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11日 星期六

蒋介石因是不屈不挠的反苏反共斗士而闻名中外


王裕延:漫谈蒋介石的功和过(中)


  蒋介石不满足做国民党的党魁,他是一个大冒险家。他在1938年11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人生实一大冒险,无此冒险即无人生矣。”(19)此处所指的“冒险”,是蒋介石所理解的“直道而行”,“对人对事戒无戒惧更无疑虑”。(20)他在1939年1月30日写的日记,更能概括他一生之特性与长处:“总理云:不知不能行。吾则继之曰:不行不能知。唯行而后乃能知其知之真伪与是非也。”(21)上述日记反映了他跃跃欲试,要践行历史赋予他的使命。北伐战争胜利后的蒋介石满怀当年曹操的心情,“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蒋介石的最高目标是要按照儒家大一统的观念,削除当时虐行神州的军阀群雄,建立以他为核心的大一统政权。要在中国创造一个新的高层机构,以便杜绝军阀割据,完成中央集权之体制,使苦难的中国独立自主,以便收回被帝国主义夺取的利权。蒋介石执著追求的“大一统”,起源于宗族家庭的“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的家长擅权制度和父亲意像,后经春秋战国发展成为“一山不能容二虎”的诸侯霸权观念,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才逐渐形成了“天无二日,地无二皇”的大一统观念,才成为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追求的最高目标。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加上今朝的风流人物,都为建立大一统的政权使尽浑身解数,都想为国家的统一而建立永垂青史的功勋。正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所云:“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理,古今之通谊。”历代君王和当今的风流人物都以建立统一江山,维护领土版图完整为其千秋大业。自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国共两党都念念不忘统一大业,一个要“解放台湾”,一个要“反攻大陆”,都是继续历史上“大一统”的思路。蒋介石比李登辉强,就在于坚持一个中国,反对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所以从儒家的传统价值观念看,蒋介石的追求和他的行动目标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出自儒家的“大一统”,是农耕社会的“大一统”,是“天无二日,地无二皇”的大一统。蒋介石所处的时代,正是传统的农耕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过渡的转型时代。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后的中国,反映现代工商业文明的自由民主人权价值观念日益深入心。这个时代人们要求的大一统再不是“天无二日,地无二皇”的大一统,而是独立自由民主富强和伸张人权的大一统。蒋介石没有把握到所处时代发生的巨大变化,他执着追求的是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大一统。这个大一统如他自己所说的“领导中国国民革命的是中国国民党”,“革命是非专政不行的,一定要一个主义,一个党来专政的。”(22)蒋介石认为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的思想,不应该有第二个思想来扰乱中国(23),中国人民必须拥护国民党。这个大一统尽管和古代的“大一统”有明显区别,反映了蒋介石有替新中国创造一个高层机构之趋向和追求国家独立自主之意愿;但他必竟要在中国确立一个和“天无二日,地无二皇”相类似的领袖地位。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训斥张学良时说过“我就是政府”,(24)活脱儿显现了他的一个领袖的真面目。他要使中国成为国民党的一统天下,他要用自己头脑中深藏的主义来规范中国人的新生活。以一党专政为统治特征的国民党,不仅要把持中国的政治经济命脉,而在意识形态里的控制也是极具特色,其手法不仅继承了中国古代极权专制的那一套,并从苏俄搬来一种极左文化禁锢的强暴,具有浓重的苏俄“党化”色彩,是这一时期意识形态控制上最突出的特色,也是国民党一党专政不可缺的一环。(25)这种大一统和儒家的大一统存在深厚的宗脉血缘关系。美国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蒋介石不是大独裁者,他缺乏做独裁者的工具。他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民主斗士。纵使他有此愿,他也无此机会。”(26)因此蒋介石必然要犯不识时务的错误。正如毛泽东所说,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有多少主义,就有多少政党,有多少政党就有多少领袖。在结社自由的现代社会里,这是无法避免的客观事实。在此,蒋介石犯了王阳明的哲学以不可能为可能,不承认困难,甚至否定客观事实的错误。所以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实属反人权逆潮流的东西。

