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1日 星期六

死於戒嚴軍人槍口下的第一個六四遇難者是誰


  杜斌 輯錄


   編者按:北京攝影師、作家、獨立紀錄片製作人杜斌,主編了《天安門屠殺》一書,於“六四”24周年前夕,在明鏡出版社出版。該書搜集、整理了 “六四”事件參與者、目擊者等各方回憶,按時間順序編排。杜斌說:天安門屠殺的核心事實,是中國共產黨在天安門一帶以坦克車和機關槍,屠殺赤手空拳和平請 願的青年學生和普通老百姓,這是全世界的人當時在電視上親眼目睹的慘劇,“中國共產黨政權犯了殘害人類的滔天罪行”。
  該書部分內容已經在《大事件》21期選載。以下內容也選自該書。





  1989年6月3日22時(續)

  在天安門廣場,張伯笠,26歲,北京大學作家班學員、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副總指揮,他兼任剛開始宣佈成立即告終結的天安門民主大學校長。天安門民主大學辦學的宗旨是:民主、自由、法治、人權。

  數名知識分子趕來祝賀,並對天安門民主大學的成立作了熱情洋溢的致辭。“他們感性的演說博得了一陣又一陣熱烈的掌聲。在一片掌聲中,北京的天空變得又紅又亮,”張伯笠寫道,“我發現,那是帶感光的槍彈和地下的火光的輝映形成的。”

  張伯笠“在雷鳴般的掌聲和遠處震耳欲聾的槍聲中”開始了他的短暫演說。“天安門廣場是我們的課堂,”他說,“天安門民主大學是一所沒有圍牆的大學。”(《逃亡者》,張伯笠著,www.zhangboli.net)

  與此同時,軍隊邊以裝甲車、坦克強行開進邊開槍射殺攔阻的市民和學生的噩耗不斷傳來。

  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總指揮柴玲,祝賀民主大學開學。並告誡廣場上的同學們:“我們是和平請願,和平最高的原則就是犧牲。”

  同學們就這樣靜靜坐在那兒,躺著等待犧牲……

  外面有幾個喇叭的篷子裡面,放著《龍的傳人》歌曲,同學們和著歌聲唱著,眼裡含著淚水。大家互相擁抱著、握手著,因為每個人都知道,生命最後一刻到來了。

  為這個民族犧牲的時候到了。(“柴玲憶述屠殺經歷”,《悲壯的民運》,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年版)

  在人民大會堂,陳光,北京軍區陸軍第65集團軍戒嚴士兵,此時正在待命。
  後來,他在日記中寫道:
  大會堂的一至三層都住滿了軍人,連樓梯上也都是人。

  上面下令可以原地就坐不能睡覺。因為隨時都可能出發。每人發了兩匣子彈,子彈要上膛,要把保險關上。氣氛太緊張了,每人都處在高度緊張的狀態。樓下傳來了槍聲,說是38軍一個士兵槍走火了,打傷了一個人。

  這時,外面廣場上學生的呼聲一浪接一浪。
  從早上到現在沒有吃東西了,大會堂裡面更沒有可吃的。

  偶而能看到幾個女服務員推著餐車往軍長住的地方去。軍長住在東邊的樓梯口拐角的地方,那裡搭建了個臨時帳篷,往上就通到三層大會堂的露台了。

  看到服務員推餐車經過,有些士兵就開始吹口哨。結果,引來了整個大會堂裡的士兵都吹起了口哨。女服務員不好意思地低頭推著餐車往前走。好多士兵更是“囂張”了,故意大敞著廁所的門,在裡面洗裸體澡,有意識地要女服務員們看到。

  更可氣的是,軍長吃飽了飯,挺著大肚子,帶著墨鏡,身後跟著5個1.9米身高、胸前掛著微型衝鋒槍的護衛。還有好幾個漂亮的女兵緊跟在後面,在大會堂裡走來走去的。

  中間,我和李幹事一起去拍照片。我背著一挎包膠捲和照相機鏡頭。到二樓、三樓到處去拍,甚至到領導們指揮室裡。後來,我們爬上了大會堂的樓頂,一眼就看到東、西長安街和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

  廣場上已經沸騰了。學生們四處奔跑著。有的聚集在一起高喊著口號。

  這時候,北京市政府和戒嚴指揮部的“第一號令”在廣場上空播放:“廣大市民和學生們,北京市已經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一小撮破壞分子煽動學生瘋狂地攻擊我人民大會堂,向我人民大會堂和解放軍、武警戰士投擲石頭和燃燒瓶,致使我多名解放軍、武警戰士受傷!現在請學生和市民馬上離開廣場,否則一切後果自負。” (《原戒嚴部隊士兵1989年廣場日記》,陳光,觀察網,2009年6月4日)

  在北京新華通訊社總社,國內新聞部主任張萬舒寫道:

  晚十時,解放軍分社社長劉回年來到社長穆青辦公室,說:“最高層已下命令:鳴槍示警,鎮壓暴徒。”

  我們一聽,面面相覷。
  隨後,前線記者來電話說:在軍事博物館路口,防暴隊大放催淚彈,一片火光沖天,嚇退了人潮,傷了不少人,大部隊乘勢向木樨地推進了一步。

  緊接著,電傳來北京市人民政府、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的第二份“緊急通告”:……一些暴徒、流氓、地痞、打砸搶分子乘機擴大事態……引起了廣大市民的憤慨,強烈要求採取強有力措施,絕不能讓他們認為政府軟弱可欺,對極少數暴徒絕不能手軟。(《歷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實錄》,張萬舒,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2010年版)
  
  屠殺見證人王曉明,站在距西長安街約3公里處的一棟十五層的樓上。
  由於從此樓到西長安街之間沒有高層建築物,所以,他“可以一直看到軍事博物館的頂蓋”。

  他看到從公主墳環型交叉口至軍事博物館前騰起了一串煙霧。

  後來,他知道是解放軍在發射催淚瓦斯彈攻擊阻擋前進的人群。“此時從西長安街方向傳來眾人的呐喊聲,”他寫道,“從聲音中聽得出西長安街上擠滿了人。”(《目擊實錄》,王曉明文,華夏文摘增刊,1994年“六四”五周年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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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筆血債寫在大地!

  根據目前所見到的資料顯示,第一個死於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槍口下的六四遇難者是宋曉明,死亡的時間在1989年6月3日晚上10點鐘左右,死亡的地點在五棵松路口附近。…… 

  宋曉明是中國航天部第二研究院二八三廠的技術工人,遇難時年僅32歲。中國航天部當時總共擁有三個研究院,第二研究院位於北京市海澱區的五棵松附近,主要研究的是火箭的控制系統。(《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吳仁華,香港真相出版社, 2007年版)

  在黨的喉舌《人民日報》社,夜班的電話開始不斷響起。
  “有記者從街上打來的,有住在城裡宿舍的同志打來的,也有一般群眾打來的,大都是報告軍隊進城路上開槍的情況。”副總編輯陸超祺寫道,“也有在海外的同胞聽了外國通訊社廣播後打電話來證實的。”(《六四內部日記》,陸超祺 著,香港卓越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




    杜斌《天安門屠殺》一書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天安門屠殺》(電子版)  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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