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饮食、服装得到体制的特别保障

毛泽东的日常生活与特别保障体制（1）


　　自从一两年前对毛泽东1949年以后的日常生活有了兴趣以后，笔者一直想探究的一个问题是，是什么样的保障体制在维系其日常生活的正常进行？以往一些文章虽然提到毛泽东日常蔬菜、肉鱼的特供问题，提到文革期间卷烟、戏剧、电视播放、电影配音等各个服务小组的情况，惟多就事论事，很少的把它们统合起来分析。笔者认为，毛泽东稿酬的管理，主副食品的特供，餐饮制作和医疗保健，各种娱乐活动的安排，卷烟、戏剧和电视播放等小组的建立，等等，都属于领导人特别保障体制运行的组成部分。该体制固然高效率、高品质地满足了毛泽东日常生活的各项需求，同时也需要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或许这并非他本人的初衷，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下面利用目前所能看到材料，对作为毛泽东日常生活基础的特别保障体制做一下简单分析。


　　一、餐饮保障体制

　　对衣着不太“讲究”的毛泽东，在饮食问题上还是颇在意的。不过，他不喜欢鱼翅燕窝等官府食材，而是喜欢猪肉、鱼、鸡、狗肉（1960年代后也喜欢吃些牛、羊肉）等食材，愿意吃口味辣、油脂多、味道浓郁的家乡湘菜菜品。在战争年代，条件简陋，讲究不了那么多。1949年3月从西柏坡进了北京城，从战争环境转入和平时期，也开始了餐饮保障体制的建设。

　　一是正式设立生活管理员，统管家庭饮食财务。毛家设立生活管理员是1950年毛泽东从苏联访问回来以后。按照汪东兴的说法，毛泽东离开莫斯科时，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再三嘱咐毛泽东，一方面要保重身体，注重生活，一方面要特别注意特务分子的暗害。于是组织上决定派专人负责毛泽东的生活问题。第一任管理员是由警卫班长改任的武象廷（《毛泽东与他的卫士们》上册，第355页）担任的，主要职责是为毛泽东采购食品和蔬菜。随后陆续在毛家当生活管理员的有安克兴、张国兴（1955-1962年）、顾作良（时间不详，见《在毛泽东身边》，第183页）、吴连登（1968-1976年）等人。毛家用餐的主、副食选购，毛泽东的工资稿酬等用度支出都由其经手。

　　二是为了保障毛泽东的餐饮需求，建立专门负责餐饮的厨师团队。战争年代担任毛家厨师的人，并不一定有专业训练的经历，更谈不上擅长某一菜系的烹调，如1940年代掌厨毛泽东小灶的老厨师周少林，1948年担任毛泽东小灶厨师的高金文，在香山双清别墅时年仅17岁的小炊事员刘景峰等人差不多皆是如此。建国初，湖南省委选派10多名厨师到中南海工作，最后毛家里留下两名厨师，其中之一是为毛泽东做过大块红烧肉的梁树增（参见《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4页）。湖南解放是在1949年8月，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在长沙起义，解放军接管政权。待社会秩序稍为稳定后，为湖南籍中央领导人派厨师一事才会提上日程，所以应当是1949年底至1950年初的事儿。据《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一书称，到了1954年，杭州刘庄宾馆厨师韩阿福进入中南海时，发现为毛家厨师已增加到4位：韩阿福、李希武（也有材料称李锡吾）、廖冰夫（《红墙医生》第21页为廖炳福），还有打杂做零活的何贵友（《红墙医生》第21页为侯贵友）。1957年，原先在专列上为毛泽东做饭的程汝明到毛家做饭；1960年冬，又增加了来自上海锦江饭店的苏林发。其后，建立了北京饭店名厨轮流入值制度。如1969年3月，擅长做西餐的庞恩元由北京饭店调到毛家做饭（庞恩元《我为毛主席做狗不理包子》，载王震宇主编《在毛主席身边》）。其后又有来自北京饭店的于存、黄子云等人进入毛家。由于许多在毛家工作的厨师并不擅长做面点，中南海还专门安排人负责白案。1975年毛泽东过生日时，就特地把面点师傅田树滨叫来做了寿面。按中央办公厅的规定，厨师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基本是3年一轮换，实际并未严格执行，因为毛泽东本人的意见才最终决定他们的去留。韩阿福、程汝明师傅曾多年担纲毛家主厨，江青移居钓鱼台后，还把程师傅要到自己那里去做饭。在毛泽东晚年为其做饭的于存师傅说：“我做的清炖甲鱼主席很爱吃。因为，我知道主席爱吃甲鱼爪，所以，我做甲鱼从来不剪鱼爪，而是把它们洗得干干净净，和鱼一起炖。”又说：“毛主席不吃淀粉调过的菜，也不吃味精，我就用高汤给他调配口味。结果他都很满意。”由于他做的菜挺合毛泽东的口味，有关部门不得不把按规定已回到北京饭店的于师傅再度调回来，前后一直干了11年（《毛主席身边炊事员的回忆--看看伟人的简朴生活》）。

