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住所、出行得到体制的特别保障

毛泽东的日常生活与特别保障体制（2）


　　三、住所保障体制


　　对毛泽东的住所保障，中央和地方两个系统都发挥了作用。中央系统住所保障主要体现在对在京及北戴河由中央政府管理的住所修建及维修上，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新六所一号楼、玉泉山一号楼、北戴河别墅一号楼（1954年建）、北戴河小别墅（1959年建）、中南海室内游泳池、北京人民大会堂118厅、官园、钓鱼台12号楼、“二O二”等都属此类。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就是中苏关系最紧张之际，出于国防战备的需要而在湖北咸宁修建了特一号别墅（有面积可观的地下办公用房）。地方系统住所保障的情况更复杂一些，有在各省国宾馆内修建的住所，如武汉东湖梅岭一号别墅、郑州省委第三招待所八号楼、长沙蓉园一号楼、长沙九所三号楼和六号楼、上海西郊宾馆某楼、杭州刘庄一号楼、杭州汪庄一号楼、哈尔滨花园邨宾馆某楼、成都金牛宾馆一号楼、南宁西园饭店、呼和浩特新城宾馆、南京依村1号别墅、太原晋祠宾馆、合肥稻香楼宾馆、西宁胜利宾馆、西安丈八沟宾馆、兰州宁卧庄宾馆、长春南湖宾馆、济南南郊宾馆、南昌滨江宾馆、贵阳花溪西舍和东舍、广州小岛宾馆、广州南湖别墅七号楼和松园、广州鸡颈坑别墅等；有在风景区修建的住所，如江西庐山芦林一号别墅、北京密云水库石骆驼别墅毛泽东住所、辽宁大连棒棰岛宾馆、山东青岛八大关小礼堂、海南鹿回头宾馆等；还有为毛泽东乘坐专列路过时短暂休息用的住所，如浙江金华“512工程”别墅、上海虹桥“一0一”住所、南昌“八二八”宾馆一号楼；最后还有毛泽东专门要求修建的住所，如韶山的松山一号楼及滴水洞别墅。

　　这些住所修建的批准权限、资金来源不同，管理方式也不完全相同。比如中南海室内游泳池工程，就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办管理局局长邓典桃批准施工的（田恒贵口述，王凡整理《中南海内修缮工程杂忆》）；官园住所是由总理周恩来、中办主任汪东兴批准的（欧阳海燕《未曾公开的轶事》）；广州南湖住所是由总理周恩来、军委工作主持人叶剑英决策进行的（丁盛口述，金光整理《丁盛回忆录》）；浙江金华“512工程”别墅是由陆军第20军首长开会决定的（《20军60师前副师长沈世元证实---金华神秘的601别墅是毛主席休息室》）；湖北咸宁“特一号别墅”工程是由时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批准的（《131工程简介牌》），毛泽东同意。至于在毛泽东家乡韶山修建的松山一号和滴水洞住所，就只能在湖南省内部消化。一位曾参加韶山滴水洞工程的人谈到，他于1959年被作为特种兵征招到滴水洞搞建设，到1960年时，上级说国家经济困难，暂时不搞了，大部分人回家去种田，留下的人继续修建。这个来自湖南常宁的青年人留下了，1962年底工程建好后，他被分配到韶山宾馆当锅炉工（文热心《毛泽东与故乡》，第132页）。可见当时湖南资金捉襟见肘的窘境。

　　在当时中国计划经济的体制下，这些大有来头的工程具体运作过程也是一波三折。仅举广州南湖住所为例：

　　广州南湖别墅及磨刀坑别墅是在中办主任汪东兴的提议下，由广州军区于1971年修建的。但毛泽东并未住过，周恩来、江青等人曾下榻于广州南湖别墅。无论是1950-1960年代，还是文革期间，各地领导人都对为毛泽东盖房子十分积极，“文革”期间尤甚。毛泽东住所工程往往特事特办，采取种种非常规办法。1971年汪东兴亲自交待任务并到现场选址，决定修建南湖毛泽东住所。但他又说“建筑材料你们自己解决，不要找我们，我们管不了！”由于“缺少经费和建材，广州军区首长和机关不得不四处‘化缘’。被求到的单位负责人，一听说是给毛泽东修房子，都慷慨解囊，尽力支援。军区最先求到的是总后勤部。由副部长陈庞经手，一次就批了1000万元--事后听说黄永胜已经向总后打了招呼。广东省革委会自然也是捐助大户。缺少木料，向东北求援，沈阳军区帮助解决了5000立方优质木材，分文不收”。

