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19日 星期三

斯大林、记忆、忏悔、赎罪


   河水不会逆流。
  生命只有一次。
  但正义的审判可以重复一百次。
  ——尤里·东布罗夫斯基:《无用知识部》, 题词。莫斯科:苏维埃作家出版社,1989年

  我们见证了一切——我们却保持沉默。沉默就是我们的良心。
  ——德米特里·利哈乔夫(Dmitri Likhachev),《良心不安》,《文学报》,1987年1月1 日,第7版

  我们当中被杀害的,
  我们当中受折磨而死的,
  我们连一块墓碑也没有为他们树起。
  那我们又是谁,
  我们又算是什么样的人呢?
  可耻。
  ——尤里·列维坦斯基(Yuri Levitansky):《来自不同的十年》,《星火》,1988年第26 期,第16页

  没有对历史罪行的全民羞耻感,只有民族自豪感,就必将发展为沙文主义。历史耻辱感不是破坏性的力量,而是建设性的力量。
  ——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普拉托诺夫的命运》,《苏维埃文化报》,1988年8月20日,第5版

  通过回忆录了解到古拉格集中营后,如果我们开始意识到,自己从未提出过正确的问题,而正确的问题必须全然不同--那么我们离自己和所处世界的真相也许就更近了一步。
  ——安德烈·瓦西列夫斯基(Andrey Vasilevsky),《记忆的煎熬》,《十月》,1989年4月号,第191页

  忏悔是一种艰难的道德行为。它要求下定决心,将一个人最希望隐藏或忘却之事原原本本地道出来,坦承曾经犯下的罪行。忏悔者独自担当起许多人的罪行,认为自己应当为曾经的滔天罪恶负责。
  ——N·佐科亚(N. Zorkaya),《在通往圣殿的道路上》,《电影艺术》,1987年第5期,第52页

  举国忏悔不可避免;它正在到来。我说的不是一次性的仪式,而是每一个人和社会整体在道德上的自我净化。
  --尤里·阿法纳谢夫:《改革与历史科学》,《俄罗斯文学报》,1988年6月17日,第3版

  我在想象一座[斯大林主义受难者]纪念碑:一面灰色的花岗岩墙壁,伸展得很长--近乎一望无际--上面布满了人脸的轮廓。女人、儿童、男人。成千上万张脸!没有姓名,没有日期。只有面孔,石头雕出的眼睛凝固成一个问题:“为什么?”
  ——弗拉基米尔·科列斯尼克(Vladimir Kolesnik),一名“工人”,致《旗帜》的信,1987年8月,第225页

  一位地质学家向一名来访的莫斯科记者抱怨在科雷马的工作:“我们用推土机铲掉表层的土,就看到一层又一层的死尸。他们埋得很浅,原样保存在永久冻土层中。除了胡子上结满冰霜,他们跟活人一模一样。我们怎么可能就这么碾过去?”

  这位地质学家的诉说应和了全国著名自由派报刊在1987年和1988年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如何对待斯大林及其遗产,这为全民反省打响了头炮,《星火》 称其为“自我净化与觉醒”。 顷刻之间,社会达成了共识:如果不以某种方式“碾过”斯大林,如果不对他和他所打造的政权--现在已被判定为“残暴无情、道德沦丧、藐视人类及其尊严至登峰造极” --作一番了断,新生的变革将步履蹒跚,甚至有颠覆之虞,新俄罗斯也就无从谈起。

  在过去的30年中,赫鲁晓夫只透露了“一半真相”(好似“被肩膀了挡住视线”),随后就是20年“对真相的绞杀”。 尽管刑具不是绞索,而是“柔软的枕头”,结果却并无二样:在当局“完美的”计算中,如果不在学校里讲授真相,如果不去每天提醒民众真相如何,真相很快会被大多数人遗忘。 斯大林的遗体依然安眠在克里姆林宫的红场墓园中--全国最神圣的墓地。

  要“碾过”斯大林,首先就要“抹去”埋葬了数百万人的无名冢上的“冒渎”。 对“多少人死于劳改营?其中多少人是妇女和小孩?她们现藏身何处?谁掩埋了她们?”这些问题不知不问是“不道德”的--探求这些问题却得不到答案更是“不道德”的。

