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11日 星期六

从历史上看,时间在社会政治事件中是个重要因素


  对任何人来说,历史总是存在的,虽然并不总是以历史的形式。作为历史的结果,人类的暂时化实际就是时间的人类化。在历史意识当中,时间的无意识运动从未停息。马克思认为,人与时间一样,就其消除存在而言,都是一种否定性的存在。人对自己本质占有的同时,也是他对历史演变的一种把握。历史是自然发展的现实部分,自然的意外嬗变产生了人类这种精灵。

  正如奥维德所说,“时间吞噬一切”,历史如同一个时间的黑洞,在历史的长河中,时间从来没有停止过流动。从宏观上说,时间是没有起源的,时间的出现肯定比人类的出现要早的多。上帝造人只用了7天,为了给女儿赚学费,霍金用两年写出了《时间简史》。这本用量子物理探讨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书被译成40多种文字,并卖出不可思议的2500万册,几乎成为当代人的《圣经》。时间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或许连智慧得全身只剩下大脑的霍金也没有找到答案。奥古斯丁在《忏悔录》说:时间究竟是什么?没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反倒糊涂了。

  在欧洲,“时间老头”和圣诞老人一样,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古老形象。他又老又秃,走路还一瘸一拐,肩上长着一对翅膀,手里拿着一把镰刀,还有一条咬着自己尾巴的蛇,有时还带着一只沙漏或者时钟。这是人们对时间的人格化想象。手持镰刀同样也是死神的特征,时间与死亡微妙地联系在一起。与欧洲相反,在中国传说中,人们认为时间就是“永恒”或者“生”;常常将时间的形象赋予“寿星老”或者“老槐树”。从唯心的观点来说,时间几乎是所有灵性动物的“意识形态”,但似乎只有人类才具有时间观念,并将时间理解为一种社会制度。远古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其实也是时间观念从确立到成熟的过程。“生活之泉如此美好,但转瞬即逝。”人们一代接着一代,建立了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不同认识。

  在原始的狩猎采集时代,人类的时间意识就已经开始启蒙。象征时间的太阳和月亮成为早期人类不约而同的神祗。太阳是人类通用的第一种定时器,它从东方升起从西方落下,帮助人们确定白昼的时间,而具有周期性圆缺变化的月亮则是人类的第一个日历。2万年前冰河世纪的人们就已经通过月亮的圆缺来计算天数。公元前800年,巴比伦人就已经可以准确地预知月食的日期。

  随着农业文明的到来,人类已经具备足够的智力去思考时间这个复杂而抽象的问题。与奔波动荡的狩猎采集生活不同,农业时代提供了一种可以预期的稳定;人类开始定居,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时间因此变得规律起来。天文技术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的时间观念已经初步成熟,各种计时工具和历法随之诞生。“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作为农业文明的产物,自然时间是以天文规律、季节流转、植物生长等自然现象为参照标准的时间体系,构建了时间的初级文明。

  从月亮历到太阳历是一个大的跨越。公元前4236年,埃及人创造了365天的日历。美洲的玛雅历法堪称世界上最完美的太阳历。玛雅人的一年为365.242129天,这同今天科学测定的绝对年长365.242198天的数值相差不足千分之一。《论语》说“行夏之时”,中国历法从夏代就比较完善;公元前4世纪的战国时代,中国已经使用《四分历》,一年被定为365又1/4日。凯撒大帝用埃及历法制订了罗马儒略历,一直沿用到哥白尼时代。罗马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因屠杀新教徒而声名狼藉,但他也因颁布了沿用至今的格列高利历法而名垂青史。1582年10月4日,他宣布次日为10月15日,现代历法就此诞生。“失去10天”使整个基督世界怨声载道惶惶不安,人们为自己少活10天而愤怒,奴仆们因为主人少发10天的工资而生气。新教徒的英国以及美洲殖民地始终拒绝新历法,直到1752年。

  伊斯兰教仍然坚持遵从先知默罕默德和《古兰经》的指示,继续按照月亮的周期生活;他们的标志就是一轮弯弯的新月,这在穆斯林禁用自然物体作为标志的问题上无疑是个例外。《古兰经》说,新月是“为人民和朝圣所安排的固定时间”。