  蒋个石清醒地认识到,阻碍他建立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之大一统政权的最大障碍,就是共产党日益壮大力量,这成了蒋介石的心腹之患。蒋介石反共,起先并非出于意识形态。在意识形领域里,蒋介石和毛泽东,国民党和共产党是没有本质区别的。因为两者都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遗产,都从苏俄第三国际中吸纳了指导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又基本相同。从毛泽东的著作和有关言论与从蒋介石的言行中都可以看到这点,我们不能因政治斗争和权力斗争的需要无视蒋毛和国共之间的共同本质。蒋介石最初无意反共。众所皆知,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都视无后为大,1925年10月19日他把蒋家唯一的香火继承人,让年幼的蒋经国送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受教育,说明蒋介石当年对苏联和共产党是十分信任的。但是,蒋介石是现实主义者,他向来认为主义和现实是两回事。他对中共的妒视乃由实践的经验中得来。据黄仁宇的分析:“在广州期间,共产党的问题给他两种困难:一是联俄容共政策,他不能脱离俄顾问之覊弹(孙总理曾说:‘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而且对各种问题,动辄要蒋询问‘鲍顾问’的意见)。俄人又经常给蒋统御经理上生问题,使他无独立之感。二是中共党员一入国民党之任何组织,即国民党内立生左右两派之争并,使他对组织系统无法掌握。”(27)蒋介石为了排除苏俄顾问的覊弹和国民党内左右两派的争并,于是1927年4月,他就开始把枪口对准共产党。用毛泽东后来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的话说,蒋介石把共产党“一个巴掌打了下去”。从大历史的视角来看此事,蒋介石的这“一个巴掌”确实打得好。他打掉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卑感,使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清醒了许多,使两党实现了历史性的大转折,结束了俄共大包大揽中国革命的历史。使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及国民政府之领导地位日益明朗化,“国民革命”脱离了苏联与第三国际的约束,摆脱了俄国人代替中国人替天行道的尴尬,使日后与英美接近之外交路线成为可能。也在江浙地区相当成功地实现了初期之财政集中,国民党军队也逐渐职业化,这些都为十年之后对日战争创造了必要条件。这“一个巴掌”使共产党也开始摆脱了苏俄教条主义的束缚,实现了由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转变到农村建立根据地。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好先生,就是蒋介石。他把我们赶到农村去。”(28)领导实现这一转变就是毛泽东。从此,毛泽东领导农民进行了波澜壮阔、史无前例的土地革命。这场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的专制政治基础;推倒了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用毛泽东的话说,这是“孙中山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

  总之,蒋介石的这“一个巴掌”,推动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思想解放,增强了民族独立意识,使国民党摆脱了苏俄的覊弹,使共产党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如果没有蒋介石的“一个巴掌”,即使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也要沦为苏联的附庸国,“小老弟”,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要成为苏共的附庸党。同时这“一个巴掌”也产生了消极因素,捅破了掩盖国共矛盾的一层窗纸,引发了国民党万不得意的“清党”,造成了国共公开分裂,这一严重后果至今仍未消除。

