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杂志副总编的文革初期经历：突然成了反党急先锋

　　作者：苏双碧，《求是》杂志副总编辑


　　二、“反党急先锋”

　　“4·16”过后，市委大部分干部已有一种预感，觉得市委的天要塌下来。这是因为毛泽东多次严厉地批评彭真，批评北京市委，加上“4·16”市委公开作了检讨，举起了批判“三家村”、批判“燕山夜话”的旗子，如果毛泽东要放过北京市委，“4·16”当是最好的台阶。中央对“4·16”采取了抵制的办法，国内的所有报刊自然也都不敢理睬北京市委对“三家村”的批判，都奉命不宣传不转载。这对北京市委来说，当然是件天大的事，北京市委领导都面临着灭顶之灾的痛苦，而惊恐不安。早在半个月前，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就严厉地指出：“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并指责彭真和陆定一“扣压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声称“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这个批评分量是很重的，但用了一个“如果再包庇坏人”，这好像留了一个活扣，即如果不再包庇坏人，是否就可以不批判彭真、不解散北京市委。那么，谁是坏人呢？浮在水面上的邓拓、吴晗等人，已被当坏人批，自然不会有人再去保他们。这样是不是就能得到毛泽东的宽恕呢？人们只能怀着一种侥幸的心理等待着。市委从上到下都有一种渴望，希望通过自我批评，认真检讨，取得毛泽东的谅解，或许市委就可以不解散了。所以从整个市委的大局出发，北京市委部署了“4·16”的批判之举。这至少寄一线希望，希望通过这一举动扭转被动的局面。但是，毛泽东部署批判吴晗既然是想引出“三家村”，并把矛头对准彭真、刘少奇，就绝不可能让彭真主动。因为，这并不取决于“4·16”检讨是否深刻，而取决于运动发动者对北京市委、对彭真的基本态度。事实上，4月3日、4月5日，彭真都召开过会议，也都作了自我批评，但都被江青、康生等人说成是“继续包庇邓拓，布置对抗中央”，并在4月9号至12号，对彭真进行批判。按理说彭真当不再存有什么幻想了，那么他为什么要搞个“4·16”批判呢？大约彭真想的是希望自己倒台了，市委能不被解散，这可能是当时他的一个思路。他未必是为保自己。事实上，就在4月16日当天，彭真就失去了自由。

　　作为一般干部的我，只能看到市委大楼的大部分人处在不知所措之中。特别是4月19日傍晚，彭真匆匆奉命回到市委，宣布他不再管市委的工作了。上面说的毛泽东对他的批评，以及他的检讨，一般干部并不知道，而今彭真犯错误的说法得到证实了。市委大楼的干部处在极度惶恐之中。一些比较敏感的干部，已经在伺机组织力量，准备反戈一击。大约在4月19日之后五六天，即4月25日左右，市委宣传部有造反精神的人，首先发起批斗李琪，通知宣传部干部全体出席，据说这是市委机关第一次将一位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拿来批判。尽管这并不是那一位市委领导的意图，而是个别人的冲动发起的，但在惊弓之鸟的窝里，即使是轻微的风吹草动，也会当成圣旨的。市委干部在彭真时代敬业精神很好，绝大部分干部晚上下班之后，都还在办公室办公或学习，只有少数人是下班就走的。所以，利用晚上发动一次批判会并不太难。我的情况比较特殊，是在市委组织批判邓拓写作组时，李琪才正式把我调到宣传部理论处的，而且由于批吴晗、邓拓的深入，加上我和“三家村”的三位成员都有较多的往来，我很快被列入另册。上班照样，但没有人管我，也无事可做。所以，下班之后我就回到市委党校住处。可是，这天刚一进门，电话铃就响了。理论处的同事来电话要我立即回部，参加批评李琪的会。我内心震住了，有点不知所措，去还是不去。所有这些，都是我不愿见到，也不愿参与的。