　　“九一三事件”后，传出一股南湖居所是为林彪另立中央盖房子的说法，“广州军区负责人对外界议论最初不予理睬，但是，随着这股风越吹越大，他们开始有些不安。冷静地想一想，这中间确有纰漏。最大的问题是：这样一项耗资数千万元、调动千军万马的浩大工程，竟然没有中央的书面指示、批件，没有列入国家建设计划！过去全凭上面某人的口头指示甚至暗示，全凭对领袖的‘深厚阶级感情’，就不顾一切地大干起来。现在如果较真儿，上面再不认账，那可是空口无凭，有理说不清呀！”于是赶快寻求补救办法，派人去北京向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补报。到达当晚，“国家建委副主任谢北一和国家计委一位叫张彦文的处长来到北京饭店听王庆林汇报。谢北一和计委的那位处长对王庆林很客气，在听过汇报并看了王庆林带去的一些资料、主要是照片之后，谢北一说：‘军区修房子，东兴同志到现地看过了，整个工程情况他清楚，我们按东兴同志的意见办就是了。我们不是对这项工程进行审查，主要是最近收到一封信，提到这项工程，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再就是你们申请解决420套陶瓷洁具，数量大了，要这么多干什么？主席最近有个指示：国内节俭些，多外援一些。你们要的洁具都是高级产品，有些副房和工作人员的住房可以不用嘛。’临别时，谢北一看了一下张处长对王庆林说：‘很快要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了，你们还缺什么材料，到时可以在会上提出来。’两天后的晚间，毛维忠也来北京饭店听王庆林汇报，并传达汪东兴的指示。汇报近3个小时，毛维忠不时提问，而且问得很细。最后他传达汪东兴的指示：修这项工程，有些人不知道，林彪出事后，有人写检举信，说房子是给林彪修的。这个工程确实大了些，又没向中央正式报告。工程经费，你们军区首长原来表示自己解决，后来又到处要钱，总后就是1000万，还向军委工程兵和广东省要，动用兵力也很大，难怪有反映。现在你们赶快写个材料，向中央补报一下。王庆林表示回广州后立即向军区领导汇报，然后以军区名义向中央写个报告。‘不行，’毛维忠斩钉截铁地说，‘汪主任让你们马上写。’王庆林不敢作主，打电话请示丁盛，丁盛说就按汪主任的要求办。王庆林只好写，签了自己的名字。毛维忠拿上王庆林写的报告和各种资料走了，说是马上送汪东兴审查。不到1个小时，毛维忠又回来了，传达汪东兴看过王庆林的材料后的指示。汪东兴对工程总的感到满意，认为军区出了大力。但是，他要求王庆林回到广州后 要提醒军区领导：现在‘政治气候不对，要避一避风’。南湖的4组房子，第一组已经完工，第二、三、四组即将完工，要继续完善配套。原计划在松园给主席再修一组房子，就不要修了。”在“文革”中，为毛泽东建房子无一不是“献忠”工程。一个军领导的考虑（金华工程），汪东兴对下面的交待（广州南湖工程），都可以成为修建住宅的充足理由。造价高达6000多万（不算部队施工的所有支出）的南湖居所，居然很容易就被补充列入国家计划。

　　为毛泽东修房子，地方领导人热心，国家机关热心，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很热心。他们对修建住房的指导甚至细致到令人吃惊的程度。迟泽厚在记叙南湖工程时讲道：1971年5月26日，广州军区王庆林、邹合典进京汇报，“这次是毛维忠和汪东兴一位姓孙的秘书一起听王庆林、邹合典的汇报。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次毛维忠在听汇报后当场讲了许多看法，那位秘书也讲了不少意见。可以看出，这位秘书对毛泽东和江青的生活习惯极为熟悉，对园林建筑也颇为在行。毛维忠在临走时说：‘这是最后一次审查了。你们回去就要马上组织开工。不过，刚才我讲的不一定算数。我还要向汪主任汇报，看看他还有什么指示。你们先不要走，说不定汪主任还会直接听你们的汇报。’果然，5月31日，王庆林和邹合典接到孙秘书的电话：汪东兴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孙秘书亲自开车把王庆林、邹合典接到人民大会堂。由于汪东兴已经仔细看过了广州军区上报的书面材料，因而不需王、邹二人再作全面汇报，他们只根据汪东兴的提问作了一些补充说明。接见主要是听汪东兴的指示。汪东兴首先对广州军区1个月来的工作大加夸奖，认为军区主要领导领会意图好，决心大，行动快，所以才有现在的成绩。他赞同军区把4 组房子都放在磨刀坑水库南岸的意见。接着谈到技术问题。汪东兴谈得十分具体，对计划修建的4组共40栋房子从布局、结构、环境布置到内部装修、陈设，都一一提出要求。特别是对毛泽东和江青的房子，讲得尤其细致入微，一丝不苟，连地毯边角的图饰、色调，哪一盏灯的位置和灯管、灯泡的瓦数，这些极不起眼的问题，都有明确要求”（《南湖“行宫”修建记》）。