  从1927年4月起,蒋介石开始了一生的反共生涯。其目的在于建立他梦寐以求的大一统政权,实现他“志在统一全国”的宏愿,从而使国共陷入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在这十年内战中,蒋介石对共产党实施了两个围剿,即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蒋介石先后动员了百万军队,动用了手中掌握的一切资源,对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了五次围剿。军事围剿的结果,把工农红军的主力从赣南驱趕到陕北,迫使工农红军实行战略大搬家。与军事围剿的同时,蒋介石又竭力进行文化围剿。郭沫若因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遭通辑,被迫流亡日本。密令取缔“左联”组织,通辑鲁迅等进步文化工作者。在南京枪杀了“剧联”盟员宗晖。盼布《出版法》对书刊出版物作了许多限制。枪杀了柔石、殷夫、冯铿、胡也频和李伟森等五名左翼作家。为此鲁迅先生还写了一篇感人至深的《为了忘却的记念》之名作。同时还围剿从欧美传播过来的自由民主的人权文化,即现代自由民主主义思想。胡适被列入黑名单,险遭恶运。“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主要成员、曾受过西方教育的科学家、时任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杨杏佛遭枪杀,著名报人史量才也被枪杀。嗣后,1946年2月10日制造校场口惨案,郭沫若、马寅初遭欧打。1946年7月11日和15日,著名的自由民主斗士李公仆和闻一多被枪杀。在李公仆、闻一多的追悼会上,张澜被特务打伤。1946年12月昆明学生因反内战罢课遭镇压,1947年5月20日在南京镇压来自京沪杭“反饥锇、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示威遊行等等。文化围剿的结果,使蒋介石得罪了天下读书人,致使他在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声望一落千丈。这是导致蒋介石在大陆失去政权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当蒋介石紧锣密鼓进行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处于酣战之时,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日本帝国主义瞅准了蒋介石无暇他顾的时机,发动“九一八”事变,大肆侵略中国,占领东北,进逼华北。这迫使蒋介石面临两难选择:继续围剿,置日本的侵略予不顾,把垂手可得的桃子(按:毛泽东曾把国家政权形象地比做桃子)采摘到手,还是停止围剿,把垂手可得的桃子弃而不摘?经过反复掂量,蒋介石选择了继续围剿。此时蒋介石在南昌发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其中有这样的话:“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统一,则不能攘外。”(29)于是蒋介石下定决心把垂手可得的桃子采摘到手。“在杀尽中国红军,捉尽共匪之前,我决不谈此事(指抗日)。”(30)蒋介石的这一选择,激怒了全国人民。在举国皆骂声中,张学良在西安发动兵谏,武装扣压蒋介石一行,迫使他停止剿共一致搞日,遂使蒋介石的剿共计划严重受挫。公正而言,日本侵略中国,损失最大的是蒋介石,使他丧失了唾手可得的桃子,使他“杀尽中国红军,捉尽共匪”的计划成为泡影,还长期背上了媚日卖国的黑锅。获利最大的是共产党毛泽东,使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在蒋介石的穷追围剿中,获得了重新崛起的良机。据斯诺的采访记载,1936年在保安,周恩来首次见到斯诺就预言:“革命会通过抗日取得政权”,“抗战开始之日,就是蒋介石开始灭亡之时。”(31)在此,周恩来把抗日和推翻蒋介石的政权,和共产党夺取政权连接在一起。共产党获得全国性政权之后,毛泽东多次对日本友好人士说,感谢日本侵略中国,帮助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政权。请看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左左木更三的一段对话。左左木更三说:“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你们带来很大的损害。我们大家感到非常抱歉。”毛泽东则说:“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类似上述观点,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一文中也能找到:“我跟日本人谈过,要感谢日本军国主义,他们这个侵略对我们很有好处。”(32)客观事实也确实如此。如果不是日本侵略中国,那末,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权力角逐中,究竟鹿死谁手,殊难预料。“没有你们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在此,毛泽东说了实话,国民党是被日本皇军和共产党联合打败的。因此,比较蒋介石和毛泽东对日本侵略中国所展现的心态,的确发人深思。