毛泽东的指示，来向林彪通报中央碰头会的情况，就处理杨成武等人的问题征询林彪的意见。中央的决定已经作出，现在来征求林彪的意见只是一个程序。”(69) 此外，林彪在大会上讲：“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的。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的职务。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撤销北京的卫戍司令傅崇碧的职务。”(70) 此时毛泽东正在幕后，林彪、周恩来等讲完话后，毛泽东才走出来与全体与会者见面。据参加了那次大会、后曾在林办帮助工作的官伟勋回忆：事后林豆豆从外地回到北京，去问林彪：“杨成武有什么问题？为什么打倒他？”林彪竟回答：“是啊，杨成武有什么问题？”林豆豆说：“是你发表的讲话，下边都传达了，你怎么会不知道杨成武是什么问题？”林彪说：“是啊，我讲了些什么来？把叶群叫来，杨成武到底有什么问题，让她讲讲！”林豆豆出来就对秘书们讲：“你们看，这就是我们的副统帅，他自己讲的话，拿掉了杨余傅，他还说他不知道杨成武是什么问题。”971) 目前虽不清楚毛泽东为什么要在刚打倒了“王、关、戚”三个文人后接着又下决心打倒“杨、余、傅”三个军人，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这笔账也不能算到林彪一人身上。

   “打倒刘少奇”。众所周知，“打倒刘少奇”的决策是毛泽东独自一人作出的。当他1966年8月5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时，林彪还躲在大连“养病”没有到会，对此一无所知。据杨成武回忆：“党中央于1967年春成立了对干部的专案审查小组，组长是周恩来，副组长是陈伯达，成员有江青、康生、谢富治、汪东兴等人。”下辖的“王光美组，实际上是负责审查王光美和刘少奇二人的所谓‘问题’，……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指定康生、江青等人分管该案。”(72) 1967年1月13日夜，毛泽东突然派秘书徐业夫把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去谈话。但毛泽东却并没有明确表示什么，刘少奇向他提出辞职，愿意承担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以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毛泽东却不置可否，而莫测高深地建议刘少奇读法国海格尔的《机械唯物论》、狄德罗的《机械人》和中国古代的《淮南子》等书。王光美当时对刘少奇的秘书说：“毛主席见到他第一句话就问平平的腿好了没有，可见毛主席对我们这里的事还是很了解的。”(73) 这句“可见毛主席对我们这里的事还是很了解的”真是意味深长。因为此前在中南海刘少奇住地已经连续发生了造反派以“平平受伤”为名把王光美骗出中南海去接受批斗、中南海造反派高呼着“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进入刘少奇住地贴批刘大字报等事情。此后不久，3月16日，毛泽东就批准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出狱问题的批示》，其中特别写明：“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出狱后，“由于刘少奇等的包庇重用，把他们安插在党、政、军的重要岗位上”。(74) 接着，3月3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和4月1日《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同时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进一步掀起了对刘少奇展开“革命大批判”的浪潮，这篇文章向刘少奇提出咄咄逼人的八个“为什么”(即八条罪状)，并自问自答地公开宣布“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而此文就是由毛泽东亲自于3月下旬修改定稿并称为“写得很好” (75)的。刘少奇读到这篇在毛泽东看来“写得很好”的文章时，气愤地说：“戚本禹的文章是栽赃！”并把刊登文章的《红旗》杂志摔到地板上 。(76)紧接着，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在5月8日由《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等同时发表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公开批判刘少奇的重要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也是经毛泽东多次审阅修改并亲笔加写了一些文字后批准发表的 。(77)但毛泽东并不以此为满足。8月28日，毛泽东在上海审阅修改姚文元及其写作班子写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时，在批示中要求：“还宜在二三个月内写几篇批刘文章，你是否有时间担负起来。明后日拟和你一谈。”(78) 真是一心“痛打落水狗”。9月下旬毛泽东回到北京后，亲自召集会议，把给刘少奇历史问题定案一事正式提了出来，要求把它作为召开“九大”的各项准备工作中的一件大事来抓，并且一直抓得很紧。因周恩来对抓这一专案不卖劲，一直无法取得重大突破，毛泽东决定由江青接管此案，并由康生在中央常委分管此事，从旁协助，尽快把刘的历史问题定下案来…… (79)而林彪呢？除去在几次公开会议上按照中央的安排和毛泽东的意图作过“批刘”的讲话外，看不到有什么作为。对于将刘少奇定为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中央专案组审查报告，林彪的批示是“完全同意”和“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80)林彪在这里又一次向历史表明，此审查报告是江青一手包办的，与我无关。林彪私下里还对林豆豆说过：“刘少奇、邓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刘没有道理。”(81) 在1967年8月(正值首都红卫兵“揪刘火线”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掀起“打倒刘少奇”高潮中)，一天秘书张云生给林彪讲一份中央文革关于清华大学造反派学生领袖蒯大富的材料时，“林彪随口说了这么几句令我当时颇为惊奇的话：‘刘少奇是党中央的副主席。蒯大富反刘少奇，实际是反党！’” (82)