  当时被视为极其迫切的一项道德义务,就是打捞“去富农化”运动的受害者名单。其原因,一方面在于这一罪行覆盖面之广,手段之毒辣,另一方面则是这场国家政权所炮制的遗忘症之严重,即使以斯大林主义的标准来论,也是耸人听闻的。在1990年8月20日的全国电视讲话中--这是苏联或俄国领导人关于20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之间的镇压以及救赎在道德上的迫切性的首次讲话,也是迄今唯一一次--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对 “种田者”所遭受的“史无前例的、没有征兆的暴力罪行”痛心不已。“纵观历史,”他补充道,“人与人之间从未有过如此深仇大恨。”

  但全民追认和纪念不能止步于向死者致哀,不管这有多么高尚,多么迫切。与斯大林及其一手打造的体系分道扬镳,必须由复原的记忆加以“保障”,作为防止极权主义卷土重来的藩篱。唯有对大屠杀持久的、鲜活的、永续的记忆--“包含所有细节、所有环环相扣的起因和机制的网络”--才能成为防止“邪恶政权复辟”的可靠壁垒。 镇压之残酷的真相就像是一剂“休克疗法”:它迫使所有人直视深渊,这样他们就不会允许国家重蹈覆辙。 不接受这样的“治疗”,就不可能恢复社会的“道德健康”。

  要重述这段噩梦般的经历,不能只将它当作一段真实且完整的历史,更要把它视为一个道德寓言,世代相传,给所有人读,男人和女人,男孩和女孩--一个“关于谎言,关于令人憎恶的处心积虑,关于逮捕者和施虐者的犬儒主义”的故事。 《星火》 的一位专栏作家坚持认为,老师读给学生们听的幸存者回忆录将成为道德层面上的“霍乱、天花或瘟疫疫苗”:

  让他们不寒而栗吧,让他们泣不成声吧,让他们惊恐万分吧--颤栗将净化心灵,恐惧将愈合创伤。他们必须知道斯大林主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他们必须[学会]保持警醒,这样才能看穿斯大林主义各种面具下的真面目,才能与之战斗,而非明哲保身。因为斯大林主义给国家、人民及其子孙后辈带了了死亡--生理和道德上的双重死亡。

  要取得任何进展,必须首先废除斯大林主义的主要“非物质”遗产:恐惧和奴性(rabolepie),尤其道德的极度败坏。 “我们都是斯大林主义的受害者,”《星火》这样写道,“无论我们是否曾为[古拉格]劳改营的囚徒。只有从古拉格中彻底解放,我们才能改变道德风气。” 缺乏悔罪和救赎,斯大林主义就像一道破损的、“血流不止的伤口”,就像一处“脓疮”(naryv),必须及时挑破,才能防止它扩散开来,毒害全身。 “道德净化”(nravstvennoe ochishchenie)必不可少。 直面斯大林主义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精神健康”和“灵魂洁净”。

  正如国家诱致的失忆症在此时被视为极权主义的支柱,记忆就是一剂救治被斯大林主义侵蚀、腐化和扭曲的灵魂的对症良药。记忆被用来大力协助人们重新学习“人道主义的词汇表”:仁慈、怜悯、同情。

  最为重要的是,纪念旨在彻底消除恐惧--根植在几代苏联人民心中的“令人战栗、令人瘫倒的恐惧” 。在别人遭受非法侵害时袖手旁观,自己有朝一日也将深受其害,要打造理解这一道理的众生,祛除人们心中的恐惧感就至关重要。 如果人们在半夜听到砰砰的敲门声,仍然“吓得动弹不得”,而不是嘀咕哪个家伙敢在这个时候打扰,一个焕然一新的俄罗斯就只是海市蜃楼而已。  只有这样的人--主宰自己的命运,从而对国家的前途抱有使命感,“思维活跃、言论大胆、行事独立”--才能成为变革不致遭到扼杀的终极“内在保障”。

  建成关押斯大林主义的道德囚笼绝非一日之功,其过程必定“痛苦而漫长”。 仅仅追忆每一位受斯大林主义所害的烈士是不够的。必须将注意力从受害者转向加害者和犯罪者,更重要的是,转向数千万的事后帮凶。

