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日常生活与特别保障体制（3）
五、医疗保健制度
战争年代因条件所限，中央领导人的医疗保健不得不因陋就简。进城以后，围绕着毛泽东的医疗保健工作建立起3个层次的体制。日常保健通常由指定的保健医生、护士长进行，对其日常饮食及微小病症进行诊疗。如果出现明显病症，或因需要派专家为毛泽东会诊。保健医生王鹤滨曾记得在1953年秋，苏联临床医学专家瓦西林柯为毛泽东会诊时，毛泽东讲起他在延安时有一段时间身处空旷广场时，会有恐惧的感觉，瓦西林柯论断为“恐旷症”，在一旁的解放军总后卫生部第一副部长兼国家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认为只是临时性的感觉，怕确诊为“恐旷症”引起毛的思想负担，因此一个劲儿代替毛泽东接话，毛泽东后来大发雷霆之事（《紫云轩主人--我所接触的毛泽东》第524-528页）。1959年5月，也是医生会诊后，要求毛泽东不要再无限制地吃肥肉和猪油。在毛泽东确有重大疾病时，则成立由全国有关领域水平最好的专家们组成的医疗小组。第一次成立医疗小组的时间是1971年～1972年，也就是尼克松访华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第二次是1974年到毛泽东逝世。第一次的医疗组，组长是李志绥，副组长是徐涛、卞志强、胡旭东。组员有吴洁、周光裕、吴阶平等。第二次医疗组的成立，具体时间是1974年的6月中旬（参见《76年以前，毛泽东的简朴生活！》）。毛泽逝世前的抢救工作，是以陶寿祺、吴洁、方圻、姜泗长等著名专家组成的抢救组进行的。保护毛泽东遗体的工作，卫生部副部长兼保健局长黄树则牵头，吴阶平、林钧才等著名专家参加的小组负责（参见《师哲、叶子龙、汪东兴等135人联合声明》）。1949年以后，担任毛泽东医疗保健工作领导的，除了前面提到的傅连璋外，还有1950、1960年代担任卫生部保健局副局长、卫生部副部长的黄树则，1957年起任卫生部保健局局长、1965年起任卫生部副部长的史书翰以及长期担任保健局局长兼中央保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王敏清等人。具体负责日常保健的有保健医生王鹤滨（1949年8月-1953年）、徐涛（1953年-1957年5月）、李志绥（1957年6月起，据徐涛、吴旭君说，他从1975年1月到1976年6月“实际上已经不担任毛的保健工作了”，见《历史的真实--评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的回忆〉》第二部分）；护士长有吴旭君（1953-1974年）、俞雅菊（1975-1976），1950年代还有男护士朱宝贵。
六、娱乐保障体制
1949年以后，毛泽东的娱乐活动主要有跳舞，看戏，看电影，看电视等。
1. 跳舞
在中共领导机关内组织舞会，可以上溯到延安时期。这种方式在中央机关迁至西柏坡后依然保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和中央办公厅机关搬进中南海后，仍旧以插空安排场舞会的方式，使领导人们松弛一下，运动一下。开始是每周一次，一段时期以后改成了每周安排两场，周三和周末（参见王凡、东平《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一开始，舞会组织者主要是想从部队文工团抽调演员参加，她们除了做舞伴之外，还能表演一些小节目。在舞蹈的间歇时，他们常常应领导人的要求，各展特长（参见王凡、东平《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1953年，有关方面考虑到对进入中南海的演员都要进行严格政审，而他们的流动性很大，临时抽调不是个长远之计，遂以公安部的名义，致电解放军各兵种和大军区，抽调演员组建中南海文工团。彭德怀不赞成电文上要求被调者“相貌周正”这类的话，说政治影响不好，毛泽东也批示不赞成成立文工团，此事遂暂时搁置。