   “清查五一六”。“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本来只是一个受极左思潮影响而自发建立起来以炮打周恩来为主要目标的青年学生组织。1967年9月7日，新华社播发(《人民日报》次日发表)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公开提出了批判“反革命组织”“五一六”的问题。毛泽东为此文加写了一段话：“这个反动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此后，“清查五一六”逐渐扩大成为全国范围的一场大运动，其罪名扩大为“三指向”(即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指向人民解放军)，其打击面之宽，清查时间之长，成为“文化大革命”中一大冤案。《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社会主义时期》中的“清查五·一六运动”辞条中说：“1970年1月24日，林彪、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就抓‘五·一六’问题作了‘新的指示’。林彪号召：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五·一六’彻底搞出来。” (83)但据“林办”工作人员所了解的情况，1969年10月至1970年4月，林彪一直在苏州 。(84)因此林彪这个“召开大会”和“号召”是否准确？除去这一句话外，在整个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看不到林彪有什么具体作为。倒是毛泽东和其他人有不少具体指示。

   “一打三反”。从1970年1月开始，“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全国展开了声势凌厉的“一打三反”(即打击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反对铺张浪费，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运动。这一运动实际上以“一打”即“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为中心，而所谓“现行反革命”又主要是指反对或“破坏”“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人。《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一书记载：“据统计，1970年2月至11月共10个月捕了‘反革命分子’等28.48万多名，许多案件属于冤假错案。”(85) 这一年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大恐怖的一年，许多地方都有像遇罗克这样的思想先驱者被枪毙，像张志新这样的优秀共产党人被判处重刑……而这一运动是怎样开展起来的呢？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月30日 (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讨论修改稿报送毛泽东、林彪，并提出：‘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毛泽东批：照办。三十一日，指示发出。” (86)

　　……

　　总之，客观地回顾“文化大革命”的具体过程，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林彪在总的方面，其实只算得上一个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所谓“亲密战友”、“副统帅”，不过是毛泽东用于一时的摆设而已。

　　不过，林彪这个观潮派、逍遥派，又不同于一般干部和民众中的观潮派、逍遥派，而有其特殊性。因为林彪的地位特殊，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二把手、“副统帅”，许多事情显得像是他在直接领导、发号施令。周恩来上报的或毛泽东批示下发的文件，一般都要到林彪那里走一趟，由他批几个字或画一个圈。长期以来，特别是从江青一伙操纵舆论的“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故意把毛泽东和别的领导人的批示和表态隐去，而对林彪的“画圈”或批示、讲话则取其所需大肆渲染，从而给人造成一种只有林彪在制造动乱的假象。“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对毛泽东与江青、林彪与叶群这两对当代中国政坛上特殊的“政治夫妻”，对江青和叶群这两个特殊身份的人物，又采取了显著的双重标准：对江青所干的坏事，尽量说成是与毛泽东无关，尽量为毛泽东洗刷、开脱，尽量渲染毛泽东对江青的一些批评、指责；而对叶群所干的坏事，则尽量说成是林彪的授意或林彪的责任，尽量笼统归罪于“林彪集团”……这样，尽管“文化大革命”已被彻底否定了几十年，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林彪还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江青一伙借“批林批孔”运动“妖魔化”的那个形象。

