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19日 星期日

陈永贵升职后骄横:批过邓小平,骂过胡耀邦


    他骄傲自满狂妄自大起来,竟把自己看成是8亿农民的首领。在他的眼里,除了毛泽东、周恩来,几乎谁也不在话下。他批过邓小平,骂过胡耀邦,至于一般干部,谁不合他的心意就整谁。

陈永贵(资料图)
 
陈永贵职务上升后,地位变了,权力大了,他的思想作风也变了。他骄傲自满狂妄自大起来,竟把自己看成是8亿农民的首领。在他的眼里,除了毛泽东、周恩来,几乎谁也不在话下。他批过邓小平,骂过胡耀邦,至于一般干部,谁不合他的心意就整谁。新华社山西分社社长李玉秀,因为在“四清”中写了一篇内参,讲到大寨地亩不实。“文革”开始不久,陈永贵把李玉秀揪到大寨进行批斗,说他是大寨红旗旗杆里的“蛆虫”,是刘少奇的“黑干将”,罚他在大寨劳动了半个月才放走。

1968年冬天,陈永贵认为新华社报道大寨不够有力。当时新华社军管小组领导一听慌了神,赶紧把他请到新华社征求意见,并请他给总社全社人员作报告。陈永贵也毫不客气,在全社大会上趾高气扬,大吹一气;同时,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地把记者大骂一通:说某某摄影记者拿着“铁姑娘”队长的照片找对象;某某记者嫌大寨招待所的饭不好吃,出去下饭馆;某某记者整大寨的“黑材料”等等,批、骂了一个多小时。最后要求新华社总社直接组织强有力的记者组去大寨。

陈永贵官大,总社军管小组惹不起,赶紧根据陈永贵的要求组织大寨记者组。军管小组把这个任务落实到张广友(《农民日报》原总编辑)的头上,要他牵头组成大寨报道组。一行5人,于1969年初奔赴昔阳。

昔阳县委领导根据陈永贵的旨意,把张广友等5人安排到县招待所,住在一个通铺的房间里等待陈永贵接见。一等就是一个星期,他们天天去问,何时能见到老陈,何时能去大寨?好不容易到了第八天,陈永贵和大寨党支部全体委员(7人),单独把张广友叫去了,询问记者组的情况,当他听到记者组里有两名山西分社记者时,就说:“总社的,我们欢迎;分社的,我们不欢迎,他们不能去大寨,也不能在昔阳采访,请他们立即回去!”

陈永贵这个人,当了大官,掌了大权之后,一向说一不二。总社没办法,只得按他的意见办。于是,经总社军管小组领导同意,山西分社两位记者回到总社,同去的3人到了大寨,住在大寨村外边的大寨招待所。

大寨门难进,领导难见,群众不能接触。张广友他们每天除了看材料,就是看成千上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大寨的人群,看陈永贵学着毛泽东的样子检阅红卫兵。

他头戴白毛巾,身穿对襟中式褂子,手拿着《毛主席语录》边走边招手,在一片口号和掌声中,连连不断地说:“同志们好!”这些东西实在没法宣传。就这样,3个人在大寨坐了两个月的冷板凳,一篇稿子也没有写成,只好找了个借口,陆续回了北京。

1979年年底,中共晋中地委发的136号文件说:经山西省委讨论同意,地委通知,免去陈永贵的昔阳县委书记职务,由刘树岗接任县委书记,从此揭开了昔阳问题的盖子。

据昔阳县有关方面统计材料记载:1967年至1979年,陈永贵掌握昔阳县领导权的13年中,全县共完成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9330处,新增改造耕地9.8万亩,因此而死伤农民1040人,其中死亡310人。在此期间,全县粮食产量增长1.89倍;同时又虚报产量2.7亿斤,占实际产量的26%。

陈永贵当国务院副总理时,很多公众场合,他将一条白毛巾扎在头上,在高层领导人中间甚是显眼,老百姓戏谑地称他为“永贵大叔”。

1980年8月3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在京举行。大会接受“永贵大叔”的要求,解除他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陈永贵的“乌纱”一丢,揭发大寨问题,披露大寨真相的文章纷至沓来。陈永贵成了“昔日之阳”。当时,中央决定,对陈永贵的错误只在内部总结经验教训,不进行公开报道。

陈永贵这个从虎头山上一步升天的“星”,虽然已陨落多年,但他的错误给中国农业带来的损失,给中国农民带来的灾难,将来历史学家去进一步评说的时候,恐怕会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重要一章。

张广友,摘自《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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