半年以后，负责领导人保卫工作的罗瑞卿再次提议此事，从全军陆续调来七八十人，成立中央警卫团领导下的文艺团体。一部分人是器乐演奏员，另一部分人是声乐、舞蹈演员。但这个文艺团体从来没有正式命名，当年的演员们回忆起来，都叫它中央警卫团文工队（参见《在毛泽东身边》第227-234页）。1958年，全军大精简，规定只有大军区级单位才可以保留文工团（参见王凡、东平《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中央警卫团提升为正军级是很晚的事儿，当时的团长张耀祠才是个副师职干部，中央警卫团文工队只好解散。此后，仍沿用过去调各部队文工团员伴舞的老办法。空政文工团的舞蹈演员陈惠敏、刘素媛、孟锦云，海政歌舞团的徐宝凤等人在一段时间内都成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固定舞伴。“文革”开始后，从底层到高层，各单位的周末舞会都被作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取消了，唯独在中南海举行的舞会照常进行，有时还是化装舞会，还有著名京剧演员如谭元寿、马长礼等人的清唱，其名义是让毛泽东休息休息（参见阎长贵口述，周冉整理《阎长贵：从江青秘书到秦城囚徒》，载《文史参考》2012年第5期）。
舞会不仅在京举行，毛泽东出巡外地时也要举行。比如湖南省湘剧院的演员左大玢，毛泽东每次来湖南时都被派去唱戏或跳舞、聊天。南宁会议期间，广西话剧团演员郭美春也被派到素有“小红楼”之称的明园饭店参加舞会，跟毛泽东跳了第一支舞（郭美春《在南宁陪首长跳舞》，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8期）。
舞会规定颇为特别，除了要对舞伴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外，还有“在进入舞场前，大家用来苏水洗手消毒，然后又在一盆香水里洗手”（《亲历者忆陪毛泽东跳舞：手要先消毒再用香水洗》）。广西女演员郭美春在陪毛泽东跳舞前，广西公安厅崔副厅长神情凝重，严肃地嘱咐她：“等首长来了，你要第一个请他跳舞。记住，要左脚起步，跟你跳舞的首长习惯右脚开步。”（郭美春《在南宁陪首长跳舞》，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8期）。
舞会也不能出现任何纰漏。据1959-1963年间被挑选出来每星期两次为毛泽东伴舞的女文工团员孙敏回忆说，一次，因为新婚丈夫从城里来看自己，她想逃避任务，没有坐上开往中南海的汽车，躲在宿舍里与丈夫聊天，后来被汪东兴专程接到中南海。到了舞会会场，她因为晕车，在“春藕斋”洗手间梳理了一下头发，脱下凉鞋把脚冲干净。与毛泽东跳舞时，松了扣子的裤子又差点掉下来。组织上因此认定她犯了“重大错误”，专门开了批斗会。会上，一位领导激动地说：“对孙敏要严肃处理！三个错误：第一，有意缺勤，逃避执行任务，对毛主席不忠！第二，对着主席吊脸子，没有无产阶级感情！第三，衣冠不整差点把裤子掉下来（这时仍有人想笑）！大家严肃点，这要是构成了事实要丢多大的脸？我们还有去中南海执行任务的光荣吗？这是个根本不可能，也不应该发生的事故！这样的不慎重、不检点，这样随便，太可怕了！（有人插话：她还在主席用的洗手间里洗脚丫子！）你们看看，我们是不是太惯着她了？你当是和普通人跳舞吗？那是全国人民热爱的伟大领导毛主席！”他越说越激动，“他老人家不辞辛苦，日理万机夜里都在工作，”他激动地大喊着，“我们就是要为他老人家的健康作点贡献！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 另一位领导说：“全国全世界人民都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做梦都想见到他老人家！有几个能见到？可我们有这样的殊荣，这是我们的福气，是我们一生的骄傲！是党对我们的最大信任！是我们最最光荣的神圣职责！你拍拍胸口想想，你是什么精神？你是什么心理？”