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争议

因为争议而无法展示某些文物，让很多民主党派的家属颇感无奈。
　　
　　　　
　　2013年元宵节，张小曼女士收到一张贺卡，内有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馆长厉华等40多位工作人员的签名。装贺卡的信封背面，印着一段对话：

　　黄炎培：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民主人士黄炎培等应毛泽东的邀请，前往延安进行考察，二人有一段关于历史周期率的谈话，以上文字便节选自其中。

　　其他60多位民主党派家属也收到了这张贺卡。2007年以来，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先后与他们取得联系，采访记录各民主党派创建、发展的历史，并征集相关文物进行陈列展出。但展出后，时至今日，支持的有，沉默的有，反对的也有。
　　
　　扩建的陈列馆
　　
　　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上清寺，灰砖青墙，仿古式样，共四层，总建筑面积近8000平方米。平常日子，这里观众寥寥，十分冷清。

　　往回追溯70多年，这里却常常高朋满座。陈列馆原址为特园，建成于上世纪30年代，为时任川军总司令部行营参谋长鲜英所有。1938年底，鲜英应中共代表董必武和周恩来请求，开放特园作为中共与各界人士共商国是之用。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柳亚子张澜、黄炎培、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等民主人士都曾在此留下足迹。

　　2004年明，中共中央统战部决定在重庆建立首个“中国统一战线传统教育基地”，在抗战和国共内战中曾聚集大量民主人士的特园成为馆址首选。2007年起，陈列馆开始面向海内外征集民主党派历史文物，并联系各党派创始人家属做采访。采访主要侧重于众多民主党派创始人的成长环境、家庭教育、个人恋爱婚姻及其革命活动的路径。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创始人之一黄琪翔的儿子接受采访盹谈及黄琪翔1949年从香港回国，将巨额家产捐给政府，数度落泪。

　　“在他们看来，在中国革命历史上，他们的父辈和很多共产党的烈士一样流血牺牲，甚至付出比他们还要多，但是他们的贡献还没有被充分地宣传，他们的思想还没有被很好地研究。”厉华说。

　　2008年5月，依托于特园旧建筑“康庄”的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正式开馆。

　　2009年，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要求，重庆市委、市政府又启动了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扩建工程，财政出资5000万元，购下特园旁边的鑫乐电影院旧址，扩建新馆。

　　是年七八月间，扩建后的第一版陈列大纲完成。大纲主要依据《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的思路和框架。白皮书发表于2007年11月，核心思想为：中国实行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制度是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厉华说，新馆陈列主要突出中共党史之中的“国统区统一战线”部分，主要展示中共是如何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和打击顽固派。“中间力量是怎样发展变化，最终脱离国民党、完全拥护共产党的；政治协商的命题是在重庆提出后，又是如何演变为—种政治制度的。”

　　大纲报重庆市委统战部、中央统战部修改时，固定了框架，遵循党派源流变迁、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的结构，以事带人、以人带事交叉进行；主要内容包括各民主党派在抗战及重庆谈判期间的作为，旧政协和新政协召开时各党派情况等。根据既定框架，对每个民主党派规定了基本相同的约200平方米展出面积。

　　但在报各民主党派中央修改时，各党派都要求把历届主席的全部活动表现出来，但这远远超出陈列馆容量。几番协调后，最后确定凡上墙的图片，现任主席的活动照片，可以有两张以上。历届主席的，一般不超过三张；人物生平统一格式，各党派中央提供的详细文字介绍，则在各党派展示结尾处提供多媒体设备予以展示。开馆前，各民主党派中央到现场审定，签字同意后方可正式展出。
　　
　　历史的争议
　　
　　2011年3月29日，扩建后的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正式开馆。整个陈列馆由序厅、八个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展厅U个单元组成，开馆时共展出历史资料图片1500余张、文物1100件。截至开馆，该馆耗资1.5亿元。