　　毛泽东住所的建筑质量是第一流的，室内装修和物品陈设也是第一流的。

　　一些记叙毛泽东住所的文字都强调其内部装修简单，家具陈设也不豪华。近些年其中一些住所开放供人参观。有网友拍了南昌“八二八”宾馆里毛泽东卧室的照片，说墙上竟贴着瓷砖，可见简陋之极。

　　这是对毛泽东住所的室内装修和物品陈设水平的极大误解。

　　熟悉中国现代历史的人都知道，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社会生活总体上仍处于封闭和落后的状态，还谈不上与国际社会接轨。其房屋装修观念也是如此，以为住室贴上瓷砖就是最好的装修了。负责修建浙江金华“512工程”别墅的副师长沈世元说“毛主席身材高大，我们在卧室卫生间安装了一面镜子，1.9米高。卫生间用瓷砖粘贴，本来打算室内全部贴上瓷砖，后来听说毛主席快要来了，来不及，就改用板材装修，涂上涂料”。“八二八”宾馆里的毛泽东卧室用瓷砖镶贴，正是那个年代的正常现象，很时髦的。今天当然要笑掉大牙了。不过，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却不这样看。曾经负责接收浙江金华“512工程”别墅的董连津说，分局领导在介绍别墅情况时说的“外土内洋”、“坚固耐用”等词语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根荣、慈剑锋《当年接管别墅的铁路离休老干部说出内情，601别墅的真正代号为“512工程”》）。同样的道理，毛泽东经常下榻的“蓉园一号从外表上看，显得庄严、朴实，内部设施却是一流的，规格较高”（《湖南的【钓鱼台】--九所蓉园》）。

　　毛的屋内装修和用具在那个时代也是最好的了。比如在中南海菊香书屋，1950年代为毛泽东和江青修的“两个卫生间里的洗手池边，第一次安装了活动的莲蓬喷头，就是软管连接的、可以用手拿着的，便于洗头的那种。这种活动的莲蓬喷头，是当时我们在北京能见到的最新型的产品了。据说还是从上海购买来的”（田恒贵口述，王凡整理《中南海内修缮工程杂忆》，载《文史参考》杂志2010年第16期）。

　　武汉梅岭一号，“在整个餐厅里，最破旧的物什是一个小冰箱。毛泽东有个习惯，中午吃剩下的半盘菠菜，晚上还要接着吃。武汉的夏天很热，为了不让菜馊掉，宾馆就琢磨着弄个冰箱。在1950年代的中国，并不存在冰箱的概念，最后只好托北京医疗器械厂做了一个冷藏箱，箱内温度最低维持在6摄氏度，基本上可保证领袖吃剩菜不拉肚子。到了1960年代，雪花牌冰箱问世，温度能控制在零摄氏度以下--据资料，一直到1970年代中期，这种冰箱才开始进入北京的某些家庭--宾馆方面给毛泽东换上了新冰箱，可他只是问‘我的冰箱哪里去了？’工作人员只好把旧冰箱找回来。”为了让毛看上电视，湖北台和央视同时建台，使毛泽东在东湖宾馆看上了电视。“原西德共产党曾赠给毛泽东一套组合机，由电视机、电唱机和收音机组成，这台足有四个电脑屏幕大的机器是当年世界工业界的尖端产品。1956年的湖北，还没有电视台，放在东湖宾馆里的这台洋玩意，一度面临沦为摆设的命运，‘主席根本看不了’。为此，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王任重找到原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筹建湖北电视台，一年后建成。有了电视台，没有节目，没有发射信号，电视还是没法看，直到1960年12月1日，湖北台终于开始发射节目了，成为中国最早开始发射电视节目的电视台之一。有电视机看，有收音机听，毛泽东最喜欢做的事情还是看书。每个深夜，他都在床上看书。一张小床，容不得1米83的他自如翻身，书掉到地上，就会让他从梦中惊醒。为此，东湖宾馆特意做了一个长2.5米宽2米的大木床，从床头向床脚倾斜，这样就算是书掉下来，也是顺着床板滑到床脚。‘我们接待主席，曾经找了最好的木匠打造了一个弹簧床，没想到主席当天根本没有睡在床上，因为睡不惯，他在地板上睡了一夜，都没有和我们说一声。’郑敏庭告诉记者，那时宾馆每天要收取4.2毛钱的生活费，毛泽东一直是按时交纳的，还要检查票据，不准拖欠费用。类似的细节数不胜数，相应地，宾馆对领袖的服务也是无微不至。‘主席办公室的台灯是经常亮着的，有两次灯周围都烤焦了，电工师傅就把电压由220伏改为了60伏，就算主席不小心碰到了电源，也不会被电到了’。”（《怀念毛主席 --- 毛主席在武汉东湖梅岭一号二三事》）

