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正确认知蒋介石，绕不过毛泽东和汪精卫

王裕延：漫谈蒋介石的功和过（上）


　　大陆研究蒋介石的著名学者杨天石认定蒋介石是民族主义者，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希望中华民族掁兴，中国统一，是大功和大过兼备的一位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我认为杨天石对蒋介石的历史评价还算公正，洗刷了大陆史学家长期对蒋介石拆的烂污，使蒋介石由魔鬼变成了人，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是清算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论取得的重要成果。我们知道，阶级分析论是“左”的理论基础，其核心是分清敌我，“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大陆的政治家们和学者用这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论，把蒋介石打入十八层地狱变成了鬼，把毛泽东捧到九天之上变成了神。这说明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而是一种充满偏见的社会群体意识。现在我们用“是什么就说什么”的科学认知价值观，恢复蒋介石和毛泽东普通中国人的真面目，这就是理论认知上的拔乱反正，这是良知的回归，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这是有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和睦团结的善举。我要補充的一点点是蒋介石不是功过相当，而是功大于过的历史人物。为什么？这要从蒋介石所处的时代和他做出的杰出贡献谈起。二十世纪的中国是由古老封闭的农耕社会向现代开放的商业社会转变过渡的伟大时代，为了实现这个转变过渡，中国人做了四件大事：第一，蒋介石领导了北伐战争，打倒了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大军阀，结束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初步实现了国家的统一；第二，蒋介石领导坚持了八年抗战，直至最后胜利，挽救了近代中国最严重的亡国危机，同时还废除了鸦片战争以来外国列强迫使满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第三，共产党和国民党为争夺国家领导权进行了长达十四年的内战，战争的结果是以共产党的胜利和国民党的失败而告终，对中国社会的变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第四，国共内战基本结束后，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在探索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蒋介石在台湾根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念，根据他自己在三十年代提出过的“不要有新旧和中西成见，应该选择合乎中国国情和需要的办法来做”的思路，励精图治，创造了誉满全球的台湾奇迹。闯出了一条复兴中化民族的道路，这就是被毛泽东贬称的“台湾道路”，与毛泽东一意孤行“走俄国人的路”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对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开放的政策路线产生了非同凡响的影响，成了中国共产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之源头，为中国共产党创造中国奇迹指明了方向。领导北伐，领导八年抗战，率先探索出中国现代化的道路，这是足以使蒋介石彪炳中国历史的伟大贡献。彻底推翻了过去大陆的学者强加到蒋介石头上的“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颠倒是非的评价。公正的评价蒋介石应该是“外战内行，内战外行，从事现代化的经济建设内行”。由此可见，确凿的事实证明蒋介石的功大于过的评价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这里不应存在任何争议，争议是由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论这种伪科学一手造成的。蒋介石的“过”就是在国共内战中失败了，以致最后成了“穷寇”，印证了中国“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真理”。