　　无党派人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歌审定小组负责人张奚若之子张文朴受邀参观了展览。看到陈列中一张张奚若陪同周恩来审查国旗备选方案的照片，张文朴对工作人员说：“我很欣慰。”在馆方最早联系张文朴征集文物时，他曾有疑虑：“现在还有人记得张奚若吗？”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创始人李济深的女儿李筱桐，看到父亲的大幅照片挂在非常显眼的位置，非常高兴，她对陪同的陈列馆工作人员回忆，父亲去世后，周总理来慰问家人，说：“你们以后是党的人。”李筱桐说她当时很感动，觉得仿佛有了新的依靠，心里踏实了。参观时，李筱桐还拉住厉华，反反复复地说：“我的父亲在‘四—五’期间，没有杀共产党员。现在有文章这么讲，是错误的。李济深没有杀共产党员。”

　　但也有不少人在看了展览后，没有欣慰和感动，却是毫不客气地说：‘你们展出的只是部分真实。”

　　其实早在征集相关历史文物阶段，关于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争议，就屡屡导致陈列馆工作人员碰壁。张小曼就拒绝提供任何有关父亲、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张西曼的文献资料和文物。张小曼甚至在网上公开批评陈列馆关于九三学社创立的内容不符合她了解的历史，要求馆方撤除“莫须有的‘民主科学座谈会’”。

　　在陈列馆扩建之前，关于九三学社创立的争议就一直存在。按照大陆官方的说法，九三学社的前身是民主科学座谈会，这也是九三学社有社史以来的一贯表述。曾任七届九三学社中央主席的许德珩在1990年发表的《毛主席与九三学社》一文中写到，九三学社前身曾在“1944年成立过一个民主科学座谈会并逐步演进成为一种学术性的政治团体，取名民主科学社”。但其接着笔锋一转，说“后来因为参加座谈会的朋友之中，有一位办了-一个刊物，也叫‘民主与科学’。社会上对这个刊物有些物议，为了避免外面的误会，就把民主科学社的名称取消了”。

　　陈列馆采用了以许德珩为代表的官方叙述，而张小曼遍查《新华日报》《大公报》民国日报》《解放日报》等当年的报刊杂志，以及吴藻溪、雷启汉、漆文定等其他几位九三学社创始人的回忆文章，结合多方调查，得出九三学社在1946年1月成立的九三筹备会之前根本没有前身的结论。并认为许德珩《毛主席与九三学社》一文中暗指的攻击对象是她的父亲张西曼。“所谓的‘民主科学座谈会’完全是许德珩为了给自己增加政治筹码生生编造出来的谎言。”张小曼说。

　　而对此，陈列馆馆长厉华唯一能回应的是：学术研究无禁区，发表宣传有纪律。

　　回避还是展示？
　　
　　陈列馆曾请章立凡对陈列提过意见。

　　章立凡的父亲章乃器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创始人之-。在参观完陈列馆后，章立凡选择了沉默。“人家费了好大功夫才弄这么一个馆，我又何必去扫兴？”他心里存着善意，意见都在心里，“一提就是一堆，但我知道没用，在这样一个平台……”章立凡说。章本人主攻近代史研究，多年在旧文献中爬梳，多次就民主党派历史变迁发表文章和演讲。“这是个不好做的课题，造假很多。”他感叹，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各民主党派内部斗争有关。“谁当权就多写谁。”章立凡说，关于九三学社创立的争议就是一例。

　　开馆那天，章立凡仔细看了民建单元的陈列，发现创始人多了一个孙起孟。自民建创立直至改革开放初期的民建历史叙述里，创始人名单里都没有孙起孟。上世纪90年代以后，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在一次讲话中，将孙起孟列入民建创始人名单。此后官修民建历史便多沿用此说法。

　　在中国致公党单元的陈列里，章立凡也没有看到陈炯明的事迹。而他认为：在海外最大的华侨社团组织“洪门”转型为中国致公党的过程中，陈炯明贡献尤多，曾为首任该党总理。“因为陈在历史上曾与孙中山反目，而孙中山被中共奉为正方，陈炯明就成了反面角色。”章立凡这样猜测官修致公党历史对陈炯明一带而过乃至绝口不提的原因。