　　庐山芦林一号修建时，所有的门锁、锆链、抽销、风钩都是上海红光五金厂用黄铜按规格制造的；采暖设施由上海建筑机械厂制造；室内家具都是上海大厦家具厂按中南海毛泽东住所的家具加工制作的话；室内各种灯具，由上海灯具厂仿人民大会堂式样制造，其中包括专门为毛泽东办公用的立式可旋转360度的台灯（李国强等《毛泽东与庐山》，第225页）。

　　1966年6月18日，毛泽东入住滴水洞，“时值仲夏，气温较高，滴水洞别墅没有冷气设备。肖根如处长亲自从长沙用卡车拉来几个大木桶和几块冰，分放在木桶里，用电风扇把冰吹融成冷气，使室内温度降低。毛主席看了很高兴，他幽默地说：这种‘土空气’不错嘛”（《张耀祠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第38页）。

　　有人近年参观了南昌“八二八”宾馆，其描述的情形是：“穿过停车大厅，便来到了一号楼活动室。……活动室周围的玻璃有三层，每层玻璃有一尺多厚。王经理告诉我们，这种玻璃具有防弹、防风、隔音的效果。为此，他们还特意在窗外放爆竹实验过，室内听不到任何声音。从活动室出来，穿过一条走廊，便来到了会议室，实际兼作书房。会议室完全是按照中南海的模式建造的。王经理介绍，会议室的地毯也很特别，是1969年8月从青海订制的纯羊毛地毯，无接缝拼痕，梅花图案镶嵌，青竹展枝，栩栩如生。……穿过几间随从用的房间，便来到主席卧室。在主席卧室内，记者发现令人惊奇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空调’。王经理介绍，‘空调’由紧贴墙壁四周的斗型冷气出风口构成，冷气来自地下30米深的井水抽出的冷风，均匀飘洒下来，可将室内温度保持在20摄氏度，清爽宜人，沁人心脾，胜过今天的空调”（《探访南昌“八二八”防空洞 毛主席专车防弹防水防毒》）。

　　“南湖与松园工程建成，让广州原有的内部高级招待所无不黯然失色。这里环境开阔，湖光山色，风景幽美，空气清新；布局合理，设计精妙，工艺严格，陈设考究。此外还有两个最大特点：建筑高大、坚固。主房最大房间面积400多平方米，室内最高处8米，其余房间也在5米上下，一般人进入房内都有一种渺小的感觉”。当时，广州南湖居所仅高级陶瓷洁具就申请了420套，连国家建委副主任谢北一都感到吃惊（《南湖“行宫”修建记》）。

　　可见毛泽东住所的建设及各种用品陈设是当时国内条件下最好、最新的。多少年后，为了强调毛泽东的朴素生活，非要把这说成是条件窳陋，陈设简单，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四、出行保障体制

　　战争年代，毛泽东的出行有3件事大家记忆深刻：一是在长征路上缴获的战利品，骑乘多年的小黄马；二是延安时期乘用的由海外华侨赠送的救护车。1942年5月，共产国际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彼得o弗拉基米尔在自己的日记里记载了他们抵达延安机场时，毛泽东乘坐老式救护车来机场的情况（《延安日记》，第6页）。据1945年春被调到中央警卫团的邬吉成回忆，他第一次看到毛泽东的汽车是该车从枣园经延河大桥开往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那种小车比较特殊，样子就像现在的工具车，后来得知是抗战时期海外华侨捐赠的。那车子两边的门下有踏板，警卫人员就站在踏板上，威风凛凛。”（《红色警卫》，第6页）三是进北京城时乘坐的美式中吉普。马与车的更替反映了毛泽东的出行条件在不断改善。那么，1949年以后，毛泽东的出行方式都有哪些变化？