  毫无疑问,时间是宗教和政治的产物。

  各种宗教几乎都要求人们每日在固定的时间进行祈祷,大多用敲钟来提醒人们祈祷;而燃烧一支蜡烛或一支香的时间,则是人们祈祷的过程。罗马帝国解体以后,整个欧洲世界礼崩乐坏,在迷惘与惊恐之中,修道院逐渐建立了一种新的秩序和权力。从公元7世纪开始,所有的修道院每24小时敲7次钟,这种固定循环的时间规范使基督社会有了一个共同跳动的脉搏。按照基督教义,基督徒的定时祈祷和礼拜可使灵魂得到永恒的祝福。从13世纪开始,欧洲各地教堂的钟楼和市政厅的大型塔钟已经以整齐划一的小时鸣响,预示着时间意识即将来临。原为崇拜上帝而建造的教堂塔楼变成了钟楼;每个教堂都有噶西莫多这样专职的敲钟人。

  在近代民主革命之前,专制时代的皇权一般都以权力神授来宣示其合法性,这就要求皇帝准确地判断太阳月亮运行时间,日食月食甚至彗星的出现都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在中国,“天”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乃是上天之子,“奉天承运”,任何天灾都是上天的谴责。中国皇帝颁布新历法就如同欧洲专制国家铸造金币,是用来彰显其权威的。中国历法从来都是神秘而崇高的政治,因为不准确的历法会使看天吃饭的农民错过节气和农时,甚至遭灾。即使对于日食月食等自然天象,如果皇帝宫廷的钦天监不能准确预报,也会使人们怀疑皇帝不懂“天意”,从而威胁到皇帝的权威性。皇权体制崩溃之后,中国引进了耶稣纪元的格列高利历,被称为“阳历”或“西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旦”,即公元1912年1月1日。同时还废除了传统的中国农历和春节。

  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者对历法也实行了革命的10进制,每周为10天,每天为10小时,每小时为100分钟,每分钟为100秒。这种历法被革命政府苦苦坚持了13年;最后拿破仑恢复了传统的格列高利历,他也因此得到了教皇的祝福。在斯大林的苏联帝国,曾以5进制来表示革命性,每周为5天,每月有6个星期,每年有73个星期。

  在大多数人类历史中,太阳就是时间,日晷几乎同时出现在各种不同的人类文化里。最早的日晷出现在六千年前的巴比伦。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人们也试图用水来记录时间的流逝。古埃及人最迟在3500年前就已经发明了水钟,从此以后,它就成为古代世界的标准报时方式。水钟传入中国大约是在孔子时代。无论是中国宫廷还是西方的修道院,水钟(漏壶)一直是最主要的计时工具。《周礼》中就有专职计时的“挈壶氏”。直到13世纪,能测量时间的仪器也只有日晷和漏壶。日晷只能在太阳下使用,除非因为天寒结冰,漏壶可以全天候计时。从张衡到郭守敬,中国的刻漏计时反复改进,一直领先于世界计时水平。为了防止水钟结冰,古代中国还出现过水银钟。苏颂建于北宋元祐五年(1090年)的浑天仪首创擒纵机构,比欧洲要早200年。日晷的计时精误差一般达到15分钟,而如今复制的沈括水钟的每日误差甚至只有几秒。

  据说日本将每年的6月10日作为时间节;公元671年日本有了第一台可以计时的水钟,是从大唐(中国)传来的。沙漏是与水漏相似的一种计时工具,从古希腊时代就盛行于西方,神父常常用它来掌握说教时间。中国最古老的计时器当推华表。华表又名表木,实际是一种简易日晷。华表不仅体现了时间的民主化,同时也体现了政治的民主化。作为“谤木”,它是民众言论自由权利的象征。早在尧舜时代,中国就广树“谤木”,以批评权力的运行。随着后来皇权官吏体制的坐大,民众的言论空间遭到严厉打压,“谤木”最终则演变成象征皇权威仪凛然的“华表”,成了统治权力的象征;而“诽谤”也由批评权力的激赏,衍变为无中生有毁人名誉的罪名。

  人类最早的时间是听到而不是看到的;所谓的表其实是钟。人们即使不认识时针,但都听得懂报时钟声。在漫长的农耕时代,公鸡是全世界最普遍的闹钟,提醒人们起床劳动。世界任何操不同方言的人们都可以听得懂这种语言。“雄鸡一唱天下白”,白天就这样被一只鸡宣布来到。在欧洲,农民可以听到教堂里做弥撒的钟声;在东方,农民可以听到寺院里和尚做功课的钟声。打更是中国传统的夜晚的报时方式。打更起源于原始的巫术,原本是驱鬼;从受人尊敬的巫师到下贱的更夫,反应了时间的世俗化过程。明清时期,中国的每一座城市都修建了报时的钟楼和鼓楼,晨钟暮鼓成为中国古代城市的一景;而西安的钟楼和鼓楼已经成为这座现代城市的标志性建筑。

