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20世纪“极端年代”的反思

大名鼎鼎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去年秋天在英国去世，实乃史学界一大损失。他于1917年出生在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在备受一战创伤的维也纳和柏林度过童年时代后，在1933年随家人迁往英国，以避纳粹灭犹之祸。他毕业于剑桥大学历史系，长期在伦敦大学任教，著作等身，而且几乎本本都是经典之作，如《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盗匪》、《民族与民族主义》……但作者又并非不问世事、纯书斋中的学者，而是积极投身社会活动的社会活动家，早在14岁时他就在柏林参加共产党，一直未曾脱离。然而，作者虽有党派却少有党派的私见，对人、事的分析相当冷静客观。因此在这部著作中，学术的理论分析与个人的直接经验浑然一体，相得益彰。一位对这段“历史”既有深入学术研究，又实际深卷其中的睿智老人对这段历史的总结性思考格外难得，不能不使人格外珍视。《极端的年代》，是他对20世纪的思考与总结，格外发人深省。

作者对20世纪的界定并不依严格的时间限定。他认为，从历史意义上说，真正的20世纪应从1914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因为在此以前的一切，完全是19世纪的延续，19世纪的格局、制度、信仰、价值观念……依然为人完全接受。此后，才是“20世纪”。同样，作者认为，20世纪在1991年，即苏联、东欧发生巨变时实际已经结束，因为真正属于20世纪的格局、特点已经荡然无存。人类这时突遇大量迎面而来的新问题，而这些问题，已经属于21世纪，是即将来临的新世纪必须解决的问题。那么，他的20世纪，即1914－1991年这段历史的特点、本质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极端的年代。

所谓“极端”，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19世纪文明（实际是西方文明）的崩溃。这个文明以中产阶级为主导，经济上是自由资本主义，政治上是民主宪政，在价值观念上深信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自由、宽容、进步……但一战的惨烈和战后剧烈的社会动荡、严重的社会不公，不能不使人对以往的一切产生巨大的怀疑甚至否定，认为昔日的文明已到尽头，只有另辟蹊径才是出路。俄国革命的爆发与法西斯的兴起，分别是左右两端的代表。

还在一战方酣之时，人类似乎就在等待另一种选择，似乎只等一声令下，人民就会揭竿而起，推翻资本主义，以社会主义取而代之。历史选择了俄国人承担这项使命。可以说，这是1917年以后全球最为强劲的力量。在一战和俄国革命的影响下，“革命”一时成为风潮，德国、匈牙利甚至还都成立过苏维埃共和国，虽然革命不久便退潮，但左倾仍是普遍倾向，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依然甚众。作者写道：“现在回头反思，其实布尔什维克在1920年犯下一个大错，因此造成国际劳工运动的永久分裂。当时布尔什维克不该照列宁派先锋的模式，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组合一小群精英性质的‘职业革命战士’。”实际上，当时法国、奥地利、意大利、挪威等国的一些社会主义党派已通过投票，决定加入第三国际，但却被第三国际严拒。“在布尔什维克的心目中，战斗就要来临；而在战场上，只需要战士。”他们认为在激烈的战斗中，温和的改良者只会使战斗力减弱，甚至更坏，起到瓦解军心的作用，决不能与之结盟。这种观点，是以激烈的世界革命即将来临这一判断为基础的。回顾这段历史，当给人某种启发。

但是，人们预期、盼望中的世界革命根本没有出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始终只有苏联这“一国社会主义”。这样，尤其是在斯大林时期，所谓共产国际、世界革命几乎为苏联的国家利益所取代。面对极为严峻的内外环境，苏俄不得不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虽有一时之效，但时间稍长便弊端丛生，无法持久，不久就被“新经济政策”所取代。但“战时共产主义”却对“国际共运”产生了长久的思想上的影响，认为它的被取代只是暂时的，“新经济政策”只是权宜之计。本来，“新经济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应该说，历史此时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社会主义道路、模式提供了另一种选择，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遇。但历史的确残酷，所提供的机遇往往稍纵即逝，一旦选择错误，必将付出巨额代价，甚至遭到严惩。列宁逝世后，“新经济政策”在苏共内部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最终是否定派取得完全胜利，于是政策陡转，走上了全面、严格计划、以高压手段实行工业化的道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后来者有强大的示范甚或强制作用。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在30年代世界性“大萧条”中的出色表现，也为世人瞩目，为万众向往，“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曾经鼓舞起一代人的理想之帆。但国际共运，却也就此错过良机，走上一条“不归路”，最后解体的“祸根”在此时便已埋下。