　　毛泽东的厨师团队还包括专列厨师，比如程汝明师傅1950年参加工作就在铁道部跑专列，1954年正式跟毛泽东跑专列，1957年才调到毛家做饭。那一年，专列厨师利用当时调到江西工作的汪东兴提供的一口农家粮食喂大的猪，烧制了一顿红烧肉，据说毛泽东十分欣赏，多次提起（《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第10页）。

　　毛泽东离开中南海时，通常带着厨师，只要在外开饭，即使去钓鱼台、人民大会堂也是如此，去外地更要随行服务。1959年程汝明、李锡武就跟着毛回到韶山，在长沙最好的厨师们的协助下，做了8桌菜宴请韶山的乡亲们。1961年毛泽东在武汉宴请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也是程师傅他们做的。但在一些毛泽东常去的地方，有关部门也安排固定厨师为其做饭，比如湖北的杨纯清师傅多次成为毛泽东在武汉期间的专任厨师；毛泽东第二次回乡期间，湖南省委特地从长沙派特级厨师石荫祥到滴水洞服务。

　　毛泽东日常生活不规律，常常晚上工作，早上入睡，下午起床。为了搞好其生活保障，时任中央警卫局局长的汪东兴亲自兼任一组（中南海内专门为毛泽东服务的团队）组长，为餐饮工作立了很多新规矩。据于存师傅回忆，他调到中南海之后，“工作完全以毛泽东的需要为准，一天24小时随叫随到。他把自己的‘生物钟’调整到主席的钟点上，为了保证夜间给主席做饭、热饭，于存有时白天服安眠药，强迫自己睡觉。久而久之，他就完全适应了中南海的工作环境，使毛泽东每天不必为柴米油盐吃饭的事烦恼、发愁，可以安安静静、全心全意地为国家日理万机了”（《毛主席身边炊事员的回忆--看看伟人的简朴生活》）。即使这样仍免不了犯错误。有一次早上5点多钟，卫士通知毛泽东要吃饭。正躺在床上睡觉的于存师傅一骨碌爬起来，还是迷迷糊糊的，错把苦瓜倒进炒辣子鸡丁的锅里，端出了一盘“苦瓜炒鸡丁”，因此受到批评。1954年春，杭州刘庄宾馆的韩阿福师傅第一次进中南海，也是因为北京“太干燥”，“上班有严格的纪律，没有事儿也不能外出”，不习惯，干了20多天就不想干了，回到杭州。后来受到领导的批评：“叫你给主席做饭你不干，难道给资本家干？”（《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78、第17页），才返回毛家。担任毛家厨师，工作地点要向家人亲友严格保密，逢年过节也不能回家。做着这么荣耀的事儿，不能说，有时还要受到流言诽语的伤害。程汝明在毛家当厨师的那些年里，“家人只知道程汝明的单位是中南海，程汝明寄给家里的信也永远发自‘中南海一〇一信箱’。直到毛泽东去世后，程汝明家人才明白，原来‘中南海一〇一信箱’就是毛泽东家”（《毛泽东的掌勺厨师回忆：菜单用完就销毁》）。身为天津人的庞恩元“在毛主席处做厨师多年，因为不经常回家，其工作又有保密性，所以街坊四邻不免有些议论，有传言，这人八成是犯了错误，你看他成年累月都不回家嘛，工作再重要，家里有老婆孩子逢年过节也得回来看看嘛。1976年毛主席逝世，《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中出现了庞恩元大名，天津老家的人恍然大悟--噢，老庞给毛主席做饭呀！怨不得不经常回家。四邻相告，钦佩之情溢于言表”（《厨师忆给毛泽东做饭：北京饭店学到的本事根本用不上》）。

