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毛泽东的“冷战”观

 　　冷战史是目前国际关系史研究的热点之一，但遍翻毛泽东的文章、讲话，除了极其偶然的情况以外，毛泽东几乎从来不提“冷战”这两个字。这里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美苏当年是冷战少而妥协多，自60年代以后，干脆就是“又争夺，又勾结”。用“冷战”两个字来概括两者几十年的关系，未免夸大了它们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当然，毛泽东不反对冷战这种形式，也赞成两种社会制度和两大阵营之间“冷战共处”。只是，毛泽东更希望的是双方时时处于“战”的状态，惟在力量均衡时可以相对做“冷”的处理而已，并非真赞成长期冷战。毛泽东的这种认识来自于他的经验和观念。而毛泽东从以往的革命实践中得到的最重要的经验就是：景阳岗上的老虎，你惹它，要吃人；你不惹它，也要吃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其观念上更是坚信列宁关于世界正处于战争与革命时代的论断，因而相信这个时代的共产党人应当有所作为。既要有所作为，只是冷战显然是不成的。因此，我们会发现，毛泽东事实上更希望看到热战，看到革命。自然，毛泽东的战争观和革命观也有一条底线，那就是，必须保住自己的本钱.因此，当他判断中国真的可能陷于严重危机之际，即使不喜欢，他也会收缩阵线，甚至把中国作为一种砝码，加到美苏冷战的一方面去，既保护自己，也用以威慑最具威胁的敌人。本文仅对毛泽东这种颇为复杂，且时常变动的“冷战”观，试做一史实的说明。

　　革命与战争的经验

　　所谓冷战，不过是对美苏两国之间一种既争斗又妥协的复杂关系的描述。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弱小国家的革命者显然宁愿看到美苏争斗，而不愿意看到美苏妥协.因为，大国之间的任何一种妥协，都难免会损害弱小国家的利益。美苏妥协不利于中国革命的情况，在毛泽东同样有过亲身的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苏联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本营.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就是各国共产党的上级指导机关.苏德战争爆发之后，为了争取美英两国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帮助自己打击德国，斯大林于1943年5月不得不下令解散了这个已经具有24年历史的以世界革命为职任的国际革命指挥中心。苏联与美英之间的接近不利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这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

　　战后初期的情况也不见得好多少。只要看一看苏联几乎同一时期在西欧和亚洲所做的一切，就很容易了解这一点.由于苏联最初想要用缓和的办法来换取美英对苏联在东欧主宰地位的承认，斯大林还在1944年10月7日，就与英国首相丘吉尔（WinstonChurchill）签订了著名的百分比协定，规定战后苏联将在东欧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等国保持优势地位，而希腊及其以西国家，将成为英美的势力范围1.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斯大林在1944年相继把一直留在苏联的意共领导人陶里亚蒂（PalmiroTogliatti）和法共领导人多列士（MauriceThorez）送回本国，并通过他们推动法、意两国共产党先后公开承认并参加了本国资产阶级的流亡政府。战争结束后，两党更相继放弃了自己掌握的强大武装力量。同样的情况，为了确保自己在远东地区对外蒙古、北朝鲜以及中国东北部分地区的控制权，苏联也在1945年2月与美英在雅尔塔签订了大致相同的协定，其交换的条件是，承认长城以南的中国以及整个太平洋地区将是美国的势力范围。为此，日本刚一宣布投降，斯大林就在1945年8月直接打电报给毛泽东，要求他务必放弃武装反抗国民党的任何企图，立即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前往重庆与蒋介石商谈和平。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只要苏美之间还能够达成妥协，在苏联势力范围之外的革命的共产党人就无法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行事。在欧洲，希腊共产党因为不愿交出武器，1944年12月与英军发生大规模战斗，苏联眼看希腊共产党弱不抵强，不仅拒绝援助，而且还在1945年1月公开承认了英军支持的流亡政府。在亚洲，苏联为了实现与美国及国民党方面的妥协，赢得外交上的利益，在1945年11月国共争夺东北之际，竟一度下令把中共军队从自己占领下的东北城市中赶了出去。所有这一切，都是苏联上述政策的必然结果。