蒋介石主张先剿共后抗日,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因为维护社会稳定,即我们现在常说的“维稳”,历来被视为是一切统治阶级维护其政权的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现在的共产党是这样,过去的国民党也是这样,这都是无可厚非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蒋介石把“维稳”摆在第一位,把抗日摆在次要位置,对日本侵略中国持漠然态度,这是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绝对不能理解接受的,直至现在还为很多中国人不理解。毛泽东则在夺取全国政权后,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百般赞扬美化。“没有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可能团结起来对付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教员,也可以说是大恩人大救星。”众所周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日本右翼势力悄然掀起了一股美化侵略拒绝反省道歉的浊流,激起了亚洲受害国的强烈反弹,尤其是遭到深受其害的中韩两国人民的严厉批判。但是大家却忘记了,美化日本略战争的始作俑者竟是毛泽东,岂不发人深思?更发人深思的是毛泽东美化日本皇军侵略的言论在中国大陆竟无人批评谴责,还长期被有些中国人视为是一种智慧幽默而加以欣尝,这岂非咄咄怪事?历史竟如此捉弄人,一个日本侵略中国的最大受益者毛泽东成了爱国英雄,一个日本侵略中国的最大受害者蒋介石却成了卖国贼,这的确是匪夷所思。蒋和毛对日本侵略中国展现的心态,充分说明了他们两人共同追求的是权力第一,政党集团利益第一。在中国,这种政党集团利益至上的文化特征,有长久的历史渊源。中国现代社会的前身是氏族家族部落社会。在很长的年代里,氏族家族利益至高无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这种氏族家族利益后来演化成地方利益至高无上。这种氏族家族地方利益,成了历代封建割据的基本条件。它反映到政府机关中,就形成了各种政治派别集团,不同利益的政治集团互相攻讦、党同伐异,你死我活,这就是中国的二十四史。这种传统文化直到现在仍然严重影响中国的政治经济,使地方主义盘根错节,泛滥成灾;使反贪肃贪困难重重。这种文化孕育着一种祸国殃民的意识流,只要能夺得政权,只要能获取政党集团的最大利益,那管它洪水滔天。什么民族苦难,人民遭殃,像毛泽东说的那样无非是一些“打烂坛坛罐罐”之类的事,“即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对太阳系说来,还算是件大事,但对整个宇宙说来,也算不了什么。”(33)什么正义和道义,纯系骗人的把戏,这就印证了先前引述过的蒋介石的名言;“政治生活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这种权力至上的传统文化,这种集体主义的自私文化,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尊严,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也是成了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大动荡的一大乱源。而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却有得有失,他被摘掉了不抵抗将军的帽子,使这位昔日曾经荒淫、挥金如土、纸醉金迷的东北王因西安事变换取了“千古功臣”桂冠。其代价则长期被蒋介石拘禁管束失去了人身自由。印证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真理:在中国为民族大众谋利益,而又漠然权力,淡泊名利,光明磊落的志士仁人,是不可能享有幸福的。公正而言,说蒋介石卖国也显失公平,他一生还是反帝和爱国的,这是谁也不能否定的客观事实。在敌我力量对比非常悬殊的情况下,蒋介石领导全国人民宁死不屈,奋勇抵抗日寇的野蛮侵略,终于取得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彻底战胜外敌入侵的伟大胜利,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的。蒋的致命错误就是患了反共偏执狂,共产党拥护的他反对;共产党反对的他拥护。视中共为“不共戴天”,犯了权迷心窍,不识时务的错误。但这不是蒋介石的个人品质问题,而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价值观念所致。中国几千年的道德价值观念就是非黑即白,非正即邪,汉贼不能两立。这种“黑白”、“正邪”、“汉贼”不共戴天的对极性思维的文化气氛容易感染政治偏执狂的病症。看看中国的历史,凡是参与政治权力斗争的人,有几个不患偏执狂的错误?毛泽东不是也说过,“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34)“偏执狂”和对极性思维在中国一直被视为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品格坚贞而被中国人颂扬,它构成了当代中国民族国家分裂的首要原因。五代十国的冯道因远离“偏执狂”而被视为八面玲珑,看风使舵被后人臭骂。如果“是什么就说什么”,反共和卖国是不能划等号的,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把其等同就是混淆是非、混淆黑白、混淆正邪,这应该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共识吧!