　　三是创立了食谱制定制度。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徐涛透露，毛泽东生前虽然没有为后人留下“起居注”之类的东西，但工作人员较为完整的保存下来他的菜谱。“毛主席的菜谱起于1956年6月（以前阙如），止于1976年9月8日，基本上保持了连续性”。建立食谱制定体制，最初是出于营养平衡、合理膳食的考虑。据卫士周福明说，“主席每顿饭都有食谱。食谱是厨师和管理员提前一天写下来的，再拿给我们卫士看，最后商定。”卫士参与食谱制定，主要是毛泽东“临近睡觉前的那顿饭，必须由卫士陪着吃”，吃饭时也观察毛泽东“这顿饭吃的怎么样，饭菜是否可口，把观察了解的情况与厨师通通气”（《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66、第73页）。实际上，参与食谱制定的还有保健医生和护士长，重点在营养搭配和少吃或不吃对毛泽东身体健康不利的食品上提供参考意见。徐涛在保健医生任内，曾经劝一向酷嗜红烧肉的毛泽东减少猪肉特别是肥猪肉的食入量。1959年5月，经过医生会诊，建议毛泽东以后少吃肉，特别是肥肉，全用猪油炒菜的方式也要改变。1961年4月26日，有关工作人员为毛泽东制定了一份内容十分丰富的西餐菜谱，以资每日制定菜谱时参考，此举跟当时全国猪肉供应的形势紧张有关，也是出于膳食荤素搭配得当，营养平衡合理的考虑。

　　毛泽东的菜谱制定后，一式两份，一份保存下来，另一份由厨师带至厨房具体执行。程汝明师傅说：“每次做饭之前，我要写一份菜单上报，批准之后我再抄一份带到厨房，等饭做完了，我就得把手里的菜单解决掉。”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中央办公厅有纪律，“不许工作人员留菜单。最初听到这条纪律，程汝明并不理解。后来有同事告诉他，如果重要领导的饮食习惯被敌对势力掌握，那么他们就可能根据这些信息预测领导人的健康变化情况，然后选择领导身体状况不佳的时候向中国发难”（《毛泽东的掌勺厨师回忆：菜单用完就销毁》）。这是那个“阶级斗争天天讲”的时代惯有的思维模式。

　　四是创立了食品化验制度及主食、副食品特供体制。中国领导人的特供体制形成于1950年代。最初是效仿苏联领导人食品安检体制，请了两位黄头发蓝眼睛的苏联专家进入中南海从事检测技术工作，由此带来对食品供应渠道的控制，安全食品基地的建设，食品供应体制的形成等一系列特供体制。据1950年年底进入中南海，担任周恩来保健医生的周尚珏回忆，当时有一位叫斯乔宾的苏联专家，把苏联那一套安全保健的方式都带到中国来了，要中国的保健大夫们照着做。“斯乔宾经常强调的是要严格检查卫生，他所说的检查卫生还包括检查空气，要查看空气中有没有什么有害物质。此外，他还告诫保健大夫们，要检查首长驻地及其周围摆放的花盆，要翻番土，看里面有没有什么炸弹。”“另外，苏联专家也比较注意保健对象的饮食营养，要求经常对食物进行化验，当然这个化验主要也是对了防止有人在食物中投毒。但这使保健大夫们增长了一些知识，包括如何注意营养均衡。他们还要跟厨师们商量如何保证饮食营养的问题，协助制定菜谱，搞好调剂搭配，保持食品卫生等等。”（王凡、东平《红墙医生：我亲历的中南海往事》，第93页）

