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杂志副总编的文革初期经历：从批吴晗到批邓拓

　　作者：苏双碧，《求是》杂志副总编辑

　　一、卷入历史的旋涡

　　1965年的冬天是个不寻常的冬天，十年动乱的信号，就在这个冬天里发出。这一年的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采用颠倒黑白、陷人于罪的手法，把《海瑞罢官》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姚文元文章发表的第二天上午，我正好有事来到吴晗家。吴晗刚从外面回来，神情很不好，这时袁震从正房来到西房，把一张《文汇报》放在吴晗书桌上说：“看看吧！”吴晗虽在昨天就知道此事，但还没有看到报纸。他说：“知道了，这是有来头的。”我有点惊恐，像预感到可能要发生什么大事。回到办公室，我找到《文汇报》并认真读完这篇文章。因为《文汇报》在上海出版，北京大部分单位当天看不到。说实话，我读了这篇文章反映并不太强烈，只把它看成姚文元经常打棍子的作风。由于吴晗的神志紧张，加上当天晚上，北京大学历史系党总支书记许师谦来电话，问我姚文元的文章看了没有，并说这是异乎寻常的，吴晗事先未必知道，问我联合办公的人有什么反映。作为一个党的政治工作者，他比我敏感。机关政治学习时，我提议大家议论一下这篇文章，三个专业秘书同出一个调子，都认为姚文元打棍子惯了，是一篇政治文章，不是学术文章，可以不理他。学习会正在进行时，北京大学邵循正教授又来电话，问我是否听说批吴晗有什么背景，并说吴晗这个人政治上可靠，不会有立场问题。吴晗平生还没有受此委曲，怕他受不了，要我找时间去看看他。

　　大约是11月15或16号，我又来到吴晗家。他情绪很坏，一再说姚文元的批判文章是有来头的。这是因为在两年以前，江青就曾经找过中宣部、文化部四个部长即陆定一、周扬、张子意、林默涵谈话，扬言《海瑞罢官》问题很大，要批判《海瑞罢官》，四位部长没有响应；但过不久，周恩来亲自问吴晗，说有人认为《海瑞罢官》有影射，问吴晗是怎么回事。吴晗否认有什么影射。周总理要他写个材料说明一下。尽管是“有人”说，却居然要由总理出面让吴晗写说明，可知这个“有人”并不是一般人。如今果真有人出来批他的《海瑞罢官》，他当然要把这事和周总理说的“有人”联系起来了，这是他认为有来头的原因。但是，此时还有彭真在给他撑腰，要他相信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还有邓小平招呼他打牌也一如既往，他的心情多少有点平静。我向他转达了许师谦、邵循正对他的问候，他表示感谢。他又对我讲了这么几句话，他说：如果不是有来头，扣什么帽子也不怕，学术讨论总得讲道理；况且，姚文元文章中许多材料是站不住脚的。

　　但是，几天之后，江青、张春桥为了“引蛇出洞”，在《文汇报》连续几次登了同一个内容的按语。这是开学术讨论以来未曾有过的。吴晗的思想压力也随着这些按语的发表，以及各省对姚文元文章的转载而增大。吴晗的妹妹吴浦星去看吴晗之后说，吴晗这几天饭都吃不下。平白无故地祸从天降，对一个忠诚的学者、共产党员来说当然是想不通的。大约在11月20号左右，邵循正教授这位正直的学者、吴晗的同窗好友沉不住气了，从中关村来到吴晗家。这时吴晗的压力更大了，住家里的警卫也换了人，从原来的保卫变成了监视，所有的客人来都要登记。吴晗自然也无心再谈更多的事。邵循正安慰了吴晗几句，无非是要想得开，要相信组织上会正确解决你的问题。邵循正怕他想不开，所以一再要他保护好身体。没有想到他俩这次很短的会见，第二天居然上了一个内部简报，说明吴晗已经失去会友的自由，邵循正也因此而蒙上一层和吴晗的关系，在“文革”中吃了苦头。