  日本侵略中国和西安事变, 搅乱了蒋介石的剿共计划,迫使蒋介石实行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政策。但是,即使蒋介石同意国共合作,但他的反共偏执狂仍然如故,共产党的存在仍然是他无法医治的一块心病。即使不能灭共,也要溶共、限共,无论如何也要肥中国共产党从中国除掉。一山岂能容二虎,卧榻之处岂容他人鼾睡。这种古老的传统思维方式使蒋介石即是在国难万千重的时期,仍念念不忘推行贯彻他的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治国方针,仍念念不忘他的反共未竟计划。广州、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由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抗日主战场损失惨重,而共产党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力量不断壮大。蒋介石出于本能对此心存恐惧,于是处心积虑地“防共”与“反共”。1939年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一方面表示要抗战,并做了《敌国必败,我国必胜》的演说;另一方面又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的报告,企图以此来巩固强化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按:蒋介石的这个标题用语,为中共第三代党首江泽民到处引用而成了中共的党腔)。蒋介石公然说:“我做不到的事是不想的,我融化共产党是一定做得到的。”(35)在这种独裁专制主义的主导下,不断制造反共摩擦和反共事变。其中最严重的是三次反共高潮。

  第一次反共高潮发生于1939年6月,国民党调兵遣将部署兵力,围攻陕甘宁边区。密令西安程潜、蒋鼎文率部在边区周围构筑工事,拘捕进入边区的爱国青年,企图隔绝边区与外界联系。第二次反共高潮发生于1941年1月,蒋介石密令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布置包围进攻皖南新四军,拘捕军长叶挺以下9000多人,除部分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按:项英被叛徒杀害)。国民政府军委下令解散新四军,取消其番号。第三次反共高潮发生于1943年。这年3月,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之书,大肆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攻击共产党为“奸党”;八路军、新四军为“奸军”,“新式军阀”;攻击各抗日根据地为“新式割据”,大造反共舆论,使各地反共摩擦此起彼伏。特别是蒋介石在这年5月乘共产国际解散之机,“要求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还令湖宗南调兵遣将,准备袭击延安,夺取陕甘宁边区。至此蒋介石掀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达到顶点。后来由于共产党采取了军事上严阵以待,政治上充分揭露;大后方人民和爱国人士纷纷通电反对内战,反对分裂;美国政府也反对蒋介石动用武力。迫于国内外的强大夺力,遂使蒋介石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以失败告终。

  众所皆知,蒋介石之所以闻名中外,仍因他是彻底的不屈不挠的反苏反共之斗士。早在1924年3月,蒋介石就以他对俄国共产党的考察为依据,在写给廖仲恺的信中就告诫中国人:“俄国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观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俄国对中国之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因此,对蒋介石而言,反苏反共由来已久,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他一生坚守的坚定的政治立场。抗日战争时期他制造的反共摩擦事件,是他一贯反苏反共斗争的继续,不单是抗日战争期间的突发事件。而毛泽东是如何评估这类事件的呢?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道,反苏必反共,“只要你反共,你就是汉奸。”(36)这种论断是严重违背历史事实的。依此逻辑推论,蒋介石岂不是从二十年代开始就是“汉奸”了?1926年中国人民(包括共产党人)竟拥載了一个“汉奸”来统帅北伐战争;“西安事变”后的中国人民 (包括共产党人)又一次拥戴“汉奸”来统帅抗日战争。这岂不是荒天下之大唐,滑天下之大稽!大多数中国人并非这样看,其中就有周恩来不这样看。他称反共摩擦的严重事件“皖南事变”是“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周恩来的这首诗声情并茂,无论从意境构思或情感表达,都可以和三国时代曹植的名诗“煮豆燃萁”媲美,有异曲同工之妙,深刻揭示了著名典故“兄弟阋墙”的内涵。我认为用 “兄弟阋墙”,还不如用“同床异梦”来比喻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相互关系更恰当。历史上的两次国共合作都是同床异梦,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是同床异梦。这张床就是“抗日”。国共两党就是同睡“抗日”床上的一对兄弟,各自做如何保存壮大自已,如何限制或削弱对方发展的梦。蒋介石是这样,毛泽东是如此。不过蒋介石专注这张床的上层架构。为了构建这个上层架构,蒋介石吸纳了各阶级各党派和社会贤达、三教九流,形成了上层架构中利益相左的各地方势力和私人派系。致使蒋介石创建的上层架构,深深地沾染了传统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腐败习俗,致使这种架构缺乏必要的基础做支撑而脆弱松散。而毛泽东就专注这张床的下层架构,创建了共产党完全能控制的地方抗日政权。有了这个下层架构,毛泽东就索性把蒋介石的上层架构放置一边。用一波又一波的群众运动代替官僚机构,把公开活动和隐蔽活动巧妙结合起来。从而使自己在与蒋介石的斗争中能处处灵活机动,抢占先机,立于不败之地。请看毛泽东在1940年12月25日写的《论政策》这篇著名文章中提出的斗争策略:“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政策,是一方面尽量地发展统一战线的工作,一方面采取荫蔽精干的政策;是在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上采取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37)毛泽东根据《论政策》中提出的斗争策略,又提出了全党所有人和一切组织不得违背的总体方针,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总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这就是把抗日摆在装饰门面的次要位置上,把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放在重中之重、压倒一切的中心位置上。因此,《论政策》堪称“同床异梦”的经典杰作。在此,毛泽东明确把国民党统治区和日本人占领区相提并论混为一谈。主张用对待敌占区“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斗争策略对付国民党,犯了认友为敌之大忌,埋下“皖南事变”“千古奇冤”的祸根。这种“亲者痛,仇者快”之事变究竟谁为之,不是昭日于天下了吗!由此可见,蒋介石和毛泽东这对“同床异梦”的兄弟,都把各自党的利益放置在国家民族利益之上,把保存壮大自己和削弱对方的实力摆在第一位。彭德怀在“文革”期间写的“自述”中,披露了一桩毛泽东长期对他耿耿于怀的历史“公案”,就是因为彭德怀组织发动了一场威震敌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毛泽东指责彭德怀发动的百团大战暴露了八路军的实力,违背了他制订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决策,招致日本鬼子对抗日根据地疯狂残酷的大扫荡。由此可见,抗日战争期间的国共摩擦孰是孰非,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清官难断的家务事。毛泽东用自己设计的“阶级分析论”指责蒋介石制造的“反共事变”,大打悲情牌而获得了国内外舆论的支持同情;面对毛泽东出招的“悲情牌”,使处于上层架构的蒋介石慌了手脚,只好忍气吞声而了之。如果仔细琢磨之,毛泽东的“阶级分析论”其实了无新意,纯属中国几千年通用的家庭处事方式,即“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用哲学的语言表述之,这叫相对主义。所以蒋和毛闹摩擦都各有各的理,这是因为“阶级分析论”是只重利益价值取向,而不是重认知价值取向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只问对自己或对自己的政党团体是否有利,而不管事情的真假区分,是一种非理性主义的东西。阶级分析论无助于区分真假是非,无助于判明真理;只能把是非搞乱,导致背弃真理。国共双方坚守各自的利益底线,你说对方“反共是汉奸”,对方说你“反蒋是奸党”;“汉奸”和“奸党”,一个半斤,一个八两。所以“阶级分析论”就是“此亦是非,彼亦是非”,一切以“利”为中心的是非论,其本质是“无是非论”。因而阶级分析论不是科学的世界观,这是引发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大动荡的一大乱源。

