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是“文革”中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上）

　　“文化大革命”前，林彪在制造个人迷信上花了大气力；“文化大革命”中，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又说了许多阿谀奉承的话。这些都是事实，但却不是全部事实(比如“文化大革命”中林彪的若干讲稿，就是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并经毛泽东审定的)。

　　综观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真实表现，我们认为他是一个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

　　三十多年来，由于“政治需要”，一直把林彪当作盛放“文化大革命”一切罪恶的头号垃圾桶，把林彪描绘成“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源，灾祸之首。“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这个结论被重复了三十多年，被重复了不止亿万遍，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只知道这一个结论，许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也不明真相，大量接受了这样的宣传。所以，一般人根本没想过林彪还会是另外的样子。

　　林彪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初，林彪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老革命家一样，也是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对“文化大革命”究竟如何搞法，也一样是完全不清楚的。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中正确地指出了当时毛泽东对林彪、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四人的策略是“联林、拉周、整邓、倒刘”，(1)林彪不过是被毛泽东“联”过去当了被借助的“钟馗”而已。

　　毛泽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而背着中央政治局常委，背着中央委员会，抛开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合法机构和程序，通过他那既非中央领导成员、甚至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夫人江青，秘密策划推出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可是，这一炮没有打响。除华东局管辖地区外，其他地区的报纸均迟迟不予转载。在北京，《解放军报》是最先转载并在编者按中称《海瑞罢官》为“大毒草”的(《北京日报》得知《解放军报》要转载后也在同日转载但编者按没有提“大毒草”)。以往的宣传中强调《解放军报》积极响应批《海瑞罢官》，似乎这是林彪起的作用，实际上，林彪对此并不知情。据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刘志坚回忆，真相是：“1965年11月下旬，罗瑞卿路过上海，江青问他，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北京没有转载，《解放军报》为什么也不转载？罗瑞卿即给我打电话说：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很重要，《解放军报》应当尽快转载。《解放军报》这才于11月29日全文转载了姚文元文章。” (2)

　　接着，毛泽东又让江青到苏州请林彪支持召开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林彪对此十分冷淡，直到江青说出“主席让我请尊神”，林彪仍然推托不就。(3)据当时在苏州陪伴林彪的林豆豆回忆，林彪与江青那次谈话极不愉快，两个人“差点打起来”，江青一见林彪就问：“我在上海，你为什么不来看看我？”林答：“我身体不好，正在养病。”江说：“你该多关心一下文艺工作。”林答：“我不懂。”江说：“主席最近对文艺工作有两个批示，你知道吗？”林答：“我知道。”江又问：“你对建国十七年来的文艺工作怎么看？”林答：“方向问题已经解决了。主要是艺术水平的问题。”江青搬出了毛泽东的批示，林彪不吭气。江青说：“在上海召开文艺座谈会，不是我要搞的，主席要我请尊神。”林彪还是说他身体不好。江青看到林彪身旁放着几张京剧唱片，说：“到了这时候，你还听这种坏东西？”林答：“我只是用它来调剂一下精神。听上一段，对身体有些好处。”谈话不欢而散。(4)

　　那个从始至终只有江青一人发言的所谓“座谈会”结束后，参加“座谈会”的刘志坚等人写出了一个约3000字的“汇报提纲”向林彪汇报，林彪认为：“这个材料搞得不错，是个重要成果。这次座谈在江青主持下，方向对头，路线正确，回去后要迅速传达，好好学习，认真贯彻”。可是，江青见到这个“汇报提纲”后，却蛮横地认为“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没有能够反映她的意思”，“给她闯了大祸”，还说“现在不要传达，不要下发”。随后，她找了陈伯达和张春桥来参加修改，报送毛泽东后，毛泽东又亲自作了不少修改，加写了一些重要文字，其中，毛泽东“在标题上加了‘林彪同志委托’6个字。标题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毛泽东还“把稿子第一部分中‘江青同志在上海召集刘志坚……’改成‘江青同志根据林彪同志的委托在上海召集……’”等等。(5)“这样一来，不仅在政治上名正言顺，而且也趁势把林彪拉下了水。”(6) 所以，“座谈会”——名不副实，谈“部队文艺工作”——名不副实，“林彪同志委托”——同样是名不副实。