　　11月25日，也就是姚文元文章发表后半个月，这时已有《解放日报》在11月12日，也就是姚文发表的第二天转载此文，《浙江日报》、《大众日报》、《福建日报》、《新华日报》、《安徽日报》等华东地区的报纸也先后转载此文。虽然在全国并不是大部分省已经转载，但北京各报至此都没有转载，这是事实。毛泽东因此发怒，下令出单行本，要北京订书，北京不知姚文元文章后台是毛泽东，加以怠慢，更加触怒了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只好亲自敦促彭真、陆定一部署北京各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为避免社会上过于轰动，决定各报先后转载，各报并就《海瑞罢官》进行讨论。北京市委决定成立一个写作组，撰写讨论《海瑞罢官》的文章，成员由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院以及北京市历史学会等单位抽调七八个人参加写作组，我是其中之一。住在北京日报四层，宣布邓拓为写作组长，范瑾作为写作组负责人之一，负责总联络。27日，好像正是一个星期天，我在家里突然接到范瑾的电话，要我立即到北京日报。我匆匆赶到北京日报时，理论部的小翁已在那里等我。我们本来认得，在我印象中，她是北京日报的才女。显然，她也是奉命来和我办同一件事的。几分钟后，范瑾来了。她说：“《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文章以后，许多省报转载了，我们报也拟在近日转载，得先作点准备。”接着，她说要我和小翁起草一个按语，范瑾口述了要点。我和小翁一起凑行文和内容，因为只有200多字，加上已有范瑾的提要，很快就写成了。范瑾看后就收在公文包里走了。后来才知道这是供彭真、邓拓逐字斟酌的按语初稿。这件事后来似乎没有人谈起过，要不当然会成为我和小翁罹难的一大罪状。

　　第三天，即11月29日，北京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按语强调“几年来，学术界、文艺界对《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吴晗同志写的其他文章是有不同意见的。”按语认为“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并引用了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强调百家争鸣。同一天，《解放军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按语说《海瑞罢官》是“大毒草”。11月３０日，《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按语的基调和《北京日报》相似。《人民日报》强调：“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并引用毛泽东这样一句名言：“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１１月２日，《光明日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按语也强调通过“百家争鸣”来“分清是非，坚持真理，克服错误。”四个按语两种声音。这本来是应有强烈比较的，也应从其中找到分歧意见所在，但作为我这样未经历过重大政治斗争阅历的人来说，总认为《解放军报》按语过激了些，并没有考虑到它有什么来头，而认为《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作为党报，应是传达党的方针政策的报纸，措词当更谨慎。所以，在我的思想上，还是顺着这《北京日报》按语的路子走。其实四个按语里的两种声音是代表两个高层次的声音，《解放军报》据说是江青在上海见到罗瑞卿时，亲自过问后发表的，自然属于了解一点内幕的，而其他三报是在周恩来过问下按照彭真、陆定一的调子发表的，只能是常规表态的内容。

　　《北京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之后，即照按语的精神来部署有关《海瑞罢官》这场讨论。市委写作组当即集中，12月3日写作小组组长邓拓在他的办公室召开了第一次写作组成员会议，范瑾和北京日报的几位同志出席了会议。据我记忆，邓拓一开始就说：“《北京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想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姚文元文章不是结论，可以讨论。姚文元文章引文和结论多有曲解吴晗之处。当然，吴晗这几年写的文章，也有许多问题可以讨论。”这是邓拓讲话的基调。他还说：“吴晗并没有写过戏，他这次写戏是有感情色彩的，他把自己比作海瑞。”他要求“在学术界提倡好风气，首先要把《海瑞罢官》当作学术问题来讨论。”最后邓拓对我们提出要求：“把你们找来，可以研究些问题，写些文章，提倡好的学风，摆事实，讲道理。有什么看法，就写什么。我们不采取出题目做文章的办法。因此，不研究选题，也不集体写文章，以个人的名义写好。”成立写作组，又不出题目写文章，又不集体写，对此，我当时有点茫然，觉得这个写作组很被动。可以看出，邓拓虽然主张把《海瑞罢官》的讨论当作学术问题来讨论，但对这场讨论可能导致的结局，他心中并没有数。在这之后几天，他在另一个场合讲这个问题时，竟说章伯钧、罗隆基、姚文元说话都不是结论，章、罗在反右派中被错划成大右派，邓拓故意把章、罗和姚文元扯在一起，给他难看。邓拓有点主张打乱仗，打一阵再说。不过他的主导思想还是希望把这场争论展开，只是定了学术的基调。他并不希望写作组的人正面顶撞姚文元。