　　但是，既然是部里的全体会议，不去似乎又不行。我拖着沉重的步伐踏上了103路电车。走进宣传部的会议室时，会议已经开始了。其中有一两个态度激烈的，拍着桌子责问李琪和邓拓一起干了哪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责问李琪写的评吴晗历史观的反动文章是怎样炮制出来的……等等，气氛很严肃，措词很激烈。李琪沉着脸，一句没有吭，有时逼紧了，他就如实地讲几句。看样子他很痛苦，但又无可奈何。从他的神情，颇有点“士可杀不可辱”的气概。突然间，有人点了我的名，要我揭发李琪。大约大家都不愿沾“黑帮”的边，李琪两边的座位都空着，我迟到了，只好找个空位坐下，正好和李琪挨着。让我揭发，我什么也不知道，从何揭发起，但既然已点了我的名，不讲是会犯众怒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人都想当革命派，都想在这些举动中争取主动。于是我对李琪说：“我在历史学会好好的，你却把我调到宣传部来，使我处境很尴尬。”我讲这几句话时，李琪一直点头，似乎表示有点歉意。但也有人很不满意的，因为这算什么意见。这次闪电式的、又带有很浓烈火药味的批判，李琪没有想到，但对李琪心灵上却是一个很大的创伤，据说自此以后，李琪再也没有走进市委大楼，我也从这一天开始，再也没有见到李琪。

　　自此以后，我的日子更不好过了，许多人用一种奇特的眼光看着我，设若有几个人在议论什么，见我走来，他们就走开了。5月８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署名高炬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的文章。杀气腾腾，叫嚷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在政治战线、经济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文章最后歇斯底里地叫嚣：“我们要正告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你们早就向党和社会主义开了火，‘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一定不会放过你们，一定不会放过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同一天，关锋化名何明发表了《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一文，批判了北京市委所谓“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这两篇文章全面向北京市委，以及《前线》、《北京日报》开火，是解散北京市委的信号。这一天市委大楼像翻了天似的，从办公室到走廊通道，三三两两，交头接耳，都在议论这两篇文章。因为，在这之前人们以为换一换领导人而已，而今既然把市委说成是黑线，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阵地，每一个干部就必然要牵涉其中，过去所做过的事，包括功绩和荣誉都意味着必须彻底否定，或重新评价。这个触动何等大啊！

　　记得5月８日这一天，我一早走进宣传部理论处时，处长和干事都站在那里，议论当天报上的两篇文章。这大约是市委大楼公共的议题，他们并不避讳我，其中一位干事问我，有什么感想，我脱口而出：“两篇文章都太偏激，凡事总得讲道理。市委怎么能是黑线呢？”同志们七嘴八舌议论开了，有的说这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有的说不是毛主席的部署，而是野心家的阴谋。此时，一位副处长大约担心这些部下会越讲越离谱，就吼了一声：“现在是如何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问题，离开这个有别的想法都是错误的。”这是衡量是非的标准，顺之昌，逆则亡，谁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随着他的吼声，屋子里变得鸦雀无声。此后，在理论处就很少有人再公开议论这两篇文章。因为，想到高炬、何明时，很自然会联想到毛泽东这个威力无比的名字。但是，真正统一思想并不容易，许多现实问题得不到解释，比如把彭真、市委都说成是黑线，无法解释十多年来在市委领导下，北京工农业的发展，更不好解释广大干部辛辛苦苦地工作却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一天，市委大楼慌成一团，下属单位打来的电话也不少，他们想问个究竟，但谁又能向他们说清楚究竟呢？从这一天起，市委彻底瘫痪了，所有的工作都停止了。只有个别造反派偶尔组织一个批判某某“黑帮”的会，或者联络几个人，写一两张大字报。我每天照例来上班，每天也照例没有事干。