　　毛泽东这一手，可谓十分老辣。刘志坚回忆：林彪“在座谈会召开之前，就通过叶群电话告知我说，是‘江青找林彪，要找部队搞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并一字一句传达了林彪的一段话，开头就是‘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纪要’定稿后，林彪虽不反对‘委托’的说法。但在3月22日给贺龙等同志的信说：‘送去江青同志3月19日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也不说‘林彪委托’。这些都是煞费苦心的。”(7) 显然，这是林彪为了向历史作出交代，也为了证明自己是被动的，而特地“立此存照”，确实是“煞费苦心”。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所谓“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1966年5月16日《通知》，是由周恩来向毛泽东提议：“并拟按此方针，起草一个中央通知，送主席审阅。”(8) 然后由邓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以陈伯达为首的起草小组，按毛泽东提出的“文化大革命”方针起草，再由毛泽东亲自修改的，其中的重要内容全是毛泽东亲笔写成。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一书可知，毛泽东在反复修改这一文件中，曾先后将文件稿批给江青、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等，(9)却从未批给林彪。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这个文件时，是全体到会者都毫无异议地表示同意的。

　　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是毛泽东强加的

　　经过毛泽东和江青集团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反复宣传，一般人都相信林彪当上“接班人”是他苦心钻营、篡党夺权的结果。其实，这是完全违背历史真实的。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强加给全党、全国的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而林彪却一开始就不想参加，一再推托，请了“病假”，躲在大连“疗养”，是毛泽东强令他参加的。“这次大会实际组织者是周恩来，名义上是陶铸”。(10)“在全会临时增加的改选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过程中，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候选人名单，他把林彪排列在紧靠自己的第二位。”(11) 直到这个从8月1日到12日召开的全会已经开过了一半时间(8月6日晚)，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已经由毛泽东安排好了，全会公报也已经由毛泽东修改审定了——公报中特地写进了歌颂林彪的话：“全会认为，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展开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直到这时，林彪才像提线木偶一样被毛泽东下令召来。据林彪的生活秘书李文普回忆：是汪东兴奉毛泽东之命打电话叫林彪回京，由于天气热，汪东兴安排林住进有空调设施的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林一到人民大会堂，毛就赶来看望，和他单独谈话。会后，林彪取代刘少奇，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12) ——另据高文谦《晚年周恩来》一书披露，只保留林彪一人作为党的副主席是周恩来的提议，以突出林彪作为接班人的地位，而原有的副主席自他以下以后不再提及，改用政治局常委的名义见报。(13)

　　然而，林彪却并不想干“取代刘少奇作毛泽东的接班人”这种角色。“林彪一度表现得诚惶诚恐，推辞再三，乃至正式写了(辞职的)书面报告”。(14)在“接班人”已成为全会一致拥护的决定之后，林彪仍在几个重要场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在全会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反复作了类似表示。比如，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表示：“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恳辞再三。但是，现在主席和中央已决定了，我只好服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我还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15) “接班”是他按组织原则被迫接受的，而“随时准备交班”则是他主动公开提出的。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原按毛泽东意图中央工作由林彪主持，但林彪仅主持过几次会后就不再管，中央日常工作由周恩来负责。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一般均由周恩来召集。(16)

　　为了“大树特树”林彪这个“接班人”的权威，由毛泽东发起对林彪进行了一系列空前的吹捧炒作。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第一次在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上公开赞扬毛泽东以外的另一个人——林彪。这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又一个“史无前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对林彪的吹捧便掀起了空前的高潮。

　　在“九一三”事件之后，许多批判文章都认定是林彪当上“接班人”后便篡改历史，自我吹捧。实际上，林彪对这些吹捧他的做法并不都知道，知道了也并不欣赏，他曾多次出面制止下面吹捧他的举动(详见《晚年周恩来》第262—263页和张云生《毛家湾纪实》第235—236页)。至于篡改历史，林彪更没有责任，为了吹捧林彪而篡改历史的许多事，林彪本人并未授意和参与，而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中的其他人和下面吹喇叭、抬桥子的人干的。