　　应当说，苏联专家在中南海最初建设香山食品基地时提供了不少好的建议，比如场地要大，物种要多，粮食、蔬菜、肉类、奶制品、水果要有专业生产区，办公区要独立，并且要有相应科研加工设备，牲畜用房要敞亮通风、讲究卫生、便于清扫。还要有大小不等的硬质道路，完善的灌溉排水系统，绿化隔离带或围墙等。而当时的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对这种规范化模式食品基地一无所知。原警卫局副局长毛维忠回忆说：“那时大家刚从小农经济环境里过来，对办什么新式农场毫无经验。最大的愿望就是养猪炖肉、种粮吃饭。对苏联专家的那一套，从来没有听说过，真是‘新媳妇上轿，头一遭’。”香山农场筹办小组很快接到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传达的毛主席意见：人家想搞一流的模范农场，说明他们有学问、有知识，心是好的。但好心不一定就能办成好事。苏联工业发达，地方大、人口少、好办事，我们比不了。现在弄吃的，也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先搞“土”的，以后有条件，再搞“洋”的。标准打了折扣的“土”安全食品基地就是拥有近600亩土地的香山农场。根据一张存留至今的《香山农场区划图》，当时各类作物区面积是：种青贮玉米260亩；青割玉米15亩；打籽玉米10亩；白薯110亩；燕麦、大麦、冬小麦50 亩；苜蓿（重要牧草）80亩、苏丹草10亩，蔬菜40余亩等。整个农场拥有职工40余人，中央办公厅就制定了机关干部每年参加劳动20天的规定，要求特别是青年干部要参加体力劳动和生产实践。该农场由中央警卫局管理，产品由局属供应科收购，专供副总理以上和部分老中央委员的需要。在随后一段时间里，这些领导人宴请外宾或重要人士所用的农场小牛肉、笋鸡、乳制品、肉鸽、鲜蛋等样样都是浓醇飘香的真材实料。各家日常用量较大的豆角、黄瓜、茄子、西红柿、油菜、青笋、尖椒、萝卜之类的蔬菜，由于合理种植，农家肥足，不愁浇水，故而虫害少，长势好。加上职工早起、早摘、细心分装、及时送达，其干净新鲜程度，绝非一般渠道的蔬菜可比。要是赶上哪家首长孩子多，端上餐桌的肉片烧豆角，蒸茄拌肉末，拍黄瓜段，便是吃得很香的好菜。如果遇上按季熟透、刚从枝杈上摘下的西红柿，其亦酸亦甜，原汁饱满的天然美味（《香山农场：为中央首长特供农产品》）。其后，除稻田和人员外，香山农场全部归北京市统一管理，自主经营。留下来的人员组建了“玉泉山农场”。除了种稻子外，还在沙土高墩上种栽“甜心白薯”，开垦山坡荒地栽种果树。果品到了收摘季节，分为一、二、三级。以苹果为例：一级最好，专供首长，市场价每斤两角五分；二级次之，供机关幼儿园，每斤一角五分；三级最差，供机关工作人员（包括首长孩子）每斤一角左右。因为是自己种的，尽管普通，但味道不错，大家总是争相购买。代替香山农场供应中南海首长各家和总特灶基本副食需求的是巨山农场。该农场拥有土地1353亩，主要种植绿色水稻、青菜及饲养猪、鸡等禽类，蜜桃香山大久保自1960年代起就享誉京城。产品一部分供应中央首长用，一部分用于改善干部战士生活。有一部名叫《岁月如歌》的书，曾描写了一位叫郭黑儿的第31中队警卫战士从六所换防到巨山农场劳动，说该农场主要生产桃、梨、苹果和葡萄，还有一个养鸡场和一个奶牛场。农场的水果品种十分丰富，“使郭黑儿大开了眼界，而且增长了不少的园林知识。光是桃子、苹果，就有不少品种。什么蟠桃、黄金、水蜜桃什么国光、青香蕉、黄香蕉等等。在这里，郭黑儿既饱了眼福，也享了口福。哪种水果好吃，他们就专门吃哪种。当兵的人吃东西也不讲究那么多，把水果从树上摘下来，用手搽吧搽吧，就是一顿饱餐。郭黑儿最喜欢吃那种足有一斤多一个的黄金桃，这种水果成熟得最晚，基本接近夏季时令水果的尾声，才收这种水果。这种黄金桃全部上了纸袋，没有任何虫子光顾。吃到嘴里，那可是爽呆了”（见该书第三十节《印象八大处》）。