　　战争引起革命的观点，是列宁主义的重要理论观点之一。但十分明显，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生的苏俄政权公开号召世界革命，组织共产国际来发动和领导欧洲革命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除了用军队在东欧少数国家扶植过共产党政权以外，在欧洲和亚洲其他地区很大程度上却是充当和事佬甚至灭火队的角色。对于具有民主传统的西欧人来说，苏联人的建议不管结果如何，也许容易被理解和接受。但在亚洲，特别是像中国这种从未经历过民主进程的国家里，要始终坚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共产党人自觉接受斯大林的建议，理所当然是困难的。何况，当时的情况下，处于抗战结束前夕的国民党主力远在西南，政治、经济、军事，到处千疮百孔，气息奄奄，而共产党尽在敌后，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大可放手乘日本战败之际与国民党一争高下，斯大林这时突然打电报，要毛泽东务必与蒋介石握手言和，接受并承认其中央政府的地位，这无异于向毛泽东兜头泼了一盆冷水。

　　战争期间，不论毛泽东对两党力量对比的估算如何，他毕竟不能无视在国共背后的美苏作用。所谓“国共反映美苏”，就是这时毛泽东对国际形势作用的一种看法。基于这一判断，毛泽东不得不听从斯大林的劝告，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但是，这并不等于毛泽东相信斯大林的建议对中共有利。在这方面，毛泽东显然比当年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共产党领导人更有政治头脑和对未来的判断力。就在莫斯科高度肯定法国的经验，即放弃武装，选派代表进入民族联合政府中当部长的时候，毛泽东却在党内明白告诫党的干部说：与国民党可以谈和平，但是，“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我们“只要把军队拿在手里就有办法”2.

　　正是由于毛泽东始终怀疑斯大林的办法，因此，当1946年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GeorgeMarshall）将军亲自出面调处国共冲突，苏联大使也积极配合，希望中国走法国式道路的时候，毛泽东同样表现出强烈的怀疑态度。虽然马歇尔在1月间成功地促使国共双方签署了停火令，并且通过政治协商会议在各党派间达成了和平协议，然而当马歇尔兴致勃勃地准备推行其整军方案，完成党派军队国家化的时候，毛泽东毅然地阻断了这个得到苏联赞赏，并在美国导演之下的“和平民主新阶段”的继续演进.他明白告诉党的领导人：“我们国内国际条件与法国不同”，那种以“军队国家化”来换取“政治民主化”的思想要彻底清除干净3.

　　然而，既然肯定“国共反映美苏”，美苏之间如果妥协，中共不妥协办得到吗？中共不妥协，会不会影响苏联，导致新的世界大战？会不会反而不利于自己呢？对此，毛泽东在实际上阻断了中共参加军队国家化的进程之后，经过反覆思考，终于找到一种能够自圆其说的解释方法。1946年4月，他指出：第一，美苏之间存在着广阔的“中间地带”，即大批正在争取民族解放或与美国有矛盾的国家，美国要打苏联，发动世界战争，必须先征服美苏之间这片广阔的“中间地带”，在没有压服美苏之间“中间地带”国家，包括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之前，以美国现有的力量，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第二，世界战争能否避免，根本上取决于力量的均衡，只有在世界民主力量大于或相当于反动力量的情况下，大战才不会发生。因此，真要想制止世界战争的爆发，就应当促进革命民主力量的增长与斗争。因为民主力量越大，反动势力越小，发生世界战争的危险才会越少。因此，“中间地带”的国家，如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越革命，对美国的牵制就越大，美国发动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小4.