  从蒙昧时代,人类就对火有普遍的崇拜,火也被视为生命的象征;而生命本身就是一种时间存在,因此“火钟”在宗教仪式中具有特殊的作用。中国古人用焚香来表达神灵的崇拜,也用香来计时。根据香的规格不同,一炷香的时间从一刻钟到一个时辰不等。在欧洲修道院和贵族社会,蜡烛不仅用来祷告和照明,也用来计时。13世纪的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在晚上计时就是问“第几根蜡烛”。当他去教堂礼拜时,他心中的时间就是一支正在燃烧的蜡烛。同样,古代中国人心中的时间常常是一支燃烧的香。古代蜡烛只能用蜂蜡制作,属于奢侈品,一般人根本用不起;相对而言,中国香要便宜得多。

  太阳王路易十四问起时间的时候,马上就有人谄媚地回答:“陛下,您希望现在是几点就是几点。”农耕社会中,时间永远只是少数人的事情。对大多数农民来说根本不需要时间,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出生日期。他们只关心季节变化和昼夜之分,春种秋收、早出晚归。夜晚就是一片黑暗,只能睡觉。灯油和蜡烛是如此奢侈昂贵,只有富人才用得起。这种缓慢的生活节奏使时间失去了现实意义,特别是对于小单位时间的精确计算更没有太大必要。

  中国传统上将一天分为十二个时辰:夜半、鸡鸣、平旦、日出、食时、隅中、日中、日昳、晡时、日入、黄昏和人定。这种时间属于典型的自然时间,以太阳为中心,“鸡鸣”、“人定”就是凌晨鸡叫和入夜人睡觉。古人一日两餐,“食时”、“晡时”表示吃饭时间。古罗马历法将一天分为白天和夜晚,各有12个小时。季节变化和昼夜长短不同,白天1小时与晚上1小时相差悬殊。中国的12个时辰则是平分的,宋时还实行24时辰制,与现代24小时制一致。明清实行96刻制;一昼夜24小时为96刻,一刻即15分钟。“午时三刻”即中午11时45分。一个时辰称为1大时,半个时辰为1小时,即60分钟。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时间单位要比机械钟出现得早得多。

  无论日晷还是刻漏,都不是理想的计时工具,日晷在阴天和夜里无法工作,水钟会在冬天结冰。于是人们进一步地发明了机械钟。其实水钟本身就是一种机械钟;当纯粹依靠机械传动而不需要水时,机械钟就应运而生。大约1270年前后,机械钟最早出现在意大利北部和南德一带;整个钟架在高塔上,利用重锤下坠的力量带动齿轮,齿轮再带动指针走动;并用“擒纵器”控制齿轮转动的速度,从而得到比较正确的时间;它甚至可以自动鸣响报时。从1336年,第一座公共时钟被安装于米兰一教堂内开始,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时钟传至欧洲各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的教堂纷纷建起钟塔。

  法国社会学家马塞尔·莫斯指出:技术产生了人类的平等和神的焦虑,技术将人类从精神和物质的危机中解救出来;人类由此成为自己的主人,主宰自己的命运。机械钟几乎可以作为人类技术的最佳范例,它包括一系列复杂的齿轮、传动装置和杠杆,通过落下的砝码和摆锤(或者弹簧)提供动力。作为物理学先驱,伽利略常常用脉搏来计时,后来他发现了单摆的等时性。1667年,荷兰物理学家惠更斯制造了一座带有钟摆的时钟。对钟摆的发现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科学出现了,人类成为自然的客体。在伽利略之后半个世纪,人类计时的平均误差从每天15分钟一下子下降到不可思议的10秒。至此,人类从“小时时代”一下子跨入“分钟时代”,乃至“秒时代”。