　　一是可以视需要乘坐飞机、专列火车、舰船和汽车等当时拥有的各类交通工具。

　　按机要员谢静宜的说法，毛泽东首次乘飞机是在“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提出要去广州视察。为了节省路途上的时间，他坚持广州一行要乘坐飞机--而且是由我国飞行员驾驶的飞机。4月30日，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向驻京专机飞行团的团长胡萍下达了执行毛泽东专机的飞行任务。任务机组由团长亲自担任机长，飞行员为陈锦忠，领航员为张振民，通信员为柳昆尚，机械师为舒执章。飞机选定为团里按专机要求改装过的两架苏制里-2运输机中较好的一架--8205号飞机。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乘坐人民空军自己的飞机，所以中央对于这次飞行特别重视，8205 号飞机经过了仔细的维护和试飞。5月3日早晨，毛泽东乘8205号飞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经武汉去广州。飞行4个半小时后，于12时30分在武昌南湖机场降落休息。当天下午2时30分，从南湖机场起飞，飞行3个半小时后，于下午6点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安全到达目的地。毛泽东在广州停留近一个月。5月 30日，毛泽东乘8205号飞机从广州返回北京，当天在湖南长沙大托铺机场降落并畅游湘江。第二天又飞武汉。当飞机在南湖机场降落时，毛主席特意从空中观察武汉长江大桥的桥墩施工情景。6月4日，毛主席在上午畅游长江之后，下午就乘飞机从汉口王家墩机场起飞回北京。不料，途经河北衡水附近上空时，飞机遭遇雷雨云阻断航路。雷雨云是垂直发展达数千米的云层。飞机一旦误入这样的云层，就会受到强烈的扰动和冰雹与雷电的袭击。即使是设备先进的飞机和技术高超的飞行员也不敢闯入这种危险的云层。现代喷气式飞机可以爬升到8000米高度以上，从云顶越过。但对于升限只有5600米的里-2飞机来说，就只有改变航线，绕过雷雨云区。8205号的空勤组经过研究后，果断地改变计划的航向。首先飞向天气比较稳定的沧州机场上空，躲开雷雨云后，再改向北飞，回到北京西郊机场降落。在绕云飞行的过程中，约有40分钟的时间，飞机与地面失去联系，地面雷达也无法找到空中的飞机。这时，在西郊机场迎接的中央首长和在指挥塔台守候的刘亚楼以及所有在场人员都焦虑万分。失踪的飞机终于出现在西郊机场的上空，缓缓降落。当毛主席放下手中的书卷，从容走下飞机的时候，人们才松了一口气”（《谢静宜揭秘：主席不乘飞机真实原因》）。

　　后来毛泽东很少乘坐飞机了。其原因有三种说法：1.因为1956年的那次“空中历险”，中央政治局才严格控制毛泽东乘坐飞机。为保证毛泽东的安全，中央政治局一致决定，以后所有的外出考察，一般不允许他坐飞机，一律改乘火车或其他交通工具。2.曾任毛泽东专机机长的李恩恕说：“为了确保毛主席的安全，1958年的武昌会议决定，毛主席外出不再乘坐飞机”（《毛泽东与郑州》，第40页）。此时距1956年那次空中遇险已过了两年。3.谢静宜则提供了第三种说法。她说：“毛主席每次离京都是乘坐火车外出，也就是专列。极少乘坐飞机，并不是出于个人安全方面的考虑，而是从工作出发的。有一次，主席曾对我谈到此事，说‘乘火车就可以掌握主动权，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想停就让火车找个支线停下来，下车去看看，或者找当地领导谈谈都行。’”（《谢静宜揭秘：主席不乘飞机真实原因》）。但毛泽东还是于1967年7月21日又坐了一次飞机。此前，毛泽东等人为了解决武汉不同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问题而抵达武汉，王力出面发表讲话，宣布支持“三钢”、“工人总部”，批评了武汉军区支左路线及其所支持的“百万雄师”组织，引起“百万雄师”的强烈反弹，该组织冲击了王力等人居住的、与梅岭一号相邻的百花别墅。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中央领导人劝他于21日凌晨乘飞机飞往上海。