　　毛泽东不听斯大林的话，拒绝了因美苏妥协所带给中共的一系列困扰，终于避免了走上法共、意共的道路，保存并且发展了自己的武装.而更让他深感庆幸的是，美国自1947年逐渐公开的冷战计划，终于迫使苏联方面再度成立了用于统一各国共产党行动方针的国际革命组织──欧洲工人党和共产党情报局，美苏关系再度紧张起来。而世界从此分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敌对阵营之后，大国间拿中国这样的弱国小国来换取相互妥协的危险自然不复存在，这对中国革命无疑是一件好事。从此，毛泽东不仅用不着再去探讨中国是否属于“中间地带”的问题，而且用不着担心中国革命的胜利会妨碍美苏关系了。不惟如此，当中国革命接近于胜利之际，毛泽东更是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中间地带”的观点，公开宣称要站在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反帝的革命阵营一边。毛泽东更愿意看到美苏争斗，而不愿看到美苏接近和妥协的心理，显而易见。

　　“和平共处”的教训

　　革命和战争时期的经验，当然会直接影响到毛泽东1949年以后的政治判断与决策。

　　严格地说，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几年里，毛泽东并不怀疑美苏冷战会对中国革命乃至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不利影响。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以及6月在苏联支持下的朝鲜战争的爆发，再加上同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和秘密援助越南独立同盟武装抗击法国殖民主义者，都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公开对抗的坚强决心。无论是基于历史的原因，还是基于现实的需要，毛泽东都毫不怀疑中国应当站在苏联一边，与美国公开对抗。这里面最重要的考虑，当然是因为中国革命自身的利益。因为美国始终不放弃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公开援助，强烈地敌视共产党政权，必欲用各种方式干涉中国的内政，因此，毛泽东还在1949年1月中央会议讨论到建国问题时，就已经决定，即使建立新政府，几年之内也不忙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必须依照“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的原则，先“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立脚点一个一个地“挤掉”。为了动员民众对抗美国，他公开号召：“美国面粉少吃一些好”，强调连生意也要少做，断言吃多了美国面粉就会对美国产生幻想，中国的许多知识份子和中间势力就是因为吃多了美国的面粉而产生“崇美”、“恐美”和“亲美”病的。只要注意一下毛泽东1949年夏秋之交针对美国政府对华关系白皮书一气发表的五篇言词犀利的评论文章，就能够清楚地看出其内心深处对美国政府的高度戒备与敌视的态度，并且可以看出毛泽东极富挑战心理的鲜明个性5.从这一点其实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决定大力援助周边的朝鲜和越南，也包含着相拟的意图.

　　整整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打下来，毛泽东基本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尽管中国人付出了远比美国人多得多的牺牲，但能够在劣势装备下把被美国占领的北朝鲜重新夺回来，能够迫使不可一世的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最终坐到谈判桌前来，既不敢发动对中国的报复战争，也不敢使用他们一向大为炫耀的原子弹，这足以大大激发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从而破除对美国的迷信。建国后日渐表现出强烈民族主义心态的毛泽东，由此也更强烈地感觉到，在强权环伺之下，弱国小国所应有的生存之道，惟有革命和斗争。

　　毛泽东并非不明白美国政府在与中国人的对抗中坚持有限战争的背后，并非因为它害怕贫弱的中国。他不止一次地讲过，美国不敢发动对中国的战争，是害怕苏联，怕跟苏联打起来，如果仅仅是中国，那它是不怕的6.但是，借钟馗来挡鬼，并不是毛泽东高度重视同苏联结盟的唯一原因。毛泽东既是民族主义者，更是列宁主义者。无论基于传统的中国中心观的心态，还是从列宁的世界革命的观点出发，毛泽东思想深处都极具理想主义的色彩，深信实现了自身解放的中国人，理当对人类有所作为，对世界有所贡献.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坚信阶级斗争理论的毛泽东自然相信必须要与具有相同意识形态的苏联携手共进，一同奋斗.因为以国力而论，当时条件下如果没有强大苏联的帮助，单纯依靠中国来抗衡美国，几乎是不可想像的。

　　但是，1953年3月，在战争与革命的问题上与毛泽东有着相当接近想法的斯大林突然去世了。早已对斯大林种种不顾苏联国力的冒险作法不满的苏共中央政治局领导人，很快改变了斯大林以往的政策。他们在斯大林逝世后首先考虑的一件事，就是力劝中朝两国尽快设法将朝鲜战争停止下来。结果是显而易的，不仅朝鲜战争，而且越南战争也都先后停了下来。