  在欧洲历史上,罗马共和国建立的不只是一个国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就像西塞罗说的,“我们聪明地领会唯一的真理”。每一个罗马人作为公民(civis),都是罗马公民社会(civitas)的一分子,“civitas”后来衍生为两个比较含糊的现代字眼“civilidas”(国家)和“civilization”(文明)。“公民”的另一层意思是“居住在城市的人”(市民)。城市既是文明的象征,也是文明的产物,因此时间最早都出现在城市,并成为城市的一种典型特征。从一定程度上,现代国家也是城市自治精神的产物。现代国家与农业帝国是截然不同的。作为时钟的原创者,欧洲依靠机械时间建立起一种新的文明形态,这就是所谓的现代;当这种文明成为世界主流时,一个现代世界就这样诞生了。马克思在《机器》一书中写道:

  钟表是手工艺生产和标志资产阶级社会萌芽时期的学术知识所产生的。钟表提供了生产中采用的自动机器和自动运动的原理。与钟表的历史齐头并进的是匀速运动理论的历史。在商品的价值具有决定意义、因而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也具有决定意义的时代,要是没有钟表,会是怎样的情景呢?

  在钟表出现之前,人类完全依靠自身的生物钟和生活事件来确定时间。这种时间完全是生活的一部分,人们根据生活知道时间。作为一种机器,时钟提供给人们的是纯粹的抽象“时间”;或者说,钟表将时间从人们的生活中分离出来,建立了一个独立存在的时间序列;这个抽象的数字世界构成科学的基础。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钟表催生了科学革命。机械钟的“小时”、“分钟”和“秒”使永生和来世变得遥不可及;从这一点来说,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器应当是钟表,准确的说是时钟,而不是蒸汽机。虽然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来说,现实生活并不需要过分准确的时间,但机械表作为一种完美的机械装置,已经成为全社会普遍的审美。制造精美的钟表使仪器制造水平大大提高,这个微不足道的技术精度构成科学革命的基石,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因此而萌芽结果。从这一点来说,机械钟标志着中世纪的结束。玻璃和时钟一旦结合起来,就使得望远镜和精确计时之间发生了联系,天文学由此诞生。

  在伟大的文艺复兴时期,时间和钟表已经成为一种象征:由无数齿轮组成的机械钟象征着天国和生命,而传统的沙漏则象征着流逝和死亡。机械钟周而复始永不停息,它的时间是永恒的,沙漏的时间则是一种倒计时的结束。复杂的机械钟取代了简单的沙漏,只要上好发条,机械钟就可以不停地走动,准确地显示一天的时间;不需要任何人工干预和修正,它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亚里斯多德认为,如果没有外力推动,任何物体都不会移动。人类制造的机械钟似乎颠覆了这一真理,它滴答作响,似乎有自己的生命。这在机械钟尚未出现之前是无法想像的。一时之间,钟表成为了解上帝的重要线索,它被当作上帝赐给人类的一个最神奇礼物而得到崇拜。德奥雷姆主教说:对这个装着发条的宇宙来说,上帝是最完美的钟表制造者。到了16世纪,巴洛克风格的机械钟装饰了玲珑精致的金银铜雕像,复杂的齿轮不仅成为上帝完美的化身,也是太阳系、宇宙乃至人类灵魂的象征。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坚信,人的“身体不是别的什么,就是一台钟表”。

  在浮士德的传说中,科学家不惜出卖灵魂,以获取全部知识和权力。随着时钟的出现,科学从巫术和宗教中分离出来。在波澜壮阔的大航海时代,科学超越了宗教族群和区域等意识形态的限制,渗透到地球的每一个地方;耶稣会士既传播着宗教教义,也传播科学原理。吊诡的是,人们接受科学的急切程度要远远大于上帝的福音,甚至宗教成为科学传播的媒介。对中国来说,从利玛窦到汤若望,与其说他们是上帝的使者,不如说是科学的启蒙者。与宗教相比,科学在文化上完全是中性的,正如美国科学院院士彼得?杜斯伯格说:“科学没有道德,自然没有伦理。”在报纸、广播、电视等现代媒体出现之前,代表时间的钟往往构成唯一的公共传播媒介。所有公共事件均以钟声来宣告,诸如火灾、战争、死亡等等。1776年宣告费城独立的自由钟被美国视为国宝。

