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8日 星期六
新君上任三把火:咸丰皇帝即位后的举措
咸丰帝自即位以来,就没有过上一天太平日子,他很努力,想有所作为,可他面对的敌人,已不再是天下观里的传统“匪”和“夷”,而是来自新世界的势力。
就拿“拜上帝会”来说吧,它与白莲教不同,洪秀全从传教士那里发现了上帝,又求证于中国的古史,从天国获得信念,从历史汲取资源。因此,他的上帝中西合璧,连传教士也看不懂,以为他疯了,竟然杜撰了一个上帝。
可太平军兴起,就以上帝的名义,清廷用对付白莲教的法子来对付它,打也好,拉也好,都不适宜。它像洪流一样,从西南一隅,冲向长江流域。
1850年咸丰帝即位,第二年太平军兴。
西南,太平军正热闹,紫禁城里,咸丰帝可谓忧勤。
初不经意,一股劲儿只管新君新政,起用了病入膏肓的林则徐,前往西南剿灭太平天国势力。
抱病前驱,林则徐是出于报效皇上之意气,而非为国计。为国计,以衰竭之躯,他不当去;为皇上计,此番君臣际遇,他当以死报之。
可他半途而死,贻误了战机。咸丰只好又命老功臣李星沅为钦差,再命周天爵复任广西巡抚助李星沅,一同平复西南之乱。此番安排,依旧是出于调理阴阳、刚柔并济的官场权力制衡之虑,并非为战场用兵之用。果然,李、周二人在前线的官场暗争,尤甚于战场克敌之争,又误之。
1851年李星沅病死军中,遗疏言:“贼不能平,不忠;养不能终,不孝。”咸丰览而哀之,依总督例赐恤,赐金治丧,赐其子任江西布政使。后二年,几经罢免起用的折腾,周天爵也死于军营,遗痕难已。悲哉,连丧三才,非人品不力,而是集权制度使然。
咸丰仍不在意,竟于此时,隆重推出赛尚阿,赐以神刀,准其先斩后奏,以一军令,予以重金,发内帑银,以壮其行,以为贼匪一举可定。赛时任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并管理户部,可他不知兵、不懂战,咸丰却委以重任,想必皇帝所虑者,仍在政治,而非军事。他是新君,要有新政,赛为首臣,当建首勋。以用兵而启新政,以用兵建首勋。
君臣政治秀,很有新气象。新君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就烧了穆彰阿,第二把火点燃林则徐,皇帝知道林将死,焉能赴军事?其实,他为被贬林则徐平反,玩的是政治。这第三把火,就寄托于赛尚阿了,让他在西南烧起来,给新政来个开门红。为此,举行了很高级别的送行仪式,把赛抬举起来,赛虽内心苦不堪言却不得不强打精神配合。
西南,关山万里,瘴疠之地,他哪里熟悉?于崇山峻岭中,如何行军,怎样用兵,嘴上说起来还行,可那不过糊弄皇帝,哪能糊弄太平军?弄假成真,兵败无疑。随着太平军攻入长沙,可怜皇帝,一边震怒伤心伤肝伤肺,一边自斟自饮自酿的苦酒,将赛交部问罪议处。
1852年9月太平军攻占长沙,10月取岳州。碰巧曾国藩正在长沙府乡湘县老家奔母丧,身处主战场,耳闻目睹,曾国藩专折奏请从严议处赛尚阿,反倒让皇上平静了许多,诏改从宽处理赛。
皇帝会想的,曾国藩是穆彰阿的门生,如此,似有党争之嫌。皇帝以赛代穆,为军机首辅,曾氏心里焉能舒服?更何况将在外,不宜从严。于是,皇帝又命两广总督徐广缙署两广总督接办钦差,命赛至湖南继续督战,赛一到长沙,就被湖南巡抚张亮基“奉旨逮问”了。而徐广缙奉命驰赴湖南,阻止太平军北上.,但他抵达岳州时,太平军已攻克武昌,为此他也被革职拿问了,并交刑部治罪。