　　毛泽东第一次乘坐火车专列是在1949年3月25日凌晨，由西柏坡乘汽车到涿县后，换乘火车前往北平清华园火车站。但此“专列”只是专门运送毛泽东等人进京的火车，而非后来那种专门制造，从功能到舒适度都极好的专用列车。1950年代初，毛泽东出门远行“乘坐的专列是美国总统杜鲁门送给蒋介石的，蒋介石还没有看到火车是啥样子，就被解放军缴获。”此车设备齐全，工艺精细，十分讲究，主席赴苏访问时就坐的此车“（《毛泽东与他的卫士们》上册，第369页）。1953年12月，从事医务工作的姚淑贤曾作为毛泽东专列车组成员出乘。她回忆说，出乘的专列”是国产的，挂有两节软包车厢，七八节普通软卧车厢。前有行李车，后有乘务人员休息的硬卧车厢（后来也换成软卧车厢）“。软包车厢的内部结构是：“一个客厅，厅内拥有桌椅沙发。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各省时常在这里同省委领导谈话。一个主房间是首长卧室，内设浴池厕所。一个副房间是卫士长住。还有两个小房间，上下铺，分别由卫士和列车员住。有个公用厕所。是首长之外其他人共用。1958年以前使用的老式国产车还有个小小会议室”。至于为什么要挂两节软包车厢，当年担任列车员的李爱茹告诉人们，毛的包车是甲级乘务车，乙级乘务车是备用车。排列顺序是“主席的包车后面是小灶餐车，小灶餐车的后面就是乙级乘务车”（《在毛泽东身边》，第271页）。1959年以后，毛泽东专列换成德国进口车，“小会议室没了，客厅比旧车增大许多”（《红墙内外》第五章），舒适度有很大提高。有材料介绍，1950年代毛泽东乘专列外出巡视时，常常夜宿车上，由于没有空调，夏天热得直冒汗。但这无疑是指1957年以前的情况。据1957年担任毛泽东专列副队长的刘学骞回忆，1964年3月28日，他正在车下调试空调设备，毛泽东走过来聊天，刘告诉毛，他们是从1957年开始搞这个工作的（《在毛泽东身边》，第269-270页）。

　　毛泽东乘坐舰船的次数不多，如1953年2月19日乘坐“长江”舰从武汉去南京，1959年由武汉乘坐“江峡”轮从武汉到九江，上庐山开会。

　　毛泽东进北平后改乘防弹汽车。有关部门送来的防弹汽车据说是缴获济南王耀武的。可当他在机场阅兵完毕，赴颐和园景福阁吃饭时，开防弹汽车的司机却因突然肚子痛，请假开着车去看病。等到毛泽东要上香山时，临时改乘普通汽车（《毛泽东与他的卫士们》上册，第406-407页）。随后该车由毛泽东的老司机周西林驾驶。1950年3月，毛泽东访苏归国，曾带回来两辆斯大林赠送的汽车，运输途中忘了放水，水箱被冻裂了（《峰与谷》，第72页）。近几年在武汉梅岭一号和郑州先后展出了被称为“毛泽东终身座驾”的吉斯牌防弹车。据郑州展出方介绍：毛泽东的座驾吉斯115产于前苏联斯大林汽车制造厂，生产日期是1951年。此车为斯大林送给中国的5辆防弹车之一。吉斯115是吉斯110的防弹型，长6m、宽近2m的车身被安装了8mm厚的装甲、70mm厚的防弹玻璃，能有效阻挡子弹及弹片，借助一套液压系统才能升降。车身底盘上安装有厚重的钢板装甲，能够经受住地雷爆炸的冲击。车厢内还有一道可升降的中隔玻璃，能与前面驾驶舱隔开，既防弹又保密（《毛泽东终身座驾防弹车照》）。它显然不是毛泽东1949年底访问苏联时斯大林赠送的汽车。1950年3月毛泽东访苏归国时，这辆车还没有制造出来。曾任毛泽东保健医生的王鹤滨提供了另外一个说法，即中国在斯大林赠送防弹车后，“又向苏联订购了10辆吉斯轿车，分配给其他国家领导人使用”（《紫云轩主人--我所接触的毛泽东》下册，第350页）。可能这就是其中之一吧。中央领导人和外宾乘用车的国产化一直是周恩来等人的一块心病。负责外宾和国家领导人保卫任务的邬吉成曾说过：五六十年代，中国接待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和的主车，一般是苏联制造的普通吉斯车。关系比较亲近的国家的元首，就用苏联制造的保险吉斯车。六十年代后期，中国能生产红旗牌高级轿车和上海牌普通轿车了，凡接待外宾就一律用国产汽车。特别是七十年代以后，外国元首来访，给他们乘坐的一律是国产“保险红旗”车。但这种车的弓子较硬，如果路面情况不好，就会感到颠簸。周恩来虽然让有关人员在外宾必经的路上反复试验，将颠簸减少到最低程度（《红色警卫》，第70页），但毛泽东始终没有更换自己乘坐的苏制车，看来“保险红旗”车的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

