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8日 星期六

苏区大肃反和延安整风告诉我们什么?


  高华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第一次比较详细地披露了江西苏区打AB团的真相及毛泽东对此所负的主要责任。打AB团是中央苏区红军和地方党组织的一次惨烈的自残行为,致使成千上万名红军官兵和地方党员、群众受到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监禁折磨,大约有五千名左右的红军官兵和地方党政干部被处决,远远超过红军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伤亡人数,最终导致了富田事件的爆发。而对于这一次历经富田事件前后近两年的中央苏区的大肃反,尽管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有着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但始作俑者则是一度掌控了中央苏区党政军大权的毛泽东。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进行大规模的内部屠杀?他真的相信根据地和红军内部有那么多AB团吗?高华对此作了明确的回答。这里不妨援引几段高华的原著。

  “江西苏区的肃反运动渊源久远,它最早萌发于1928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的‘洗党’,以清除‘投机分子’为目标的‘洗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整党运动,它创造了整党与肃反相结合、以党内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为清洗对象的整党肃反模式的最初形态。”中共中央解决了朱毛之争之后,“使红四军内部的分歧和矛盾得以化解。但是,毛与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分歧却因各种原因而尖锐化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发生了毛泽东打AB团的大清洗。这场事变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却遭到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挑战,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任何违抗自己权威与意志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而不管这种反对力量来自红军内部或是地方党组织。为了维护自己在根据地的权威,毛一举挣脱党道德和党伦理的约束,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被他怀疑为异已力量的党内同志。毛泽东用流血的超常手段解决党内纷争,究竟要达到什么目标?一言以蔽之,毛要做江西苏区的列宁,由于此时毛尚未成为中国党的列宁,不具号令全党的法理权威,他才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党内的反对派。”

  江西苏区的肃AB团运动前后历经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30年春至1931年1月,第二阶段是1931年5月至1932年初。早在1930年2月的2.7会议上,毛泽东就派自己的红四军干部刘士奇和曾山改组了与之矛盾甚深的赣西南特委,对其主要负责人江汉波和李文林进行了“手术”。2.7会议后,“革命恐怖的气氛在江西苏区已逐渐形成,赣西南特委在书记刘士奇的领导下,遵照红四军前委关于‘各级领导机关已充塞地主富农、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的第一通告’的精神,率先发动肃AB团的宣传攻势。”关于打AB团的过程这里就不赘述了,选其中几个片断窥斑见豹。据赣西南特委1930年9月24日印发的《紧急通告第20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AB团》精神,“称AB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招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继续不断的严刑审问忖度其说话的来源,找出线索,跟迹追问,主要的要使供出AB团组织以期根本消灭。《通告》要求,对于首领当然采取非常手段处决,但须注意,在群众大会中由群众斩杀。……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团杀无赦。……工农分子加入AB团有历史地位,而能力较活动的杀无赦……到了10月,在赣西南三万多共产党中已开除地主富农一千多人,消灭一千多AB团,当然绝大部分被杀,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四分之一被打成AB团,也大多被杀。”

  从当年10月14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来看,赣西南特委打AB团,显然是得到毛的充分支持的,尽管其时他忙于军务没有直接插手。但10月以后,毛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作出了一个惊人之举:在镇压李文林等赣西南领导人之前,率先在自己指挥的红一方面军进行大清洗,开展肃AB团运动。当年10月,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攻占吉安,旋又退出,毛动员彭德怀在打下长沙后退出。毛的这些举措在红军指战员中引起不满,军中一时思想混乱。为了消除军中的不稳定情绪,毛在率军退出吉安后,于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在一方面军迅速发动‘快速整军’,其主要内容就是在师、团、营、连、排成立肃反组织,捕杀军中地富出身的党员和牢騷不满分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四万多红军中肃出四千四百余名AB团分之,其中有‘几十个总团长’(指AB团总团长),这些人都遭决。”“12月7日下午,时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的李韶九代表总前委,到达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指导江西省行委实施总前委关于肃反的部署。李韶九向曾山(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和陈正人面交了毛泽东的指示信,随即将省行委和红二十八军八个主要领导人段良弼、李白芳、金万邦、周冕、谢汉晶、刘万清、任心达、马铭等人予以逮捕。李韶九对这批同志施用了‘打地雷公烧香火’等多种刑法,被打同志‘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有的人被当场折磨致死,而每一次用刑都有李韶九在现场指挥。据当时资料记载,被害同志‘哭声震天,不绝于耳,残酷严刑无所不用其极。’12月8日,李白芳、马铭、周冕的妻子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当作AB团抓起来,被施以严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