　　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委员会通知》，也就是后来被称为的《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宣布“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指控《二月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尽管这不是事实，因为当时五人小组成员康生、陆定一、周扬、吴冷西等五人小组成员都在场，还有列席会议的许立群、胡绳等多人，而且是经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会议讨论过，并报毛泽东认可的，当然 不可能是彭真的私人炮制。但《五一六通知》既然作为党中央的正式文件通过，而且这个文件又是毛泽东亲自指导制订的，下面就只有遵照执行，不能提出任何疑议。据说后来有资格被通知去听传达的干部，听到那些毛泽东亲自加进去的黑体字时，都有点心惊肉跳之感。市委够上级别的高级干部在几天之后，就被集中到北京饭店学习这个通知，实际上是要他们承认自己执行了修正主义错误路线，以及揭发所谓“黑帮”的问题。

　　市委的一般干部被组织起来，学习报上有关批判市委和“三家村”的文章。5月24日中央正式决定改组北京市委，派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平心而论，李雪峰也好，吴德也好，他们大约都只相信旧北京市委彭真等人犯了错误，至于犯了什么性质的错误，以及对北京市委的改组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他们也未必清楚。遇到的头一个问题是首都高校五花八门的大字报，特别是那些对准各校党委的大字报如何处理，况且有的学校大字报已经上街，颇有控制不了局面之势。按照老习惯，求个“稳”字。因此，李雪峰刚到任就到北京大学传达了中央关于这场群众运动内外有别、注意保密等八条规定，想用这个框框来限制大字报范围和规范大字报的内容和分寸，并按照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的部署，立即对市委内部有条件地引导群众写些揭发旧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开辟三楼会议室作为贴大字报的地点，还在三楼会议室门前设了岗哨，主要是防止外面的人来看大字报。由于有这些限制，加上旧市委的干部对这场运动本来就很不理解，市委大楼出现的大字报并不多。

　　6月1日晚，中央电台播送了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矛头对着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这篇大字报被毛泽东说成是一张马克思主义的大字报，《人民日报》发表这张大字报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对这张大字报加以欢呼。这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发表，对全国高等学校的运动起了重要的煽风点火的作用，它像一股巨大的冲击波，冲击着祖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可以说，这一天全国上下都在议论这张大字报，学习和响应这张大字报的造反精神。北京市委大楼也不例外。当天晚上，市委宣传部理论处的三四个人也在议论这张大字报。我说了市委大楼的运动和北京大学差不多，也是冷冷清清，有的同事则认为都是受李雪峰的八条框框约束造成的。议论之余，勇气倍增，大家认为可以共同写一张炮轰李雪峰的大字报，对运动提几条批评意见。当时我出了一个题目《这是为什么？》，主要是说大字报为什么仅限制在三楼会议室，而且设了岗哨。别的同事也有说学习办公室主任为什么还是旧人，也有说李雪峰传达中央的八条是压制运动的八条。一共提了五个问题。平心而论，大家的思想还没有解放，尖锐点的意见，经过议论之后又删去了。所以这张大字报的内容不能算有什么分量，但矛头却确实是对准新市委的、对准李雪峰的。大字报题目是我出的，内容是大家凑的，执笔也不是我，张贴出去我也不知道。因为在议论之后，我就离开市委大楼了。据说当天晚上贴出类似内容的大字报就有十多份，而且都贴在楼道里，突破了原来仅限在三楼会议室的框框，搞乱了新市委规定的秩序。