皇帝新政受挫,以至于国将不国,恨得咬牙切齿,便将赛的家抄了,四个儿子统统罢官,这还不算,还将赛和步他后尘的徐广缙都判了斩监候。赛本是个“银样蜡枪头”,也就那么回事了,那徐广缙不是动辄“民心可用”的嘛,此时此刻,他的“民心”都跑哪儿去了?不得已,皇上重新起用了向荣和琦善,可败军之将何足以言勇?这时,他想起了那位“敢说大话,想必能做大事”的曾国藩。
国之将倾,居家何忍?不能尽忠,守孝何用?连皇帝都要下罪己诏了,臣子岂能无动于衷?于是,皇上下了一道圣旨给湖南巡抚奉,谕曰:“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伊必尽力,不负委任。”
奉谕,曾氏没有多想,便草疏恳请在家终制,并请巡抚张公代奏。奏折缮就还未发,刚好张亮基专函送到,告武汉失守,人心惶恐,请他出山。郭嵩焘也来,劝他出保桑梓,澄清天下。曾氏乃毁前疏,抵长沙。因曾任兵部侍郎,深知清兵现状,故上“敬陈团练乡民搜查土匪大概规模”折,称长沙省城兵力单薄,行伍空虚,不足以资守御,可于省城立一大团,就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招募来省,实力操练,既足以剿匪,亦用于防守省城。奏准,皇上批曰:“知道了,悉心办理,以资防剿。”钦此。
于是,用戚继光兵法,逐日操练乡勇,并为之酌定训练章程。
戚继光著有兵书多种,其中《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最有名。
清咸丰年间,太平军兴,戚氏兵法被奉为圭臬。这很可能与曾国藩用戚氏兵法编练湘军有关。曾氏为何要用戚氏兵法练湘军?此由战争性质所决定。《孙子兵法》是王者兵法,争天下者用之,这显然不适用于对太平军的战争,而戚氏兵法针对倭寇,用兵具有剿匪性质,故适用之。
用兵首先要在政治上正名,如用《孙子兵法》练湘军,那就犯了名分,而用戚氏兵法则名正言顺。此种微妙处,曾氏如鱼饮水,唯有自知,他说,真用兵时兵法都用不上。
因此,用戚继光兵法,非为军事,而是讲政治。他一开始,就将自己的目标锁定在剿匪上,而且剿匪的目光收束在湖南境内,并未如郭氏所言,表现出“澄清天下之志”。
他在长沙城里立行辕,设审案局,拿获匪徒,分别会匪、教匪、盗匪及寻常痞匪名目,立予严讯,用巡抚令旗,即行正法,或立毙杖下。又发函,遍告士绅,言目前之急务,唯在清查保甲,遇有匪徒,密函以告,即行拿处,以期无案不破。其言“不要钱、不怕死”,称诵一时。
遍告士绅后,他又奏请“严办土匪以靖地方”,称:湖南会匪名目甚多,这些年来,地方官员敷衍,任其猖獗,非严刑已不能制乱,奉朱批:“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
太平军围长沙,各省援兵数万人,聚于长沙城下。后来,太平军转移,清兵援军尾随,一路上,留下散兵游勇,逗遛湖南境内,或数十百人为群,出没村墟,以兵差为名,强封行船。
曾氏捕得强封民船的川兵三人,立即斩决,将首级挂在江边,游勇闻风,逃之夭夭,由是船行无阻,而曾氏遂亦大开杀戒,决不放过一个。各州县捕送匪徒来省者渐多,曾氏无不严刑拷问之,几乎每天都有斩决杖毙之案,前后杀了二百多人,杀得湘中匪徒胆战,连地方官亦为之心寒。
门生李瀚章,时署湖南益阳县事,上书劝他缓刑,他不听。
他知道,用兵是跟着新帝讲政治,讲政治就得两手都要硬,从“笔杆子”到“刀把子”,他两手都很硬。笔杆子是政治,刀把子是用兵。
新帝上任三把火,专门讲政治,差点儿烧了自己……
刘刚、李冬君,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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