　　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书中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本事实，他说：“事实上，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不少重要决策，林彪都被蒙在鼓里，只是在事后才打了招呼，以致林彪对毛的意图不甚了了，不知文革运动怎么搞法。见各级领导人像走马灯似的垮台，而作为‘副统帅’的林彪却对运动的前景茫然无底，处境着实难堪。”(87) 杨成武后来也这样回忆：“林虽是副统帅，但常委碰头会、军委、国务院；国防、外交、经贸等等，都是周恩来管，具体事没给林彪权。” (88)“林办”秘书张云生在谈到林彪对开始出现武斗的态度时说：“也许他并不赞成这样做，因为他多次在背地流露过对‘武斗’的不满，但他的‘接班人’角色却形同虚设，没起什么作用。”(89) 从“文化大革命”中震动一时的“打倒王(力)、关(锋)、戚(本禹)”一案也可以看出林彪“接班人”地位之虚空。1967年8月，毛泽东眼见他的“文化大革命”路线到处碰壁，他的“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的谎言无法掩盖全国大动乱的现实，特别是各地支左部队与“左派群众组织”关系紧张甚至冲突不断，便独自作出了打倒中央文革小组要员王力、关锋(不久又加上了戚本禹)的决定，以抛出替罪羊来转嫁罪责。他叫杨成武从上海回北京向周恩来传达他的决定。杨成武回北京向周恩来汇报后，周恩来又叫他去向林彪汇报毛泽东的这一决定。杨成武说：“在上海，主席特意交代，让我只单独向您一人汇报。并让我转告您，这件事让您一个人单独处理。”周恩来说：“这样大的问题，事先不让林副主席知道不好。回去对主席讲时，说是我让您向林副主席通报的。”杨成武遂飞赴北戴河向林彪通报，林彪听后“只是微微地点了个头”，杨成武问有什么指示，林彪答：“没有了。”(90) 毛泽东不但不与林彪商量、讨论，甚至根本不向林彪通报。连周恩来都认为“这样大的问题，事先不让林副主席知道不好。”

　　对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观潮派、逍遥派表现，曾担任审查林彪专案组重要成员的纪登奎也有生动的回忆。纪坡民在《上台下台，任职辞职——听父亲纪登奎谈往事》中是这样说的：“中央无论讨论什么问题，都听不到这位副统帅的意见。毛主席的意见很多，各方面的问题都能听到他的指示。可是这位副统帅，中央讨论工业，没有他的意见，讨论农业，没有他的意见，讨论财贸，还是没有他的意见，讨论政治问题，比如整党，也没有他的意见……我想，也许林副统帅在考虑什么重大的军事战略问题吧。可是，后来我到军队工作以后，发现还是这样：中央和军委无论讨论战备、训练、科研、军工，还是讨论军队的政治工作，都没有这位副统帅的指示，听不到他的任何意见。”纪登奎当面向林彪汇报军队工作，提出军队副职太多、形成冗员的问题，林彪听说后只说了一句话：“就是啊，那怎么办呢？” (91)纪登奎的回忆，活脱勾画出了一幅逍遥派的画像。

　　其实，毛泽东早就看穿了林彪想在“文化大革命”中当观潮派、逍遥派的意图，曾当面斥责他“想当明世宗”，并说：“你不想介入运动是假的！” (92)明世宗即明代嘉靖皇帝，他迷信道教，求长生，二十多年不见朝臣，不问政事。说林彪“想当明世宗”，不正是说他想当观潮派、逍遥派吗？综观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整体表现，他并非只是“想当”，而确实是在很大程度上当了观潮派、逍遥派。