　　对此，李雪峰非常恼火，6月4日召集市委全体干部在团中央礼堂开大会。李雪峰说刚来几天，你们就反对我，这两天市委大楼出现了一股逆流，认为这当中有“黑手”，对此，要予以坚决反击，要采取严厉的措施。我立即想到前天晚上贴出的那张大字报，但把这说成是反对新市委，说成是逆流，未免太不实事求是了。尽管大字报是对着新市委来的，但也仅仅是提了几条具体意见而已。因为我实际上已入另册，比别人当然多了一分担心。但既然如此，有什么办法呢？随它去吧！反正是四个人一起写的，当时的情况是能说清楚的。会后，我和理论处的同事走出会场，本想听听他们对李雪峰讲话的反映，但他们似乎谁的心情都很沉重，一句话也不说。我径自走向饭厅去吃晚饭，饭后照例我要从台基厂走到东单公园门前转回来。大约七时左右我回到大楼，在三楼到四楼的楼梯墙上贴了一份大标语：“向我们的好书记李雪峰同志请罪！”下面签名正是和我一起写大字报的三个同事，正面还有一份用两张纸写成的大字报，是检讨他们不该在《这是为什么？》的大字报上签名，并说是受别有用心的人鼓动才写这张大字报的。我看后，心里一愣，觉得他们写请罪书不让我签名有点不正常，至于“别有用心的人”明显是指我。我非常生气，想去责问他们。可是，他们三个人，说法如果都一样，我不反被说成是存心抵赖吗？于是，我故作坦然，走进了办公室。几位同事都在那里看报，都装作若无其事，干脆我也装作若无其事，什么话也没说，呆了一会就离开办公室回家了。

　　第二天一上班，镇压开始了。由党支部出面，召集部里全体人员开会，名义上是学习李雪峰昨天的讲话，实际上是抓反对新市委的“黑手”。支部书记声色俱厉地点了理论处的大字报，接着就是理论处的几个同事哭哭啼啼的检讨，基调是：“敬爱的毛主席为我们派来一位好书记，我们却受人挑拨，在反对新市委的大字报上签了名。”几个人基本上都是这样说的。由于支部书记的引导，要他们讲具体些，其实是要他们揭发鼓动写这张大字报的“黑手”。于是，同事们异口同声说是我，不但向他们介绍了北京大学学生反对李雪峰八条规定的情况，而且提出要写这张大字报，他们都说是上了我的当。当时我很生气，觉得这些人太不够意思，为洗刷自己，竟然把我抛了出去，并踩上一只脚。我就说：“大字报是我提出来要写的，北大的情况也是我介绍的，一切由我承担。”显然，我这样一说，同事们开初有点意想不到，后来明显地都松了一口气，支部书记随即宣布：一、小苏的态度很不好，犯了这么大的错误，一点也没有痛心的样子；二、立场有问题，主要是对新市委的态度，别人都写了认罪书，他却连名都不签；三、从今天下午起集体对小苏进行“帮助”。最后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没有意见。其实，她宣布的决定，我并不知道深浅，到底会导致什么样的灾难，我一点也没有想过。

　　从6月5日下午开始，集中火力对我进行批判揭发。主要问题：一、站在旧市委的立场，攻击新市委，散布流言蜚语，煽动一部分人写攻击李雪峰的大字报；二、是“三家村”黑店的伙计，和邓拓、吴晗有特殊关系；三、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材料揭发很多，一个星期中，一共开了十一次批判会。有的材料很好笑，支部书记一口咬定我和邓拓有黑关系，根据是邓拓说过我是他的老朋友，年龄和地位相差那么多，怎么会是老朋友。其实，邓拓那句话，纯属客气话。有一次在邓拓办公室召开写作组会议，市委有关的部长及宣传部处以上的干部都来了。我是写作组成员，不知为什么来迟了一步。当我走进邓拓办公室时，邓拓站起来并走出来和我握手，说“苏双碧老朋友”。这句话一般人听过也就算了，可这位支部书记却记得很牢。她说，我们市委的处长都不能进出邓拓家，你可以随便进出，难道这不算特殊关系吗！其实，特殊关系并不能说明本质问题，她似乎并不懂得，我和邓拓就是上下级关系，这当中存在着服务被服务的关系，比如帮他查条史料、借本史书，他找我去办要比找别的人去办顺手。要说特殊，我是学习历史的，他对历史有兴趣有研究也可以算是特殊，但这并不黑。另外一件事，是说我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简直有点空穴来风。宣传部有位和我年龄相当的年轻人，也是北大毕业的，平时我们关系还可以。“5·16”通知发布前后，有天下午休息时，他约我到楼顶上散步，他主动议论到刘少奇、林彪。我附和他说林彪解放以后身体不好，长期休养。他说林彪解放后没有做太多工作。他大约怕我揭发他，就先发制人，说我攻击林副统帅解放后不干事。这件事使我感到困惑，为什么他会在关键时刻捅我一刀，而且几乎是嫁祸于人，本来是他说的，我不过附和而已，反过来倒栽我一桩，而且在揭发我时说“比毒蛇还毒，居然攻击敬爱的林副主席。”我没有承认他的指控，也没有作任何辩解。因为我知道，现在需要罗织我的罪名，即使是捕风捉影的材料，对他们来说都是宝贵的，解释无济于事，于是我和每次批斗会一样，在会议结束之前，当主持会议的这位党支部书记对我说：“你还年轻，只要认真检讨，吸取教训，将来还是有前途的。”然后要我表态，我就好像和尚念经似的，每次都这样说：“你们揭发我的材料有真实的也有不真实的，真实的我都承认，不真实的请你们核对一下。”