　　1967年11月21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将《中央关于征询对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稿(由康生、姚文元负责起草，20日晚文革小组扩大碰头会上讨论修改通过)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删去了其中“大树特树……”和“‘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中的“和好学生”四字，批示：“删掉了几句。请林彪同志阅后，退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而林彪则于11月25日向秘书交待：“他主张把第二页第三段全文删去，或者改写得轻淡一些为好。他认为，原文对他的评价太高。”林彪要求删去或改写得轻淡一些的内容是：“许多同志建议，‘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并写入‘九大’的报告和决议中，进一步提高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毛泽东当天对这个电话记录稿批示：“删去不好，也不必改写。” (17)按照毛泽东这一指示，对林彪不再作“好学生”这方面的宣传，而只作“亲密战友”方面的宣传——显然，“好学生”的级别、档次嫌低了。于是，在中共“九大”前后对“亲密战友”的宣传达到空前未有的高度。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了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负责起草，周恩来主持讨论、修改的新党章草案，其中明确写进了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毛泽东对此草案作了多次修改、批示。康生在会上说：“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为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百年大计，是关系到我党、我国今后命运，关系到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林彪同志很谦虚，他要求把党章草案中提到他那一段删去，我们的意见，这一段必须保留。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会上公认的，是当之无愧的。” (18)

　　最遭人诟病的“林彪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一说，使林彪长期遭到不明真相的人们的耻笑和责骂，其实，林彪实在冤枉，因为这并不是林彪自己胡吹或指使他人吹出来的。对这一篡改历史的说法风行一时，周恩来是有责任的。众所周知，在1969年4月14日“九大”全体会议上，周恩来有一个以“歌颂”林彪为中心内容的发言，而其中最违背历史真实的就是有关南昌起义后上井冈山这一内容。作为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的周恩来，应该比一般人更了解那段历史，但是，为了政治需要，为了“紧跟毛主席”，他却以“无产阶级司令部”第三号领导人的重要身份向庄严的党代表大会讲了这样的话：“林彪同志成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开始。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从此，林彪同志一直紧跟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和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 随后，周恩来又于5月14日在国务院所属单位传达“九大”大会上传达毛泽东在“九大”期间的讲话时，谈到南昌起义的时候，再次说：“林彪同志南昌起义失败后，带领部队上井冈山，一直在毛主席身边战斗。所以我说南昌起义的光荣代表应该是林彪同志。”(20)

　　林彪与“文化大革命”中诸多重大事件的关系

　　作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二号领导人、“副统帅”，林彪对“文化大革命”这场大动乱到底是什么态度？应负怎样的责任？有必要重新审视林彪与“文化大革命”中诸多重大事件的关系。

   “打倒罗瑞卿”。现在一般都只强调林彪致信毛泽东要汇报情况，并派叶群送去告罗瑞卿状的材料，同毛泽东谈了近五个小时，之后，才有了打倒罗瑞卿一事。但是，在林彪致毛泽东信中就有“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 (21)之语，而且，据林彪办公室(简称“林办”)秘书张云生回忆，叶群曾说过，是“伟大领袖在上海把她召了去，想就罗瑞卿与林彪的关系问题问个究竟”。(22) 叶群当时还只是个“紧跟毛主席”的小角色。从发生在1967年1月的“批判萧华”事件可知，叶群对秘书们说：“首长(指林彪)本来是不同意打倒萧华的。”但是一听到江青说“一组”(即毛泽东)已同意批斗萧华时，叶群即认为“首长必须有个明确态度”，并急匆匆代表林彪去京西宾馆参加批萧华的会议，会议中途毛泽东把周恩来、叶剑英召去，会议停开。周恩来等回来后宣布毛泽东指示对萧华还要保。此后叶群便又在保萧华的群众大会上代表林彪讲话，说萧华是得到林彪“一贯信任”的，林彪认为“萧华是总政历任几位主任中最好的一个主任”。(23) 可见，若不是看到毛泽东有倒罗之意，叶群岂敢主动向毛泽东告罗瑞卿的状？何况，1965年12月8日至15日在上海召开的批判罗瑞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持人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自己。而这时，毛泽东已经(于12月2日)发表了关于“罗的思想同我们有距离”，“罗当总长以来，从未单独向我请示报告过工作，罗不尊重各位元帅，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罗在高、饶问题上实际是陷进去了。罗个人独断，罗是野心家”(24) 等为罗瑞卿定性的评价。会议已经开了三天才被通知到会的罗瑞卿，到会后是由周恩来、邓小平出面代表组织谈的话。罗瑞卿要求见毛泽东、林彪，当面把问题说清楚，但周恩来没有同意 。(25)1966年3月4日，邓小平主持在怀仁堂召开批判罗瑞卿工作小组会议。邓小平对会议的开法和指导思想作了明确指示(26) ……另据杨成武回忆：上海会议“揭发了所谓罗瑞卿的问题，会后成立了罗瑞卿专案组，组长也由周恩来总理担任。”(27) 总之，“打倒罗瑞卿”一案，尽管许多档案材料还未解密，但仅从目前已经公开的材料也可以作出判断：这个账不应算到林彪一人身上。