其失败的原因就如毛泽东在一首多数中国人都能背诵的诗词中说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就是说，蒋介石之所以在国共内战中徹底败北，是因为他犯了和项羽一样的错误。项羽错误是什么呢？犹柔寡断，恻隐仁慈，表现在鸿门晏上对刘邦怀恻隐之心，拒听范增的忠告。由于对敌狠得不够，对己和得不够，最后落得一个四面楚歌，霸王别姬，自刎乌江的可悲下场。用我们现在有的学者评价蒋介石的言语表述，这叫“独裁无胆，民主无量”，这就是蒋介石的错误。这充分说明，在中国若要取得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内战胜利，必须是一位善于玩弄阴谋权术、必须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独裁专制主义者，事实证明蒋介石还不合格。蒋介石虽然没有发生像项羽那样自刎的悲剧，却获得了毛泽东赐予的“穷寇”雅号。但是我认为，“穷寇”归“穷寇”，“贡献”归“贡献”，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不能因蒋介石在国共内战中成了“穷寇”，就否定他在北伐、抗战和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所做出的伟大历只贡献，正像胎儿洗完澡后，不能把胎儿和脏水一起从澡盆里泼出去的道理是一样的。大陆学者之所以全盘否定蒋介石的历史功绩，纯系斯大林的“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之错误观点所致，是中国几千年“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观点所致。我认为无论蒋介石的贡献或错误都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是论证近代中国及合理知识的极其重要而不可缺少的来源，是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变化发展的重要选项。

　　众所皆知，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三位仅次于孙中山的重要历史人物，这就是蒋介石（生于1887—1975年）、毛泽东（生于1893—1976年）和汪精卫（生于1884—1944年）。他们是利害攸关，休戚相共的炎黄家族中的三位著名弟兄，是活跃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舞台上的三条蛟龙。因此要正确认知蒋介石，绕不过正确认知毛泽东和汪精卫；反之亦然。这就是我在构思本文的过程中，必然会牵扯到毛泽东和汪精卫的有关人和事，因此不得不请毛泽东和汪精卫来帮忙作陪，一起来漫谈蒋介石的功和过。这别无其他用意，主要是为了有助于自己研究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和弄清近代中国史上被颠倒了的一些是非观念，仅此而已。

　　蒋介石于1887年10月31日，诞生于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一个富裕的盐商家庭。根据许多有关蒋介石的生平传记都可以看到如下的记载：蒋自小在年轻孀居之母的严格管束下读完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从1895年到1898年，又读完了《礼记》《千家诗》《孝经》《左传》《诗经》，整个童年时代接受了典型的封建传统教育，这对蒋介石传统观念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谓的仁义、道德、礼义、廉恥、忠孝、敬娣等道德观点在蒋以后的人生过程中都非常鲜明地凸现出来。在儒家思想弥漫的时代里，他接受了儒家大一统的观念，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树立了创英雄大业的志向，立下了“做中国政治家”的誓言。1918年9月20日蒋介石在福建长泰举行粤军第二支队司令部成立典礼上誓言;“统一中华，平定全亚，威震寰瀛，光耀两极，定成革命伟大之盛业”；(1)1927年，他在会晤日本田中首相时曾表达了“中国革命志在统一全国”的宏伟志愿；不成功则成仁，为了平天下统一中国不惜杀身成仁，这成了蒋介石一生的坚定信念，这就是蒋介石毕生追求的儒家价值观念。蒋介石最仰慕的哲学家是王阳明，他可以算作一生低首拜阳明的信徒。台北之草山经他住过，即改名为阳明山，足见他仰幕之真切。他以行动代替知识，遇事先采取行动，次考虑后果的方针，与王学如出一辄。这是典型的行动主义，和马克思说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说明过世界，而问题却在于要改变世界”的行动主义很接近。他片面誇大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从主观着眼，以不可能为可能；不承认困难，甚至否定客观事实。他认定“唯信仰可以移山”,正如斯诺所言：“蒋相信精神的力量能够克服一切障碍”。（2）这的确与毛泽东的“愚公移山”不谋而合，印征了中国人人皆知的“天下英雄所见略同。”