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在思想言论自由问题上知行矛盾

　　李大钊和蔡元培对筹安会的不同态度

　　1916年5月15日，李大钊在《民彝》创刊号上发表一篇长文《民彝与政治》，谈论所谓民彝与政治的关系。文中认为，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因而，有君主则无国民，有专制则无自由。深受君主专制之害的李大钊因此这样说道：“今犹有敢播专制之余烬，起君主之篝火者，不问其为筹安之徒与复辟之辈，一律认为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而诛其人，火其书，殄灭其丑类，催拉其根株，无所姑息，不稍优容，永绝其萌，勿使滋蔓，而后再造神州之大任始有可图，中华维新之运命始有成功之望也。”当时，满清覆亡不到五年，袁世凯的复辟闹剧也刚刚收场，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李大钊当然对“筹安之徒与复辟之辈”充满了厌恶和愤恨，认为他们是“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以至于说出了“诛其人，火其书，殄灭其丑类，催拉其根株”这样充满了“正义的火气”的话。

　　同样是对待“筹安之徒与复辟之辈”，蔡元培显然就理性得多。在那封著名的致林纾的信中(1919年3月18日)，蔡元培这样说道：“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蔡元培并且区分了教员的校外言行和校内的教学活动，特别指出，“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似指辜鸿铭———引者注)，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似指刘师培———引者注)，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显然，比起李大钊来，蔡元培的态度更符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要求。

　　其实，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是当时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的共识，对此李大钊也是认同的。李大钊有多篇文章，都谈到了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问题。就是在《民彝与政治》一文中，李大钊也有大量的篇幅在讨论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文中李大钊并且引用了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中关于思想和讨论自由的两段话。

　　第一段是：“意念自由之重，不必于思想大家乃为不可缺之心德也，其事实生民之秉彝，天既予人人以心矣，虽在常伦，而欲尽其心量者，尤非自由不可。”

　　第二段是：“凡在思想言行之域，以众同而禁一异者，无所往而合于公理。其权力之所出，无论其为国会，其为政府，用之如是，皆为悖逆。不独专制政府其行此为非，即民主共和行此亦无有是。依于公信而禁独伸之议者，其为恶浮于违众议而禁公是之言。就使过去来三世之人所言皆同，而一人独持其异，前之诸同不得夺其一异而使同，犹后之一异不得强其诸同以从异也。”

　　李大钊对密尔的话极为赞同，认为“此透宗之旨”。他并且引申说：“社会言论，对于异说加以距辟，无论其说之本非邪说淫词，真理以是而隐，不得与天下后世共见，其害滋甚。即令为邪说矣、淫词矣，其背理之实亦不能以昭示于天下后世，其害仍隐中而无由逃。法制禁之，固非所宜，舆论禁之，亦岂有当。”这段话说得很好，合乎言论自由的要求。李大钊显然认为，即使是邪说淫词，也不能予以禁绝。如此说来，即使是“筹安之徒与复辟之辈”的复辟言论，根据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原则，也不应当予以禁止，更不要说“诛其人，火其书”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李大钊的思想和实践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这一方面表明，他对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认识是表面的、肤浅的、外铄的，是纸上得来的，还没有内化为自己的东西，还没有成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另一方面，也说明他的感情对他的理性起了干扰作用。

　　把书面得来的知识转化为自己的东西，并且不受感情干扰地付诸实践，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尤其是在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问题上，我们也经常犯和李大钊同样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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