  原因在于,斯大林主义不仅是苏联人民所经历的最惨痛悲剧,它还是所有人的弥天大罪: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罪过--既包括亲历过那段悲惨岁月的人,也包括非亲历者,因为父辈和祖辈亲历过,他们有罪过,……而我们是他们的子孙。除非我们今天就以忏悔来赎罪--以父辈和祖辈的名义,代他们忏悔,因为我们是罪恶的继承人--这份罪过将永远悬在我们头顶。……谋划和煽动了这些罪行的人是有罪的;具体执行的人是有罪的;心知肚明却不发一言的人是有罪的;毫不知情或不愿探究的人是有罪的,因为一无所知并没有将他们隔离于遍地冤魂。……这是每一个人的罪过--罪名或有不同,但无人置身其外。

  犯罪者--从1920年代中期直到雅科夫列夫笔下“异见者时代” 的死亡名单的炮制者、审讯者、狱吏、监狱或劳改营中的谋杀犯--将接受“良心的审判”。人民必须知道他们所有人的姓名,正如所有被害者一样,这样社会就可以用道德的(如果不能用法律的)标准来判定他们--整个国家“亟需”重立并遵守这些标准。 “今天,我们身边不仅有英雄与烈士,”《星火》社论如是说。“还有恶棍和败类。在未来的几个世代中,我们都必须搞清楚他们是谁,对他们加以惩罚--以鄙视为刑具。”

  数以百万计男男女女的灵魂受到毒害:他们或支持过那个罪恶的政权,或曾与之合作,或仅与之共存--他们默不作声,他们在会议和集会上举手赞成,他们对邻居、亲属、朋友、同胞的饥饿、酷刑和逮捕视而不见--等待他们的是“公开忏悔”。 为了赎罪,他们必须纪念那些无辜的受难者; 无条件地谴责加害者; 最重要的是,建立起一个崭新的、正义的俄罗斯。在耻辱和悔恨中被认清,在颤栗和哀悼中被铭记,在永不准国家再次陷入大屠杀的政权与社会得以建立之后,斯大林主义的恐怖将最终得到救赎。前斯大林劳改营囚犯、著名俄罗斯演员格奥尔基·日安诺夫宣称:“全民忏悔和道德净化”的时代“到来了”。 俄罗斯最权威的眼外科医生,在斯大林肃反运动中失去了父亲的斯维亚托斯拉夫·费奥多罗夫(Svyatoslav Fyodorov)写道,“忏悔”是一个多么美好,意境多么深远的词啊。“它用于我们的时代是如此贴切!让我们忏悔吧!让我们畅所欲言,以此展开新的人生!”

  “记住每一个人的名字!”成为“历史与教育志愿联盟”纪念碑上的一句格言,后者由《星火》以及摄影师、剧院工人和建筑师工会在1988年8月发起。 纪念碑的执行委员会(“公共理事会”)负责发起和监督“斯大林主义受难者纪念碑”的设计大赛,并为纪念碑的建造发起全国范围的募捐活动。纪念碑旁还将建起一座大型档案馆和博物馆,展示“全国各地收集的”各种物件。

  1989年1月,各个分会的500名代表从苏联各地汇聚莫斯科,参加纪念碑落成全国庆典大会。 协会联合主席、历史与档案研究院院长尤里·阿法纳谢夫宣称,纪念碑的落成“首先是一场道德运动,一场良知运动”,其主旨是“消除人民对历史的疏离感”。 他强调,只有先在每个人的心中复活[良知],才能让它在全社会中复活。在很多语言中,“良知”(sovest‘)一词与“知觉”(soznanie)相近。恢复人们的“知觉”,使他们了解[斯大林主义],正是他们恢复良知、感到罪恶、进行忏悔的正确道路。

  从一开始,“记起每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一项艰苦卓绝的任务。打开全国各地的报刊,此前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埋葬点被有条不紊地销毁的报道比比皆是。其中一条报道有关1965年9月在西西伯利亚的科尔帕舍沃镇(距州府托木斯克225公里,或140英里)的一间苏共干部的办公室里召开的会议。与会者还包括托木斯克地区的克格勃首领,以及一位“莫斯科来的同志”。后者拿出一个封好的信封,请那位干部当场拆开,在他们面前宣读。 信笺告知当地政府,鄂毕河沿岸老内卫军大楼附近的“人民公敌”万人冢有被冲垮的危险。“尸骨可能会暴露出来,被亲属发现。”信笺末尾“要求”收到这封信的干部“协助销毁物证”。