他那“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和毛泽东建国后的许多蛮干举措，不仅形似而且神似，因为两位伟人都崇拜王阳明、熟读儒家经典、深受孔子影响的革命家。蒋介石五身的投地崇拜的英雄，他就是晚清威震天下的大儒曾文正公—曾国藩。无独有偶，曾国藩也曾经是毛泽东年轻时五身投地崇拜的偶像，他曾说过：“愚于近人，独佩服曾文正”。蒋介石最景慕曾氏的是“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之蛮劲，“即使错误亦须错误到底，所谓将错就错也。”（3）1926年9月4日在研究攻取武昌城的军事会议上，蒋介石未加分析敌情便严命：“武昌限于48小时内攻下”。并扬言：“虽致全军覆没，积尸累邱，亦非所恤。”在场的高级将领听了都面面相觑，李宗仁抱怨蒋介石“不顾现实，喜欢蛮干。”致使攻城部队死伤狼藉，只得下令暂停，蛮干使蒋介石屡屡吃亏受挫。

　　蒋介石于1908年经陈其美介绍加入同盟会。这是蒋氏人生旅途上的一个关键。1913年蒋介石再次东渡日本后，经陈其美与孙中山结识，和孙中山逐步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公正而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蒋介石反帝反封建的目标明确，旗帜鲜明，对孙中山的主义思想信仰坚定。特别是1922年陈炯明叛变时，他亲往广州与孙中山共患难而深得孙中山的信任。1924年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的校长，他以黄埔军校为平台，努力践行三民主义，为他后来平步青云创造了条件。他在黄埔军校门上大书“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4）他在黄埔军校号召军人“为求大多数人的解放，为大多数人的幸福而革命”，（5）使当时的有识有为之青年望风从命。1925年他更以“不为革命，便为叛徒”的气吞山河之誓言相号召，很快组成了以黄埔军校弟子为核心的纪律严明之部队，参加东征陈炯明的战役。蒋介石很自豪地称这是一支“有主义之军队，为人民痛苦而奋斗，为人民利益而努力”的新型革命军队，（6）是懂得为民族独立，反抗封建割据军阀而打仗的部队。当时的报纸舆论给予很高评价：“军队所至，不扰民间一草一木，老妪妇孺，喜而挤观。东江父老，谓民国以来，仅此次所见，乃是真正革命军，真正卫国保民之革命军”。（7）这是一支“有主义”、能够执行政策的正义之师，这和目无法纪的旧军阀部队有本质差别。尽管他领导的这支部队含有浓厚的人身依附色彩，但蒋介石为建立新型的革命军队呕心沥血，功不可没。正如毛泽东所说：“蒋介石代替孙中山，创造了国民党的全盛的军事时代。”“他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央军”，“和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都不相同，而和世界现代国家的军队却大体相同”，“而且其军队数量之多超过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常备军”。毛泽东的这一评价是公正客观的。这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对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大陆的史学家和理论家，只看到这支军队坚决反共的一面而给予彻底的否定和批判，而对它在抗日战争中的巨大贡献给予全盘抹煞或贬低。黄仁宇说：“中国的抗战动员了三百万至五百万的兵力，在统一军令之下，以全国为战场，和强敌作生死战八年，其情形正是洪荒以来所未有。”（8）黄仁宇对中央军的历史评价，我私下认为是真实、客观、公正的。蒋介石是创建中国新型军队的开拓者。他借鉴苏俄的经验，在军队内设立党代表制度，重视政治思想工作，使之成为“有主义之军队，为人民痛苦而奋斗，为人民利益而努力。”这为后来毛泽东上井冈山做“有主义，有政策”的“山大王”，创建工农红军提供了宝贵经验。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和建军原则，例如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都可以从蒋介石创建黄埔军校，以及东征北伐的日记里和众多的演讲中找到素材，甚至连语言表达也相同，这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特别是蒋介石在1924年7月24日对黄甫军校的学生演讲时所强调的：“你们要晓得以后中国的军队如果不接受党的指挥，不能以党的主义为中心，那是无论什么军队，不能利国福民，只能害国殃民的”，这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对毛泽东产生了至深至大的影响，贯穿了毛泽东一生的创军建军治军的过程。对此，毛泽东也承认，“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我们的先生。”