  其实,说毛泽东是江西苏区肃反运动的始作俑者,那还说得过去,但如果说毛泽东是当时全国六片苏区肃反运动的始作俑者,那就不公平了。也许当时作为中央苏区的肃反经验可以成为一个样本,但在全国苏区发动肃反运动,致使数万红军官兵和地方党政干部被从肉体上消灭,其主要领导责任应由当时的中共中央负责。事实上,比毛泽东打AB团更残忍、更酷烈、规模更大的肃反运动大有人在。

  夏曦于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增补为候补中央委员,3月被派往洪湖革命根据地,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在湘鄂西苏区搞的第一次“肃反”(反“改组派”斗争)开始于1932年4月,先从地方开始,尔后波及到红3军。先是湖北天汉县委军事部副部长杨国茂被敌营长张锡侯诬供,夏曦、杨光华即武断地认为杨国茂是“改组派”而将其处决。接着进行逼供讯,捕获了众多的“改组派”分子,不到两个月便“破获全苏区的整个反革命组织”。在湘鄂西党政军各级负责人中,“9/10是改组派”,仅省委常委中,就有“反革命”两人,另一个人值得怀疑。夏曦等人诬陷湘鄂西各级党组织是“假共产党之名的反革命团体”,因而先后解散了一批县委。第一次“肃反”被捕杀的各级红军干部和地方干部达千余人,其中师以上干部27人,都是红二军团和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在肃反中,湘鄂西苏区肃反委员会委员兼政治保卫总局局长江奇发明了“鸭子凫水”、“背火背篓”等20多种酷刑,不死即残。省委巡视员潘家辰被捕以后,右手被打断,但他至死不承认自己是“改组派”,并大声喊叫着要他们拿刀来,剖开他的胸膛,把他的心拿出来,看看是黑的还是红的;后来又连续毒打,以致神智不清,关节全被打断,最后他只求一死。红9师政治部主任戴君实在被打昏后指认了名单上的人,他对湘鄂西省委代理宣传部长庄晓东说:“但愿早死,请您为我们昭雪吧!”据湘鄂西中央分局1934年9月15日向中央的报告,在第一次反“改组派”斗争中,湘鄂西苏区党政军各级干部被捕的达“千余人”,“处死刑者百数十人”。实际上在湘鄂西苏区的四次大肃反中,夏曦在洪湖杀了数万自己人。他自己身边4个警卫员,被他亲手杀了3个!完成了四次大肃反的湘鄂西根据地由原来的人马5万多人减员为4千人,杀得只剩下5个党员。

  而张国焘于1931年4月被派往鄂豫皖苏区担任中央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后不久,就开展了大肃反运动。很快,红12师师长许继慎、红11师师长周维炯、红11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鄂豫皖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红10师参谋主任柯柏元、原红33师政委姜镜堂、军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秘书长陈翰香、红12师政委庞永俊、继任政委吴荆赤、红12师副师长肖方、红10师副师长程绍山、参谋主任范沱、政治部主任关叔衣、红28团团长潘皈佛、28团副团长丁超、红30团团长高建斗、政委封俊、红35团团长王明、红12师参谋长兼红36团团长魏孟贤等人相继被捕。两个月后,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姜镜堂、王培吾、陈翰香、吴荆赤、肖方、关叔衣、庞永俊、程绍山、柯柏元、魏孟贤、潘皈佛等人及一大批营、连级将领军官被杀害。许继慎的妻子王望春是师政治部秘书,当时已怀孕,也被秘密杀害。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而当时的红四方面军不过1.5万人,足足肃掉了六分之一!