  遵循这一命令,当地政府从地质学家处借来了钻机,在万人坑四处钻井。井内被灌入生石灰(negashyonaya izvest’)和水。销毁工作在夜间由当地军方完成。(参与行动的士兵两年兵役未满就提前退伍,“这样他们就不会向当地居民透露这次行动”。)尽管如此,化学反应依然产生了黄色和白色的浓烟。警觉起来的科尔帕舍沃居民被告知,这是一次消防演习。

  14年之后的1979年5月,鄂毕河再次冲出了一层沙堤,“人腿、人手和人头”赫然出现。 当地的男童发现了尸骨后,将骷髅头扔到河里,或者挂在棍子上,满镇子乱跑。很快,一个工兵营(stroybat)开了过来,在这一区域周围筑起了栅栏。警方24小时守卫。一艘驳船被调到当地,将沙堤推平,尸骨则被“沉入鄂毕河中”。 完毕之后,托木斯克地区的克格勃奖励了驳船驾驶员一台晶体管收音机。这次“行动”的部分参与者--士兵、河道领航员、地质学家和当地技校的学生--也获奖手表或20卢布,以及克格勃首脑“安德罗波夫同志”的个人“嘉奖”。 到了1990年11月,只剩下零零散散的木板从沙堤的各处“伸出手来”。据说,这是从内卫军大楼通往刑场的地下通道的残骸。

  即使时隔50载,被处决者的直系后裔依然不得阅读“调查”卷宗。其中一位的父亲曾任大学教授,在时为培养苏联新晋党务人员和工厂管理者的最高学府的工业学院教数学。父亲被捕时,他的儿子只有四个月大。 尽管父亲后来被“彻底平反”(“缺乏罪证”而撤销原判),一名克格勃官员警告儿子,“绝对禁止”翻阅他父亲的卷宗。 如果他对这桩“案件”有什么“具体问题”,可以书面呈交,等待答复。

  有什么“具体问题”呢?儿子问道。他对父亲的“案件”一无所知,根本不知道从何问起。(在父亲被判决有罪之后,他与母亲和年仅10岁和五岁的两个哥哥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难道就不能有人给他念一下卷宗的内容--任何解密之处都可以?克格勃答应了他的要求,但禁止录音。当一名克格勃上校为他朗读卷宗时,他只能草草做些笔记。

  念完之后,被害教授的儿子要求拍下卷宗封面上的两张照片(与所有卷宗一样,一张正面照,一张侧面照)。这是他父亲的最后影像了。这一要求起初被一口回绝(“除非有苏联总检察长或者军事总检察长的命令!”),最后双方达成妥协:卷宗的封面用一张厚纸遮住,仅在照片之处留出一个小框。

  对于真相和记忆的呼吁日益响亮。莫斯科历史与档案研究院的教授和学生们倡议,出版一本关于“斯大林及其政权”的“白皮书”(罪行全录),并要求向这本书的编委会全面开放中央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克格勃和总检察院(prokuratura)的全部档案,以及受难者的个人材料。

  西伯利亚中南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原文为Krasnoyarks,疑为Krasnoyarsk之误--译注)的活动家(他们希望将其历史协会命名为“人的命运”)计划寻访载满囚徒的驳船在叶尼塞河沉没事件的目击证人。 再往东,志愿者们正在赤塔奔波,试图为劳改营的前囚徒们建一座博物馆,并成立一个协会。当他们开始寻找刑场,采访内务人民委员会前官员时,这些业余历史学家接到了络绎不绝的电话和信件,“威胁和勒令他们停止调查”。 他们“没有被吓倒”,而是继续工作。最令人动容的援助是几位居住在西柏林的前囚犯寄来的1000德国马克,他们在沃尔库塔度过了25个春秋。