但是，我们的理论家或史学家往往把这里说的“先生”，加上引号予以理解，使之深含贬义或讥笑之意。从而抹煞蒋介石创建国民革命军的宝贵经验，否定蒋介石的建军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这是不尊重历史，是不公正的偏见，是“阶级分析”和“党性立场”作祟的缘故。我们应该充分确认蒋介石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的正确地位，确认他创建国民革命军的经验是中国近代军事理论宝库中的重要财富。不能够因蒋介石和共产党分道扬镳，不能因内战情结而否定他的建军思想对毛泽东产生的直接影响。这非小事，而是大事，如何公正评价蒋介石在创建新型军队的作用，是检验中国共产党能否敢于面对真理的试金石，是否敢于正视“是什么就说什么”的认知原则。蒋介石东征告捷，既使他军功显赫，又使他获得了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好感。于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大门为他敝开了。斯诺说：“孙中山逝世后，苏联顾问将蒋介石捧成他的继承人”。（9）斯诺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中山舰事件以前，苏联都是蒋介石完全意义上的后台。而蒋介石又刻意凸现“左”的形象，获取苏联丰厚的政治和军事援助，逐步攀上了权力顶峰。没有苏联顾问，苏联政府及第三国际的鼎力支持，蒋介石不可能攀上权力的顶峰。后来蒋介石和苏联顾问的决裂，这不是背叛，不是反革命，正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决裂一样，不是背叛，不是反革命一样，是出于捍卫主权独立的需要。我们不能用双重标准看历史，而应该坚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坚持“是什么就说什么”的认知原则审查过去的历史定论。这是建设和谐社会，实现全球华人大团结不能回避的大是大非。

　　继东征大捷之后，蒋介石确立了他作为孙中山正统继承人的地位。为了进一步巩固他的正统继承人的地位，蒋介石巧妙地利用了当时党内错综复杂的矛盾：第一，紧紧抓住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和许崇智的一伙心腹将领涉嫌枪杀廖仲恺之案，逼走国民党的元老胡汉民，让其出国考察，离开权力中心，（10）使得国民党的元老辈的右派不能再在广东革命政府内存身，这就为蒋介石这位晚辈进身国民党的领袖位置而造成了极好的形势。挤走了军事部长又是粤军首领的许崇智，让其去上海当寓公，（11）扫除了蒋介石前进途中的最大障碍；不但扩充了自己的实力，而且取代了许崇智作为东征军的总指挥，这对蒋介石以后成为“军事领袖”具有决定性意义，使蒋介石顺利迅速地跻升于党内军内的最高领导层。第二，巧妙利用国民党右派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于1925年3月20日制造的“中山舰事件”，派军队包围对中山舰事件从始至终一直被蒙在鼓里的汪精卫的住宅和苏联顾问的寓所，监视其行动，致使汪精卫大发雷霆：“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12)气得汪精卫“迁地就医”，致使“讯汪行踪不可得”；3月25日汪精卫睹气表示“不再负政治责任”，国民政府主席就此“失踪”了，(13)这正中蒋介石的下怀。与此同时，蒋介石迅速采取措施，监视各师党代表，软禁周恩来。这样，既让蒋介石轻而易举地打击了共产党，抑止了苏联顾问，又使怒气未息的汪精卫赴法国游历，直到次年宁汉分裂之际才回国。最后蒋介石又以公正面目出现收场，尽量缩小打击面，争取拉拢大多数。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立即申明：中山舰异动，主要责任只有李芝龙，限制共产党，也只是在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之中，与其他各军无涉。对苏联顾问，也只是要求解除季山嘉的职务，并希望得到汪精卫的谅解和各军的支持。对自己的唐突行动作了自我批评，并自请军事委员会“从严处理，以示惩戒而肃纪律”。蒋介石这一系列得体举措，获得各方面的谅解和支持。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查办李芝龙，季山嘉等十余顾问回国，共产党撤出第一军的决议。蒋介石以炉火纯青的政治手腕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在孙中山逝世一年之后，终于夺得了党军大权，出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还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蒋介石夺得党军大权之后，他清醒地认识到，“顺应形势，迎合众心，为革命领袖唯一之要件。吾何能之？”