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18日 星期二

《求是》杂志副总编的文革初期经历:从挨整对象到逍遥派


  作者:苏双碧,《求是》杂志副总编辑

  三、逍遥派

  在市委一共呆了不到半年,见了一些世面,也留下一些回忆,使我领略到在那些日子里,周围的环境压抑多于宽松,恐惧多于安祥。大部分人都被扭曲了身心,不断在干着违心的事。一部分人从自发揪斗李琪,到批斗我和给我定案,在罗织罪名编造谎言上是很有本事的;但更多的人是跟风,并不是天生想整人,有点过火也可以谅解,自然不必有太多的计较。在那些日子里,还有一件事使我久久不能平静,就是一张大字报上透露,市委的工资单上已经没有邓拓的名字,言下之意,邓拓已经不在人世。这虽然几乎是意料中的事,但仍然使我震惊。两个多月前,北大许师谦担心吴晗想不开,我曾经对许师谦说过,吴晗不会自杀,因为他坚信周恩来总理了解他,会帮他说清楚问题的;邓拓则不然,他在看破红尘之后,颇有士可杀不可辱的傲骨,很容易想不开。如今果然被我说中了,岂不悲哉!

  回到历史学会,还是联合办公三个学会的那几个人。因为党的关系在市委党校,搞运动都在一起。进入1966年8、9月间,各个单位都在酝酿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市委党校也不例外。当时大约已有人知道我在市委的一段经历,他们出来鼓动,要我竞选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据说还有不少人响应。知道这是一部分人的意愿,首先我不是党校的编制,自然名不正言不顺。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有时并不是你想不干就不干的,设若有人把你扶上去,你不干也得干,即使让你骑虎难下,也够你难受的。国庆节过后,我想彻底摆脱运动的漩涡,找个地方躲起来,当逍遥派。当时附在联合办公里面的还有一个研究所,一共六个人。归联合办公秘书长管,两边合起来十多个人,都没有太多事做。其中一人小冉,有个女朋友,是个高干子女,敢做敢为,她从北京四中取来一张大串联的身份证明,由她组织四个人去大串联,三男一女。三男就是我和经济学会的秘书李玉平还有小冉;一女就是那位高干子女,后来成为小冉的爱人。按规定机关干部是不能参加串联的,但我既然想摆脱参加机关干部的运动,就管不了这许多了。

  我们四人来到北京火车站,串联的学生人山人海,都不要票,有几个红卫兵在那边指挥。只问我们到哪里闹革命,我们说去武汉,红卫兵指挥我们上哪个列车。由于车门拥挤,又生怕上不了车,我的同事提议钻车窗,三人都赞成,我也不反对,在互相帮助互相推搡下,都进了车厢,座位已都占光了。于是就有人指挥,要发扬阶级友爱精神,先让女同学坐下,男同学轮流坐。红袖章就是权威,车厢里坐的人都听从他的指挥。可是,列车开到丰台才搞清楚,我们乘坐的列车是到上海的,并不是去武汉。四个人面面相视,我说既已成事实,到上海就到上海吧!大家也都赞成。反正本无目的,到哪里都行。睡觉不可能,能坐下来休息一下就算不错,不过,有一点,就是都不会饿肚皮,沿途各大站,常有当地红卫兵来送烧饼、馒头的。列车到达南京站时,我突然想起南京有好几个大学同学,其中有位同学在华东工程学院任教,地点在孝陵卫,何不到那边住两天。经我一提议,大家都赞成,就在南京下车,并在车站找到华东工程学院红卫兵接待车。到了学校,因为我们是北京来的,受到特别优待。男女分别住在两间房子里。第二天由我在华工的同学作陪,带我们参观了南京大学、雨花台、明孝陵等。玩了两天,我们就乘车到上海,许多串联学生一到当地就介入当地的运动,写大字报,贴大字报,贴大标语,支持这派,支持那派,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四人,实际上是混水摸鱼,借串联机会到处玩玩。在上海住了三天,带来的几十元钱也差不多花光了。有的提议先回北京,下一步干什么再说。前后不到十天,我回到北京。当时还有点可能挨批评的思想准备,谁知一回到机关,连胆子较小的哲学会秘书也找上门来,要我谈谈参加大串联的感受。其实,什么感受,玩玩而已。但感到很滑稽,坐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不管是煽风点火,或者游山玩水,都称作“闹革命”。年纪大的有白发苍苍的,因为教师可以参加串联,他们出来也就名正言顺了;而有的年纪很小,只有十来岁的娃娃也出来“闹革命”。因为大串联是毛泽东支持的,参加大串联不管出于什么动机都是捍卫毛主席的路线,何乐而不为。