　　朝鲜战争实现停战的时机，对中国来说未必是很有利的。如果说，朝鲜战争是苏、朝、中三国在朝鲜的领土上打的，中国一方对停战与否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么，越南战争中，中国方面的援助与支持却是关键性的。而且，苏联提议于1954年召开日内瓦会议，各国共同协商实现印度支那停战时，越南人民军正在中国方面的直接援助下，保持着军事上的有力攻势。因此，最终说服越南党同意停战妥协的，还是中国。不仅如此，由于苏联领导人提出了世界缓和的方针，中共中央也批准了在国际会议的场合适度与美国接触的作法，并因此而有了持续多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对于这一切，毛泽东内心里其实并不那么赞成。他以后再三讲过，这和我一贯的想法是不同的，日内瓦会议看来是一个错误，赞同与美国接触也是一个错误7.

　　为甚么会发生这种“错误”？一个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与美国打了三年仗以后，毛泽东当时也已经清楚地看到两军对垒中国力悬殊的影响巨大。随着195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并提出加速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当时党内确实出现了希望争取一段和平时期，转移重心，发展经济，加速建设的强烈呼声。而注意到中国不得不依靠苏联才勉强打退了美国人，毛泽东自然也希望能够加快建设速度。这也就是为甚么他在一段时间里几乎逢人便讲：你经济上不行，人家就看不起你，甚至提出“世界讲和，长期防御”，即“军事上防御，思想上输出”的战略方针8.新中国政府在50年代中期一度突出强调经济建设的意义，并且在国家关系问题上大力推广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为此甚至不惜与苏联联手压制弱小国家的武装斗争，比如1954年提出联合意见书，建议马来亚共产党放弃武装，转取和平民主道路，劝告越南人民军退出老挝、柬埔寨，要两国共产党承认和接受王国政府等等，都反映出当时中共中央受到苏联影响和国内现实利益需要刺激的复杂情况.

　　不过，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失败清楚地显示，要在短期内从国力上赶上或超过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纯粹是不切实际的幻想。那么，是不是因此就不要斗争，不要革命，一切和平共处了呢？几乎与此同时，越南南方政权对民众运动的武力镇压，和南方民众武装斗争的重新展开，再度证明和平民主的道路是走不通的，要按照日内瓦会议的协议，通过民主选举的方法来实现越南的统一，是完全没有可能的。而恰恰在这个时候，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NikitaKhrushchev）一面宣扬核武器的威力，战争的恐怖，一面公开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与和平过渡的设想，他甚至为了顺利实现1959年美苏首脑的戴维营会谈，不惜公开批评中国军队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自卫作法。在毛泽东看来，所有这些都只是证实了他多年以来的担心。他曾反覆给赫鲁晓夫和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打气，告诉他们不要被美国强大的外表所吓倒，不要怕核武器，大讲“东风压倒西风”，“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即使真的爆发了战争也不可怕，“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真的打起来，帝国主义一定失败，社会主义一定成功。再过多少年，又会有更多的人。而今天的情况说明，赫鲁晓夫等人不仅听不进去他的话，而且因为害怕战争，不要革命，连敌我界限也丢到一边去了。

　　对于毛泽东来说，美苏之间的再度接近与缓和，不能不使他回想起二战前后美苏缓和牺牲弱小国家利益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种种事例。如果那个时候的毛泽东还只能暗中表示不满，无法公开批评和对抗苏联党的作法的话，那么，现在的毛泽东再不需要委屈求全地“温良恭俭让”了。因为，这个时候，不仅美苏之间的冷战关系早已变了味，而且毛泽东也难以承认没有斯大林的苏联具有与美国一样的左右世界的资格。注意到几年来，毛泽东在内部不止一次地激烈批评赫鲁晓夫，几年后中共中央更明确认为：“马列主义真理，世界革命中心，是从莫斯科转到北京了”9，不难想见，毛泽东会怎样看待戴维营会谈后的苏美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资历浅、年纪轻，一直对毛毕恭毕敬，有求必应的赫鲁晓夫，从戴维营回来后，确实是变了一副神情。在1959年10月2日与毛泽东的会见中，他不仅以美国总统的代言人自居，而且还毫不客气地告诉中国应当怎样做。这次两党会谈的结果，自然是大吵一架，不欢而散10.

