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六”，那年我看见

开笔就想，“五一六”，“五”字后要不要有个间隔符呢？结论是不要。如同五四、九一八这些重大历史时刻，人们知道那说的是月日，月日之间不必加圆点。

“五一六”，是指1966年5月16日。那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俗称“五一六通知”。通知宣布成立“文化革命小组”，号召向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文件的具体内容，当时并未向我们这些中学生传达。

又何须传达呢？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文革的氛围早已酿成。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于擂起了文革的战鼓，吹响了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攻的的冲锋号，一场全国性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正式揭幕了。

我曾说，中国农村历时20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是一场巨大的社会实验。这样大规模的乌托邦实践，在人类历史上有重大的试错意义，可以断言这样的集体生产劳动和生活方式，此前没有，此后也不会再发生；不论历史怎么评价它，我们“有幸”参与其中，不能淡忘，而应该珍视这段宝贵的经历。同理，10年文革，不论别人怎么看待它，不论自己怎么褒贬它，它都与我的今生今世血脉相连；作为这段特殊历史的见证人，有义务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

1966年，我虚岁15，正在湖北省沔阳县沔城中学念初中，上半年是初二下学期，下半年是初三上学期。本应1967年夏天初中毕业，所以后来通常被叫作“老三届”里67届的初中生。

那年春天，我们那一带暴发了流行性急性脑膜炎。那是一种有生命危险的疫病，通过空气传染。造成的社会恐慌类似于2003年的非典，我们被关在校园里两个多月。周末不能回家背米和腌菜怎么办？记得是我堂姐的大儿子给我送到校门口的。

那一段时间我心情很凄惶，主要是惦着挨整的父亲。1962年即“三年困难时期”度过之后，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重提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1963年2月决定开始在全国城乡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农村的社教就叫作“四清”，起初以清账目、清仓库为主叫“小四清”，后来升级为清思想、清政治为主，就叫“大四清”。我们村（生产大队）解放后一直是全县全省乃至全国的先进典型。而我父亲，不论大小“四清”，都是上边工作队定的头号“运动”对象，虽然他早在1960年反“五风”时就被撤了党支部书记的职务，成了留党察看的“垮台干部”。一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清楚父亲为什么会成为“四清”运动的头号对象。按说“应该”挨整的是我二伯：合作化时他是村支书，后来成了国家干部在本公社机关工作；反“五风”后他被调回生产大队接手他弟弟（我父亲）担任支书，直到1966年冬四清结束退居二线，当大队贫下中农协会主任。也许是我二伯不仅清廉得实在无懈可击，而且性格特别温和、从搞互助合作到人民公社，只是照政策办事，从未对人疾言厉色？细想，我父亲确有问题：1960年下台后，他被派到远离本村的排湖开荒，他这个农场场长带的基本队伍是全大队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能划清阶级界限吗？他还在农场成立了一个皮影戏班，请来个姓丁的师傅晚上教戏，唱的无非《封神榜》、《四美图》、《三请樊梨花》之类牛鬼蛇神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据说皮影戏班后来常被周围生产队接去唱，富农子弟梁某表演时，“差官”皮影倒了，他居然让他站起来后说是“太饿了”，这不是“恶攻”吗？农场办起来后，父亲又回到本大队，办了榨油厂，随后又办了出产榨油原料棉籽的轧棉花厂－－往好了说，是搞“多种经营”；但要整你，那不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吗”？

此处不扯远，且说这年春天我被隔离在校园，父亲挨斗的同时，听说7岁的三弟染上了脑膜炎，差点送命……总之，那个春天，我的记忆里没有国家大事，也没有校园生活的故事。

疫情解除不久，校园里就热闹起来了。

先是批斗校教导主任肖运川，批斗摘帽右派分子胡常德。那应该还算是学校里搞社教运动的内容，方式比较文明，也就是让他们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自我批判而已，同学们没有喊口号，更没有给他们戴高帽挂牌子。肖主任在教师中应该是最年长的；他没有教课，但我们相信他是最有学问的－－不然怎么在我们这所重点中学当管教学的主任呢？他的罪名是什么，我忘了。只记得10月份我们从学校出发搞革命大串连，步行到县城仙桃镇，要路经他的老家张沟镇；他被遣送回老家，是与我们一起上路的；我们要进北京见毛主席而欢欣鼓舞，他则神情黯然。

