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19日 星期三
礼单上的中苏分合——毛泽东访苏送五千斤大葱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结束后已是傍晚,毛泽东从天安门城楼下来,返回中南海。刚下车,机要室转来一份斯大林发给毛泽东的电报,主要内容是向中国共产党表示祝贺,并宣布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愿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看了电报,非常兴奋,拉起机要秘书叶子龙的手使劲摇着说:“好嘛!谢谢你!我们拉拉手!”这一份电报对新生的共和国意义非比寻常。在“老大哥”的帮助下,新中国跨出了对外交往第一步。
“山东大葱五千斤,江西金橘一千斤,白菜五千斤,萝卜五千斤,冬笋五百斤,西湖龙井一吨,湘绣被面三十条,枕套六十个……”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对苏联进行了漫长的访问,一个新生的农业大国,给一个天寒地冻的工业大国,送了一份非常特别的见面礼。从此,社会主义阵营中这一对大国,开启了四十年的恩恩怨怨。两国互赠的形形色色的礼品,也是中苏关系起伏演变的写照。
互送“帝王级”的见面礼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斯大林并没有到车站迎接。当天下午6点,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小会客厅和毛泽东进行第一次会谈,之后没有约定第二次会谈时间,毛泽东被“晾”在豪华的斯大林别墅中好几天。12月18日,米高扬、维辛斯基来拜访,并陪毛泽东吃晚饭。随米高扬而来的福特林说:“毛泽东同志送给斯大林同志七十寿辰的礼单,已呈斯大林同志看过了。斯大林同志非常感谢。”
这次访苏,是毛泽东生平第一次走出国门,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重大外事活动,实际目的为与苏联谈判,签订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公开的名义却是给斯大林祝寿。尽管从个人感情上,毛对斯大林“并不怎么样”,但正如他1956年说的那样:“我向来不愿祝贺人家,也不愿人家祝贺我。但是,到莫斯科去祝寿,不歌颂斯大林,还能骂他不成?”
除送给苏联的农产品外,毛泽东为斯大林精心准备了一系列生日礼物。包括湘绣斯大林大元帅全身像一幅;杭州丝织斯大林像二幅;江西瓷烧斯大林相片二块;江西瓷烧带斯大林像的盘子十个;二十四人用的江西西餐用具全套(共一百余件);北平铜底烧瓷寿盘一对;景泰蓝茶具(大小共五件)两套;康熙青花大瓷花瓶一对;象牙雕刻的宝塔一尊;象牙雕刻的女英雄像一对;象牙雕刻圆球三个;象牙雕刻八仙一套共八个;象牙雕刻的龙船一具。这些礼品中既有以斯大林个人形象为主题的艺术品,也有帝王享有的奢侈品。苏联方面赠给毛泽东的一件纪念品也颇具个人崇拜色彩:仿牙雕斯大林故居建筑模型。
1949年12月21日,在斯大林七十寿辰这一天,社会主义的国家领导人都来祝寿。斯大林特意安排毛泽东坐在他的身边,并指示将毛送的部分生日礼物放在普希金博物馆第一号展厅展出。展厅里悬挂着五星红旗,毛泽东挥笔写下对联:“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接连两天冗长的祝寿活动后,斯大林对条约事宜避而不谈,毛泽东很是恼火,1956年之后,他几次回顾那次出访遭遇的坎坷。“我在莫斯科整整待了两个月。这两个月很不好受。我对苏联党的联络员说,我在这里没事……但是我做了很重要的事情,第一吃饭,第二拉屎,第三睡觉。每天做这三件事。他们让我参观,我不去,不答应签订同盟条约我哪里也不去。这样僵持到了1950年元旦那一天,斯大林才同意订同盟条约。”
谈判过程虽然不顺利,但结局还算皆大欢喜。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签订,规定了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合作,确立了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毛泽东的心情也豁然开朗。在准备回国之前,他对秘书汪东兴说:“我们在莫斯科住了这么久,他们工作周到,服务热情,应该送点有中国特色的纪念品给他们,向他们表示感谢。每个人都送一件,怎么送法,你们与富春同志定。”2月12日上午十点,苏联外交部礼宾司官员给中国代表团送来礼品。送给毛泽东一件大衣料,送给周恩来、陈伯达各一套衣料,师哲、汪东兴各一个烟盒,送其他工作人员手表、衣料等。下午二点,毛泽东秘书汪东兴和叶子龙向苏方工作人员送礼。给苏方上校、中校、少校每人一床绣花被面,他们视如珍宝,说要拿回家挂在客厅让客人欣赏。其他工作人员包括厨师、保洁、司机在内,也都送了绸缎、刺绣等工艺品。汪东兴和叶子龙向毛泽东汇报苏方工作人员非常喜欢我们送的东西。毛泽东说:“礼品不在多,要能代表一个国家的特征,这样的礼品肯定受欢迎。”
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启程回国,火车上载着大批苏联回赠的礼物,其中以两辆吉斯小轿车最为贵重,是斯大林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当时中国还不能生产汽车,毛、周等领导人乘坐的多是从美军那里缴获的吉普车。吉斯是斯大林汽车厂出产的顶级豪车,安装八缸的6.0升发动机,最高时速140公里,档次相当于德国的迈巴赫和英国的劳斯莱斯,在苏联仅国家高级领导人可以乘坐。送给毛泽东的吉斯115是装甲加强版汽车,能阻挡子弹和步兵地雷,成为毛泽东的终身座驾。
