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饿死人最多的五大地方首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大跃进工程的审计报告：集中力量，全民参预，浮夸成风，冒进失衡，结果大跃进后期，饿死40000000人左右。1959年，时任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经两月实地调研后指出：“生产力的破坏，比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毁得都厉害，比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都厉害。‘共产风’不是一般的风，比台风还厉害，是旋风，是龙卷风”。

大跃进工程是烂尾豆腐渣工程。质量乏善可陈。与工程蓝图差距巨大。大跃进是掠夺农民和民企的阴谋。

问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永久保留对工程责任人的追诉权。

大跃进后期，饿死人最多的五大地方长官：

李井泉（1909年11月1日－1989年4月24日），中国江西临川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李井泉1927年加入中国共青团，同年参加南昌起义。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毛泽东看中，留在红一方面军工作。1934年参加长征，1935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任红四方面军红九军政治协助员，两军分裂后随红四方面军活动。1936年秋，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调红二方面军第四师任政委。他是极少数在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内都任过职的将领。1937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参加抗日战争，李任120师358旅副旅长、政委。1942年，任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政委。1952年担任第一任四川省省长、四川省委第一书记，长期主持四川工作。在此期间内，他紧跟中央政府的各项政策，在各次政治运动中不遗余力，尤其是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紧跟毛泽东批判彭德怀。1960年后他升任中国共产党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成为中国西南地区最有权力的领导，人称“西南王”。在浮夸风中，他于1959年宣布在四川取消粮票，引起群众极大不满。三年困难时期，在四川粮食储备不多的情况下对于中央派给四川的征购任务全力保障，虽然对中央及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做到了雪中送炭，但反导致了本省因缺粮而造成大量人员死亡。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而1962年5月《省委行政机关编制小组关于全省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工作的意见（草案）》的附录上写有的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相减是一千万人。在七千人大会上，李被爆出欺瞒中央的丑闻，但是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对其上调粮食救急表示赞赏，终在大会上派到四川组了解情况的邓小平的保护下安然无恙，未被追究责任。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李被打倒，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中共中央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1982年退休，任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5年，他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带头表示不再担任中顾委委员职务，1989年病逝于北京。在中共中央的悼词中评价其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

名言：“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妻子肖里，文革中被批斗，头发被扯光，含恨自杀。其子李明清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殴打致死。

吴芝圃（1906年－1967年），男，原名吴殿祥，又名吴念庵、吴纯甫，河南杞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5年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参加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领导了豫东农民武装起义。任中共杞县县委书记，开封市委委员兼组织部长，考城县委书记，偃城工委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员，中共豫西特委书记，河南省委组织部长，中共豫东特委书记，豫东游击第3支队司令员，中共豫皖苏区委书记，新四军游击支队副司令员。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4师兼淮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淮北路西地委书记。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任豫皖苏军区政治委员、区党委书记，华中军区第8军分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宣传部部长、副书记，中共开封市委书记，豫皖苏边区行政公署主任兼开封市市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副主席，河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主席，河南省省长，中共河南省委第2书记、第1书记，河南省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对1959年“信阳事件”承认有领导责任。大跃进期间，当时河南省委内部出现以建设速度的争论，在激进的吴芝圃和稳健的潘复生之间，邓小平代表中央出面支持激进派在河南的领导权和作为。1967年在广州逝世。时年61岁。在1979年被平反。中国政府为他定性为“文革受害者”，但是存在大量证据表明，吴对河南省大跃进运动以及其中出现的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负有直接责任，例如见徐明写的《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及其他。

评价：吴芝圃任河南书记期间对河南造成重大伤害，负有直接领导责任，致使河南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教育方面，将重点大学河南大学部分科系拆分外省，对河南教育造成的创伤影响深远。