　　开会过后，我琢磨要写篇什么文章。当时思想认识和视野，都只能写篇从学术方面批评吴晗的文章，绝不可能从政治上去批评吴晗，后来有人说这个写作组是“假批评真包庇”。其实，这是欲加之罪的一顶帽子。当时不论是邓拓还是写作组的成员，都想写篇好文章和吴晗讨论，并没有想到要包庇吴晗，我也是一样。不过，对于把吴晗从政治上一棍子打死，我们在思想上大多不能接受，这就是我当时的心态。经过了绞尽脑汁的思索，我才想到一个题目：《吴晗强迫海瑞站在农民一边》，批评吴晗把海瑞罢官说成是农民的救星，处处事事为农民着想的清官的说法，指出海瑞“退田”“平冤狱”，以至于“骂皇帝”，都是代表了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而主要不是代表农民利益。文章写完，打出清样，送去给邓拓看，邓拓批了三个字：“可以发”。我想这种不疼不痒的文章当然最容易通过，从文章性质看，确实是批评吴晗的，是一篇不折不扣的学术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北京日报上，大约时人都不把它看成是一篇有关《海瑞罢官》问题争论的文章，所以后来有人搜集有关这场争论的双方文章时，也未收入此文。但是，在我们几位写作组成员中，也确有站得较高的。其中一人因有机会接近当时的“理论权威”关锋、戚本禹，他把这场斗争看得就比较尖锐，在他随后发表的文章中，问题就提得比较高，文章写得有点灵气。他指出了吴晗文章的政治方向。也就是他，对我那篇不疼不痒的文章也作了积极的评价。只要站在吴晗对立面发表一篇文章，就是有了一张政治上的护身符。他说我现在已经有了一张护身符。显然，从政治角度看，他已经让吴晗站在完全对立的一面。还有一位成员，他写了一篇《海瑞骂皇帝用意何在？》的文章，指出了“骂皇帝”是别有用心的。这是一篇杂文式的文章，因为谈到皇帝文章就变得很尖锐。我在邓拓处亲眼看到邓拓签发这篇文章时很犹豫，脸色很难看。最后签发了这篇文章。说明写作组的成员中，也有已经看到这场讨论实际上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有关吴晗的任何观点，只有提到政治高度上来批判才是合时宜的。

　　就在我到邓拓家取样稿时，邓拓曾经问我，有没有见过教授（指吴晗）。我知道邓拓是关心吴晗的近况的。第二天，我来到吴晗家，他比上一次见到我时更加消沉。他穿着一件旧长袍，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这样穿着，表明他似有罢官作老百姓的思想准备，也反映出他情绪上的沮丧。我告诉他市委正在组织人写文章讨论《海瑞罢官》，并说了邓拓说过，吴晗有不同意见还可以发表。他痛苦地摇了摇头说：“可能没有那样简单。”果然经过一段时间的各种信息流传，吴晗已经更加证实姚文元的文章是有来头的，并被这个“来头”圧得喘不过气来。由于环境原因，我不好再说什么。吴晗也沉默不语。坐了一会，我就告辞了。