　　美苏缓和，根本破坏了毛泽东观念中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格局。与赫鲁晓夫会谈之后，毛泽东终于意识到，当年提“和平共处”，搞世界缓和，其实是上了苏联的当。他开始明确讲：和平共处是没有的，在古巴、阿尔及利亚、菲律宾、巴拉圭都有游击战。和帝国主义没有和平共处，只有冷战共处。说甚么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长期和平共处、和平竞赛，这是毫无道理的。冷战共处，这是国际和国内的阶级斗争所决定的11.当然，毛泽东在这里谈到的“冷战”，是不包括苏联在内的。而且，他的思维方式，也再度回到革命的轨道上来了。

　　不要冷战，要热战？

　　其实，即使在赞成“和平共处”外交路线的年代里，毛泽东也从没有放弃过他对自己革命理念的坚持。中苏关系走向破裂，是双方在意识形态上分歧的一个自然过程。

　　1955年，毛泽东同英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否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上，发生争论。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问题的报告，同时通过主张“和平过渡”，肯定了英共领导人的观点，毛泽东因此明确认为苏联人丢掉了列宁和斯大林两把刀子12.紧接着发生的匈牙利事件和中国反右运动，使毛泽东相信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还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生死斗争，过去的阶级斗争和阶级革命的经验依然有效，故重又开始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与美国寻求缓和，自然要惹得毛泽东恼火。当苏联领导人拐弯抹角地表示不喜欢中国在亚洲事务上不征求苏联的同意自行其事；批评中国过份突出反美反帝，火药味太浓；在印度边界和台湾海峡不顾大局，制造紧张气氛，自己却坚持走过去大国政治的道路，热衷于所谓戴维营首脑会谈，这些情况只能加深对毛泽东的精神刺激。再加上1958年双方又围绕着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问题发生分歧，两国关系也已然受到了影响。等到1960年7月苏联因为害怕中国方面对其专家进行政治宣传与煽动，单方面撤退了全部援华专家，两党及两国关系遂不能不开始走向全面破裂。

　　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对于中国自身的巩固和安全都是一种严峻的考验。过去，中国是以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为后盾直接与美国对抗，或对美国搞边缘政策的。如今，这样的条件不存在了，中国成了世界上少数最孤立的国家之一，国家级的盟友只有一个远在欧洲的小小的阿尔巴尼亚，全力帮助的朝鲜和越南也只是某些时候才与中国保持大体一样的看法，其余的朋友大都是一些人数极少的崇尚武装斗争的落后国家的左派团体和秘密小组织。虽然，毛泽东没有忘记设法吸引和团结亚非拉美各国赞同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领导人，但在其内部的谈话当中，却很清楚其摇摆性。断言大多数民族资产阶级的领袖，都是像印度领导人尼赫鲁（JawaharlalNehru）一样，是半人半鬼，未必可靠13.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他深知整个国际形势并不对中国有利。可是，越是意识到形势不利，毛泽东也就越是要强调意识形态的目标和手段，因为在他看来，真正革命的中心已经转到中国来了，中国理所当然地应当负起推动世界革命的历史责任。而根本改变目前不利形势的方法，也只能全力以赴地推进革命，并加强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鼓动与宣传。换言之，鉴于苏联已经放弃了革命，中国必须与苏联对着干。