  对斯大林主义进行清算的呼声,最值得一提的也许要数在莫斯科举行的“良心周”(Nedelya sovesti)。这一活动从1988年11月19日持续到26日,从星期六到星期六,为期一周。活动地点是位于茹拉夫廖夫广场的灯泡厂文化俱乐部。有三层楼厅的俱乐部大厅十分宽敞,却依然无法容纳所有想要参加活动的人。延伸至街上的排队人群长达四分之一英里。 人们不得不在莫斯科11月的大雪和泥泞中等待好几个小时。 最终,超过33,000名观众得以入场,“亲历真相与正义的再生”。

  应活动的主要赞助方和主办方《星火》杂志的邀请, 一些自由派知识界的明星到场并发表演讲:演员米哈伊尔·乌里扬诺夫(Mikhail Ul‘yanov)和尤里·尼库林(Yuri Nikulin)、剧作家米哈伊尔·沙特罗夫与眼外科医生斯维亚托斯拉夫·费奥多罗夫(原文为Sanislav Fyodorov,疑为笔误--译注),诗人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作家阿莱什·阿达莫维奇、评论家尤里·卡里亚金、列夫·拉兹贡(Lev Razgon)和尤里·切尔尼琴科。

  在信息中心旁,展出了遇难者纪念碑设计大赛的首轮参赛作品,以及被施以“极刑”--行刑队扫射--的15,000人的名单。

  展览的重中之重是纪念墙(Stena pamyati),上面陈列了280张照片与1,700份文件,均由死难者亲属响应《星火》杂志三个月前的号召而提供。 砖墙上林林总总的照片中--烈士们年轻的脸庞是“如此的聪慧、和善、明亮” --有一张配有说明:“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巴休宾(Vasily Grigorievich Basyubin),水电局局长,死于劳改营。塔季扬娜·叶夫列莫夫娜·巴休宾娜(Tatiana Efremovna Basyubina),外科医生,遭逮捕。斯韦特兰娜·瓦西里耶芙娜·巴休宾娜(Svetlana Vasilievna Basyubina),女儿,出生并居住于劳改营。”  另一条说明写着:“伊万·米哈伊洛维奇·马尔捷米亚诺夫(Ivan Mikhailovich Martem’yanov)。曾居于布拉戈维申斯克村,子女九人。于1937年被捕。下落不明。” 还有一条:“有谁认识我的父亲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扎伊采夫(Sergei Alexeevich Zaytsev)?”在一张年轻夫妇和宝宝的合影旁写着:“有谁认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马可耶夫(Sergey Ivanovich Makeev)?他于1937年5月之前在塔吉克斯坦杜尚别做印刷工。5月到6月被关于卢比扬卡(指克格勃--译注)监狱。1937年7月-12月及其后:劳改营。” 另外六张老照片的下面则写着:“我的亲人们一个都没有回来。高尔基·K·A·杜丁斯卡娅(Gorky K. A. Dudinskaya)。”

  纪念墙旁边是一幅绘制在砖块上的古拉格地图--象征着囚犯们建造的数千处“工业设施”和数座城市--上面用白漆标出了162处劳改营的位置。幸存者们在地图前侃侃而谈:“我的编号是Щ -270。地点在因塔的北极圈内。那里现在已经是一座城市了。我们是建造者。” “1945年,我19岁,……和同学们一起被捕。我们当中最年轻的才16岁,是个极有数学天赋的小伙子。他的刑期后来被延长了,并一直在劳改营里干最苦最累的活。他没能活着出来继续钻研数学。”

  附近还有一辆常见的独轮车(tachka),它是斯大林时期工业化的象征,也是囚犯在劳改营中的主要劳动工具。参观者自发把捐献的钱款放在独轮车中,到展览结束时,车里已经装了57,000卢布。  (当时的人均月收入约为100卢布。)纪念墙的底部摆满了鲜花。

  经历了“充满恐惧的数十载”,区区七天的“良心周”是否太短?《莫斯科新闻报》的一篇文章这样问道。不短,作者自己给出了回答,这已经足够了:因为“现在我们就可以一直延续下去了!”--延续记忆、忏悔,还有道德的重生。

  本文选自《通往圣殿之路:造就苏俄革命的真相、记忆与理念,1987–1991》(李钧鹏主译),列昂·阿伦(Leon Aron)著,耶鲁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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