　　就这样，从6月5日到11日，一个星期内开了11次批斗会，性质也从“犯了严重错误”到“反党反社会主义”，从“散布反动言论”到“恶毒攻击，比毒蛇还毒”，从“三家村的走卒”到“三家村的干将、伙计，”等等。最初还只是这样或那样地揭发，后来就不断有人领着喊口号，什么“顽抗到底死路一条！”什么“敌人不投降就要消灭他！”等等，总之，把我完全划到敌人一边了。最后一天，实行梳辫子，即把所有揭发出来的材料，梳成辫子，一条一条摆出来，再加以上纲写成一组几十张纸的大字报专栏，题目是“反党急先锋苏双碧”，贴在一层楼梯正面，进入市委大楼的人都一眼能够看到，可以说是市委大楼最显眼的地方。这也是市委大楼第一次贴一个普通干部的定性大字报专栏。

　　经过一段猛揪猛斗之后，整个市委机关有几十个人被揪，然后对这些人进行排队，把认为最严重的几个向中央报告，说北京市委出现一批反对新市委的反革命分子，为首的共9个人，据说我名列第五，这份报告编号叫《第95号简报》。但是中央对这份材料没有作任何批示。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正处在“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自然不会去注意市委那些所谓“反革命”了。这样，他们在公布了我的“罪行”之后，也只好把我撩到一边，不让我参加机关的任何活动，但每天必须到机关来，便于监督，一不老实可以随时训话和批斗。我受此冤屈，心情自然是很不好的，但一想起彭真、邓拓、李琪等人为革命奋斗终生，一夜之间就成了反革命，我这点委曲又算什么呢？不过，话虽这么说，实际上压力还是很大的。白天在机关里，随时都有可能挨斗，由于革命派必须和我划清界限，我自然被孤立起来，处在十分孤独和寂静之中。晚上回到家里，常常独自一人在痛苦地沉思，问问自己是不是真有那么多错误，那么反动。

　　俗语说，人到危难关头，才会变得聪明，变得清醒。在极端痛苦的思索中，我产生了三个念头：一、我这样一心一意为党工作的干部，现在居然成了旧市委的大红人，反党急先锋，划在敌人一边。那么，我们党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比如土地改革、肃反运动、反右派、四清运动等等政治斗争中，划了那么多敌人，是否也有和我一样，根本不是什么敌人。这使我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二、作最坏的打算，蹲监牢我没有想过，但却作了被开除党籍的打算，无非是削职为民。三、养好身体。在当时经济条件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每顿饭都吃三毛钱的菜，即甲等菜。每天晚饭后，顺东郊民巷走到天安门广场去看放风筝，在那种环境下，自然又是另一种心态。机关一般是不管我的，只有要找我们训话或传达什么和我们相关的事，才会想起我们来。有一次，不记得是什么事，突然通知我们集合，大家都到齐了，只少我一人。当有人把我找来时，召集人训了我一通，说我不好好学习文件，改造思想，到处乱跑。站在我旁边的原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被称为“黑帮”的张大中捅了我一下，悄悄地对我说，以后遇到这些事都早点来，不要吃眼前亏。我会意地点了点头，表示感谢他的好意。由此我却产生出一种莫明其妙的情绪，怎么我居然也与“黑帮”为伍了，我是不是也算“黑帮”，我想了想，觉得不对，我不是“黑帮”，“黑帮”应是指有较高地位的。不过，当“黑帮”和当“反党急先锋”孰重孰轻，我也比较不出来。