在返程火车上,毛泽东研究了铁路沿线各地的情况,决定每到一个大站,不论白天黑夜,都下车参观。列车到达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城时,已是深夜十一点多钟,代表团一行参观了几家工厂和斯维尔德洛夫大学。这所大学主要是研究乌拉尔地区的矿藏。学生们都睡了,学校领导及教授们在乌拉尔地质博物馆专门接待了中国代表团。校领导赠送给毛泽东一个精致的乌拉尔山模型,模型上用五颜六色的宝石标明了乌拉尔山的矿产品种和位置。毛泽东把它带回北京后,就陈列在中南海里。
1950年2月26日,火车运行到满洲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先换到中国专列上休息,工作人员再把访问中收到的礼品从苏方专列搬过来。二月份的西伯利亚仍然天寒地冻,换车时,发现斯大林送的吉斯115的水箱已经冻裂了。
卫星模型昭示国力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在9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当选为苏共第一书记。1954年9月29日,赫鲁晓夫率苏联政府代表团应邀访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周年国庆庆典。他带给毛泽东一件金镶宝石首饰及孔雀石首饰盒。首饰盒长35.2厘米,宽20.5厘米,高17厘米,是用一整块孔雀石雕成的,材质罕见。但价值比不上赫鲁晓夫带的另一份大礼。
10月12日,中苏双方发表了联合宣言:苏军从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1955年5月31日之前将该基地交由中国完全支配;将1950年、1951年创办的四个中苏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自1955年1月1日起完全交给中国;签订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苏联为中国提供五亿二千万卢布长期贷款的协定,等等。此外,苏联还赠送中国拖拉机198台,汽车40辆,摩托车24辆,机动犁100辆,播种机120架,耕耘和粗耕机100架,耙1600个,净谷机16架,割草机16架,无线电台16个,拥有100个号码的电话总机1个,各种修理机床14台,电焊设备两套,流动电影放映设备1部,并派若干专家前来协助工作。这份厚重的馈赠标志着中苏蜜月达到高潮。
1956年3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10月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社会主义阵营群龙无首。赫鲁晓夫自然想做龙头,急需中国支持。1957年11月2日,应苏联再三邀请,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
中方提前一年就开始筹备送给苏联的礼物。国礼共十份,有“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徽”、“岱宗旭日,松柏长青”(国画)、“象牙雕刻北海全景”、“清代青花瓷器”等,最具特色的是“苏联援助中国建设项目的模型”,共27件,包括长江大桥、第一机床厂、第一汽车制造厂、喷气式飞机等,一方面表示了对苏联的感谢,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新中国建设中的成就。给苏联领导人及友人的礼品分为八级,一等礼品大小共21套,包括包呢、布料、绸缎、西湖龙井、祁门红茶、齐白石画册等,送给苏共四位领导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苏维埃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和副主席米高扬。四到七等级之间还细分为四等半、五等半、六等半,全面覆盖所有参与接待中国代表的工作人员,连烧锅炉工人都有份。
上一次中国代表团访苏有点学生拜访老师的意味,这一次则地位大不相同。毛泽东到达莫斯科后,被安排住进克里姆林宫中最豪华的叶卡捷琳娜女皇的寝宫,而其他国家兄弟党的领导人都住在列宁山等处。第一次访苏时,毛泽东因睡不惯弹簧床、用不惯坐式马桶而发牢骚,这一次寝宫中的床垫和厕所都按毛的习惯进行了改装,可见苏联方面颇花了一番心思。
苏方回赠给毛泽东的礼品共十件:地毯,“各族人民大团结”(雕刻),“列宁在装甲车上”,拉链皮包一个,笔记本一套,文艺书一套,莫斯科画册一套,茶杯六个,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章一枚,食品一包。这些官方礼品都比较平常,倒是在莫斯科一次群众集会开始前,某苏联友人送给毛泽东一件有创意的东西:合金人造地球卫星模型。圆形木底座上隆起一个金属半球,上面刻经纬线代表地球,一侧焊有枝叶形托架,连接人造地球卫星模型。模型长35厘米,宽4.3厘米,是1957年10月4日发射的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的仿制品。就在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前夕,苏联又发射了第二颗卫星,向这次活动献礼。