　　在章立凡看来，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虽然是专门以民主党派历史为展出内容的博物馆，但依然把所有民主党派的活动都归结于中共为轴心的统一战线的成果，而缺乏对民主党派自身发展逻辑的展现。而且很多涉及民主党派内部争议的内容，陈列馆都予以回避。

　　虽然没提意见，但章立凡接受了馆方请他给馆里工作人员讲课的邀请，内容就是中国民主党派的历史变迁。这一次，他把自己的很多研究成果和盘托出，真正做到了“无禁区”。“希望我没有毁掉他们的‘三观’。”章立凡笑言。

　　某位馆员对章立凡的观点非常认同。在联系张小曼征集文物遭到拒绝时，他曾发短信给张小曼，大意是说，有这个陈列馆，总比没有要强。“点滴进步，亦当欢迎。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但未能说服张小曼。面对张小曼提出恢复全部真实历史的要求，他在短信中写道：“我代表我自己赞成您的观点，并尊重您为此作出的努力，这是我的个人立场。但从工作角度，严格说来，以我所处的地位，我没有资格考虑采纳您的意见，那是很高层的事情了。”

　　而馆长厉华则以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的例子阐明自己的观点：“比如民盟解散的问题。蒋介石宣布解散民盟，不解散就抓，这是事实。至于解散过程中，不同人的不同观点，我们就没必要把它展示出来。”

　　待出版的日记
　　
　　因为争议而无法展示某些文物，让很多民主党派的家属颇感无奈。民盟成员范朴斋的儿子范炬明也是无奈者之一。再过一个多月，范炬明与陈列馆签订的协议就满三年了，协议规定应由馆方协调出版的其父范朴斋的日记还不见影子。范朴斋日记共16本，记录了1944年10月至1949年7月近五年间范朴斋参与的民盟工作。公开出版这套日记是范炬明答应将其捐赠馆方的唯一条件。

　　开馆日，范炬明看到父亲日记的复制本摆在民盟单元的陈列柜里。日记中关于范朴斋营救渣滓洞被捕人员的段落则被摘出专门复印，陈列在日记一旁。

　　这其实都不是范炬明最在意的。一直以来，他和他父亲一样，心里都有一个结，这涉及历史上的“川康民盟冤案”。

　　据《炎黄春秋》2012年第3期发表的《川康民盟冤案是怎么造成的》，1949年，四川民盟成员萧华清在华大政治研究所学习向校方反映，川盟地下组织负责人范朴斋“关系复杂”，说“范在1947年‘六一’以前在同盟内组织反共核心”。民盟中央得知后，组织了一次由沈钧儒、周新民、章伯钧、辛志超四人主持的坦白会，让萧与范朴斋对质。范当场逐条驳斥，萧终自承认所告为“推想”。坦白会得出萧华清所告不实的结论，但民盟中央终未出具书面文件。范炬明认为，这“为以后制造冤案埋下了祸根”。

　　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此事再次被提及，许多川盟地下时期的同志被打成“右派”。1958年，川盟地下组织被定性为“暴乱土匪性质的武装组织”。“历史就是这样被颠倒了，坚持地下斗争的成了匪特。”范炬明在《范朴斋先生传略》一文中写道。

　　萧华清揭发事件后，范朴斋将日记中相关部分详加注释，对事件全过程写成《答辩笔录》，列举出正反方全部材料。在《未尽之意及具体对领导的要求》一文中，他写道：“我曾经决心自杀，偷过表老一瓶安眠药，放在身边，好几次想吃下去，也曾痛哭过三四场。”

　　父亲所受的冤屈也沉重地压在范炬明身上。他最看重与馆方协议的第三条，规定出版日记的同时，发表他整理的电子版《范朴斋先生传略》及附录。范炬明猜测，大约也正是这第三条，使得范朴斋日记三年出版之路波折重重。

　　《范朴斋先生传略》涉及“川康民盟冤案”的部分，全部采信范朴斋日记中的说法。涉及更多人事的《答辩笔录》《未尽之意及具体对领导的要求》则列于附录中。大概是“担心引起笔墨官司”，陈列馆对出版这两项内容十分犹豫。范炬明则猜测，萧华清解放后曾在重庆地方担任职务，“是被肯定的人物”，这可能也对相关内容出版形成阻力。