　　当然，作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副统帅”，林彪也不可能完全站在岸上观潮不下水，完全逍遥事外一点不介入，不可能什么坏事都没干过，不可能什么人都没整过。在当时的体制和政治环境里，政治运动的领导者有谁能完全置身事外？有谁的手能保持干净？目前史学界已广泛认同这个观点：政治运动中的不少受害者，往往同时又是加害者。正如夏衍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根据清代一首《剃头歌》改写的《整人歌》所说：“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须整，不整不成人。整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林彪自然也难逃这个历史局限。我们说他是“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就是从他对“文化大革命”所抱的总的态度和所起到的总的作用来看的。我们希望澄清史实，分清历史责任，是谁的责任，有多大责任，不要按一时的政治需要去加以剪裁、取舍，既不要“为尊者讳”，也不要搞“妖魔化”。

　　林彪成为观潮派、逍遥派的原因

　　林彪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抱观潮派、逍遥派的态度而并非像他口头上、表面上对毛泽东表示的“紧跟”？这有多方面的原因。最主要的，笔者认为有这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林彪的病。林彪并非运动来了才无病装病或小病大养，他是真有病，早在“文化大革命”前，早在建国初期就已经病倒了，1953年就病得很重。后来始终未能痊愈。“林办”秘书张云生询问了对林彪病情最了解的两个人：林彪的生活秘书李文普和保健医生蒋大夫。两个人的说法分别是：“林彪精神系统有毛病”，“林彪的精神系统确实有病”。(93) 作为病人，林彪最关心的是怎样治好自己的病，对“接班人”、“副统帅”并无什么兴趣，更不要说什么“篡党夺权”了。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写道：林彪身体不好，“毛泽东大肆接见红卫兵的举动，实在让他吃不消，但不陪又不行，有时到了难以支持的程度，有一次甚至从金水桥下走不回来。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实在不大想干这种名为‘接班人’，实际上只是个跑龙套的角色，曾几次向身边的工作人员流露过这种想法。” (94)而且，凭林彪的聪明和敏感，他不会不明白，毛泽东选他这样的病人来做“接班人”，决不会像宣传上说的那样是因为他“高举”、“紧跟”，而只不过是便于一时的利用。林彪知道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只是一个傀儡，他不想多管事，也不能多管事。遗憾的是，评论界很少注意林彪的病，林彪过去大力宣扬“突出政治”，他自己也就深受“突出政治”之害，他的病，总是被人看作政治问题，实为一大悲剧。

　　林彪成为观潮派、逍遥派的另一个原因，或许是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对“接班人”地位的恐惧。“接班人”不是他想当的，不是他争来的，是毛泽东强加给他的。但是，亲历了中共党内的历次政治斗争，林彪不会没有“高处不胜寒”、“伴君如伴虎”的感觉。张云生回忆了一个很重要的细节，1966年9月(即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刚刚结束，林彪刚被封为“接班人”不久)，张云生在人民大会堂亲眼见到毛泽东把两本线装书《郭嘉传》、《范晔传》推荐给林彪看，林彪看后还口述了感谢主席和简谈读后感的信。张云生后来查阅史籍，才明白郭嘉与范晔都是古代重臣，权位与林彪相似，一个英年早逝，一个因参与谋反被判杀头罪。“一正一反，一成一败，毛泽东以古喻今，用意不言自明。”(95) 对毛泽东这样的“借古讽今”，林彪能不“深刻领会”吗？1967年元旦前夕，陶铸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林彪特地接见了一次陶铸，向陶铸作出了言简意赅的忠告：“要被动被动再被动。”(96) 其实，这个忠告正是林彪自己奉行的明哲保身原则。