因此他紧接着乘势统帅广东革命军北伐，势而破竹，所向无敌。北伐，这是蒋介石平生中值得一书的足以彪炳青史，光耀两极之盛业。但是，过去和当今中国大陆的史学家，对蒋介石在北伐战争中的统帅地位很不以为然。认为他的统帅之位来历不正，是窃取夺来的，这是值得商榷的观点。因为在中国独裁专制的社会环境里，任何高位的权力都是靠暴力谋略窃取夺来的。从这个视角看，可知任何高位权力，不管是革命的或反革命的，不管是属于什么党派的，不管是姓“资”或姓“无”的，都是来历不正的，都是不干净的。不管用什么方法，什么辩证法呀，阶级分析论呀，都擦洗不了这种不干净。蒋介石在1926年3月26日的日记里坦诚：“政治生活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这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家罕见的“是什么就说什么”的实话，这和那种善于玩弄阴谋诡计又要自我标谤“伟大、光荣、正确”之类的人相比，蒋介石显得诚实可佩可敬。不过这种暴力和谋略的作用之大小，成败与否，是要受实力的制约和机遇而定。所以在中国，权力的来历不必考究，也不能考究。中国的老百姓对权力的来历，几千年来都持“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这类名曰“实事求是”的观点，“权有理”，这是中国人的普遍看法。中国老百姓所关心的是处于高位的掌权者的政治理念如何，能否给中国民族大众以实惠。蒋介石领导的北伐之所以值得一书，是因为他的政治理念，集中反映了二十世纪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追求民族独立、谋求国家统一、维护国家完整主权的强烈愿望和要求。是这个社会愿望和形势把蒋介石推到北伐统帅的高位上。所以把蒋介石的权力说成是“窃取夺来的”，这有悖于历史事实，是阶级分析论和顽固的党性观念作祟的缘故。历史表明，自蒋介石执鞭跟隨孙中山之后，就立志要“统一中华，平定全亚，威震寰瀛”。要统一中国，必定要反抗帝国主义，反对外来势力对中国的侵略干涉。中国社会之所以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生灵涂炭，皆因外部势力支持各路军阀拥兵自重，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所致。从蒋介石的日记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比一般中国人，甚至比那伙自称为中国先进分子的人有更深刻更清醒的认识，往往是“众人皆醉，他独醒”，这样平价我私下认为不会过分。1923年他代孙中山率团赴俄考察，历经四个月的观察分析，他从苏俄对“外蒙古问题”的态度，对苏俄共产党人多次劝诱自己加入国际共产党的作法，而敏锐察觉到苏俄居心叵测。考察回国后，他对孙中山和廖仲恺坦率进言：对苏俄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不能因其“主义”之信仰，而乃“事实”于不顾。人生哲学殊无诚信可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他坦诚指出：“俄党对中国之唯一的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我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又说：“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观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15)这在当时的中国人沉浸在苏俄宣布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的一片叫好声中，而唯独蒋介石清醒看到这是口惠实不至，后来又被历史证实的“苏俄居心叵测”，(16)这才真正是难能可贵的观察分析，这足使那些号称坚持唯物主义观察问题的人汗顔无地。他特别提醒中国人，千万不要“只崇拜外国人，而抹煞本国人之人格，如中国共产党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殊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17)这在当时实属字字光彩熠熠，留至今世也仍未失去其光泽。然而，蒋介石并非一味盲目地反对苏俄。他在苏俄考察四个月，走访苏俄党政军领导，了解国际形势，讨研中国问题而大开眼界。特别是苏俄治党治军的经验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对他后来成就大业作用非凡。蒋介石主张争取苏俄援助，但是这种援助必须是平等的，不能损害我国的独立自主权，致使自己的大权旁落。不能靠他人替天行道，把他人捧若神明；他极力主张苏联顾问要辞去行政官。蒋介石维护主权独立，维护民族平等的主张，激起了苏联顾问和苏联政府的强力反弹，他们对蒋介石的北伐主张多般刁难，设置障碍，以时机不成熟阻止其北伐。