马上有人恶意地说，“不知她是怀着什么阴暗心理看待我们的光荣任务！”又有人指出“她是剥削阶级出身，感情和我们不一样！”会上，马上宣布共青团组织对她严重警告一次，并从此失去进中南海的资格（《一个女文工团员的遭遇》）。不过，如果伴舞任务完成的好，却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好处。空政文工团的刘素媛靠着这层关系，文革时当上了文工团革命委员会主任，连当时被“炮轰”、“火烧”的空军司令吴法宪都是通过她的口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才保住交椅的。刘素媛“1971年结婚时，来送礼祝贺的人，竟然挤不下宽敞的小礼堂。贺喜小汽车排满了同福大院，直排到同福胡同口的几百米之外。叶群、吴法宪……纷至沓来”（郭金荣《毛泽东的黄昏岁月》，第10页）。1968年春，孟锦云被空军以“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名逮捕，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关押、劳改后，安排到武汉一家医院当护士。后来，战友小丽见到毛泽东时述说她的不幸遭遇，毛泽东下令放人，并让她进中南海当自己的护士。
2.看戏
毛泽东喜欢听京剧，除了在剧院听，京剧演员们还常常被请进中南海。他也很喜欢听相声，侯宝林、郭启儒、刘宝瑞、郭全宝、马季等多次被邀到“春耦斋”演出。他出巡各地时，当地各剧种的著名演员都会献演拿手节目。白天工作，晚上看戏几乎是出巡期间的标准安排。
文革开始后，被毛泽东称为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坏戏、鬼戏通通被禁演，普通百姓无缘欣赏。但在毛泽东那里，它们却备受“青睐”：1974年，毛泽东在长沙休养期间，湘剧院、花鼓戏剧院的一些演员都接到了演出旧剧如《生死牌》、《讨学钱》一类戏的演出任务。演员们都不知为何要演出这些被文革批臭了的旧戏，一开始都不大敢登台。后来有华国锋传话，这才放心演出。当时湖南还没有转播设备，中央又为之调来了特有设备，为毛泽东直播。不料，这个直播的东西，被江西等邻近省份的一些有收看设备的老干部收到，纷纷向湖南省委举报，认为湖南在搞复辟（《76年以前，毛泽东的简朴生活！》）。1975年2月以后，有关部门开始为毛泽东秘密录制古诗词吟唱节目。该工作由文化部部长于会泳主持。先是在北京西苑旅社做了间录音房，有时就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室录制。吟唱者许多都是文艺界的名流，如岳美缇、蔡瑶先、姚炳淑等。乐曲演奏家更是名流荟萃，有琵琶演员刘德海、二胡演员闵惠芬、笛子演员张晓辉等。1975年毛泽东在长沙做白内障手术时放的曲子《满江红》，则是上海昆剧院岳美缇所录制的。据中央电视台编导黄海回忆，1976年初，他们奉命第二次南下长沙：这一次任务仍然是为毛泽东录制家乡戏。所不同的是，1974年他是在长沙看，1976年是在北京看。每天录制的节目，都是由第二天的专机送往北京。这次我们以录制传统的湘剧、花鼓戏为主，当然也有一些京剧。剧团翻箱倒柜，把几十年的老底都悉数搬出，演员阵容也空前强大，有些已经离退休甚至于已经改行多年的著名老艺人也纷纷被请回来，披挂上阵，重返舞台，一展当年风姿。其中花鼓戏老演员肖重硅就是因为毛泽东当时点名要看她主演的《刘海砍樵》而临时从某工厂把她请回来的。开始一个阶段，我们以录制完整的全本大戏为主，如湘剧《生死牌》、《百花记》，京剧《玉堂春》、《红鬃烈马》等等。记得大约从5月份开始，北京方面对剧目提出了新的要求，不要大戏，只录小戏，不要悲剧，只录喜剧。根据这一情况，我们预感或猜测到，可能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他已经没有足够的精力看大作品，也经不住悲剧氛围的艺术感染，只能用轻松活泼、带有喜剧色彩的小戏来调剂精神，缓解病情。这一阶段我们录制的节目以短小的花鼓戏为主，如《讨学钱》、《丑人计》、《扯萝卜菜》之类（黄海《为晚年毛泽东一个人办的电视台》，原载《钟山风雨》2006年第一期）。