　　二是形成了专门的保障团队和相应的规章体制。

　　毛泽东乘专列出行时，通常使用三列列车，即主车（主席的专列）、前驱车（也叫压道车）、后驱车（也称尾车）。这一安排早在出访苏联时就已经实行。1949年12月到次年3月，毛泽东访问苏联，从北京西直门火车站开出的专列即由前卫车、主列车、后卫车3部分组成。前卫车由5个车皮组成，上驻50个士兵和一些铁道工作人员；后卫车也有5个车皮，除有50个士兵担任警卫外，还有毛主席给斯大林七十寿辰准备的礼品等。主列车由10个车皮组成。有一个连兵力在前几个车皮内作警卫，毛泽东、汪东兴、叶子龙等人乘坐一节公事车。这节公事车内共有4个房间：毛泽东用中间的一间，汪东兴等随行人员用后面的两间，前面还有一间做会客室。陈伯达、师哲同用一节公事车；滕代远、罗瑞卿用同一节公事车；其他人都乘头等卧车。主车还包括餐车、行李车等。专列到达满洲里后，换乘苏联的火车。苏联方面准备的专列有前卫车，但没有后卫车。主车编排以3个车厢为1组，互不相通（《汪东兴：跟随毛主席第一次出访苏联》）。

　　为了保障专列的运行，铁道部于1950年成立了专运处，处长由铁道部任命，全处四五十人，包括列车、调度、餐车、检车、医务等全套工作人员。专列平时停在车库里，专列人员就住在车上，每天检查车辆，维护卫生。使用前，中南海的警卫部队要先期登上3列专列，在有关部门的配合下进行安全检查，随后布置警戒。按照体制，“专列分大列和单包。大列有十几个车厢。又分高级专列和一般专列。高级专列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国宾或中央五大书纪。一般专列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友好国家来访的各种团体及国内领导同志的集体活动。比如苏联红旗歌舞团来华访问或人大代表集体参观官厅水库都是乘坐一般专列。单包又是一种。单包只是一节车厢，挂在其他普通列车后。副总理及中央各部部长都是坐单包。比如林彪担任党中央副主席之前也是坐单包。至于中央副部长及省委副书记，便只能享受普通软卧的一个包厢了”。1950年代之初，除毛泽东外，其他四大书记还没自己的专列，所以许多时候专列要频繁出动，领导人一下车就要返回再接别人。1955年以后，五大书记每人都配备了自己的专列，并且都拥有固定的车组人员。车上的列车员都要严格执行纪律，客厅和首长休息的主房间不能随便进出，就连卫士长住的副房间及卫士住的小房间也是不叫不能去（参见《红墙内外》第五章）。

　　1949年以后，毛泽东每次外出要使用多少辆汽车？目前所见到的最早资料，是当时任中央前委司令部警卫员的梁守谦回忆，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等人从西柏坡进北京时，共用4辆车，第一车辆和第三辆都是吉普车，毛乘坐第二辆中卡汽车（机要员王耀山说是毛在延安时乘坐的美式吉普），最后一辆是警卫战士坐的大卡车（《在毛泽东身边》，第057-058页，069-070页）。毛泽东入住香山后，每次出行都保持了开道车、尾车前后夹护的组合，也就是说为了安全保卫的需要，起码要3辆汽车。但有时情况突变，也有例外。如1950年夏，毛泽东到颐和园去划船，被群众认出来，岸上围满了人。毛泽东中途在玉华山庄上了岸，让开到十七孔桥等他的周西林扑了个空。毛泽东先坐警卫车走了。缺少前后夹护车，着实让警卫们都吓坏了（《毛泽东和他的卫士们》下册，第777-778页）。1959、1966年毛泽东两次回韶山，第一次是3辆车，第二次是4辆车，多了一辆为毛泽东运书和生活物资的大卡车。在中央重要会议期间，中央领导人用车保障规模则更大。邬吉成曾记载1970年庐山会议期间的中央领导车辆保障情况：毛泽东、林彪用车的配置都是固定的，有专门的班子负责。其他领导人则由会议总警卫服务班子负责：其中周恩来用车包括吉姆一部、伏尔加一部、上海一部。带路车一部、主车一部、随车一部、卧车一部、嘎斯 69（吉普车）一部、备用车一部，共6部。陈伯达，吉姆一部、伏尔加一部，加一部伏尔加。康生，吉姆一部、上海一部、嘎斯69一部（《红色警卫》，第164页）。“固定的”毛泽东、林彪用车配置数量是多少？《红色警卫》一书没有说，我们亦无从知晓，但超过周恩来是无可怀疑的。