  当时钟不再是宇宙的隐喻时,它却成为地球生活的总指挥,使人类将“准时”作为一种美德。

  在欧洲,时钟很早就成为公众使用的机械。教堂以此提醒教徒们按时前往祈祷。当时钟被搬上教堂的尖塔和市镇的钟楼时,钟表和时间就已经完全世俗化。按时传出的钟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钟楼都成为城市的象征。如果一只钟可以与其它钟保持快慢一致,那么时间就成为一种超越空间的标准计算单位;佛罗伦萨人随时都可以知道罗马时间,时钟因此成为世界标准。人们用钟表来校正自己的生活,机械制造的人为时间取代了传统历法。时间与自然失去联系,时间成为一种客观存在。

  意大利自由主义历史哲学家克罗齐认为,无分国别,人类历史都是自由的历史。历史学家维柯的《新科学》宣布,人类已经从神圣时代和英雄时代回到人类时代。机械时间与自然时间截然不同,作为人造时间,它给人类的日常生活和思想领域带来了深刻变化。在自然时间时期,人们的行动按照事件的需要安排,这种安排服从于身体发出的信号;但机械时间改变了这一切。机械时钟使时间游离出生活,成为一种抽象的存在;从此钟表成为人们生活的管理者,几点起床几点睡觉,这与公鸡打鸣鸭子上架不再有任何联系。随着蒸汽、电力和人工照明的出现,白昼与黑夜不再有区别;人类从时间上彻底获得了解放,而钟表是唯一的上帝。根据钟表制造的时间,人们吃饭只是因为到了吃饭的时间,而不是因为肚子饿;人们睡觉只是因为到了睡觉的时间,而不是因为困倦。

  路易斯·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中揭示了钟表的哲学意义和隐喻象征:钟表是一种动力机械,其产品是分和秒。钟表把时间从人类活动中分离出来,从而成为可以精确计量的独立存在。分分秒秒既不是上帝的意图,也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与机器对话的结果。钟表作为自然状态的破坏者,从它诞生之日起,人类就被时间绑架,自然的权威被这个时间机器取代,世界从此失去了永恒。

  朝市山林俱有事,今人忙处古人闲。时钟在西方的兴起成为现代生活到来的标志。早在公元前约330年的水钟时代,柏拉图就把律师们说成是“受漏壶驱动……从无闲暇”的人。罗马时代的诗人普拉图斯写道:“但愿上帝杀死发明钟点的人,因为钟点把我的整天撕成了碎块。以前,我的肚子便是我的报时钟,在所有的钟表中它是最好和最准确的。”随着机械时间的到来,每个人都像被发条驱动的永不停息的钟表,忙忙碌碌。生活在工业时代被定义为时间,时间就是人的一切,人并不拥有生活,而是拥有时间。时间成为人唯一有用的资源,游戏思考与吃饭睡觉一样,被认为是对这种资源的极大浪费。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说,在商品时间的社会统治下,“时间就是一切,人什么也不是;他至多只是时间的残壳”;“如果人是一件商品,如果他被作为一个物来对待,如果人们之间的普遍关系是物对物的关系,这只是因为从他那里购买他的时间是可能的”。随着机械时代的到来,时间的购买就成为资本主义“唯一的罪恶”;马克思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劳动剩余时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航海不仅发现了新大陆,也发现了“时间”;因为成功航行的关键在于精确计时。过去几个世纪中,人们甚至将“格林威治”看作“时间”的同义词。不列颠的“日不落帝国”不仅垄断了世界贸易,也“垄断”了时间。在皇家天文台的帮助下,英国舰船能够到达地球每一个遥远的角落,然后再安全地回来。因为钟摆无法在摇晃的海船上使用,因此海上航行仍然缺乏精确计时,这使一支英国舰队触礁沉没。英国政府于1714年悬赏征求海钟。政府提供奖金并发展专利法,对第一个发明者给予奖励,英国无疑是开创者。1761年,木匠的儿子约翰?哈里森采用发条技术,制造出了一台精确海钟。在航行牙买加的9个星期中,这台时钟的误差只有5秒,他因此得到了10000英镑的奖金。

  发条技术使机械时钟的体积大为缩小。早在1510年,德国的锁匠就制出了第一块怀表。当钟表匠逐渐从锁匠中分离出来时,手表就出现了。如果说钟楼是时间社会化的过程,那么手表就是时间个人化的结果;怀表和手表先后成为文明的象征物。人们无法想像一个没有怀表或手表的男人会是一个绅士。1885年,德国海军向瑞士的钟表商定制大量手表。从钟摆到发条,钟表彻底摆脱了地心引力,不仅更加准确,而且更加小巧,可以揣在怀里,戴在手腕上。时间从此充斥于人类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钟表从最初的奢侈品,到批量生产走进普罗大众;依靠伟大的机械技术,时间的标准终于确立,机械时间渗透到日常生活中。