   “防止政变”。林彪在通过“五一六通知”之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五一八讲话”，一个重要主题是“防止政变”，后来被认定是他“大讲政变”，“制造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的谎言”，“在党内造成了极度恐怖的气氛” 。(28)其实，“防止政变”是毛泽东筹划已久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最早担心有人搞政变的是毛泽东。早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962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进行庆祝游行现场实况转播的播音员时，突然说：“我们说话别人听不见，他们说话全世界都能听见，广播就是重要。哪个国家搞政变，都要先拿广播电台，伊拉克一个坦克团和一个广播电台就把卡塞姆推翻了。要重视广播电台的安全保卫工作。中近东许多国家发生政变，搞政变的人开始就要夺广播电台……”并当即吩咐周恩来要管广播电台，不要出问题，要从部队调一个强的干部去领导广播事业局。10月13日，中央即根据毛、周的意见调丁莱夫(某军政委)到中央广播事业局任一把手。(29) 可见，“政变经”是由毛泽东率先念起来的。1966年5月15日(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遵照毛泽东保卫首都的指示精神，周恩来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与叶剑英联名报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组成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参加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30) 5月18日(即林彪发表“五一八讲话”当天)，周恩来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进行部队调动事，与杨成武和北京军区协商，并书面报告毛泽东：拟调六十三军驻石家庄的一八九师和六十五军驻张家口的一九三师来京担任卫戍任务，卫戍司令由傅崇碧担任。部队到后，将对在京要害部门和广播宣传机关的保卫任务重新调整。毛泽东阅后批：照办。(31) 这些都是当时防止政变的重大措施。而林彪的“五一八讲话”，正是根据毛泽东“防止政变”的部署精神讲的。据参加了那次会议的戚本禹回忆：“这次会议，名义上是刘少奇主持，实际上，起核心作用的是周恩来，周比刘更能领会毛的意图。”林彪的“五一八讲话”，“是周恩来要他讲的，林彪说：‘常委的其他同志要我先讲’，指的就是周。”(32) 另据王力回忆：对林彪这个讲话，当时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都说要印发 。(33)中共中央于9月22日批转这一讲话时，批语中称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事实，根据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特别是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党、篡政、篡军的教训，对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反革命颠覆的问题作了系统的精辟的阐述。”“对毛泽东思想做了全面的、正确的、科学的评价”，“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是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文件。”可见，“政变经”并非林彪一人在念，而是由毛泽东带头、整个中央领导集体一齐念起来的。