　　新年过后，可能是1966年元月2日或3日，即新年过后刚上班的第一天，下午4时左右，市委宣传部来了一个电话，要我立即去宣传部李琪办公室找李琪。这使我很意外，李琪亲自约见我，必然有重要的事和我谈。我匆匆来到李琪办公室，李琪一个人在那里坐着，脸色阴沉。他示意让我坐下。过了一会儿才说：“上面决定要批邓拓，我们得做一些准备。从研究室、宣传部抽几个人，先看看邓拓的材料。”并说：“你明天起就不要去北京日报了，和他们一起看看邓拓这几年发表的文章，主要是杂文。”最后，他叹口气说：“老邓的问题如能解决，我们就好过些了。”他的这些话，我似懂非懂。批邓拓是我所没有想到的。不论是文章，还是为人，邓拓在我心目中的形象都很高大，他也挨批判，究竟谁才是正确的？我有点惶恐不安，批了吴晗，又批邓拓，这样一来，市委怎能摆脱干系？回到住处，我的心情很沉重，反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批吴晗，而且把他当成有重大政治问题的人来批；我就缺乏思想准备，而批邓拓，显然是批吴晗的升级，我更没有思想准备。说实话，不论是李琪，还是写作组的大多数成员，都不相信邓、吴有什么重大政治问题。批邓、批吴都不过是违心奉命而已。

　　第二天，我来到市委大楼三层的一个大办公室，由李琪主持的批判邓拓写作小组就集中在这里，一共五六个人，具体召集人是谁我已记不清楚了，只记得集中时，每人发一份白头本的《三家村札记》和一本《燕山夜话》，这些人大多是过去为这两本书叫好的，而今却必须在这两本书中挑毛病找问题。所以，布置时，召集人强调要带着问题读书，即站在批判者的立场找问题。采取的办法，先是每人写批判文章，等市委统一部署再写大文章。在我的印象中，大家都还是认真的。反正不论过去对邓拓有多少感情因素，今天批邓拓是市委的部署，必须执行。但议论的结果，不外是《一个鸡蛋家当》、《专治健忘证》、《为李三才辩护》、《伟大的空话》等等，这些文章比较容易和政治联系在一起，也比较容易上纲。可是在分析这些文章的问题时，必须上纲上线才能看出问题的实质。比如《专治健忘症》必须上纲到影射某某领导人，而《为李三才辩护》，必须上纲到李三才是影射彭德怀，只有这样才能把邓拓置于胆大包天攻击伟大领袖的份上。这样一来，经过上纲上线，邓拓的问题就变得触目惊心了。于是写作组的大部分成员，又感到有点于心不忍了，觉得邓拓是不会有意攻击党中央的领导人的，这样上纲似乎不妥。可是，如果不把《专治健忘症》说成是针对某些大人物的，那么，一篇治病的杂文又有什么意义呢？再如《为李三才辩护》，如果不把李三才的兵部尚书理解成国防部长，又怎么能和彭德怀挂钩呢？写作组几个人每天就这样扯皮，不知扯了多少天，反正，每一个人都写了一篇或几篇文章，记得我也交了一篇，是批评邓拓的《谁最早发现美洲》和《扶桑小考》的，不同意把中国人说成是最先发现美洲，也不同意把扶桑说成是墨西哥。因为邓拓发表了前一篇文章后，北大一位教授曾发表了不同意见，我觉得北大教授讲得更有道理，就写了一篇小文章批评邓拓使用史料各取所需，不够严肃。文章交上去后，很快打出清样。后来我听到对这篇小文的批评，说是没有感情，宣传部的支部书记更是一针见血，说我的感情不在她们一边，言下之意是感情在邓拓一边。

　　尽管批邓拓写作组的写作慢吞吞，或不疼不痒地进行着，但到了二月中旬，社会上对吴晗的批判一直在升级，从批《海瑞罢官》到批《海瑞骂皇帝》，口诛笔伐，吴晗成了全国一切坏东西的代言人，甚至社会上的小偷、卖淫也是受这位明史专家影响才存在的。吴晗的秘书郭星华就对我说过，在农村中抓到小偷，批斗时，说是受吴晗影响，批评女人有作风问题，也说成是受吴晗影响。作为历史学会，曾经是吴晗组织学术讨论、普及历史知识的据点，历史学会没有一个态度怎么行，于是，市委决定以历史学会名义组织一次批判吴晗的活动。但当时三个学会都已经宣布停止活动。历史学会这次会议市委看得很重，由李琪出面，召开了首都七个高等学校，即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师范学院、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以及市委党校的领导同志，即各校的副校长或常务副书记开了一个预备会，由李琪作部署，说明历史学会召开这次会议的必要性，以及吴晗问题的严重性。