　　中南海领导人的日常生活保障主要通过特设的供应站来分配。“在中南海东墙外北长街的一个院落内，有个被称为供应站的单位，专门负责对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食品供应。那时，这里的设备并不先进，只有一些依靠窖藏的天然冰块进行冷冻储藏的原始冰箱和普通货架，储存着从生产部门和市场上选购来的各类食品，包括粮食、肉、奶、蛋、糖、蔬菜、水果等等。另有少部分外省赠送中央领导人的食品，也都由这里管理分配。中南海里的特灶食堂和小灶食堂，以及单独起灶做饭的一些领导人的厨师，都是来这里购买食品和食品原料，而用不着到市面上的菜市场去购买。有一些在市面上难以买到的名牌烟、酒，也可以在这里买到，但购买的数量受到限制，这类东西是凭特供证定量供应的”（《50年代的中南海生活》，文章原标题为《陈伯达之子忆50年代中南海不为人知的生活》）。

　　香山农场、玉泉山农场和巨山农场的建设及其与之配套的食品特供保障体制的建立，开创了中国食品供应方面的几个第一：

　　其一，开始使中南海的副食水果供应与北京普通市场完全隔离，做到每样蔬果来历清晰，使食品从生产到分配全程跟踪，全程监控，以保证领导人的饮食安全。“特供”无小事。北京市二商局干部高智勇2007年在《炎黄春秋》杂志撰文回忆，过去为保证绝对安全，涉及“特供”事务的业务干部与职工可由商业局选调，但保卫干部与化验人员，必须经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市公安局选派。政治上是否可靠，出身背景、家庭成分都是审查所考虑的因素。同时，他们不仅要认真执行中央制定的“特供”政策与组织纪律，还被要求深入研究服务对象的需求喜好，并在工作中落实（《人民大会堂“特供”标准揭秘》）。当时领导人家中的厨师甚至坚持不做来自普通市场的食品。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纪登奎之子纪坡民回忆说：“炊事员买菜都去领导人特供的地方买，东西好一点儿”，“种类丰富一些。”刚结婚时，纪坡民有次回家，妻子上街看到山楂糕不错，买点儿回来想做汤，炊事员不给做，说街上买的东西不准吃。“炊事员买菜都去领导人特供的地方买，东西好一点儿。米面油都是一样的价钱，肉比外面稍微便宜些，另外就是外面买不到的东西，那里能买到，种类丰富一些。”（张海林《纪坡民忆中南海往事：刘少奇、朱德日子过得最紧巴》，《瞭望东方周刊》2011年第26期）。其中涉及到的食品安全知识在当时中国老百姓中根本无人知晓。

　　其二，开始专门为毛泽东种植反季节蔬果。由于玉泉山农场能提供的产品种类越来越多，警卫局领导根据其独特的住地环境，开始着重研究毛主席等少数领导人在饮食方面的特殊需要。曾担任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服务科招待员、办事员、总特灶伙食组组长等职的张宝昌回忆说：有一年初夏刚至，天气较热，毛泽东提出要吃桔子，然而时间不对，老的没有，新的要等到9月才能上市。报告上去，不知什么原因，毛泽东火了，驳斥道：“现在正是摘桔子的时候，怎么会没有，我要吃，叫他们去办。”结果还是没有鲜桔子，只好用罐头产品替代，他自然很不高兴。张宝昌说：人老了，有时候说话任性，是很难免的。但对领袖人物，工作人员不敢多嘴或顶撞，只能想尽法子，尽量满足要求。玉泉山农场的同志专为毛泽东试种了几样平时他爱吃的反季蔬菜和瓜果。如：苦瓜、青椒、木耳菜、南油菜、无籽小西瓜，等等。对于这种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方法，有人解释为“专供中的特供”。有的则戏称为：“我们种的是党中央一块小小的自留地”（张云初《香山农场-为中央首长特供农产品》）。

　　为毛泽东种植的反季节蔬菜还包括他最喜欢吃的野菜--马齿苋。1967年5月13日中南海《对农场种植计划的要求》中，特意将马齿苋列为“重点保障的蔬菜”首位，要求平均日产一斤，常年供应（《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30页）。