  “机械学已经成为新宗教,并且给世界带来了新教主——机器。”作为人工技术,钟表是一种完美的机器——“机械中的机械”;它完全按照装配线的模式生产统一的秒、分、时等时间单位。有了钟表以后,经过这样统一加工的时间完全从人的生活经验和生物节奏中分离出来。这个时间不依靠任何个人经验,也与太阳月亮等自然无关,第一次将时间实现了抽象。随着抽象的时间和时间的抽象逐渐渗透并主导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时间就极其醒目地诞生了。

  从钟表的发展史来说,钟表始终都是最为典型的机器,或者说是机器的典型。一台复杂的机械钟表由1400多块精密零件构成,包括发条驱动、齿轮传动、擒纵控制、调节修正和显示等五大部分。从能量消耗的控制、标准化、自动化、准确控制时间等诸多方面来说,钟表始终是现代技术的先行者。钟表作为机器所达到的完美程度是任何其它机器都望尘莫及的。作为机器与时间的象征,机械钟表重塑了欧洲的技术、文化与社会,其影响甚至超过同一时期的谷登堡印刷机。

  从日晷到水钟和沙漏,从中世纪修道院里钟声到中国的更夫,人类世界的“时间”几乎停滞了几千年。直到伽利略发现“摆”和惠更斯发明钟摆,“时间”在机械技术上最先获得突破。或者说,机械在时间技术上最先获得突破。自从14世纪人类进入机械时代,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精确的统一的客观的终年不变的“小时”。在人类经验中,“时间的标准化”无疑是一场伟大的改革,人类宣告摆脱了太阳的控制,掌握了自己并能试图支配自然。事实上,人类虽然摆脱了自然的控制,但却很快就陷入机器的控制。

  “如果没有钟表,资本主义的兴起是绝无可能的。”时间标准化是工业进步的基础。工业化社会建立在精确的时间基础上,并把它标准化为时间线。要将千差万别复杂的专业分工和不同的空间形式细致地组织在一起,必须实现合适的人、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方这三者在空间上同步运作。因此机械时间成为工业社会的标准语言和新秩序,“纪律”诞生了;工人工作、吃饭、休息完全服从于固定的时刻表,“专制的钟声经常把他从睡梦中唤走,把他从早餐和午餐中唤走”。“时间法律”迅速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解释,甚至所采取的行动。从农业社会解体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从时间过剩到时间短缺的过程;现代社会基本完全处于“时间饥饿”状态,时间成为越来越珍稀的资源,而人只是时间的载体。

  尼尔·波斯曼在《技术垄断》中讽刺道:“发明钟表本来是要人用更加刻板的制度去侍奉上帝,然而终极的结果确是相反,钟表最大的用处是让人积攒金钱。”在18世纪的英国,资本家将人作为一种时间资源几乎开发到了极致。在微弱的烛光下,无数孩子和女人必须忍受12小时以上的劳役,甚至连中途吃饭的时间都没有。1810年英国纺织工人的周薪是42先令,1844年则已经降为12先令。与其说机器使人类在时间上贬值,不如说技术使人类成为地球上的废品。比这种诅咒更为可怕的竟然是机器对人的僭越,越来越先进的机器使越来越退化的人变得多余;失业这种工业时代的产物将人类彻底放逐,“欲做奴隶而不得”竟然成为无数工业人类的最大恐惧。

  机器时代对时间的机械化使人类世界完全落入机器体系,甚至就连排泄、性交和生育都成为机器文明的一部分,而机械化的剖腹产已经成为人类诞生的主要方式。从生产前到生产后,机器时代的任何产品其实都是时间的载体。新式交通工具改变了人们对时间的感知,时间成为精确的代名词。即时化的电报第一次用时间统一了世界。当来自格林威治的标准时间使整个社会成为一座日夜不停的运转机器时,生活在其中的人就被这种无形却不可抗拒的机器力量控制了。从《泰晤士报》(TheTimes)到《时代周刊》(Time),时间成为一种通行世界的人类共同语言。机器在打破空间限制的同时,也突破了时间的壁垒。制冷机使食品的腐烂时间大大延后,导致了一场席卷世界的食品革命,美洲牛肉源源不断地送上欧洲人的餐桌。