胡常德是我初一的语文老师，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同学们传言他在武大的右派罪状是，臂戴黑纱敲饭盆喊打倒赫鲁晓夫的口号－－虽然过了几年赫鲁晓夫变成我们咬牙切齿批判的反斯大林的修正主义分子，但反右时还中苏友好着，你反对赫鲁晓夫就等于反我党，难道你胡常德比党中央还英明吗？胡常德老师不仅毛笔字写得有款有型，人也仪表堂堂，不过谁叫他当过右派呢，娶不到老婆在情理之中。所以，他有时候吟诵“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之类古诗，我们觉得他确实在表达不满，是没有改造好的表现。听说他后来被遣送回老家彭场镇扫大街，直到文革结束才平反重回教育界。1999年我孩子在广州读高中时的语文老师，是胡老师在武大的同班同学，他告诉我胡的这一生比较惨（这里不便转述）。

那时还没有停课。一天，教我们几何的赵老师，下课后坐下来和我们聊天，说：这回斗争很严重呀，同学们！你们注意没有，说要“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你们读过小说《保卫延安》吧，那是国民党胡宗南匪帮进攻陕北进攻延安时，才提的战斗口号呢！

随后，“破四旧”开始了。我们这么偏远的地方，一个位于通海口公社下辖小镇边缘的中学有什么好破的呢？

我们学校叫“沔城中学”，望文生义应该是沔阳县城的中学，实际上只是“二中”。“一中”（沔阳中学）在新县城仙桃镇，在全县偏东部的汉江码头边。我们这里是旧县城遗址，在全县的偏西部，离襄河和洪湖不远。日本鬼子侵华时，国军128师师长、杨虎城旧部、军阀王劲哉，搞他妈的“焦土抗战”，下令放火把古城烧光，成了一片废墟。我们上学那时，出了校门就是农村，农田里都有捡不尽的瓦砾，农家的墙院都是用残石碎砖垒的。但县政府是上世纪年50年代才东迁的，我们学校就是古老的县衙门和原先的县政府办公处。花园、假山、古井、葡萄架，青石板道……我们能破的“四旧”，只是推倒了校园内的几座石雕狮子。镇上也没有什么好破的，寺庙宫观解放后早拆除，城墙也早就扒了！

哦，记起我周末回家说起“破四旧”，父亲很敏感，他搬来梯子，把堂屋梁柱上端嵌的刻有“金玉满堂”字样的装饰性木板锯掉；又把母亲陪嫁的两个雕漆木柜上刻的古装才子佳人凿了。从搞人民公社开始，抄家是家常便饭（生产队的粮食等公物少了，谁敢阻止抄家那就等于承认自己是盗贼），私家内室根本没有什么隐私可言。

再后来，就停课闹革命了。

贴大字报，批师道尊严，批校领导，学生为王好快活。

记得有一天，老师们从镇上回来，走到校门口，忽然停住了脚步，惊慌失措地往后退。原来，是有人在齐人高的门墙上放了两个玻璃罐头瓶，里面装了生石灰，加水后正冒烟，很快要爆炸的样子……

有大天井的口字型楼房原是老师们的办公楼，现在走廊外墙上挂满了大字报。我见过刘校长看大字报，也看到过熊祖华老师从外地回来，赤脚打伞在看批她的大字报。

对熊老师看大字报印象这么深，是因为熊老师是我初二的语文老师。本校就两个女教师，教我们英语的钟老师年纪比较大，熊老师刚参加工作不久，兼着校团委副书记。更主要的是，她本是我们男生的偶像呀：学校排演《红灯记》，同学们最敬重的教三年级语文的徐老师演李玉和，钟老师演李奶奶，熊老师就是穿红袄的李铁梅；学校排演《江姐》，熊老师又是当仁不让的江姐，一袭红围脖鲜艳夺目……可是如今，她却成了同学们要挖空心思丑化和谩骂的对象，灰溜溜的！

很快就到了暑假。这个暑期很长，这很合我的心思，因为家里缺劳动力，我正好干农活挣工分。在生产队，没有人真正关心什么“文化大革命”，一直到十年文革结束，大小队干部和社员们都只是随大流做政治上的表态而已。对于省城武汉发生大规模武斗这样的事，社员们也只说他们是“吃饱了撑的！”可不是，农村是按生产队结算，按个人工分分配，不干活就要饿死你，而工人停产、武斗照样领粮票和工资。

1966年8月5日，毛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文革进入直接向“刘邓”进攻的新阶段，这类信息我在农村劳动都只隐隐约约地从广播里知道一点，因为不关心。

到了10月中旬我决定去学校看看。在校同学不多，听说学校正应县教育局提示组织师生代表团到北京搞革命大串连，接受毛主席检阅，我立即报名参加。进北京，还见毛主席，又不要自家出钱，我平时想都不敢想这样的好事，简直是天上掉大馅饼了嘛！

我们从沔城出发，沿铺着砖渣碎石的公路往东走，有80里左右的路程，脚上打泡也不叫一声苦。当晚到县城住下来，草草吃了点东西就到县城的“大礼堂”看演出。有一个节目叫什么名字我忘了，是表演本省随州大洪山四清运动成果的，那个放映员不知怎么把布景幻灯片放颠倒了，革命观众齐声吼，场面一时乱哄哄的。我想，那放映员肯定吓了个半死。