　　平心而论，在当时的特殊年代被打成“敌人”，压力是很大的。压力主要是在机关里被另眼看待，失去当干部应有的形象。在外面，则不好理直气壮和朋友聊天交谈，担心人们会用世俗眼光或者对“敌人”理所当然的鄙视来对待我。此外，还有家庭，对自己的妻子也不是太好说清楚的。好在当时她也被卷到“文革”两派的斗争中去，忙得不亦乐乎，她不认为我有问题，也就不太关心我的事。不过在机关当“敌人”也有他的清闲之处，新市委每天上访的人很多，没有犯错误的干部必须昼夜轮班接待群众，忙得不可开交。而我因为是“敌人”，被撂在一边，什么工作都不必参加，一天三顿照吃，照样去天安门前看放风筝。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月，因为我的出身好，这一个多月中，我没有挨过打，也没有被抄过家。但是“敌人”毕竟是我所不愿承受的罪名。每当夜晚，我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总是思绪翻转，会联想到结局的悲哀，开除党籍或坐牢的痛苦；同时也经常使我泛起种种幻想，希望形势有一天会意外的突变，纠正这种对我的错误批判，以便脱掉戴在我头上的所谓“敌人”的帽子。说实话，我并不仇恨谁，也不仇恨谁把我打成“反革命”，因为这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整个市委，整个社会，都处在发疯的年代，谁也找不到能真正衡量是非的标准，能忍就忍。不过，我很不喜欢市委宣传部这个环境，我是新调到市委来的，正式办手续不过三个月，就把我打成“反党急先锋”，这显然是有些人想踏着我的肩膀往上爬，而更多的人对我由于不了解，也没有必要冒政治风险来给我说几句公道话；况且，有的人还可能因为宣传部有了这样一个对立面，而感到轻松和解脱呢！在这种情况下，我自然不敢有别的奢望，只想到有朝一日，能还我一个清白，然后，堂堂正正地离开这里，回到历史学会去。这在那时当然只能是个幻想，但这种幻想却常常给我安慰和力量，并不时地为实现这个幻想而探索。

　　7月中旬，一个孤注一掷的萌念终于在我脑海中浮现。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给我以启示。按照一般规律，毛主席外出，很久没有公开露面，如今突然露面，说明他很快就会回到北京来。我产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我要向毛主席申诉新市委把我打成“反党急先锋”。但是，要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心中自然会有许多顾虑，什么严重后果都应该考虑其中，甚至包括坐牢、开除党籍都在考虑其中。我之所以做出如此抉择，是因为我意识到除了毛泽东外，谁也没有这个力量可以改变这个现状。如果毛泽东根本看不到我的申诉信，而是落到其他什么样的人手中，就只有碰运气了；如果毛泽东看到了，怪罪下来，就自认倒霉了。于是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写成一份三千字的长信，主要意见：一、我出身贫下中农，是在党的培养下进了大学的，绝不可能有反党情绪；二、我在旧市委积极工作，是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我并不知道旧市委是搞修正主义的；三、我并没有反对新市委，我只是对市委的清规戒律太多提出意见；四、把我打成反党急先锋是没有根据的，我要求平反。写完这封信后，第二天一早我就亲自送到中南海西门的收发室，信封上写“谨呈尊敬的毛泽东主席亲收”。几天之后，大约7月底的一个星期天，当时新市委的宣传部长李立功和副部长白涛，亲自找到我，李立功说：“你给毛主席的信，雪峰同志看到了，他让我们来看看你。”对李雪峰派人来看我，我很感动。我向李立功、白涛汇报了我写这封信前后的思想情况，以及宣传部把我打成“反党急先锋”是缺乏根据的。李立功和白涛当即表示，“当时批判你，我们也感到不太合适，但没有纠正，这是不对的。”临走前李立功表示：“你的问题比较清楚，是打错了，把一个刚调市委三个月的同志，打成黑手，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我们回去向雪峰同志报告一下，由他来决定。”