  作为机器之母,机械时钟并不是为了达到一个单独目的而制造的实用工具;它打破了各种知识、智慧和技术之间的无形障碍,结合了机械和物理,成为科学和计量工具的先驱。作为钟表核心技术的齿轮和螺丝,为机器时代的来临创造一个伟大的前提。为了生产精确等分的齿轮,作为“切齿机”的车床被发明了出来。事实证明,17、18世纪的钟表匠先驱们创造了车床。在未来的几个世纪里,这种精密制造的工作母机并没有多大的改变。远远领先于其他行业的钟表制造业最早采用了分工原则。1763年,斐迪南贝尔图将制表工分为:机械制造、精加工、打眼、弹簧制作、铜时针雕刻、钟摆制造、钟面雕刻、铜制部件抛光、钟面涂釉、时针镀银、钟壳雕刻、青铜镀金、油漆工、齿轮铸造、车床工和响铃打磨工等。

  在前工业时代,人们认为时间就是轮回,“从玛雅人到佛教徒和印度教徒,时间是周而复始,循环不已。历史是无止境的重演,生命也许就是通过新的肉身的再世来生”。美国学者托夫勒认为,工业时代的到来彻底摧毁了前工业文明,时间成为一种无限存在,“不仅把时间划分得非常精确和标准,而且把时间置于一条直线上,一头可以无限地回溯到过去,一头可以无限地延伸到将来”。

  1972年,美国的汉密尔顿公司制造出第一个数字手表,由发条和齿轮主导的机械时间结束了,人类进入数字化时代。事实上,这一过程从收音机的出现就已经开始,直到电视电脑和手机的普及。从日月星辰、植物动物、日历、日晷、沙漏到钟摆、机械钟表、数字手表等,人类的时间史历经无数时间原型,时间观念亦随之斗转星移。人们从模糊的自然中跳出来,创造了一个精确的机械世界。从钟表向电子表,后现代文化又颠覆了一个传统的机器体系,时间成为一个密集的信息世界。传统的机械钟表将12个数字排列在一起,用两根不停走动的指针显示时间的流逝;而电子表则将时间完全数字化,时间只存在于此时此刻的瞬间,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从时段到瞬间,人类的时间观念已经远远超越了自然时间和机械世界。

  相较于自然时间和机械时间,数字时间的社会特征是模糊的;因为它是尚未成熟的体系,具备了瞬时、零散、无序等特点。如果说自然时间是循环的,机械时间是线性的,那么数字时间则是点状的。数字时间所呈现的瞬时、零散和无序化,已经完全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使用电梯、微波炉和吸尘器以节约时间,用快餐和速溶饮料来减少饮食的麻烦,用手机代替身体的交往,热衷于用过即扔的一次性物品,越来越快的道路和宽带……尽管人们发明许多节约时间的装置,但时间依然是一种稀缺资源。时间的短缺造成生命的压迫感和疼痛感,焦虑和抑郁弥漫在现代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城市越来越大,人与人的距离却越来越远,正如梭罗所说:“城市是一个几百万人一起孤独地生活的地方”。

  从时间上来说,不准确是古代的最大特点。自然界的计时单位是地球的速度,自转一周所花的时间被分为24小时,每小时分为60分钟,每分钟60秒,一日就有1440分钟,也就是86400秒。从钟表出现的那一天起,人们就在努力如何让表“走准”——尽可能精确地反映时间。最初的钟表并不准确,一天误差一个小时很正常;直到今天,一只优良的机械表每天的误差不超过5秒。1969年,日本精工手表公司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块石英电子手表,每天误差不到0.2秒。以铯电子钟代表的数字时间彻底结束了不精确时代,时间的真理诞生了,30万年或许才会误差一秒。至此,劳力士(ROLEX)之类的机械表作为奢侈品不过是一种怀旧的寄托,而不再与时间有关。

  时间诞生的过程也是理性诞生的过程。人类从时间意识的复苏走向启蒙,机械钟的出现引发了人类史上最重要的一场启蒙运动。时间的理性化最终导致机器的理性主义,机器不仅是理性的产物,也成为理性的化身。理性被认为是人类一种最为高尚最为完美的品德和智慧,而机器就是人类的理性偶像,一个理想的人应当像一台机器一样严谨和冷静。从这一点来说,时间的意识形态与机器的偶像这一次历史性的相遇,就已经注定了一场颠覆性革命。