　　其三，开始动用特供基地的力量专门为毛泽东饮食服务，毛家生活管理员可以直接指挥基地工作人员。吴连登说过，有一次毛泽东觉得脚痒，怕是得了脚气，就找吴旭君护士长说：“这段时间给我吃精米太多，给我吃些糙米吧。”吴旭君找到我说了此事，这时离开饭时间已经很短了，我赶紧给玉泉山农场的同志打电话，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搞上二两糙米。磨糙米的方法就是将稻子用砖头在地上搓去稻壳就行了。这样，当晚就用糙米做成了米饭。主席吃了很高兴，此后我们就经常给主席做糙米饭吃。他还透露了另一件事儿：他们经常在中南海的湖里给毛泽东捉小鱼小虾。如果不够吃，他就会让玉泉山农场在稻田里捕捞，以保证毛泽东每天都能吃上新鲜的小鱼小虾（《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36页）。这些都不是玉泉山农场生产计划的内容，只是吴连登临时提出的服务要求。

　　毛泽东的食品特供基地不仅限于上述3个北京农场。据网上传闻，1980年代，税务报的一篇文章中说，喜欢吃长沙东方红渔场的活鱼，于是安排专机每周定期往返“北京-长沙”，专为毛空运活鱼。现在长沙东方红渔场的名字已很难检索，但毛泽东的厨师程汝明的一段话却可以从侧面印证此事。程说，他随专列到了长沙，当地特供了武昌鱼。但毛泽东随后去了武汉，当时没有冷藏设备，他就用了几块冰做了“土冰箱”，把特供的武昌鱼带到武汉，毛泽东因此写下“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的诗句。曾经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孟进鸿将军说：“主席每到一地，要请人谈话，来了，走了，不兴师动众。但他想要吃的菜不是宴席上那种，有时真不好找，一旦没有，他也会显得不高兴。有时甚至用送文件的飞机带一小筐菜。武昌鱼也只好专程由湖北运来，不像现在，哪个地方都有全国各地的土特产品”（《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一些事情（纪实回忆）》）。

　　毛泽东的特供也可以通过军队渠道实现。比如，庐山会议时，毛泽东吃的米是在北京由警卫战士一粒一粒挑过的，但厨师在做饭时还要再挑一次。毛泽东喜欢吃野味，警卫部队就到处去给他打野味。吴法宪回忆说，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机北去，周宇驰等人乘直升机从沙河机场起飞，正当周恩来等人紧张之际，毛泽东的警卫部队要求进机场为毛打野兔子吃。周恩来说：“都什么时候了，只好叫他们去打一次，以后不要再这样了”（《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866页）。曾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丁盛，说当年毛泽东喜欢吃麦片，他派人专门到香港去买澳大利亚生产的麦片，用情报部的船拉回来，直接送到北京。自己没尝过一口，也不知道怎么吃。此外，毛泽东到武汉，上庐山，当地有关部门也都组织人去打野味，打麻雀，捉石蛙，做成美食端上餐桌。

　　毛泽东的食品来源还包括外国及全国各地送来的特产，如朝鲜赠送的苹果、高丽参，外地农民送来的蔬菜等，一般来说大都转送给了战士们，有时也不反对自己享用。比如湖南特产油寒茵，只有五分硬币大小，放在油里泡着，吃起来才脆。1958年湖南有关部门送来一罐子，毛泽东一直吃了十几年（《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7页）。


　　二、服装保障体制

　　毛泽东刚进北京城时，并没有专职裁缝。当时有一位在法国吃过洋面包的王子清师傅，很早就名噪京华，“客户多为达官显贵，他常被派去给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送衣服。”首任北京市长叶剑英在当年国共谈判时，已经人介绍认识了王子清，于是“派人进城找王子清，给中央首长做衣服”（《丁奎英神剪》）。1949年3月至10月，王子清和丁奎英师徒为毛泽东缝制了黄呢子中山装1套、平纹灰布中山装1套、开国大典礼服4套，还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每人各缝制1套平纹灰布中山装。从服装制作模式来看，已透露出准备专人制装的意图。制作完开国大典礼服后，王子清和丁奎英师徒便进了中南海，成为中央领导人的专职裁缝。