  可见,三十年代中共苏区的肃反运动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波及全党全军的内部大屠杀。引发这种残忍的自残行为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中共党政军内部的权力之争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我认为并不是主要原因,即便作为毛泽东来说,说他打AB团主要是想当中央苏区的列宁,这未免过去牵强。因为毛泽东虽然在中央苏区中央局当过一段时间的最高领导人,但其时江西苏区中央局仅是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上面还有上海的中央机关,而当整个中央机关迁移到江西之后,毛泽东已在政治上受贬。也就是说,毛泽东当时离中共的权力核心层还相当遥远,即便他当时就已产生当党内最高领袖的野心,也很不现实,而在中央日益重视江西苏区,并陆续派出中央重要干部来苏区“指导工作”情形下,当江西苏区的“列宁”也逐渐变得不现实。因此,毛泽东打AB团的动机固然有权力之争中的挟私报复,但还有时代大趋势和中共武装斗争的政治性质这个主要因素。

  我们不妨简单剖析一下中共苏区三十年代初大肃反的主要原因。第一,受苏联肃反运动影响。虽然苏联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始于1934年,但这之前斯大林的肃反就已逐年升级。如从1922至1928年,苏联公安和安全机关总共枪决了一万一千二百七十一名各类犯罪分子。但1930年一年就达到了两万零两百零一人。可见,1930年是苏联肃反提速的关键一年;第二,在两个甚至两个以上武装集团相互争夺全国政权的情形下,每个武装集团为了防止被对方从内部渗透以致堡垒从内部攻破,往往具有强烈的排异功能作为自卫和自保。高华在书中说:“1927年后,为生存而奋斗的中共,长期处在被封锁和剿杀的极端残酷的环境下,作为自卫反应,毛习惯将国民党的反共行为给予严重的估计,在激烈的国共斗争中,毛已形成一种思维定式:即对于国民党在共产党区域的活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若从‘警惕性’方面而言,中共高级领导人当中未有超过毛泽东者。”我认为高华总结的极有道理,但并不全面。毛泽东的思维定式实质上是当时中共整个核心层的思维定式,而从“警惕性”方面来讲,超过毛泽东者大有人在,如上面提到的夏曦、张国焘就是。这种排异功能所导致的自残行为,在各个时代用武力夺取政权的中外政治集团中都发生过。而1927年至1928年间国民党发动的一场空前规模的清党运动,其残忍和血腥丝毫不亚于中共的肃反,至少有数万国民党员被当成共产党杀害,被清除的党员有几十万。因此,残酷的排异功能是人类专制时代各类政治集团的生存本能和自卫反应,是它们的共性;第三,问题是,在人类专制时代,为什么各类政治集团的“排异功能”往往演化为大规模的内部屠杀?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追溯到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马克思认为,自私有制产生以来,人类的全部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他把生产关系中掌握生产资料的阶级和被生产资料支配的阶级分为两大对立阶级,阶级斗争主要指这两大对立阶级的斗争,而作为政治统治者的政治集团不过是掌握生产资料阶级的政治代表。其实,这种历史划分虽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全面科学。作为管理国家的政治统治集团尽管在经济来源上要更多地依赖掌握生产资料的阶级,或者偏袒他们、为他们做更多的事情,但他们是整个社会的管理者,具有极大的政治独立性,由于统治集团掌握着全部国家、社会的管理权力,即便掌握生产资料的阶级也是和普通的工人农民一样,是作为被管理阶级接受管理集团的统治。因此,古今中外人类社会一切政治斗争的主线,并不是掌握生产资料的阶级和被生产资料支配的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而是作为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围绕权力的斗争。即便地主和农民的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其根本原因也和统治者的失范有关,双方解决矛盾的矛头也直指国家的统治者。比如,中国古时历代农民起义的原因,从来不被认为是地主逼农民造反,而是“官逼民反”,而农民起义的最后政治目标往往并不是从地主那里夺取土地,而是从皇帝那里夺取政权。也就是说,无论是生产关系内部的阶级斗争,还是国家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抑或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其最终演化的形式都是围绕统治权展开的政治斗争。由于权力的诱惑太大了,因而在人类社会的各种利益的争夺中,惟一能持续不断、经久不衰地引发人类大规模自相屠杀的利益争夺的,就是权力斗争。也就是说,只有在权力斗争的利害冲突中,才产生把已方的生存建筑在彼方灭亡上的生存法则,才有将彼方从肉体上消灭以清除障碍的必要。为此,我尝试着把人类围绕争夺统治权的政治斗争分为专制时代和现代民主时代。专制时代权力斗争的主要特征是:全部国家权力和社会管理权,被一个人、一个家庭、家族或一个政治集团独霸,因而权力的争夺主要通过暴力和武力进行,其中伴随着人类之间大规模的自相屠杀;而在现代民主时代,国家权力和全部社会管理权力的执掌者由被统治者或被管理者通过全民选举投票产生,因而权力更替的形式是和平的,民主的,通过法定程序有序进行的。