　　——后来批判林彪时，把毛泽东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抛出来，说“这封信‘是针对林彪《‘五一八’讲话》写的’。林彪《‘五一八’讲话》刚一出笼时……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已经看出林彪的《‘五一八’讲话》不讲马克思主义，不讲党的领导，专讲个人，讲宫廷政变，不讲阶级斗争，不讲人民群众，鼓吹唯心史观，抹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动本质。”文革史专家金春明认为，这样的批判是荒谬的，“不错，信中谈到了林彪《‘五一八’讲话》。如何说的呢？第一，‘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这里毛泽东是讲敌友关系，非常明确地把林彪称为‘我的朋友’。毛泽东向来是敌友分明的，这封信中尤其如此。”“林彪是自己方面的头号朋友”；“第二，‘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这是信中最集中地讲对林彪《‘五一八’讲话》看法的一段话，其中确实表达了不满意和不安的心情，但用词的分量是很轻的。‘这样讲法过去没有过’，大概是革命导师没有讲过或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讲过的意思吧。没有讲过，当然可以包含背离了、违背了的意思，但也可以是创造性发展了的意思。”金春明认为“从信的内容中无论如何得不出江青等人宣扬的那种论断”，“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对林彪是信赖和依靠的，是作为帮助自己打鬼的朋友，即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基本依靠力量。所以，毛泽东给江青写信的目的，也绝不可能是为了揭露林彪。”(34)

   “打倒贺龙”。据“林办”秘书张云生回忆：“1966年9月6日，林彪受毛主席委托，就贺龙问题在军委会议上正式‘打招呼’……林彪说，军内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以及某些大军区都有人伸手，想在那里制造混乱，企图在乱中夺权。……林彪说他们的总后台是贺龙，因此主席说要在军内高级干部中‘打招呼’，对贺龙的野心有所警惕。到会的几位老帅(军委常委委员)纷纷表态，都拥护毛主席的决策和林彪的讲话。”(35) 这是林彪假传圣旨吗？在座的元帅陈毅、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和叶剑英都是可以通天的，何以没有谁提出异议并挺身而出为贺龙辩护呢？何以周恩来最后也保护不了贺龙呢？1967年1月11日，林彪主持毛泽东提议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在会上谈到外面有很多有关贺龙的大字报时说：主席说了，政治局不要公开点贺龙的名，我们政治局的同志和常委的同志不要在公开的场合点他的名，只是要他去登门听取大家的批评……(36) 这不正说明“打倒贺龙”的整个部署是在毛泽东的掌握之中吗？另据杨成武回忆：“1959年庐山会议，发生了彭德怀的问题，会后设立了彭德怀、黄克诚专案组，当时由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负总责，具体的专案组长是贺龙兼任的。‘文革’中，贺龙被列为专案后，组长仍由周总理接任。” (37)除了毛泽东，还有谁能让周恩来担任这个组长？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来宾卡博和巴卢库的讲话中就明确说了：“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像贺龙是政治局委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9月13日(正是贺龙在囚禁地盼着周恩来兑现秋天去接他回京的诺言时)，中央正式批准对贺龙立案审查，审查报告经过周恩来之手，他在上面亲自动手作了修改，写下了大段的批语。(38)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6年10月，毛泽东发动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导致大动乱的一个重要步骤。有的专著提到此事时，称“10月1日，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庆祝大会上首先抛出这个新罪名。” (39)然而，这个“新罪名”虽然表面上是林彪宣布的，实际上却是毛泽东借林彪之口“抛出”的。据王力回忆，毛泽东在9月份就已经形成这一概念了。同时，“毛主席决定，要在林彪的国庆讲话和《红旗》社论中提出这个问题。讲话由陈伯达、王任重、张春桥起草。社论由陈伯达、王力、关锋起草。”按照毛泽东关于要在林彪讲话中提出批判刘少奇“错误路线”的精神，原来定稿时用了“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提法。在上天安门讲话之前，陶铸、王任重、王力向毛提出，“反革命”太重了。于是将“反革命”改为“反对革命”，成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10月1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张春桥向毛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提法不通。毛说改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40) 如此而已。应对“抛出这个新罪名”承担罪责的，依然是毛泽东。

   “全国全面阶级斗争”。在毛泽东号召开展“全国全面阶级斗争”这个十分重大的问题上，毛泽东居然未让“副统帅”林彪参与决策。《王力反思录》中说：“(1966年)12月26日毛主席过生日，晚上临时通知，毛主席和江青请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吃饭。没有林彪、总理、陶铸、康生、李富春。……吃饭前毛主席说了很多话，吃饭后又说了几句。他从来不过生日，这次过个生日，实际上这是个比较重要的会。”在这次“比较重要的会”上，毛泽东大段地、比较系统地讲了他关于开展“全国全面阶级斗争”、“大民主”、“斗批改”的想法 。(41)毛泽东的这次讲话和随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导致“文化大革命”进入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新阶段”。