  由于经济学会秘书老李的鼓动,还有社会科学院的几位年轻人,我们又筹备一次新的串联。大约过了十月中旬,北京已是寒意逼人。我和老李加上哲学学会秘书三人,又进行了第二次大串联。这一次,果真是到了武汉,在武汉住了几天,然后到长沙。在长沙,从萍乡安源煤矿传来消息,社科院的几个年轻人已先头到达安源,并在承办《萍矿工人报》。我曾经在安源写过矿史,就极力主张到安源去。于是我们一行三人就从长沙来到安源。社科院的同志原先都是认得的,就约我们在安源住下,一起办《萍矿工人报》。几年前在这里写矿史,曾经受到萍矿党委宣传部长和党委书记的热情接待,本想借这个机会去拜访一下;可是,一打听,他们都被打成黑帮,正在被专政,不得探视。我们六七个人办这张报纸,资金靠卖报而来,几个人的吃住由煤矿的工人组织安排。办报方针记得主要宣传当时中央的精神,不介入矿区两派斗争。上面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报纸也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面批刘少奇,报纸也批刘少奇。矿区两派对这张报纸都买去看,都不太反感,所以能维持了几个月。报社设在原清朝末年大臣盛宣怀的公馆,也叫盛公馆,因为这座楼房是白色建筑,所以也叫白公馆。当年安源大罢工,刘少奇、李立三就是在这里和资本家谈判的。报纸的派性色彩由于较淡,常有两派的工人来串门,我们也到矿井参加过劳动。报纸之所以能存在一段时间,是因为符合了“文革”的大方向,至少也是为“文革”摇旗呐喊的,加上报纸不属于哪一派,哪派也没有足够力量来接管印刷厂和报纸。我主要负责撰稿,记得用了东锋、金猴许多笔名,写过一些错误文章,如批判刘少奇在安源所作必要的妥协,但大部分都是不关大局的小文章。因为都是年轻人,而且多少有点事干,日子还过的很快。

  1967年初,新年刚过,北京来了一份紧急电报,要我立即回京。电文没有落款,不知是谁拍的。几位朋友一起研究了电文,都觉得有点蹊跷。如果是机关来电,应包括同单位的两位老李在内,而电报却只催我一人回去。反正,不管怎样,既有电报叫回去就回去吧。两天之后,我离开了安源煤矿,回到北京。机关里的同事都说没有打过电报,我也不想去追问了。打开住房,桌面上、地面上都有一层灰尘,证明这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人到过我的房间。

  当天晚上,大约8点多钟,突然有人来敲门,进来的是位女同志,是党校学员,因为留校闹革命,现在是造反兵团战斗队的成员,她姓徐,是北京某厂的年轻工程师。她说电报是造反总部发的,原定抄家的名单中有我,觉得人不在抄家不好,就想把你请回来;又说,在执行抄家中,有人替我说了好话,说我人不错,观点和他们相似,就从抄家的名单中把我的名字删去了。我问她主要抄什么,她说黑材料。我说我在历史学会工作,历史学会的材料算不算黑材料。说着我拉开抽屉把历史学会的会员名单、宗旨、会章等材料交给她。她翻了几页说这不算黑材料,就还给我了。她希望我能站在她们一边,和他们一起“闹革命”。闲聊了一阵,她就告辞了,往后她们的组织由一位北京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当总勤务员,过去认识我。他担任总勤务员后,多次找过我,要我加入他们的组织。我声明我是个逍遥派,什么组织也不参加,但不等于我没有观点,从社会上两大派来看,我是倾向他们的。以后我们互相接触多了,造反兵团的勤务员对我很敬重,常有往来。