　　要与苏联对着干，就要知道苏联的问题出在哪里.在毛泽东看来，苏联的问题，根本上在于苏联领导人放弃了列宁主义，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而苏联修正主义的显着特征就是，第一，抹杀阶级斗争，反对一切战争与革命，鼓吹对立阶级之间、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阵营之间、被压迫民族与殖民统治之间调和妥协、和平共处；第二，忘记了国际主义原则，在国家关系和党的关系方面奉行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自私自利，损人利己。毛泽东明确认为：“所谓和平共处，事实上只适用于中立国家，至于被压迫的民族跟帝国主义就无所谓和平共处”，被压迫阶级与压迫阶级之间也无所谓和平共处。有阶级压迫，就有阶级斗争，有民族压迫，就有民族革命，共产党天生就是搞阶级斗争的，“不革命还算是甚么共产党？”今天的革命主要就是反帝，“真正的马列主义都要反帝，首先是反美帝”，不支持各国人民反抗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的阶级斗争和民族革命，“这还算共产党吗？还算马克思主义者吗？”14因此，毛泽东逐渐改变了过去一度比较谨慎的作法，承认过去要求限制周边国家的武装斗争是不正确的，强调不怕同美国作战，不怕世界战争。他几次告诉朝鲜、越南、老挝、缅甸等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国就是你们的大后方，一旦有甚么大事发生，你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地方，兵少可以到中国来徵兵，要我们出兵我们就出兵，要财政援助我们全力以赴，要武器可以无代价提供。鉴于朝鲜战争期间，苏联一方面希望中国出兵，表示愿意提供武器，一方面每笔武器都记帐，要中国还钱的自私态度，毛泽东对于有偿向各国革命党人提供国际主义援助的作法极端反感。他一再声明：“要买、要还帐，这没有道理，不是国际主义.这实际上是援助我们，不是援助你们，打了帝国主义，我们就巩固了嘛！我认为这是真理，其他都是假话。”15

　　毛泽东自信是国际主义者，他有一句颇具特点的解释其国际主义观点的话，叫做“革命时外援，胜利时援外”。这是说革命时需要别国的援助，而胜利后则应该大力援助别国的革命。毛泽东这样说，也这样做。在新中国成立后长达二十几年的时间里，中国政府为援助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缅甸、柬埔寨以及其他亚洲、非洲甚至拉丁美洲国家的革命运动，不仅倾其所能，而且往往不计后果。特别是在与苏联关系破裂的60年代，这种援助更是无所不尽其极.即使在中国经济形势极端困难之际，中国援外金额仍旧超过了其偿还苏联十几亿债务的总额.仅中国援助越南的金额，就超出抗美援朝战争费用的两倍多，达到上百亿美元。如果加上70年代上半期的援助数额，更高达200亿美元之多16.毛泽东这时的一个“原则”是，只要还有国家在帝国主义统治之下，需要我们援助，我们就不能拒绝.“不论是共产党，还是民族主义者，只要真正反帝，我们就支持”。即使这样做会损害中国的外交关系，也在所不惜。因为“日本人民不翻身，南朝鲜、菲律宾、柬埔寨、老挝、泰国、马来西亚这些国家不把帝国主义赶走，不把本国垄断资本或者亲帝国主义份子打倒，我们这个国家也不能得到最后解放”。因此，“我们不仅要在国内打倒帝国主义，而且要在全世界消灭帝国主义”17.显然，为了证明苏联关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说法完全荒谬，这个时候的毛泽东更希望看到的已经是热战，而不是甚么冷战了。

　　但鼓吹热战，到处扶植和培训反政府的游击队组织，对中国自身却是极其危险的一件事。一方面，这必然四面树敌，造成中国在国际上的严重孤立；另一方面，两个拳头打人，又缺少足够的实力和防御能力，也会使自己的弱点暴露殆尽，随时可能成为被打击的对象。为了避免太过孤立，毛泽东在60年代中期以后重新提出了革命战争年代的统一战线策略，强调亚非拉美三大洲和欧洲实际上是两个中间地带（又称“两个第三世界”），主张联合所有与美国有矛盾的国家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然而在继续支持世界革命的情况下，这种策略很难起到太大的作用。意识形态以及国家利益上的严重分歧，甚至妨碍了毛泽东对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以后苏联新一届领导人政策趋向的判断。他不仅没有看出勃列日涅夫（LeonidBrezhnev）等人的对美政策与赫鲁晓夫截然不同，而且断定苏联已经成为中国的敌人。因此，即使他逐渐注意到美苏之间确实存在着尖锐的冲突与斗争，他还是相信，他们在反对共同敌人中国的问题上，仍旧存在着共同利益。