  400多年前,当利玛窦带着《圣经》和机械钟来到中国,中国人只接受了后者。明人李绍文《云间杂识》载:“西僧利玛窦做自鸣钟,以钢为之,一日十二时凡十二次鸣,子时一声,丑时二声,至亥时则其声十二。”这个能自动鸣响的神奇之物“把所有中国人惊奇得目瞪口呆”,因为它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人看到过、听见过或者想象过的东西”。事实上就连中国人自己或许都已经忘记,早在500年前,中国就已经制造出了准机械钟——水运仪象台。这台仍带有水钟色彩的机械钟的每日误差不到20秒,其精确性直到600年后惠根斯发明摆钟才被打破。

  利玛窦给中国带来了机械钟,但也仅仅是带来了机械钟,而与时间、机器、理性等等毫无关系;相反,“西洋钟”极其中国地成为权力的象征。对未经启蒙的中国人来说,时间和理性没有任何意义,人们购买钟表只是为了听布谷鸟的叫声。据说有一批西洋钟运到中国后,因为质量问题而“默不作声”;洋人吹嘘说:“布谷鸟”只有在谷雨时节才叫唤,中国士绅更以为神奇,竟趋之若鹜。在康熙时期,一个自鸣钟需纹银5000两。物以稀为贵,昂贵的机械钟因此成为一种用来炫耀权力和身份的最佳媒介。对权力来说,欲望只有囤积才可以治愈。当他买了一只钟表后,那么他就会买一屋子钟表。这些钟表一般都没有机会正常运行,它们只是被用来看的,看他的金玉其外的外型和做工,唯独不是“看时间”。对一个成功的中国人来说,他虽然不知道现在是几点,但知道自己有几只表。

  同样一个钟表,在西方是制造时间的机器,在中国则是权贵的“玩意儿”。最著名的一个“玩意儿”为乾隆自鸣钟,木雕方形底座,上部四层亭阁,内有一位机械木偶,单腿跪地,一手扶案,一手执笔;启动开关,写字人便在面前的纸上写下“八方向化,九土来王”八个汉字;令乾隆龙颜大悦。当时访华的英使马戛尔尼说,乾隆收藏的“地球仪、钟表、音乐盒如此之丰富,以至于我们的礼物都显得黯然失色。”

  按照《剑桥中华民国史》的说法,1927年到1937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上海在这一时期迅速从一个小港口成为远东第一国际大都市,跨国企业和中国民营企业制造了十里洋场的繁荣。美国历史学家叶文心致力于研究近代上海都市文化,她这样写道:

  20世纪出现在上海工商行号工厂机关的钟,当然已经不是摆设,而是切割时间操纵作息的基本工具了。……欧式的钟表跟上海新兴的白领阶层在日常生活中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中国的知识阶层有史以来第一次经历了工厂式的团体纪律。

  从钟表传入中国起,它就属于象征权力的高级奢侈品。从1949年起,“北京时间”同样被赋予难以言表的政治含义,红色中国无远弗届地统一在同一个时间系统之下,无论距离多远都不存在时间差。在“北京时间”的安排下,所有的中国人都保持共同作息。广播和扩音器使时间第一次以一种高分贝的机器声音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从凌晨的《东方红》到午夜的《国际歌》,人们早请示、晚汇报、做操、吃饭、劳动、游行、休息、开会、学习,一切都被权力设置得整齐划一。毫不夸张地说,所有人的生活都在国家权力的计划之内;正如广播体操的隐喻,时间有史以来第一次实现了国有化。一丝不苟的螺丝钉精神成为共产主义精神的另一种经典言说。广播时代引发的现代时间崇拜,使手表成为一个神圣的权力符号。

  当时间成为政治时,时间正确即是政治正确,拥有手表即拥有话语权,随时可以宣布正确的“北京时间”。1958年国营上海手表厂开始批量生产上海牌手表,日时差不超过1分钟。当时官方核定成本价为8.5元,市场售价125元,利润率高达1288.88%。瑞士手表业最辉煌的1968年,其利润率不过80%。国家垄断下的暴利使所有工业制品都成为奢侈品,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孩子最喜欢的游戏就是在手腕上画表,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成为中国上层家庭的标志。

  杜君立,节选自《历史的细节》,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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