　　三是按照毛泽东本人的意愿随时行止。

　　日常生活中的毛泽东并非循规蹈矩之人，常常由着性子来。在“行”这个问题上，坐汽车时还可以，坐船，乘飞机和火车时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因天气等原因，飞机和舰船的行驶不可能总能满足毛泽东的要求。“1957年7月1日，毛泽东计划去杭州，但气象预报说，这条航线上当天的云量是10个，即飞机将在云中飞行，极可能出现雷雨袭击”。空军司令刘亚楼得知后，及时对毛主席讲了这个情况，力劝他改变行程。但毛泽东坚持要按时起飞去杭州。刘亚楼赶紧找到专机机长蔡演威，担心地问：“这种天气有把握吗？”“没问题！一定会保证毛主席的安全！”蔡演威自然知道在雷雨中飞行的困难，但想到刘司令之所以来问他，肯定是毛主席坚持出行，因此十分坚定地回答。早晨8点30分，蔡演威驾驶的“伊尔-14型4202号”飞机起飞。刚飞到德州就开始穿云过雾，经徐州时下起了小雨，快到南京时又下起了大雨。刘亚楼不时来到前舱询问情况。“杭州周围地区各个备降机场，都做好了让我们飞机降落的准备，我们会尽全力使飞机安全降落到杭州！” 飞到杭州，大雨不断，且处在积雨云和雨层云中。当飞机降到距地面60米高度时，机场大雨瓢泼，能见度不到1公里，但蔡演威自信而机敏地操纵着飞机，令机组其他人员心中安然，从而有条不紊地配合着。高度30米时，因为跑道上有积水，为让飞机减少震动，蔡演威又以比正常着陆稍快的速度着陆（纪从周《毛泽东专机长蔡演威的传奇人生》，《老人报》2012年9月5日第A29版）。

　　毛的固执险些酿成航空事故，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中央决议不再让他乘飞机的原因。乘坐专列虽然不会有安全问题，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则会打乱预先行车计划，给铁路调度部门增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叶子龙在回忆录中说：“我们按毛泽东的指示行动，他说走就走，他说停车就停车。每当停车时，或请当地领导上车汇报工作，或下去走走，都是毛泽东下令”（第232页）。谢静宜为了让毛泽东的行为看起来更合理些，说“想停就让火车找个支线停下来”。然而笔者所见的资料却并非完全如此：

　　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说，“记得有次专列正在急驰，他突然指着远处一个村子，吩咐我：“通知停车。我要到那个村子里去看看。我要讨一碗红烧肉吃，看能不能讨到？我立刻去打电话。先打给上级有关部门，然后再去。等毛泽东来到那个村子，不要说讨一碗红烧肉，就是讨一只烤小猪也早准备好了（《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五章）。

　　一次，毛泽东的”专列经山东江苏往西南，进入河南兰封县境。毛主席习惯躺在床上看书，随行的罗瑞卿、滕代远希望毛主席看一会书能入睡，怕车晃的厉害，便命令停车。毛主席完全没有意识到，他完全沉浸入书中，把最后几页读完，才像刚从水面探出头一般长吁一声，揉着太阳穴走到车窗前。离车300米有个小村子。毛主席下车后向村子走去，一边活动活动身体“（《毛泽东与他的卫士们》下册，674页）。

　　1959年6月，毛泽东离开故乡韶山乘专列北上，当专列行驶在湖南空旷的山野中时，毛泽东突然吩咐停车，走下火车，深深地吸了一口山野清新的空气。目光停在一个石岗上。铁路道基下有条小路，向右婉蜒着，伸向石岗。毛泽东没有走这条路，而是踏着野草碎石从左边向石岗走去。他走的是没有路的野地，布满带刺的荆棘。有人劝他走那条小路，可毛泽东说：“路是人走出来的。”然后他问身边的卫土：“你们怎么办？”“我们跟主席走。”(《毛泽东遗物事典·接见艾德礼时穿的补丁裤子》)

　　很多情况下专列说停就停，急切间也不可能马上找到支线，所以就直接停在铁路干线上。为安排专列的运行，铁道部随行的调度官员与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没少争执。作为一个正在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大国领袖，毛泽东没有去想自己的行止给铁路部门的行车计划及正常行车秩序带来混乱，反映了那个时代认识上的缺陷。

　　还有一个情况值得说一下。1950年代，毛泽东乘坐飞机出行，往往由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相陪；乘坐专列出行，往往由铁道部长滕代远相陪。有一次到了徐州，滕代远患低血糖，连火车都下不来，以后改由副部长武擎天相陪（王鹤滨《紫云轩主人-我所接触的毛泽东》，第408-第410页，第447-第448页）。1960年代，这种交通部门首长相陪的方式很少采用了，除了自称“大警卫员”的公安部长罗瑞卿之外，一般都由相关部门负责协调调度的负责干部陪伴。（未完待续）

　　卸甲一书生，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