这是我平生第二次进县城（1964年春夏之交小学毕业体检复查来过一次）。次日到汉江坐轮船东下，这是我第一次坐轮船；也是第一次看到山（虽然只是从船上远望）。当晚到了武汉，在汉口（或者汉阳）上岸，马上用汽车拖到位于武昌的湖北大学去集中编队。车过长江大桥，如行画中，如在梦中，一个乡下的少年。

随即上了火车，当然也是我的第一次。到北京后住在朝阳门外神路街公安学校（多年后我去寻旧迹，找不到什么公安学校了）。放下行囊，我就跟一个高中部大同学去看天安门。太激动吧，自顾自出神吧，在广场上与那同学走散了，天快黑了不知道怎么回住处。以前没有坐过公共汽车，根本没有车走某条路线的概念。问人家我怎么回神路街，上了公共汽车还坐反了方向……

在北京那些日子，除了参观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农业展览馆和北大这些地方，就是排练走正步，准备列队通过长安街接受天安门城楼上的检阅。我们大队的罗伯伯，是本公社通海口中学的炊事员，他也是赴京代表团成员之一，清早起来跟我们一起操练兴高彩烈的。

结果临时通知我们，这回毛主席检阅红卫兵的方式变了，不走队列式。10月18日一大早，我们就列队来到了长安街上，分立在大街的两边马路上，最前面一排好像是士兵，我们就一排排站在其后。站站坐坐，一上午就过去了，我也忘了大家是怎么解决饮水与大小便问题的。大概是“午时三刻”，高音喇叭里突然唱起了《东方红》，同时有节奏的“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声浪就从西往东传过来了。毛主席领头的检阅车队很快就从眼前飘过去了。后来看新闻纪录片才注意到，开路的是雁飞人字型排列的摩托车队，主车两边有副车。我当时只贪婪地追随着毛主席坐的第一辆敞篷吉普车，看着他对两边的受阅队列挥手，余光看到了第二辆车上的林副统帅，看到了“刘大鼻子”（当时他已从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从政治局领袖圈里出局了）。我们站在街边，声嘶力竭地喊万岁，毛主席离我们这么近距离，比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得清楚多了！毛主席这是第五回检阅红卫兵，他是从什么地方上街，绕故宫外面转了多大一圈进中南海的，我至今不清楚。

我感到很幸福吗？好像也不完全是。我只觉得这事很好，有必要给家里发电报。散场后我立即到六部口电报大楼去排队报喜。一分钱一个字，“我见到了毛主席”，一共七分钱，比两根冰棍多一分，冰棍我可以不吃，这七分钱一定要花。我要给挨整的老爸争光，让村里和工作队那些存心整他的人知道他还有一个出众的儿子！全沙岭村解放后只有三个人考上了重点中学，我是其中之一；而全沙岭只有两人见过毛主席，另一个是我二伯鄢洪桢，进京参加过全国劳模的“群英会”。也算是给父母报了平安。排队时心里嘀咕的就是这些很实际的念头。电报当然由大队干部送到我家了。

之后，我又串连去了湖南和上海，不是集体行动，也不记得和哪位同学，好像就是我独自一人。我的串连只是朝圣。在长沙参观湖南一师和岳麓山爱晚亭，行走在橘子洲头，正是深秋，“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又去韶山冲瞻仰毛主席的故居。在上海，看一大会址，到复旦、同济看大字报。也逛了南京路、外滩和“大世界”。我们住在四川北路一个体育场的木板大台子上。上海行留在记忆里最强烈的，一是上海有座22层（或者24层？）的“国际饭店”，高得真要“抬头看掉草帽”，另一个是我乃背着斗笠到大上海的，不记得为什么要背了，是怕雨淋吗？

回到省城武汉时，住在武昌紫阳中学，手头没钱了，天也冷起来，就找红卫兵接待处“借”了一件军大衣和几块钱。

逛了京沪湘三地，大开眼界；吃住行，没花家里10块钱。大串连对于我来说，真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然后回学校，没有什么人，有资格到处跑的人都跑光了。然后，我回家，干农活挣工分。

到了下一年，上海的“一月风暴”，夺权；武汉的七二零事件，大规模武斗，这些热闹都离我很遥远。直到学校恢复招生，1973年夏天，我以回乡知青推荐加考试进入沔阳师范学校，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批林批孔，才又开始关心政治。

以上就是我，一个家庭成分贫农的垮台干部子弟、地处江汉平原三县交界处偏远的重点中学初中生的1966年。这个样本，显然与北京武汉等城市的学生不同，甚至与一般的城镇中学的学生也不同吧？

2013/5/16

鄢烈山，腾讯网《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