  国人皆知,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三位名人蒋介石、毛泽东和汪精卫是利害攸关和休戚相共的历史人物。因此,要正确认知蒋介石,我们必须分析研究蒋介石和汪精卫的不同特征,及汪精卫的汉奸成因,以及毛泽东关于确认汉奸的是非标准,这对全面认识蒋介石是不可缺少的环节。按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确认的汉奸是非标准,汪精卫之所以成为汉奸,就是因为他反共。其逻辑是“只要你反共,你就是汉奸”。这是一种简单化、情绪化、脸普化、以我划线、唯我独尊的是非标准。毛泽东这种非理性的是非标准经常出现在他的认识论中,使他领导的党和国家经常出现认识上的混乱,从而经常引发社会大动荡。毛泽东善于择机制造认识混乱,营造天下大乱的气氛,但又是善于因势利导的高手。理论上的混论和天下大乱常为他混水摸鱼夺取权力提供了良机,所以,毛泽东经常赞颂天下大乱“好得很”,但是毛泽东那套非理性的是非标准不能不引起中国人的深思。那末,是什么原因使汪精卫成了汉奸呢?我认为,汪精卫成为汉奸的原因是他那根深蒂固的理想主义,以及与蒋介石之间长期存在深刻的矛盾。我在此所言的理想主义是指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有一批有识之士,根据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理念规划的救国救民的蓝图。从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主义,从康有为的大同主义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再到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就是属于这类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有什么特征呢?第一,描绘蓝图的理想主义者,开始都想找到一种便捷的方法使自己的主义变成现实,把理想的实现看得很简单,似乎能一蹴而就。洋务主义者顾洋人办工厂、造船舰、造枪砲,把实现洋务计划寄托洋人。康有为则想依靠有名无实的傀儡皇帝来实现自己的大同计划。孙中山把三民主义的实施开始寄托英美政府的支持,后又想联络日本政府和日本浪人来实现三民主义,最后把希望寄托于苏俄政府的支持。共产党很长一段时间把社会主义的实现寄托苏共的支持,其根据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用蒋介石的话说这就是“靠他人替天行道”。中国人应当承认,蒋介石是中国最早清醒认识到主义和事实有本质不同的政治家。第二,理想主义者很重视自己的品格修养和形象朔造,相信人格魅力和榜样的力量无穷,努力把自己打扮成什么“委员”“代表”的模样和“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等“四个伟大”之类的“圣人”的化身。理想主义的这两种特征汪精卫都兼而有之。(未完待续)

  王裕延,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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