　　这个意外的突变，使我对毛主席十分感激，我以为即使他没有看到我的信，别人也一定是按照他搞运动的思路办的。过了很久，才有人看到这封信，上面批了“转雪峰同志处理”几个字。当时的大形势是正在揭发派工作组镇压群众，即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北京新市委是首当其冲的，因为派工作组进高等学校主要是以北京市委的名义派的。高等学校有镇压群众现象，而市委大楼6·4事件是李雪峰下令镇压的，当然也是一件不算很小的事。但这些当时我并不知道，由于挨整思想闭塞，也怕见到熟人，很少到外面去看大字报。市委派李立功、白涛找我谈话之后，第二天上午八时我刚走进办公室，李雪峰办公室就来电话要我立即到雪峰同志处去。我走进雪峰办公室时，雪峰、吴德、池必卿、马力都在那里，他们迎出来和我握手。雪峰说：“你给主席的信我看到了，很抱歉，我们没有及时掌握这种情况。总之，把你打成反革命是不对的。”吴德紧握着我的手说：“你的问题很清楚，是我们错了，我代表市委宣布为你平反，向你道歉。具体做法以及你个人有什么要求，请马力同志和你商量落实。”说话之后深深地向我行了鞠躬礼。我一时不知所措，说不出话来。马力让我坐下，并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了两点意见：一是立即为我平反，并在批判我的范围内正式宣布；二是平反之后回历史学会，即回到市委党校参加那边的运动。马力谈了他的意见：一是同意立即平反，并通知宣传部领导及支部，暂不和群众见面，理由是市委很复杂，我的问题他认为是清楚的，其他人的问题并不清楚；二是平反后是否离开市委去党校，他的意见欢迎留在市委闹革命，但去留由我自定。当时，我认为不论是李雪峰、吴德，还是马力都是诚恳的，正派的，我出自内心的感谢他们，就不想有更多的讨价还价。因为我对市委机关的人并不熟悉，只来三个月就弄得头破血流，它留给我的创伤是沉重的，我似乎也没有必要去为别的人争什么，也就是说我的问题解决了就算了，并不想去扩大什么影响。于是，我同意了马力提出的方案，但坚持平反必须由宣传部支部正式通知我，然后我就离开市委。

　　当天下午，宣传部副部长白涛和党支部书记正式通知我市委关于为我平反的决定。我决定把有些问题处理一下后，第二天就离开市委。可是，在当时情况下，是无法保密的，傍晚就有几个群众贴出两张大字报，一张是希望我留在市委闹革命，一张是赞扬我造了新市委的反，是真正的造反派。然而，这些大字报，或者什么赞誉，对我都是没有意义的，我并不想以此作为敲门砖，而是想尽早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此后的一个月左右，全市就掀起了批判李雪峰、吴德为首的北京新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许多机关学校都揪斗他们。据说在一次揪斗会上，李雪峰、吴德一起指名道姓向我道歉。随后，造反派有些人找到我，要我出席揪斗会，控诉李、吴对我的迫害。我谢绝了。我说：李雪峰、吴德都是正派人，他们糊里糊涂地把我打成“反革命”，但知错就改，很快就为我平反，还有什么好控诉的。况且，你们现在揪斗他们，他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你们未必清楚，李雪峰、吴德他们自己也未必清楚。就这样，我谢绝了参加所有批斗会，没有因为我个人的事，去揭发任何人。后来北京市委有位领导见到我，说我很宽容、很正派，他们把我打成“反革命”，我对他们却很宽容，没有对他们进行任何不满和报复。（未完待续）

　　苏双碧，共识网－《领导者》杂志总第51期（201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