  如此看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无论是国民党的内外清党运动,还是中共内部的大肃反运动,其内部屠杀的政治性质依然属于专制时代权力斗争的共性,不足为奇。因而,从肉体上消灭敌对势力可能打入内部的一切力量,哪怕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这样的思维定式并不是毛泽东的独创,而是当时国共两党核心层共有的思维定式。毛泽东的独创是在他爬上党内最高领袖位置之后进行的运动,即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的独创是什么?它不是大规模的肉体屠杀,而是为树立党内一个最高权威而不惜对全党实施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和奴役。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和三十年代苏区的大肃反运动的重大历史区别就在于,后者仅具有专制时代权力斗争的一般共性,而前者除了具备这种一般共性之外,还同时具备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理性的成果走向反面时所具有的现代专制的性质——对人类精神的理性奴役。

  作为对资本主义初创时期各种经济现象和历史现象的反思和批判,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人类十九世纪最优秀的理性思维的成果之一。然而,正是马克思基本理论上一系列重大失误,导致了后来以这个基本理论为指导思想的所谓社会主义政治实践,无可挽回地走进了现代政治专制和思想专制的陷阱。

  马克思断言: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是消灭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保障,也是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政治形式。然而,正是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即所谓大部分被剥削阶级对极少数剥削阶级的专政,在政治实践中则必然走向极少数人甚至极个别人的独裁和专制。因为国家的统治者和社会的管理者从来都是极少数人,大部分人从来也绝不可能一起去当统治者和管理者,而由大部分人选出他们中间的代表去掌握统治权和管理权,以履行大部分人的意志,这往往成为一厢情愿的梦想。因为这些代表们一旦摆脱“大部分人”的监督,便会必然地形成自己特珠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从而凌驾于大部分人的利益之上成为新的专制者。

  而马克思恰恰为这些代表们找到了摆脱大部分人的监督而成为新的救世主的理由。马克思认为,他们(还有恩格斯)的理论,即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并不是由自发的工人运动产生出来的,而是由极个别或极少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人通过对人类全部知识遗产和历史政治实践的精辟研究创造出来的,当然,它要经受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检验。马克思说的是一个基本事实。但到了列宁那里,这个基本事实便成了一党专制甚或个人独裁的堂而皇之的理由。列宁认为,由于自发的工人运动不能产生科学社会主义,因而这种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是所有无产阶级的群众都能掌握的。而能够掌握、运用这种科学理论的人只是无产阶级队伍中人数不多的先进分子,他们组成政党,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政党是由领袖集团维持的,所谓领袖集团,对于无产阶级先锋队而言,只是指极少数能够全面掌握运用科学理论、洞悉历史规律、并能指导革命运动走向胜利彼岸的领袖人物。

  这样,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经过列宁的发挥和斯大林、毛泽东的实践,便形成了三层潜台词:第一层,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和最后归宿,是走向全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的共产主义社会。然而,人类不会自发地走进这个大同世界,必须通过最后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走向这个目标。第二层,具体的历史路径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建产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由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过渡到高级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的一切政治斗争都是由其先锋队领导的。也就是说,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大规模的、人为的社会实验运动,而它的成败,取决于先锋队领导的正确与否。第三层,先锋队领导的正确与否,取决于其核心层的极少数甚至极个别领袖人物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把握和运用如何,取决于他们对历史规律的洞察和把握如何,取决于他们用于指导整个社会实验运动的总设计、总计划,总路线,总策略如何,也就是说,人类最后的解放运动的成败关键,取决于先锋队一代代最高领袖的决策正确与否。

  我们看到,这三层潜台词的丰富内涵中已经顺理成章地完成了一个三部曲:人为的社会实验运动——一党专制——领袖独裁;而这个三部曲中隐藏的三条主线,则奠定了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运动作为现代专制主义的历史性质:高度垄断的政治权力,高度垄断的经济制度,高度垄断的意识形态。

  而延安整风运动,则从一个侧面揭开了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运动本质的面纱。

  大海之声,共识网 2013-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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