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从没有把教育当作“宣传”

《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简体版序言

该书由美国的易社强（John Israel）教授倾二十年之力写就，视角独树一帜。何炳棣先生称赞其为“迄今最佳联大校史”。



本书写的是一所中国大学，而我是个美国作者，1998年付梓时自然是英文版。2007年，饶佳荣先生把他的译稿发给我，三年后，该译稿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今年夏天，北京的九州出版社跟译者联系，表示愿意出版简体中文版。

对于饶先生及九州出版社同人为此付出的努力，我深表感谢。由于九州出版社编辑的热忱，以及读者朋友们对台北版的回应，我有理由相信，虽然西南联大解体已有六十余年，但联大精神道出了迫切要求教育改革的有识之士的心声。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饶佳荣先生的努力和付出。通过拙作，他被西南联大的风采所倾倒，完全自发着手译事。他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当时刚走出校门不久，这项工作前前后后花了他一年多的时间。正如他在《译后记》中所说的，翻译之道艰难坎坷，对于初试译笔的小伙子而言尤其如此。因为他的积极主动、执著与热诚，因为他对拙作的理解及翻译技巧，我永远感谢他。

如果读者朋友对这所大学有所了解，我想诸位一定会理解我的诉求。众所周知，西南联大不是一所普通的大学。八年间，面对官方的重重压力，她依然故我，她从来没有把教育当做“宣传”。为了言论自由，她著名的诗人、学者闻一多先生宁愿牺牲也不妥协。要是我同意拙作以“洁本”示人，岂不是对闻先生所代表的联大精神的背叛？

九州社之所为，正是出版机构所应为——为读者与作者牵线搭桥。当然，读者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譬如书评、博客）发表感言，甚至可以通过论文、著作发表他们的见解。这样，各种观点相互交锋，才有可能推进对真理的追寻。

我从不认为，拙作之后，联大研究再无提升的空间。作为一所容纳了众多杰出学者和知名校友的大学，本书无法也无意面面俱到，其间自有遗漏疏忽，此其一。其二，我是个老外，毋庸讳言，我对中国古老而深邃的文字和文化的理解必有局限，与中国同行相比，我在阅读、消化中文文献的速度和范围方面，都大为逊色。作为弥补，我的优势可能在于，我能从不同的文化背景考量研究对象，从而提供不同的视角和点滴之见。不管“旁观者清”这种说法是否完全有效，但我肯定可以做到“旁观者异”。

读过之后，我期望读者能说本书“言必有据”。为了验证史实，我曾竭尽所能。然而，历史本身并不只是一系列史实的排列组合（即我们所说的“编年史”）。历史学家有责任甄别史源、剪裁史料、解释史实。此外，对字词的斟酌筛选，对材料的排比辨析，对微言大义的把握与处理，这一切都是环环相扣不可遽然切割分离的，而这正是历史学家的手艺。

实际上，西南联大真正的历史（THE HISTORY）是无法用文字书写的，而我能与诸位分享的只是这样一部西南联大史（a history）。在联大卓越的先贤蔡元培先生提倡的兼容并蓄之风的指引下，我期望中国朋友能借鉴联大丰富的经验与智慧为他们国家的高等教育扬帆导航。

易社强（John Israel）

2011年7月于昆明

新浪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