  1967年春末,社会上两大派斗争激烈。4月27日,党校以校部为主体的一部分学员组成一个队伍,成立“4·27”总部,其中从造反兵团拉出去近一半人。造反兵团处在人心惶恐,担心瓦解的时候,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会议连续开了几个钟头。深夜,十二时已过,总勤务员,也称兵团司令,亲自来敲我的门,要我出席他们的勤务员会议。我见到会上所有的人眼睛都熬红了,可是都还精神抖擞,好像都在为真理而进行战斗、为真理而赴汤蹈火似的。在另外的几个间房间里,灯火通明,兵团战士都在编写大字报。根据勤务组研究决定,凌晨将要发表严正声明,不承认“4·27”总部。对这些我都没有兴趣,觉得昨天都还是一家人,出入相见,今天则已反目成仇,变成两个誓不两立的造反派组织,这样斗下去只能两败俱伤,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我要他们掌握大方向,不过什么是大方向,实际上我也不清楚,好像主要是搞联合,搞大批判。议论一阵之后,总勤务员突然提出要我加入兵团,担任顾问,即当军师的意思,我再三声明,我是逍遥派,绝不参加任何组织。但这已经是在他们拟议之中,经他一提出,其他勤务员异口同声劝我加入,借此可以鼓鼓士气。我严辞拒绝,那位姓徐的女士,提议让我考虑一下再定,我立即响应,站起来准备退场,可其他勤务员都有没有表态。对于我来说,让我考虑无论如何是使我下台阶的机会。于是我退出会场,回去睡觉了。我始终也没有加入任何一个选择派组织。

  逍遥派有逍遥派的好处。在党校我有许多朋友,其中还有好几个是被错划的“右派”,因为我公开身份是逍遥派,尽管我有倾向,但两边都不希望我倒向对立面一边,都想争取我,而且也不太讨厌我。谁到我这里串门,别人看到了也不会太在意。当时党校有位姓洪的“右派”,因为吃过苦头太多,有点神经质,但人很聪明,外语很好,又喜欢写写毛笔字,也喜欢画画,是北大西语系毕业的。他和我认得还是前两三年的事,1963年初,我从北大搬到市委党校住,行李只有一纸箱的书和一个小箱子装衣服,还有一件被褥打成的行李,虽然不多,但扛起来很困难。这时一位正在扫地的中年人走过来,二话不说,就帮我提着行李往楼上走。这位热心人,自称姓洪,但放下行李就走了。我看这人长相行为举止不像个普通的扫地工人,但他能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他怯生生的来到我的住处。一进门就对我说:“我姓洪,是个‘右派’,不知你介意不介意。”我说不介意,并表示欢迎他。闲谈之间,我知道他是因为对统购统销政策提了意见,认为统购统销不容易调动农民积极性而被划成右派的。划了“右派”之后,又不太本分,经常喜欢提点意见,触犯了领导,就从资料室把他调到总务科,做清洁工。“右派”是敌我矛盾,属于专政范围,只能做一些又脏又累的工作。

  过了几天,老洪来串门又带来一位姓樊的,也是“右派”,毕业于武汉大学,长得浓眉大眼,一表人才,谈吐之中,我觉得他有见识,有学问,就问他怎么被打成“右派”的。他说是在一次学习会上,讲了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不要照搬苏联的,他讲的主要是指经济建设。这样他就以反对学习苏联被打成“右派”。后来这位樊先生也成了我的座上客。 “四人帮”跨台后,此人成了一名很有造诣的党建专家,但这是后话了。当时和洪、樊两人一起来的,还有一位姓许的,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经在一次讲课时讲了有的共产党员有宗派思想,唯党员是用。根据这一条,把他划在储安平的“党天下”一类的言论,也被打成“右派”。他们不时来串门,谈话主题基本上都是些报刊新闻,或议论当时学术界讨论的问题。这本来是一般性的往来,但在“文革”中,这样接触就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了。有一天,“4·27”总部突然发出一个通令,要所有“右派”规规矩矩,不得乱说乱动。还说有人指控几个“右派”想翻天。这本来不是事实,但如果想挑起争端,不论是哪个组织,并不需要事实。我担心他们会吃苦头,就把可能发生的事和他们通了气,让他们避免了一场灾难。这三个所谓的“右派”,在“文革”之后都得到改正。樊先生成了很有建树的党建专家;许先生后来调到大学,成了一名哲学教授;唯洪先生因在划“右派”之后受过刺激,加上他是学习外语的,当时在党校外语用处不大,他爱好又多,写字、画画、打太极拳都很专注,终没有炼成一门像样的学问,生活有点潦倒。这些都是因为被划了“右派”造成的后果,尽管改正了,也很难挺起身来。

  苏双碧,共识网-《领导者》杂志总第51期(201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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