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陈独秀也撰文表示北伐时机未成熟而呼应，其根本原因是斯大林不愿蒋介石成功太快，对北伐的前途放心不下。因北，蒋介石的北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坚持不懈地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民族平等的结果。他在1926年8月16日发布的北伐讨吴宣言中写道：“为民请命，责无旁贷，为国杀贼，义无反顾。”“须知国家自由之独立，非革命不能达其目的；吾民之利益幸福，非革命不能得其保障”；“革命所抱之目的，在消灭封建作孽，打破正统思想，歼除军阀与其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使国家民族永复其自由独立之基。”(18)真是行行浩气凛然，句句铿锵阳刚，充分展示了“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之气慨，至大至深地反映了中华民族渴望国家独立自由和民族幸福平等的伟大要求。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任何人，任何党派，都无法抹杀或封杀的开天辟地的珍贵文献，值得中国人的子孙后代永远珍惜。所以蒋介石担当北伐军的统帅，是历史赋予的使命，是名实相副的盛名。因此大陆的史学家连篇累牍说北伐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是篡改历史的不齿于人类之行为，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敢恭维的。蒋介石领导的北伐，不仅反映了中华民族的要求和愿望，也展现了他经常要求黄埔弟子为革命“不怕死，不要钱，视死如归”的精神风范。1926年9月5日，正值北伐军围攻武昌城最激烈的时刻，蒋介石忽然邀请李宗仁一起赴城郭视察。李见蒋于枪林弹雨中，态度从容镇定，颇有将帅风度，不仅暗暗地对蒋佩服起来。诚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蒋介石有很多错误缺点，崇尚权威主义，习惯专制独裁，对政敌毫不留情，对共产党尤其不留情，这是事实。但是蒋介石这种种错误缺点，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产物。在中国，任何政界人物对政敌，都不可能像西方自由民主社会那样，展现绅士风度，搞什么“费厄泼赖”。在中国，为了夺取权力和巩固权力杀人，是天经地义的家常便饭，不管哪一个阶级或哪一个政党，都彼此彼此也！我们希望这种野蛮残忍的文化能早一点绝迹或绝种，使我们的社会变得自由民主和文明开放。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蒋介石对共产党的严厉政策，而否定他在北伐战争中的历史作用，抹杀他的历史贡献。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切忌持双重标准，要超越阶级党派立场，抛弃曾经习惯了的阶级分析的思维模式，避开内战情结，坚持“是什么就说什么”的认知原则，这是当代中国研究历史要急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北伐的成功，为蒋介石继承孙中山的正统地位提供了雄厚资本。为了能使自己成为孙中山的继承人划上完美的句号，蒋介石开始狂热追求宋美龄，与宋氏联姻，与孙中山结成连襟。蒋介石的目标就是要成为中国的统治者，这就不仅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还要有雄厚的经济实力的支持。他深知宋美龄的哥哥宋子文是理财能手，宋美龄的姐夫孔祥熙更是有名的大财阀，若与宋家攀上千丝万缕的联系，对蒋的仕途是有利的。于是蒋介石不择手段解除了他与毛福梅、姚冶诚、陈洁如三个妻妾的关系。蒋宋联姻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显示了蒋介石得到了外国势力的支持。通过联姻，蒋介石和孙中山结为联襟，增加了蒋介石的政治资本，使他在国民党内的独尊正统地位牢固地确立起来了。依靠这种独尊的正统地位，使蒋介石牢牢地确立了对冯阎桂这些地方实力派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优势，使蒋介石能从容不迫地纵横捭阖、洋洋洒洒、轻而易举地动用军事手段，迫使冯阎桂等一代敢和他争正统的枭雄俯首称臣。从此，国民党内再也没有人能够挑战蒋介石的正统地位了。尽管后来迫于政治形势，蒋介石曾几次下野“赋闲”，但以蒋介石为圆心的权力中心始终照常运转巍然不动。这不能不使蒋介石的对手望权兴叹。所以1935年8月胡适说：“蒋先生成为全国公认的领袖，是一个事实，因为没有别人能和他竞争这领袖的地位。”“西安事变”发生时，周恩来主张不对蒋人身危害，因再无他人可做国家之领导人。蒋介石掌控国民党的政治局面一直维系到1975年他离开人世为止。（未完待续）

　　王裕延，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