这件礼物对毛泽东来说意味深长。连发两颗人造卫星,表明苏联国力已称雄世界。毛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及赫鲁晓夫“利令智昏”很不满,但访问期间,他还是多次提出“以苏为首”。在1957年11月14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发言说:“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本……我们半个卫星都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享受不了社会主义鱼子
1957年11月20日,中国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再过一个多月就是毛泽东六十四岁生日,临行前苏联人送来一些生日礼物,其中包括大颗粒的鱼子酱,是苏联特产的奢侈食品。回国后的一天,毛泽东请了几位身边工作人员吃饭,他指着桌上一小碟鲜红饱满的鱼子说:“你们都来尝尝,这是社会主义的鱼子呢!”这种鱼子腥味重,中国人一般吃不惯。有人用筷子挑了一点放进嘴里,当即表情纠结,又不好在主席面前吐出来,强忍着咽了下去。毛泽东问:“怎么样,好吃吧?”“好看不好吃,我享受不了,吃不下。”“对着哩,掐(吃)不下就不掐嘛!”毛泽东用湖南乡音逗得在座的人都笑起来。
此时,中苏之间的诸多矛盾也到了无法强咽的临界点。1958年7月和9月,赫鲁晓夫先后两次来华,在核潜艇、台海危机、原子弹、中印边境冲突等重大问题上,中苏双方皆展开激烈争论,甚至互相指着鼻子质问。
1960年7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304个合同,撤走全部在华专家1390名,并带走了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11月,莫斯科举行八十一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及苏联十月革命四十三周年庆典,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以刘少奇为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参加。刘少奇抵达莫斯科时,没有仪仗队和红地毯,欢迎规格远不如以往。中方带去的礼物也大为缩水。外交部礼宾司本来依照前几次访苏标准制定了礼单,赠送苏联的部分礼品分为五级:最高的甲级有两份送党的第一书记和国家元首,每份价值五千至一万元,如双面绣屏风、红木嵌银丝立灯、景泰蓝鱼缸及名酒、茶叶等;最低的一级共一百份,每份价值五十元左右,送有关司、局长及接待人员,有台布、中国剪纸、暖水瓶等。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在这份报告上批示:“一、我们多次送给兄弟国家负责人的礼物,都是些不合个人使用的大件艺术品,使受礼人处理起这些东西困难。是否还可以再想想有无其他的东西可送?二、各级礼品的价值是否偏高?可不可以减少一些,由刘少奇同志访问开始,树立一个亲切、朴素的作风?”
最终,中国代表团送给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礼品是:男大衣料一块、女大衣料一块、西服料两块、绸一匹和茶叶四罐。赫鲁晓夫回赠给刘少奇一台电视、电唱、收音、录音四用组合电器。这台“多媒体”电器一直放在中南海刘少奇同志起居室中使用,“文革”中被查抄,1979年交还王光美。
“葬礼外交”送花圈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苏持续交恶。1982年,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突然逝世,给中苏关系缓和提供了一个契机。邓小平派黄华为特使前往吊唁,苏联方面心领神会。黄华送的花圈是中方精心准备的,用鲜花扎成,体积很大,被安排在较为显著的位置上。1984年,苏联两任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接连去世,中方分别派出万里副总理和李鹏副总理吊唁。时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与李鹏举行了正式会见,二十年来,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与苏联最高领导人进行会谈。1984年底,戈尔巴乔夫又主动会见了出访归国途中路过莫斯科的李鹏。
经过中方三次著名的“葬礼外交”铺垫,1984年12月,前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冲破阻挠率团来华。阿尔希波夫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50年到1958年,他是苏联援华专家组总负责人,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主持了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的建设,后来一直在为中苏恢复友好努力。抵达中国第一顿午餐,他吃的是红烧大虾、脆皮鸡等中国菜,饭后畅快地喝了一杯绿茶,说已有二十多年没喝到这种茶了。服务员送来咖啡,他说我不喝咖啡,自从到中国以后,我就爱喝绿茶,尤其是龙井。
阿尔希波夫给中国领导人和当年故交都送了礼物,给国家主席李先念的是一套鸭子造型的描金彩绘漆餐具,花纹极具俄罗斯传统风情。中方为这份礼物赋予了美好的寓意:春江水暖鸭先知,鸭子是春的使者,告诉大家,中苏之间的坚冰就要融化了。
李响,《文史参考》2012年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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