   “打倒陶铸”。1967年1月4日，江青、陈伯达、康生等接见武汉“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公开宣布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从此，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被提拔到位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第四号领导人陶铸被打倒。据“林办”秘书张云生回忆，“陶铸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曾是林彪的老部下，被点名‘打倒’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说他来京后辜负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信任，工作没有做好，本想过年后离京去各地搞点‘调查研究’，但万万没想到顷刻之间变成了‘罪人’。林彪见到此信后默默不语，叶群怕被钓鱼台发觉会招来大祸，赶紧叫内勤偷偷将此信烧掉。” (42)林彪的“默默无语”，正表明了他对此事的无可奈何，因为这是毛泽东一手制造的。王力在回忆录中说得很清楚：“……毛主席同陶铸的分歧是(1966年)九月就已开始了。九月毛主席就对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陶铸同志不满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指刘邓，而‘批判不彻底’，主要是指总理同陶铸，在毛主席看来总理不是主要的，主要是陶铸。‘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主要是对陶铸。” (43)此外，陶铸想恢复中央书记处班子，主持起草工业十二条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等，都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11月14日以后，毛泽东开始收到一些告陶铸的信，“毛主席定了(十二月)六日会上要批评陶铸，要陶铸检讨”。

　　随后毛泽东又定了开“生活会”批评陶铸，“这生活会是政治局扩大会，是十二月下旬开的……这个会上的发言是一边倒，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一致批评陶铸……”(44) 1967年1月4日，在江青主持的会上主要由陈伯达讲话公开提出了打倒陶铸。虽然后来毛泽东表示过不同意这次公开宣布并指责了陈伯达和江青，但他并未重申对陶铸要“保”，而是在1月8日的会上就陶铸问题作了总结性的表态：“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极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十一中全会后也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照片有刘邓镜头，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王力出席了这次会，对毛泽东指责陶铸“极不老实”一语，他回忆说：“我记得是说很不老实，有的历史学家把很字去掉，只说不老实。”陶铸夫人曾志不相信毛泽东会说陶铸不老实，认为可能是说的“不老成”，还写信去问毛泽东，但毛泽东却不明确表态。王力说：“我记得毛主席还说过一句话：‘希望你们能开会把陶铸揪出来才好呢！’”(46) 几个月后的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这篇被陶铸认为是“置我于死地”的文章，也是毛泽东从8月中旬到9月上旬多次审阅修改并在批示中称之为“很好”、“极好”的，连文章标题也是毛泽东改拟的 。(47)

   “夺权”。夺权也是毛泽东独自发出的号召。1967年1月15日，在北京及外地造反派组织于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誓师大会”(即欢呼中央给上海造反派贺电的大会)上，陈伯达和周恩来先后讲话，讲话中都强调了反对“接管风”。此时所说的“接管”，实际上就是夺权的另一种说法(后来才统称为夺权)。陈伯达明确指责说，接管风是走资派的“新花样”，让造反派接管，他们跑到台后，让我们社会秩序、经济秩序搞得不好，他们看笑话。他提出，除个别地点、机关外，应该大量采取派群众代表监督的方式。周恩来在讲话中也强调了不要形成接管风 。(48)据王力回忆：在那次大会上“陈伯达说上海自下而上的夺权，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群众组织只能监督，不能夺权。……当天下午刚散会，毛主席马上知道了，马上开了个会批评陈伯达……毛主席说，就是要夺权，就是要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毛主席然后讲了一大篇的话，后来写成《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这就是号召夺权口号的背景，这是毛主席的系统的思想，是第一篇公开号召夺权的文章。” (49)“毛主席的想法，是全面夺权，评论员文章根据毛主席的思想明确提出夺党权、政权、财权，而且分别讲为什么要夺这些权。”(50) 可是后来却把林彪在此之后(1月23日)的一个讲话作为他“策划夺权”的罪证：“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有的早夺，有的迟夺”，“或者上面夺，或者下面夺，或者上下结合夺”。其实，在此之前，“夺权”已经作为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开始贯彻，据王力回忆：“毛主席号召夺权，我没有反对，其他也没有一个人反对，中央领导核心会议上没有一个人反对”。(51)周恩来在1月21日(比前引林彪讲话还早两天)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中就传达了：“关于夺权，报纸上说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权，不是这样的能不能夺？现在看来不能仔细分。应夺来再说，不能形而上学，否则受到限制。夺来后，是什么性质的当权派，在运动后期再判断。”王力还说明：“这也有档案可查。”并强调“周总理传达的毛主席这段话后果很严重”(王力以这句话作为这段文字的小标题)。(52) 就连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也指出：“对‘夺权’这样的战略性决策，这样大的举动，并没有在党中央进行过充分酝酿、讨论并作出正式决定，便迅速在全国推开，这是很不正常的，进一步反映出中央的领导已由个人独断取代了集体领导。”(53)（未完待续）