3.看电影
据介绍，居住在中南海的第一代中央领导人看电影，分工作片和娱乐片两种。供片单位和影片类别，有电影局的送审片；文化部通过发行的，由中影公司提供的国产片、外国片、香港片；中国电影资料馆购进或交换来的外国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及文化动态方面的内部片；中央军委的特殊片；解放前留存下来的旧片等等。放电影的地点西楼处于中南海甲区，需要用通行证出入，凡是能进入甲区或在甲区内工作、居住的人，不分干部工人，职务高低，除了个别情况以外，都能在每周三、日这两天晚上的7时30分，到西楼买票看电影，每场票价两角，包括首长及其家属，无一例外（张宝昌口述，张事贤整理《中南海内部电影》，《百年潮》2010年1期）。但毛泽东从未出现在观众席上，因为他在自己的住处看。1952年即在中央警卫局警卫科放映组的于器海说：“我给好多中央首长放过电影，有时还去首长家里放。毛主席、刘少奇主席、朱老总、周总理、任弼时等，也包括林彪，我为他们服过务。但在所有的中央首长中，我给主席放电影的次数最多，工作时间最长。春藕斋、西楼、玉泉山、新六所、游泳池，这些地方我都去给主席放过电影，直到主席在1976年逝世”（于器海《我给主席放电影》，载《在毛主席身边》）。
七、用具用品保障体制
毛泽东使用的器具，最初主要是从有关部门领取，也有家乡湖南听到消息主动提供的。黄杨木筷子和“建国瓷”、单株和双株兰花图案瓷、双面梅花碗以及“7501瓷”任务最能说明这一保障体制的运作情况。
（一）制作筷子
1949年9月，毛泽东宴请国民党军起义将领。中午就在这里吃饭，你们准备一下。“卫士长李银桥、卫士李家骥到招待科借来一套新碗和象牙筷。毛泽东看见桌上的象牙筷，不高兴，叫撤下去。他事后说，”象牙筷么，那是有钱人用的，太贵重了，我毛泽东拿不起！“但普通人家使用的竹筷子又很容易发霉变黑，不卫生。湖南有关部门听说了，派专人专车到湘西去寻找一种不会发霉变色的黄羊木，经过苦苦寻觅，最后在一家老乡门口找到这种木材，花几百元买下来运到长沙做成筷子，派人专程送到北京（《毛泽东生活档案》下卷，第720页）。
（二）定制“建国瓷”、单株和双株兰花图案瓷、双面梅花碗
据毛家管理员吴连登说，建国初期，毛泽东的生活用瓷，叫“建国瓷”，当时中央首长很多人都用这种瓷，是中南海专门在景德镇订制的。1965年毛家使用的“建国瓷”生活用具越打越少，式样也陈旧了。汪东兴与江西联系，让景德镇设计一套餐具和茶具，分别按自用杯和待客杯的区别，绘上单株和双株兰花图案。1966年1月，汪东兴等人从景德镇取回烧好的瓷器。毛泽东的遗物中还有一批双面梅花碗，据说是分别向江西景德镇和湖南醴陵定制的。瓷碗边缘印上粉红的腊梅花，而且不止印于瓷碗的外边缘，还将红梅印在了碗内。此事据说是毛泽东想起自己的家乡，说了句”湖南有个醴陵，也产瓷器“，于是湖南省委接待处的肖根如和毛家管理员吴连登拿着中央办公厅和湖南省委办公厅的介绍信，几下醴陵瓷厂，终于试制成功（参见《毛泽东生活档案》下卷，第755、第714页）。
（三）精制“7501瓷”
“7501瓷”称得上是中国当代瓷器的精品。它在“选料上采用稀有的临川高岭土，器型上运用以精美著称的明代‘正德碗’造型，技法上运用‘水点桃花’和‘水点梅花’的绘制绝技。据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肖发标介绍，‘7501瓷’胎质细致，造型端庄，釉色温润，纹饰精美，代表了当时中国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毛泽东用瓷生产基地入选中国文物”百大新发现“》）。