　　中国领导人服装特别保障体制的基本形成于1956年秋。当时中央办公厅从上海招收12名服装技师，成立“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核和体格检查，专为中南海里的中央首长们制装。“这个‘特别加工部’，其实就是由这12名服装技师组成的制装小组。这12名服装技师，皆出于上海红帮门派--旧指为‘红毛’(洋人)缝制洋服的裁缝。包括田阿桐、王庭森等名师。而他们进了中南海后才明白，原来，‘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在当时成立的真正目的和首要任务，就是为毛泽东研制合体的着装，包括让毛泽东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1956年中共‘八大’的主席台上。”“这12名服装技师各有所长，比如凌溪生师傅以做女装见长，他带一队人专门给女宾做衣服。田阿桐和王庭森则负责给领导人做特体服装。至于制装所需的面料，只需裁缝们发话，中央办公厅便会派人去各地厂家采购。完成‘毛装’的制作后，特别加工部的12名裁缝于1958年搬出中南海，来到了东交民巷的红都服装店。这家服装店，实际上就是国务院外交部外交人员服务局的一个服装加工部，它的首要任务就是为中南海最高领导人和外国友人制装。这里的裁缝，中办几乎随叫随到。而中办则根据领导人的偏爱，指定专门的裁剪师为之服务”（《国家领导人的服装是由什么人来制作的呢？》）。该服装加工部只为国家、省部级领导人和外交人员专门服务的职能一直延续到1984年。之前，来“红都”制装需要持省部级以上的介绍信。而在那个时期，“红都”品牌是政治身份以至地位的象征（《张沉：红都服装从专为领导人服务到大众品牌》）。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从1956年3月至4月，沪上多家西服名店迁到首都，而不是仅仅只有田阿桐、王庭森等十几个人来京，各名店陆续在中南海、外交部、使馆区附近开设西服加工门店，主要服务对象是各国使馆和出国人员。1958年，波纬、雷蒙、造寸等7家迁京服装店合并成立了北京友联时装厂。1966年“文革”开始时，原东交民巷门店改称“反帝服装店”，但为方便别国使馆人员前来制装，第二年又更名为“红都”，并沿用至今（《为中国历任领导人制衣的“红色裁缝”》）。

　　在中南海内为领导人缝制衣服有很多规矩。田阿桐师傅回忆，他们这帮人是在半军事化封闭状态中工作：吃住都在中央办公厅一个小院的集体宿舍里；上午9点准时上班，下午5点下班；周日可上街购物，但须递交假条，按时回来再销假；遇领导人紧急制装任务，一连数周加班加点，甚至通宵不归家；上岗前一律被要求学习保密手则，即使是日常通信也被严格要求保守秘密，遇亲人朋友“不能说太多工作上的事”，以免暴露首长们的隐私。还有说话不要太快，走路不要太重；领导问你再说，领导不问你不能说；只谈工作以内的事，不该说的绝对不说，等等（参见《国家领导人的服装是由什么人来制作的呢》）。他们对外统称“中南海工作人员”，每月都按时在中办领取几块钱的工资。