　　注释：
   (1)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3年4月第一版第97页
   (2)　刘志坚《〈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产生前后》，载《为中华之崛起--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网站　
   (3)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　第259页
   (4)　张云生、张丛堃《“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7月第一版　58-59页
   (5)　刘志坚《〈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产生前后》
   (6)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259页
   (7)　刘志坚《〈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产生前后》
   (8)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107页
   (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38-39页
   (10)《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　第617页　
   (11)　金春明《一篇奇特的自我解剖--〈毛泽东致江青的信〉试析》，载《金春明自选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2年7月第一版，第126-127页
   (12)　李文普《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中华儿女》1999年2期
   (13)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131页
   (14)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260页
   (15)　张聂尔《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　1999年6月第一版第101页
   (16)　《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下卷　第51页
   (1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　446-448页
   (18)　叶永烈《江青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　第453页，
   (19)　《周恩来等九位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四川人民出版社革命委员会翻印，1969年5月7日
   (20)　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年出版
   (21)　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罗瑞卿女儿的点点记忆》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1月版第182页(书中此句错排为“好几个月重要的负责同志……”)；林彪此信全文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22)　张云生、张丛堃《“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第64页
   (23)　张云生、张丛堃《“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第127-131页
   (24)　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25)　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罗瑞卿女儿的点点记忆》189-195页
   (26)　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　华文出版社2002年6月第一版第32页
   (27)　杨成武《我知道的中央专案组“二办”》，载《纵横》2000年第一期
   (28)　《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社会主义时期》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第一版341页
   (29)　中国国际广播大事记》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版120页；另见邵燕祥《回首往事说梅益》　载《炎黄春秋》2004年第一期(文中“1962年”错写为“1963年”)；参见余汝信《林彪“五一八”讲话前后的防政变措施》　载网络杂志《枫华园》总第436期，2004年2月6日出版
   (30)　《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下卷　第31页
   (31)　《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下卷　第31-32页
   (32)　余汝信《与戚本禹面对面》，载网络杂志《枫华园》总第432期，2004年1月9日出版
   (33)　《王力反思录》592页
   (34)　金春明《一篇奇特的自我解剖--〈毛泽东致江青的信〉试析》，载《金春明自选文集》　
   (35)　张云生、张丛堃《“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　第95-96页
   (36)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　第111页
   (37)　杨成武《我知道的中央专案组“二办”》
   (38)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第191页
   (39)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7月第一版119页
   (40)　《王力反思录》282、625-626页
   (41)　《王力反思录》693-708页
   (42)　张云生、张丛堃《“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79页
   (43)　《王力反思录》656页
   (44)　《王力反思录》656-673页
   (45)　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46)　《王力反思录》　678页
   (4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　401-404页
   (48)　清华大学《井冈山》报，1967年1月17日第11期
   (49)　《王力反思录》797-798页
   (50)　《王力反思录》802页
   (51)　《王力反思录》807页
   (52)　《王力反思录》808页
   (53)　《毛泽东传(1949-197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12月第一版　1471页

   王年一、何蜀、陈昭，摘自丁凱文主編《重审林彪罪案》，明镜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