　　基于这样一种判断，毛泽东不能不把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升级行动，与报复中国这一越南主要后援国的战略意图联系在一起。而注意到美国侵略的可能性之后，他更不能不担心同样对中国抱有强烈敌意的苏联，也会乘机而动。处于严重孤立之中的毛泽东，这时唯一能够想到的办法，就是一面推动世界范围的武装斗争与革命，以为牵制；一面则不得不加紧布署战略防御，甚至开始高度紧张地提出三线建设任务，要求各省区都要造枪造弹，准备打仗，所有重工业设施，特别是军工设施，都要准备迁往偏辟的西南山区.6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对外宣传中“世界革命”的调子越拔越高，与此同时，毛泽东的战争危机感也越来越严重。他不断地告诫说：“不要怕孤立，不要怕战争”，“我们现在准备美国人来打，准备它从东海岸，比方说从上海、广州、青岛、天津这些地方打进来；第二，准备修正主义来打，打进满洲、东三省，打进新疆，或中央突破，从外蒙打进北京……，我们准备美苏合作瓜分中国，以淮河、陇海铁路为界，苏联占领北边，美国占领南边。再就是日本军阀又来打，印度反动派也来打，死它几十万、一万万、两万万人”18.

　　60年代末，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美苏对抗加剧，冷战规模急剧扩大，而另一方面，在毛泽东的思想当中，冷战这个字眼儿已变得毫无意义，因为不仅美苏全都是自己的敌人，而且世界上到处都处于热战的边缘，全无冷战的可能。也正因为如此，当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以后，毛泽东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号召全国“要准备打仗”，“要准备大打、早打，打核战争”19.尽管在内心深处毛泽东未必希望在中国打仗，也未必相信马上就会出现战争局面，但主观上对战争危机的高度紧张感，依旧使毛泽东对所得到的讯息做了极其严重的过度判断。

　　1969年夏天，中共中央得到消息，苏联准备先发制人，采取核手术式的报复措施，打击中国的核基地。据此，毛泽东开始估计苏联有可能对中国实行突然袭击，或者扔核弹，或者搞突袭.毛泽东当即宣布，为了避免多数中央领导人被核弹炸死，除周恩来和少数前线指挥人员外，其他中央领导人统统撤到内地去。于是，10月1日以后，中央领导人及其各个重要部门和机关雷厉风行，纷纷疏散，各大城市机关和居民，也动员起来，在“深挖洞，广积粮”的战争号召下，或挖洞，或疏散。一时间，全国上下，一片备战紧张气氛。影响面之大，可谓空前绝后。

　　终于，1969年秋冬的高度紧张，使毛泽东注意到确保革命本钱的重要性了。“利用矛盾”以及通过外交牵制创造力量均衡的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进而，从1970年开始，中国的外交政策再度开始向着比较务实的方向转变了。中国迅速开始与各国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努力争取进入国际社会，最终不仅成功地进入了联合国，甚至为了打“美国牌”，以威慑苏联，毛泽东还亲自批准与他过去最为痛恨的“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进行外交接触.毛泽东的道理很简单，那就是列宁讲过：碰到强盗，要嘛被杀死，要嘛交出自己的金钱和汽车。他主张交出金钱和汽车，等到有朝一日有机会，把这些强盗统统消灭，金钱、汽车都收回。他激烈批评那些反对中美接触的革命党人，说：甚么“革命是不能妥协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妥协的”，这是哪一条马克思主义20？