　　会议在市委党校召开，我作为具体工作人员，奉李琪之命去组织这次会议。既然是历史学会批判吴晗，当然是学会的会员参加更好些。因此，我在提供与会者名单时，认为参加会议的人最好是了解些情况的，尽可能多来几位教授，目的是想提高一下会议的规格。开会那天，来人并不太踊跃，原订四十人上下的会才来了二十多人。会议本来由副会长邵循正主持，他临时身体不适没有来，改由秘书长许师谦主持。一开始，许师谦讲了开场白，他说：“吴晗先生的为人大家都很清楚，如今犯了这样大的错误，他心情也很沉重，他欢迎到会的同志，对他提出批评，他表示一定虚心接受。”这个开场白，定了会议的基调，这些与会者，大多是奉命来的，听许师谦的话音，说是给吴晗提意见，气氛自然轻松多了。况且，许多人确实不知道应该批判些什么，就鸡毛蒜皮地谈了很多，什么历史学会的理事名额分配不公呀，不重视对中学历史教师的培养，讲历史人物评价，如海瑞、武则天、曹操等等，都不讲阶级斗争等等，会开得很零乱，是一次很不成功的批判会。但其中有一位教授的发言，却使我震惊，他揭发了第二届年会出版论文集时，他的文章不愿意收入论文集，吴晗催他几次，要他交稿，这是逼良为娼，逼他上贼船。其实，这件事和吴晗无关，年会论文集是我经手的，入选文章是根据会员提供的文章，按质量选入的。这位教授的文章入选是我提名的，催他交文章也是我催他的，吴晗只认可了文章目录，并没有特别看重这篇文章。这件事之所以使我震惊，是因为历史学会的具体工作都是我做的，清算历史学会的罪行，当然我不能摆脱干系。第一次，在我的思想里意识到，尽管我是小干部，但我的命运和“三家村”联在一起了，在干部的花名册中我已被划入另册，我已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已经卷入历史的旋涡中。不过，李琪还在主持工作，他站得比较高，不会对我有什么不好的看法，但像那位支部书记，说我感情不在这边，当然也可以说我立场不在这边了。

　　正在这时，即2月中下旬，批吴性质发生了一点转机，中央颁发了《二月提纲》，这个提纲为批判吴晗定了调子。提纲是由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康生、周扬、吴冷西为成员的文化革命小组制订的，共分六部分，核心问题是第一部分，即“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提纲认为，“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了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其中第四部分，明确谈到“左派要互相帮助”。这里说的左派包括邓拓、吴晗，也包括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人。因为是两种观点完全对立的左派，才有互相帮助之说。不过，实际上姚文元等人是不会承认邓、吴是左派的，而邓、吴也未必愿意和姚文元一伙为伍。况且，《二月提纲》对姚文元一类的左派并不欣赏，有过尖锐批评。它说：在学术讨论中“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军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二月提纲》所说的“学阀”大概就是指他们的。这些弦外有音的批评，在学术界有大快人心之感。当时我的组织关系在市委党校，被通知到铁道学院礼堂听传达。首都高校的党员干部不少人是在这里听的。正是在棍子满天飞，学术界广受威压之时听了这个传达，许多教授都松了一口气，称赞党中央英明，制止了姚文元之流的欺行霸市，以及政治恶棍一类的乱棍飞打。有了这个由中央转发的提纲，至少不会像吴晗那样随便被拿出来批判了。据说市委在组织讨论时，邓拓还当了一个小组的召集人。《二月提纲》由于毛泽东在同意转发之后不久，又公开点名批判《二月提纲》，并纵容关锋、戚本禹一伙的批吴文章无限上纲、无限升级，提纲很快就被迫停止执行了。与此同时，毛泽东亲自出面，为批判吴晗、翦伯赞升温。他在3月17日至20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严厉地指出：“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把吴晗、翦伯赞完全推到敌人一边。随后，3月28日至30日，在和康生等人的谈话中，毛泽东又一次严厉指出：“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这样一来，就必然要提高对吴晗批判的调子和声势，邓拓和吴晗处境也更困难了。北京市委为了摆脱困境，必须重新部署战略，反戈一击，即从把矛头对准“左派”，以及扭转这场学术讨论的方向，转到必须公开批邓拓、批三家村上来。