这项任务缘起于1974年12月，是汪东兴当面交代给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黄庆荣的。黄庆荣回忆说：1974年毛主席身体不大好，有较长一段时间住在湖南长沙。12月份，汪东兴打电话要我去湖南，布置毛主席到江西的行程及警卫接待工作。在湖南省委警卫接待处，湖南省公安厅高文礼副厅长拿了一个瓷盘给我看，瓷盘上的图案是毛主席喜欢的红色梅花，说：“这是给毛主席用的。”我一看就觉得这些瓷器好粗糙，便说：“这个瓷红不红白不白的，不怎么样。我们江西造出来，肯定比这个好。”汪东兴说：“你能行吗？恐怕也难吧。”我说：“我可以试一试。”--这个被后人称为传奇绝作之景德镇烧瓷事件，就在如此平淡而轻松的气氛下确定了。我从湖南警卫接待处得知，他们从醴陵定制了一些带梅花图案的家用餐具瓷器放在长沙毛泽东住处。1974年毛主席到湖南休息，用到这些瓷器时，微微皱了一下眉头，什么话也没有说。长期在他老人家身边的工作人员凭经验猜测，肯定是对瓷器不满意，却不知具体所指何意。1975年1月份的一个晚上，我专程到景德镇，找市委书记李克时，与他商谈了为毛主席定做家庭餐具一事。我问：“你能做出最高水准吗？”于是他向我介绍了一些技术上的东西，表示景德镇完成这项任务没有问题。我与他反复商量，此事如果公开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做，肯定要出大事，所以对外必须绝对保密，只能说是给上级领导做的，数量不多，要求很高。全部口头下达，不留任何文字材料。具体布置落实由李克时去办。
因为下达任务是做家庭餐具瓷器，所以每套并不是按通常那样以10个为单位，而是以3-5个为单位，供毛主席单独进餐或与家人共餐时使用，一套的总数大概有40-50件左右吧，具体数目我记不清了，但是绝不是像外面传说的一套有147件或200多件。李克时找了国家轻工业部直属的景德镇陶瓷科技研究所。第一次做出来的画面有船、河流，无论从构思还是制作品质，一看就觉得不行。我提议，把景德镇的陶瓷技术高手调集在一起，成立专门班子来研究制作，李克时同意。这样就推荐了陶研所副所长罗慧蓉（女，共产党员），经我们两次政审没有问题，决定要罗来负责。李克时安排罗到招待所见我。为使气氛轻松一些，我们边吃晚饭边谈。我问：“你们现成的瓷器我们都觉得不太好用，能否另搞一个品种样式给我们？”罗说：“可以，我们这里什么样的人才都有，什么样的瓷器都做得出来。”我说了基本要求：“用料要最好的，绝对保证卫生安全，做出来要灵巧、好看、朴实、有个性特色，制作工艺要最好的，厚薄一样，不准有一点泡或一点疵。”罗慧蓉当即表态：“可以办。但是人手不够，工作忙不过来。”我笑着说：“人手不够你可以直接找李书记解决，钱的问题也找李书记。”此后为加强领导，成立了专门领导小组，由我当组长，李克时当副组长。分工：李克时解决资金和人力保障，要什么给什么；罗慧蓉在技术制作上负总责。此时使工作走上了轨道，时间已经到了1975年的4、5月份。在此后的两个多月内，试制组设计了很多种图案，陶研所推荐出“水点桃花”、“翠竹红梅”、“双面绘芙蓉花”三种，造型也搞了好几种。考虑到毛主席酷爱梅花，“828”招待所1号院毛主席住处客厅里所铺的手织羊毛地毯中央的图案就是一片盛开的梅花，于是就选定了“翠竹红梅”。开始试验烧制了好多次，花费10多万元，都没有成功，也用完了库存的高岭土。为此专门到江西抚州地区临川县，组织老百姓上山捡了两天，我记得还付给当地老百姓5000元，凑集了两卡车高岭土。拉到景德镇，发动陶研所全所职工用手工的方法从中挑出两吨精料。烧了两窑，因釉下彩达不到要求又报废了。我立即赶到景德镇，找罗慧蓉到招待所，请李克时向她单位打个招呼，随后就把她拉到南昌。一路上我什么话也没说，罗以为我要抓她显得很紧张。直到南昌郊外的“828”招待所，带她参观了1号院毛主席来江西住的地方，我告诉她：“叫你们做的瓷器就是这套房子主人用的。到现在为止，你是知道这件事情真相的第三个人，回去以后谁也不准说。”这使罗慧蓉半天说不出话来，既害怕又高兴。随后她向我保证：“一个月完成任务，完成不了你就把我关起来。”此后，罗慧蓉放下了其他工作。全所进入临战状态，认真总结前一段的经验教训，集中全力攻关，试了三次，又花了约十多万元，终于达到设计要求，时间大约是1975年8、9月份。从最后一炉中精挑细捡，好不容易才挑出了最好的10套精品分装成10个箱子。这10箱瓷器的分配：北京中南海4箱、湖南省警卫接待处2箱、江西“828”（编者注：应为南昌“828”招待所，毛泽东去江西多下榻于该招待所1号院）3箱、×××1箱。