　　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也写道：林彪“索性顺水推舟，继续称病不出，当甩手的二掌柜，对运动中的大小事情能推就推，能躲就躲，从不主动表态，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大事不麻烦，小事不干扰’，叶群则把它总结为‘三不主义’，即‘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这样既可免遭毛泽东的猜忌，又可落得超脱，在政治上不负责任。”“深知毛泽东为人猜忌的林彪还多次出面制止下面吹捧他的举动，反对诸如‘副统帅’、‘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一类提法”，“与此同时，林彪又煞费苦心地营造自己在政治上‘紧跟’毛泽东的形象，以掩饰他在政治上的消极态度。” (97)

　　作家权延赤写道：“毛泽东的一位卫士长曾对笔者说：老帅里敢顶主席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彭德怀，一个就是林彪。”林彪“当上接班人之后就再不当面顶撞毛主席了。当接班人之前，他总是正襟危坐于毛泽东面前，力陈己见，有不同看法敢讲出来也敢坚持。特别是在战争年代，谈正事没见他笑过。可是毛主席不在场时，他又全力维护毛主席和毛主席的意见。可以说是‘当面敢顶撞，背后喊万岁；私下敢说不，公众场合又全力维护’。当上接班人后，林彪变了。当面再不顶撞，甚至谦卑地笑……”(98)

　　林彪的这个变化，不正是出于对“接班人”地位的恐惧，为了让毛泽东“放心”吗？

　　然而，对于已经习惯于大权独揽、唯我独尊的毛泽东来说，对任何重臣、权臣、“亲密战友”，他都是不可能真正放心的。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的先后命运，甚至周恩来的命运，不都证明了这一点吗？

　　注释：

   (54)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第195-197页
   (55)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　第234页　
   (56)　张云生、张丛堃《“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第163页
   (57)　张云生、张丛堃《“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第166页
   (58)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第266页
   (59)　《毛泽东传(1949-1976)》1491页
   (60)　《王力反思录》1012页
   (61)　张云生、张丛堃《“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第183页　
   (62)　张云生、张丛堃《“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第230-233页
   (63)　《王力反思录》853、1012页
   (64)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232页
   (65)　《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社会主义时期》323页
   (66)　张云生、张丛堃《“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　第233页
   (67)　《毛泽东传(1949-1976)》1506页
   (68)　张云生、张丛堃《“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270页“从2月19日晚到22日晚”，“2月”应为“3月”；272页“23日下午”，“23日”应为“24日”。
   (69)　张云生、张丛堃《“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　第272页
   (70)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第一版第291页
   (71)　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5月第一版第225-226页
   (72)　杨成武《我知道的中央专案组“二办”》
   (73)　刘振德《我为少奇当秘书》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第一版283页
   (74) 《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社会主义时期》258页(文中引号有误)；另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219页
   (7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　292页
   (76)　刘振德《我为少奇当秘书》291页
   (7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322-324页
   (7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402页
   (79)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246-247页
   (80)　《历史的审判》2000年10月第二版285页
   (81)　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215页
   (82)　张云生、张丛堃《“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　239页
   (83)　《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社会主义时期》264页
   (84)　张云生对笔者谈
   (85)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8月第一版330页
   (86)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346页
   (87)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第262页
   (88)　权延赤《微行--杨成武在1967》广东旅游出版社1997年4月第一版第175页
   (89)　张云生、张丛堃《“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50页　
   (90)  《杨成武将军自述》303、305页
   (91)　原载网络杂志《华夏文摘增刊347期·文革博物馆通讯184期》2003年7月8日出版；另见《南方周末》2003年11月6日
   (92)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260-261页
   (93)　张云生、张丛堃《“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410-411页
   (94)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第262页
   (95)　张云生、张丛堃《“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445页
   (96)　权延赤《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年11月 第一版　214-216页
   (97)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262-263页
   (98)　权延赤《微行--杨成武在1967》23页

   王年一、何蜀、陈昭，摘自丁凱文主編《重审林彪罪案》，明镜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