　　不管毛泽东私下里怎样向自己过去的那些共产党朋友许诺，说中国的这种作法并不改变它对这些国家共产党人的援助与支持，它将一如既往地把发展同这些国家革命人民之间的友谊放在首位，绝不会像苏联那样只把眼睛盯在这些国家的政府身上，实际上，仅仅同美国建交本身，就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以往的世界反帝革命中心的形象。一些热衷于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强烈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左派政党组织，转而公开指责中国向帝国主义妥协，背叛了革命原则，而与中国分道扬镳.即使是对那些毛泽东曾明确表示将继续给予支持的某些国家的革命组织，中国的援助事实上也往往因为同这些国家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而受到严重限制，竟至渐渐削减或中断了。

　　务实外交的逐渐展开使笼罩在中国上空的战争空气变得不那么令人窒息了。只是，这种摆脱了过去种种意识形态规定的外交政策，使得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理论基础的国际结构划分方法都相形见绌.虽然，作为革命家的毛泽东，依旧还在运用他的革命经验和理念，但他对世界政治的看法已经不再是简单地出于敌、我、友这样简单化的直线分析模式了。在他的观念里，自然更不存在任何冷战的观念了，不论是指美苏之间，还是指不同制度与阶级之间.他所提出的所谓“三个世界”的理论，干脆只是从经济发展程度、实力强弱和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这样几个方面来区分世界政治结构的。美苏两国因其实力最强，在国际事务中势力最大，野心最盛，因而被归入第一世界之中；欧洲日本等国因其经济发展仅次于美苏两国，同时又与美苏两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因此被归入第二世界之中；而一切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则被归入第三世界。根据这一理论，世界政治斗争的中心再也不是甚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了，社会主义不仅不再成为决定的因素，甚至已经悄然退出国际政治斗争的中心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所谓民族解放的历史潮流。在这里，毛泽东没有忘记，中国即使没有可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也应当能够成为世界某一部分的主导力量。毛的“三个世界”理论，显然为中国在“第三世界”中预留了它理应占有的位置。

　　注释

　　1 参见拉津斯基（EdvardRadzinski）着，李惠生、盛世良、张志强等译：《斯大林秘闻──原苏联秘密档案最新披露》（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页575-76.

　　2 〈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45年8月23日），并见〈重庆谈判〉（1945年10月17日），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页1159.

　　3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页242-243.

　　4 〈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1946年4月）；〈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年8月），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页1181-82、1191-93；《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的谈话》，1946年11月21日。

　　5 即〈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年8月14日）；〈别了，司徒雷登〉（1949年8月18日）；〈为甚么要讨论白皮书〉（1949年8月28日）；〈“友谊”，还是侵略？〉（1949年8月30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1949年9月16日），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页1487-1520.

　　6 〈关于周恩来去苏联参加谈判问题给中央的电报〉（1950年1月3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页213；〈毛泽东与英共主席波立特谈话纪录〉（1955年4月29日）。

　　7 转见《环球同此凉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页266-67.

　　8 《毛泽东接见越南党政代表团谈话纪录》（1963年6月4日）等。

　　9 《周恩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年9月26日）。

　　10 "MemorandumofConversationofComradeKhrushchevN.S.withtheChairmanoftheCCPMaoZedong，2October1959".并见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年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页226.

　　11 《毛泽东会见澳共领导人夏基谈话纪录》（1959年10月26日）；《毛泽东与金日成谈话记录》（1960年5月21日）；《毛泽东接见委内瑞拉革命左派运动主席安东尼奥.德尔加多。洛萨诺谈话记录》（1961年4月3日）。

　　12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页321-22.

　　13 《毛泽东接见委内瑞拉客人的谈话》（1961年12月5日）。

　　14、15 《毛泽东接见朝鲜代表团的谈话》（1963年4月25日）。

　　16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上），页272、273；《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年大事记》（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页617；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页162，等。

　　17 《毛泽东接见索马里总理的谈话》（1963年8月9日）。

　　18 《毛泽东接见宫本显治的谈话》（1966年3月28日）。

　　19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页488、493

　　20 《毛泽东与张春桥、王洪文等谈话纪录》（1973年7月4日）；《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页604.

　　杨奎松，《二十一世纪》2001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