试制过程中，每次烧制一窑大约是几百件，好坏加起来总共约有几千件。做完以后，我下令：1、人员撤回。2、试制过程中留下的残次品瓷器全部打碎一个不留。3、销毁图纸。后来罗慧蓉专门跑到南昌找我，请求：1、剩下的有些残次品比其他普通瓷器还要好，全部打掉太可惜了，建议不要全部销毁，一部分留在陶研所作科研用，一部分发给为此奋战了几个月的工作人员作纪念，保证绝对不说来由，也不卖。2、保留一套图纸。当时，我没有答应。后来我同意了，但特别强调绝对不准流入到社会上。最后他们究竟留了多少，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一件样品也没有拿（《揭秘毛泽东专用瓷：宁可打碎不许流入民间》）。
毛泽东的用品保障，有两件事大家知道的比较多，一是特制雪茄，二是印大字本。
毛泽东在井岗山时烟瘾就很大，当时主要抽农民自种自晒的旱烟。后来美国的“555”，建国以后的“熊猫”、“中华”香烟都很喜欢。他之所以改抽雪茄，按《毛泽东生活档案》一书的说法，是1968年毛泽东得重感冒时，李先念推荐了产自四川什仿的特制雪茄（第760页）。而网民飘雪的博客文章《毛泽东的雪茄-“１３２小组”》则说，1960年代初，四川什邡卷烟厂开始招纳技术员，研制雪茄配方，首次正式、集中地生产手工雪茄。其产品得到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及成都军区领导一致好评。贺龙元帅便向毛泽东推荐了此烟。起初，中央没有惊动什邡烟厂，而是每月派专人从北京前往成都军区取烟。每批烟的“必经之路”是：什邡烟厂-成都军区-中央警卫局-中央特供处（服务处），然后被送至毛泽东手中。林彪在“９o１３事件”出来后，毛泽东一度改抽“中华”纸烟。为解决他的抽烟问题，北京市委的领导同志多次讨论，最后决定从北京派烟草技工到什邡“取经”。１９７１年末，中央办公厅的孟景云、北京烟厂的孙正兴两名干部以及从烟厂抽来的两名老工人一同前往四川。在什邡一间不足２０平方米的小屋中，北京的两位“老学生”潜心学习着四川师傅的每一点手艺。可是２０天过去了，他们终究不得不说：“实在学不会。”北京市委再次召开讨论会，会上有人提议：“请四川师傅来北京做烟。”于是，孟景云等再次“南下”，在什邡烟厂经过严格政审，并征得本人同意，选中黄炳福、姜跃秀、刘宗贵、范国荣等几位厂里的技术骨干。１９７２年３月，这几位四川师傅举家迁至首都北京。１９７１年１１月，北京市委召集北京市房管局、公安局、纪委以及烟厂的有关领导同志开会，宣布由中央警卫团的危德纯同志负责小组的思想政治工作，北京市公安局的柏宝英同志负责小组的安全保卫工作。小组还有从北京烟厂选来的两位辅助工，一名１９３９年入党的炊事员、两名锅炉工。会议为小组提出了“三保”要求，即保安全、保质量、保数量。之所以称为“一三二小组”，是因为雪茄所采用的柳烟和毛烟，型号分别为十三号和二号，均产自新都县独桥河两岸的200亩油沙地，柳烟味淡而纯，毛烟味浓而重。两种烟叶在燃尽后均不落灰，烟灰呈白色，抽吸时喉咙处可感到丝丝凉意（《76年以前，毛泽东的简朴生活！》）
所谓“大字本”，就是毛泽东进入老年后，眼力不济。为了让酷爱读书的毛泽东看好书，有关方面组织复旦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专家对他要看的书做注释，排成“大号字”印本编辑印行。"大字本"组于1972年10月1日成立，先是注释《晋书》的《谢安传》、《谢玄传》、《桓伊传》、《刘牢之传》。这种注释出版的大字本，每次只印15本。后来，毛泽东发现大字本也被他人阅读，改成只印5本。随着毛泽东的白内障病的加重，大字本印刷使用“三十六磅特大号”铅字。当时并没有这种字体，字模由当时位于上海澳门路的中华印刷厂特别翻制。
八、服务保障体制
毛泽东的服务保障工作相当繁杂，涉及到安全保卫、生活服侍、洗澡理发等各方面。