　　缝制服装通常有测量、裁剪、缝制和熨烫4个步骤。因服务对象特殊，有关部门对这4个步骤提出了许多额外的特殊要求。为毛泽东加工服装，测量是第一道难关。一般人都直接用尺子量。毛泽东本人也确实在请王子清师傅做衣服时用尺子量过长短。但到了1956年就不行了。又让做衣服，又不准量尺寸。“1956年8月的一天，正在忙活的田阿桐突然接到一项为毛泽东做衣服的‘特殊任务’。中央办公厅相关人员再三叮嘱田阿桐要做好保密工作。毛泽东从井冈山时期就喜欢穿中山装，田阿桐此次为他做的服装自然也非中山装莫属了。俗话说‘量体裁衣’，做衣服自然少不了测量一下人体相关部位的尺寸。然而，田阿桐这次为毛泽东做衣服却是个例外。出于安全考虑，为毛泽东做衣服的裁缝都不能靠近他，自然也谈不上‘量体裁衣’了，只能靠‘目测’来解决问题。这对当事者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考验。当田阿桐在工作人员带领下来到毛泽东所在的中南海书房时，已是晚上12点光景了。尽管田阿桐从来没有通过‘目测’来做衣服，但凭着几十年的经验，他站在离毛泽东5米远的地方，一次‘目测’成功（袁成亮《上世纪中央领导人的首席服装师田阿桐》，《人民政协报》2009年05月15日）。今天谈起这事来，许多人都满口称赞田阿桐师傅的“绝活”。但在那个“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岁月里，让人首先感受到的是不寒而憟的阶级斗争气氛。保卫部门害怕”反革命分子“会以各种伪装的身份接近、谋害毛泽东并不奇怪。奇怪的是毛泽东一进北京城，就让京师著名裁缝王子清为他做衣服，并当面量尺寸。王子清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又常为后来成为国民党代总统的李宗仁等达官显贵做衣服。按理说身份更复杂，更具备”反革命“嫌疑。为什么那时为毛测量没有事儿？7年之后，经中央办公厅千挑万选，又经过严格政审的田阿桐却不被允许接近毛的身体测量？更可怪的是，仅仅一年之后，上海的周庆祥师傅还是用尺子为毛泽东量了尺寸，却没有谁怀疑毛泽东的好学生柯庆施派来的裁缝会不会用这条木尺谋害领袖？

　　接下来是下剪。王子清师傅缝制毛服装时是徒弟、神剪丁奎英剪裁面料的；田阿桐则是目测之后，又参考了两件毛泽东的旧衣服才下剪的。

　　在缝制环节，毛泽东的衣服也有特殊要求，”所有工序中的缝纫，除了直向缝合用缝纫机外，其余都得用手工缝制，靠手工采取各种缝纫方法，达到掩盖缺陷的效果“（高黎明口述，谭璐采访《不知佳衣谁裁出》，载《北京青年报》2010年4月2日C2版）.

　　用特殊工艺熨烫，是让衣服更适合人体穿着的最后一关。”按照主席的要求和形体，采取熨烫特殊工艺操作，即衣服大小不变，但形体胖的部位用熨烫胖，小的部位用熨烫小，这样大小合体，衣服既能保持大小身体魁梧，同时又显得潇洒，并将衣服领子放低，不碰到头部，穿着觉得舒服，领尖前面加挺，这样就不会翻过来“（《毛泽东在上海》，第341-342页）。

　　尽管”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搬出中南海以后，仍承担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服装缝制任务。但毛泽东制装却并非仅仅依靠由加工部演变而成的友联时装厂（后改”反帝“、”红都“等名）。根据目前所见资料，北京的解放军总后服装工厂，上海的服装六厂以及武汉不知名的裁缝等，都为毛泽东做过衣服。

　　1957年夏，毛泽东亲口告诉时任上海服装六厂车间主任的周庆祥，自己身上穿的衣服是在武汉缝制的。当时正在上海开会的毛泽东又要求周庆祥再做两套衣服。周庆祥所做的中浅灰色的派力司衣服，毛表示满意，随后又多次派人专程到上海做衣服，每次都是由周庆祥师傅缝制（参见《毛泽东在上海》，第341-342页）。

　　1949年以后，毛泽东渐入老年。老人恋旧，穿过的衣物舍不得扔掉，缝缝补补又要穿。有一手”绝活“的缝补、织补师傅们也被纳入到毛泽东的服装保障体制中来。如总后服装厂的刘奎元师傅，除了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为他制作了8套军装外，还以自己的高超技艺为毛的破衣服打上几乎看不出来的补丁。上海的周庆祥师傅也为毛泽东补过衣服。吴兴扬则另有”织补“绝技，”用与破损衣物相同的丝线，按照衣物原本的花纹来回编织“（《”织补大王-吴兴扬》，央视国际 www.cctv.com2007年07月25日22：10分《人物》栏目播出），使破了洞的衣物完好如初。另外，由毛家生活管理员吴连登出面，把缩了水的棉毛衣裤请北京针织厂的师傅们接长、拼大，把两件普通的棉毛裤改为一件，三件棉毛衫改为两件，或者上海的师傅用当时中国惟一一台烫毛衣的机器，把拉了大口子的毛衣恢复原型。缝补和织补此时成为毛泽东服装保障的必要补充形式。（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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