　　附录还包括1946年11至12月范朴斋给鲜英、张澜等人的书信，内容涉及1946年政协会议后民盟等各民主党派的主张，包括排除其他党派的干扰、政治民主化等内容。“这些都很敏感。”范炬明说。

　　馆方专门请来书法专家，对范朴斋日记中行草辨别确认，还补齐了注释部分，共34万余字。逐字辨识、文字录入花了一年多。出版社看后提出疑虑，最终，作为折中方案，双方同意改为出版1000册日记影印本，回避了附录，范炬明先生所著《范朴斋先生传略》也由馆方改写。日记《前言》结尾处特别强调，日记“仅作研究参考之用”。

　　“影印本有多少人能看懂呢？”范炬明有些担忧。但他也接受了陈列馆这个平台成为日记的最后归宿，“有原件在那儿，有研究需要的，也可以去看。”
　　
　　被淡化处理的历史敏感段
　　
　　厉华在向人介绍陈列馆珍藏时，除一级文物范朴斋日记外，他也总带人参观镇馆之宝之一——冯玉祥用隶书书写的“民主之家”牌匾。

　　这是1945年冯玉祥送给特园主人鲜英60大寿的贺礼。重庆谈判期间，民盟中央在特园为中共代表团举行欢迎宴会，席间，毛泽东提到冯玉祥题写的“民主之家”匾额，说：“今天我们聚会于‘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自此，“民主之家”的称号名闻遐迩。

　　章立凡在重庆“唱红打黑”运动正盛时参加了陈列馆开馆仪式。有人问他感想，他答：“我只是去凭吊一下先辈们消逝的理想。”

　　“事实上，民主党派的历史就是他们的普世价值破灭的历史。”章立凡说。

　　“文革”期间，章立凡一家深受迫害，母亲问父亲章乃器：“你把我叫回来究竟为什么？”章乃器回答：“我以为他们真的要搞民主了。”章乃器1948年从香港到解放区，是应毛泽东之邀，参与筹备新政协会议。他写信给在香港的爱人，说你快来，解放区这里好得不得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共产党领导确实好。

　　观众到陈列馆参观，看到一些民主党派领导人去世年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往往会好奇地问：“这些人‘文革’中的遭遇是怎样？”讲解员总不知作何解答。

　　“我们都到1956年一化三改造以后，就停了。‘反右’以后又是‘四清’又是‘文革’，这段历史说起来就很沉重了。”厉华说。1956年以后，接着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中间那段历史被淡化处理。

　　章立凡后来看到一份他认为可以采信的1949年的文件，在这份名为《新政协的阵营》的文件中，中共中央统战部分析了未来新政协各个民主党派的安排及其领导人的政治态度，对哪些是为中共所喜欢、哪些不喜欢、哪些是有问题的人物进行了列举。“若干年后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中的一些目标人物，在这个报告中已经出现。”

　　这份章乃器不曾看到的文件提到他所在的民建，也提到了他。文件认为，民建下层中有不少小资产阶级进步分子以及革命知识分子，但尚不能起到决定作用，政治倾向一般代表产业界自由资产阶级的要求，黄炎培和章乃器为他们的代表人物。章乃器、施存统（施复亮）曾经公开地主张中间路线与改良主义。章乃器比施存统来得更坚决。

　　在1952年开始的针对“违法的资产阶级”的“五反”运动中，以民族工商业家和有联系的知识分子为成员主体的民建遭受重创。而在此前，1950年底至1951年初全国范围的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中，民革中不少原国民党接近中共的军政人员遭到整肃。还有很多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民盟成员，则在思想改造运动和“反右”运动中挨整；及至“文革”，民主党派消失于中国的政治舞台。

 

　　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开馆当天，中共重庆市委官员、中共统战部官员及各民主党派中央官员站在台上，民主党派家属们站在台下。章立凡看着，直觉得寂寞，在他看来，无论是台上的民主党派中央官员，还是台下的人群，“和他们先辈的理想、主张都没有关系了”。
　　
　　记者 李光敏，《凤凰周刊》201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