平时的安全保卫工作主要是由警卫团的干部战士和卫士们完成。毛泽东驻香山时，有关部门向下面要了800名翻身农民补充到警卫队伍当中，其中负责毛泽东安全的称警卫连（后改称警卫中队，负责为毛泽东站岗的为一中队）。一中队的一分队又称内卫班，于1951年1月6日成立，是除卫士卫士外离毛泽东最近的战士（参见《毛泽东与他的卫士们》，第647-654页）。除正常的警卫工作外，干部战士们还要负担与毛日常生活有关的一些工作。比如“毛主席一般是白天休息，晚上工作，这是从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改不了。但白天又很难静下来。那时，中南海麻雀成群，一中队的同志想了好些办法保持毛主席睡觉时周围的安静。一个战士建议说：“铲草除根，捣毁麻雀窝。”经过几天时间的努力，附近所有的麻雀窝都不在了。麻雀失去了家园，不知道迁徙到什么地方去了。但中南海仍有不少鸟儿在叫。后来用土块打鸟，土块打上去，土散鸟飞，又没有响声，觉得这个办法最好。“（《张耀祠回忆毛泽东》，第6页）。前文提到的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的当夜，警卫部队还要进入沙河机场为毛打野兔子吃，也是这类工作之一。
毛泽东的贴身警卫有卫士长和4名卫士，新老卫士交替时可能多两个人。卫士负有保卫毛泽东的责任，但也照顾他的日常生活。所以卫士们都不带枪，带枪的是卫士长和警卫战士（《毛泽东与他的卫士们》，第654页）。卫士们平时负责毛泽东穿衣、擦澡（访苏时发现毛泽东有在热水浴盆里易头昏的毛病，以后改为擦澡），照顾洗脸、刷牙、吃饭等。
此外，还有专门为毛泽东理发的理发员，进城之初是随着毛泽东从延安一路走来的王惠。《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曾记述1950 年代初，毛泽东有一次准备接见外宾前王惠为他剃须整容的场景：王惠戴上花镜视力也不济，总是歪侧着头，伸长脖子，眯缝着两条细长眼左瞧右瞧。那把剃刀难得一挥。他左手按着毛泽东头顶，侧脸歪头瞄啊瞄，右手慢慢伸出，剃刀停在毛泽东鬓发下沿，像在威胁领袖似的。就那么刀架头上半天不动。连我们都有些忍不住了，才”唰“一下。
毛泽东看一眼手表，说：“你快点。”
“别着急，别着急呀。”王惠像一切上了岁数的人那样喳叨着，换个位置。
刀又架到毛泽东头上，在脸鬓另一侧比量着，握刀的手颤个不停，好半天又“刷”一下。接着退后一步，欣赏什么杰作一样端详个没完。
“哎呀，王师傅，你快一点好么？毛泽东开始烦躁，欠一欠屁股，却被王惠从头顶上按住了。仍然慢声细气说：知叫你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不误你去就行么。”
好不容易刮完脸，毛泽东以手擦额，大概是出汗了？便抬屁股想起身，却被王惠及时又按住头：“怎么不听话呢？我叫你不要着急，不会误你？？”
“我要你快一点！”毛泽东哭笑不得。
“沉住气，听我的，给你刮干净再会。”王惠说着，居然拿手在毛泽东后脑勺上拍了两下，拍孩子一样随随便便！我们在场的卫士全被这位老先生拍得目瞪口呆！
毛泽东没有发脾气，只无可奈何地叹口长气。王惠得意似地，边为毛泽东刮后颈，边絮絮叨叨“教训”毛泽东：“你是国家主席，主席要有主席的样子。啊，又是我的手艺，剃得不好人家会说王惠不不行，王惠也不光彩么？？”（第十五章）。
1958年，杭州饭店理发厅理发员钱水桃被调到中南海当毛泽东专职理发员（《毛泽东在上海》，第237-240页）。1960年有关部门又调杭州小有名气的理发师傅周福明来中南海当毛泽东的卫士、理发师。毛泽东去世后，周福明为他理了最后一次发。
摄影，1949年以后，中央警卫局专门成立了摄影科，侯波任科长，为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摄影达12年之久。还有，吕厚民于1961年到1964年任新华社记者兼毛泽东随身摄影记者；钱嗣杰于1964年到1969年担任毛泽东随身记者；杜修贤于1970年春到1976年9月担任毛泽东专职摄影师（参见《在毛泽东身边》，第079至093页）。（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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