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确非易事，计划经济的暂时成功使它的创造者未看到它的巨大弊病，终于日益（社会、政治全方位）僵化，最终完全丧失了活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另一个重要的“极端”后果是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它也反对自由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深知群众心理，采取由下而上的群众动员方式，煽动起群众的狂热情绪。“法西斯可说是一场‘反革命’的‘革命’：它的革命性质，在于其词汇，那些自以为是社会受害人提出的动听请求，也在其主张全面改变社会形态的呼吁之中。此外，它还刻意借用改造社会革命主义者的符号，越发体现其革命气质。”它的社会基础是“一股社会小人物的愤怒之情”。由于法西斯主义摆出一副“横扫一切”的姿态，广大群众误将其作为自己的代言人，破坏性极强、原本默默无闻的各类社会边缘人物则将其作为实现自己宏愿的福祉。法西斯主义产生于一战之后，但却兴盛于30年代。30年代的“大萧条”，为法西斯主义从边缘跃上一些国家的中心提供了“天赐良机”。德国纳粹党的全称是“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或“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劳工党”，也是坚决反对自由，更不相信自由市场，也是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其高度计划的严谨、科学，一时获得巨大的成功，在30年代的“大萧条”中表现同样出色，不仅使世人刮目相看，而且使广大德国群众心甘情愿地随之走向深渊，最终酿成大祸。

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是靠民主选举上台的，但上台之后便将原有的政治制度通通破坏，实行极端专政。“他们的合法地位，经广大群众的支持而确立，靠世俗的思想意识而巩固。而他们作为基础的世俗思想，有时甚至可以狂热到成为一种宗教崇拜的地步。”这种对一种“世俗思想”狂热的“宗教崇拜”，是法西斯主义的精神支柱，与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道、理性、启蒙、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的否定互为因果。对上述种种观念的“解构”，实际是在为法西斯主义进行一种精神的“清障”。虽然不能把法西斯主义等同于国家主义，但国家主义无疑是为法西斯主义所利用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国家主义强调国家对个人（但代表“国家”的领袖却除外）的无限权力和个人对国家的绝对服从，由于它打着“国家”的旗号，更易为大众所接受，更易煽动强烈的仇外心理和狂热的感情，这是法西斯统治所不可缺少的。

当法西斯主义国家被消灭以后，世界陷入以美、苏各为一方首领的“冷战”之中。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主战场实际是两种经济体制的“争战”。由于种种原因（该书对此有非常深入细致的研究），起码在20世纪内，这场战争在1991年以苏、东的解体已基本画上胜负判然的句号。然而作者看到，自由资本主义近几十年的强盛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强烈挑战，正是由于这种挑战，使之不断调整、改革。但作者没有探讨“社会主义阵营”为何没有得益于自由资本主义的挑战，使自己不断调整、改革，或再进一步说，中国30年前开始的突破“斯大林模式”的“改革开放”是不是可看做社会主义对这种挑战的一种回应？作者更关心的是一旦失去对立面的挑战和压力后，自由资本主义命运如何？它是否会因此而“走极端”？他认为，这些目前还都是未定之数。

当然，20世纪还有其他“极端”的运动，各种“极端”造成的危害自不待言，但它们并非凭空而起，是有深刻社会原因的。社会的极端不公、两极分化严重、严重的社会腐败、人心涣散、对现实极端不满而又不知所措、巨大的社会动荡……凡此等等，都为各种“极端思想”提供了土壤与环境。只有清除这种土壤与环境，才能真正消除“极端”的危害。但人类能否有此明智，亦是未定之数。

“所谓历史——在其他许多更重要的事情以外——乃是人类罪行与愚行的记录。”这是《极端的年代》中的一句话。的确，只有永远记住过去的罪行与愚行，才能减少今后的罪行与愚行。

雷颐，共识网·思想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