舒同（1905年11月25日－1998年5月27日），原名文藻，字宜禄，中国共产党员，书法家。舒同出生于江西省东乡县孝冈镇，5岁即开始临习颜真卿、柳公权的碑帖，由于幼年家贫，只能用笋衣做笔，用染坊废水在芭蕉叶上习字。读了七年私塾后1921年以漂亮的书法考入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在校期间，他和同学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东乡县委书记。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担任国民党东乡县党部常委，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被通缉，流亡武汉、上海、安徽、南京等地，1930年到达苏区参加红军，历任红4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红1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等职务，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4师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期间，历任八路军总部秘书长、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长、中共山东分局委员兼秘书长等职务。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暨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主任、中共华东局常委兼社会部部长、国军工作部部长等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华东局常委兼宣传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文教委员会主任、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校长、中共华东局党校校长等职务。并被授权组建和担任“特殊情况下的台湾省委第一书记”。1954年担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兼济南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1958年-1959年期间，由于山东省虚报、浮夸严重，由他的老上级朱德亲自出面到山东将他撤职降级。是三年大饥饿时期，治下饿死人最多的五个地方最高长官之一。1960年被任命为章丘县县委书记，1963年任命为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比副书记级别还要低）。文化大革命期间，长期被监禁、批斗，经毛泽东推荐由他书写的中国农业展览馆的匾额也被砸烂。1978年被平反，任命为中国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军委军战史编辑室主任。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何香凝评价说：“国共有两支笔，国民党有于右任，共产党有舒同。”1980年，舒同发起成立中国书法家协会，并被推选为第一届主席，以后又担任第二届和第三届的名誉主席。

曾希圣（1904年10月11日－1968年7月15日），男，汉族。别名曾勉，字腾光。湖南兴宁东乡（今资兴州门司乡）牵牛坳人。其兄曾中生为鄂豫皖苏区领导人之一。1922年在湖南第三师范学校读书时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四期，后因病退学转入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并加中国国民党。1926赴苏联留学，1927年回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调任长江局军委秘书长，从事侦察、情报和兵运工作。1931年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侦察科长。1933年起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二局局长，为中央红军提供大量准确的情报，获二等红星奖章。抗战时期，任新四军第7师政治委员兼19旅政治委员，中共皖江区委书记。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任山东野战军第7师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政治委员。1948年任豫西军区司令员，1949年起历任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皖北区党委书记、第二野战军副参谋长、豫西军区司令员。1949年后，任中共皖北区委书记，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席。1958年冬，曾希圣盲目兴修水利，计划8亿土石方，最后上报数字是64亿土石方。1959年4月份，毛泽东出于对刘少奇、邓小平以及一些省市领导搞浮夸的担忧，在《党内通讯》发表文章，要求生长队长抵制过高的生产指标。但是曾希圣扣发文件不往下传达。曾希圣还将反浮夸风的副省长张凯帆打成反党集团。1962年2月被调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张凯帆也随后得到平反。曾希圣被免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职务，调离安徽，专任华东局第二书记——实际上，这华东局第二书记的职务是虚的，他从此没有实权，开始淡出政治舞台。

对曾希圣七千人大会后被免职的原因现在大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由于1961年他在安徽农村推行“包产到户”，被中共领导人视为“复辟资本主义”，“犯了方向性错误”；另一种说法认为主要是因为“他在‘大跃进’期间积极推行极左路线，导致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被饿死”。“文化大革命”中，曾希圣因为当年扣押毛泽东反浮夸风的文件不向下传达，遭到群众批判，1968年7月15日在北京逝世。1978年邓小平却为其恢复名誉。曾希圣是邓小平与卓琳结婚的介绍人。

张仲良(1907年-1983年)，陕西耀县人，1931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担任青海省委书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青海事务的第一任领导人，专责管理青海地区。

1954年5月调任甘肃省委书记，第一书记，兼省政协主席、省军区政委。是三年大饥饿时期，治下饿死人最多的五个地方最高长官之一。1962年曾被免职。文革前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中央开会时，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好心对张仲良说：若甘肃缺粮，陕西愿支援一些。时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的张仲良打肿脸充胖子，驳斥张德生说“若陕西缺粮，甘肃可支援他们。”后来，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１９６０年１２月张仲良被免职，汪峰任第一书记，张仲良改任第三书记。１９６５年8月，张仲良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文革中，江苏的两派群众组织都认为他在江苏没有犯什么的罪行，因此打算以他为“革命干部”的身份参加革命委员会。甘肃造反派闻讯，立即派人到江苏要将他揪回甘肃批斗，说“张仲良欠了我们甘肃人民一百三十万血债”。如此一来，张仲良和革委会失之交臂。文革之后曾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3年2月逝世。

帐庐庵主曰：暴政与酷吏互为依附。酷吏依靠暴政生活；暴政依靠酷吏运行。在家国和党国，贪功酷吏是其特产。一个酷吏倒下了，千百万酷吏站起来！

孔祥新，博客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