　　但是，思想感情的转变有时是很困难的，市委批判吴晗、邓拓上纲是有个过程的。据说，《前线》杂志、《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编辑部本来在一月份曾经组织过一次批评邓拓的会议，让邓拓在会上作检查。邓拓检查时，只谈了他的杂文有“厚古薄今”倾向，无非是说写杂文时古代题材的文章多，用古代的史料多。这是事实，但这最多是个学风问题，而且还不是一个太坏的学风。其他所谓倾向、立场，他并没有检查。4月初，市委在停止执行《二月提纲》之后，又组织了一次批判邓拓的会议，刘仁、郑天翔、李琪、范瑾、宋硕都出席了这个会议。邓拓仍然没有违心地检查他的所谓政治问题，而参加会议的人调子最高的也只是说他写了那么多杂文，“到底举的是什么旗，是灰旗，还是白旗。”由此可见，即使北京市委的领导人，也不知道上面到底要批邓拓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批邓拓。至于他们组织这样的批判会，也只能说不得不有这样的举动。况且，刘仁、郑天翔在发言中都认为邓拓是拥护“总路线”的，政治上是坚定的。

　　不过，市委准备公开批判吴晗、邓拓还是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从历史学会开完批吴晗的会之后，回到市委大楼三楼的大办公室，同事们告诉我，在三楼又开了一个小办公室，以便分别思考一些问题。从此，有两三个人的活动就移到小办公室去了。我就一直被搁在大办公室，是无事可做了。这样打发我，也是在情理之中，因为他们有些人已发现我感情不在这边，但我又是李琪亲自调来的，不好把我打发走。小办公室的人，实际上正在担负着一项重要的使命：起草市委公开批判《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即公开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见报按语。

　　4月16日，当我走进宣传部理论处的办公室时，发现形势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北京日报从第二版起用了三个整版揭露和批判“三家村”和“燕山夜话”。通栏标题是：《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同时登了《前线》、《北京日报》一个很长的按语，调子也不算不高，如把“三家村”主人说成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牛鬼蛇神”。并说：“《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中的一些作品和吴晗、邓拓、廖沫沙的其他一些作品，正是这股反党反社会主义黑风的一部分代表作。”当然，从政治的眼光看，北京市委和彭真这样做都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四·一六”的亮相由于中央明确通知，不许各报转载而宣告失败。实际上“四·一六”批判，对毛泽东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却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此，报刊杂志才公开批判“三家村”，批判邓拓、廖沫沙，邓拓也就在这一天开始成为众矢之的，市委也在这一天派人宣布停止了邓拓看文件的资格，甚至连参考消息也不让看，从这一天起也就等于失去了自由。而廖沫沙也是在这一天才知道自己受批判，是这次运动的主要对象之一。也是这一天，他从京郊农村跑回城里，想找市委领导问个究竟，为什么批判他？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想看看有关这件事的文件，可是秘书告诉他“你的文件已经通知停止阅读了。”他回到家里打了几个电话，没有一个打通，他这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晚上，组织部长佘涤清来看他，也是出于旧日的情谊，其实他本人也有口难言了。副市长崔月犁来看他，也只能劝慰他“看宽点吧！”廖沫沙就这样不明不白被批懵了。我作为一个列入另册的普通群众，记忆中的这一天是无所事事。大楼里一部分人表面上仍旧在上班抓工作，但实际上是抓不动了，市委步入瘫痪状态，许多基层已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抵制了市委下达的各项指示。至于另外一部分人可能正在着手写见报的批判文章。当天傍晚，李琪在楼道见到我，问我听到什么反映，我告诉他高校有来电话说反响很大；不过李琪等市委领导等待的当然是中央的反映，中央通知不许转载，也许是他们得到的最不幸的消息了。（未完待续）

　　苏双碧，共识网－《领导者》杂志总第51期（201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