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浩“假传圣旨”化解分裂 张国焘解除伪中央

　　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不能不提到当时的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在张国焘另立中央，率领四方面军数万红军将士坚持南下，不愿北上，公然分裂党和红军的危难之际，刚从苏联回国的张浩在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授权给他处理张国焘分裂问题的情况下，甘愿个人承担政治风险，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解决了这一当时令党中央十分棘手的问题。为促成三大红军主力胜利会师做出了巨大贡献，功炳史册。


　　危难之际闹分裂张国焘狼子野心

　　翻开7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档案史册，中央红军从1934年10月从江西瑞金出发踏上长征之路，历经湘江血战、攻占娄山关、抢渡金沙江、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翻越大雪山，一路历尽千难万险，于1935年6月13日翻过雪山夹金山到达懋功，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6月15日，毛泽东率中央负责同志和中央红军到达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主力会师。会师时，中央红军约2万多人，四方面军约8万人。中央红军会师后改称红一方面军。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主力达到10万人，士气高涨。中央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北上，促进全国的抗日高潮。但张国焘此时却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立场上，夸大北上困难，他认为红军应向西南的川康发展，公然反对中央北上方针。

　　为了解决会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中央于1935年6月26日在懋功的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同时，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即《中央政治局决定》：（1）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党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创建川陕甘根据地；……（4）大小金川流域在政治、经济、军事条件上均不利于红军的活动与发展；（5）坚决反对和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指出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斗争中的主要危险。为了贯彻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精神，中央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当时红一、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都拥护中央两河口会议精神，张国焘当时在会上也表示拥护，但他离开会场后，马上在杂谷脑召开黑会坚决反对北上，并借口“统一指挥”、“组织问题没有解决”等等，策动他的亲信以“川康省委”的名义，要求改组中央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提出让张国焘出任“军委主席”。张国焘公然伸手向中央要权，充分暴露了他分裂党和红军的本来面目。党中央拒绝了张国焘这一无理要求，但考虑到大敌当前，为顾全大局，还是把周恩来的红军总政委职位让给张国焘。由于张国焘拒绝北上，故意拖延红四方面军的行动，使红军在毛儿盖地区多停留了一个半月。致使胡宗南得以重兵控制经松潘北去的交通要道，红军错过了向北发展的大好时机，“松潘战役”未能实现。

　　8月4日，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当前形势与任务。会上对张国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针对张国焘军阀主义，会议强调了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作用，经过耐心说服教育和严肃的斗争，张国焘表面上接受了党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方针。部队到达阿坝地区后，张国焘反党野心大暴露，借口葛曲河涨水，按兵不动。自恃其控制的武装力量，拒不服从中央关于北上的命令，顽固地坚持其退却路线，竟把左路军全部拉回天全、芦山等地区。

　　9月8日，张国焘在阿坝致电中革军委，坚持“乘势南下”的主张，同时密电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陈昌浩，命令他率军南下，企图危害中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发现这个密电，立即报告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率领右路军中的第一、三军和军委纵队8000余人率先北上。10日凌晨，中共中央率领右路军中的第一、三军和军委纵队8000余人秘密脱离危险地区迅速北上，并发布《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说明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南下是没有出路的”。中共中央率部出发后，红四方面军中有的干部不明真相，主张武力拦阻，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果断制止了这一行动。

　　8月15日，张国焘在阿坝召开“川康省委扩大会议”，并作出《阿坝会议决议》，称中共中央北上抗日的路线为“机会主义”、“右倾逃跑”。18日，张国焘又命令左路军先头纵队第五军和第九、第三十一军各一个师，以及右路军之第四、第三十军分别由阿坝、毛儿盖地区南下。红军指战员忍受饥饿、疲劳和寒冷，再次穿越草地。

　　1935年10月5日晚，张国焘公然在四川省理番县卓木碉（今弥康县足木脚）召开“第二中央”成立大会，张国焘自封为“中央主席”，公然与党中央分庭抗争。并在会上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并下令“通缉”。至此，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动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一直同他进行坚决的斗争，同红四方面军不赞成张国焘分裂行为的领导者一起，耐心地进行争取受迷惑的人员的工作。万里迢迢历尽艰辛张浩带来共产国际佳音

　　为使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中央领导人苦苦相劝，但张国焘仍置若罔闻。中央此时急切需要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但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夕上海中央局的电台被破坏后，同共产国际就已失去联系一年了。正当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中央领导人一筹莫展之时，肩负共产国际重要使命的张浩从苏联越过了蒙古大沙漠，历尽千辛万苦，万里迢迢来到了延安，他带来了共产国际的佳音和联系的电讯密码，带来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和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

　　张浩，1887年5月出生于湖北黄冈。湖北黄冈的林氏家族，在当地是赫赫有名的名门望族，后来出了三个在中国现代史上不同寻常的人物张浩（林育英），林育南和林彪（林育蓉）林氏三兄弟。林育南是卓越的工运领袖，与恽代英齐名，曾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兼秘书长、湖北省委代理书记。1922年，张浩经恽代英与林育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陆续担任过中共上海沪西区区委书记、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职务。1930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张浩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32年初，他担任全国总工会常委兼海员工会总书记。在白色恐怖的革命斗争时期，张浩还曾用名林仲丹。1933年1月，中共中央鉴于张浩过去长期从事工人运动，且又懂俄文，便决定派他担任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在莫斯科期间，张浩参与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的起草和定稿工作。

　　为了向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共产国际决定派一位政治过硬，马列水平高、资格老的同志回国。经过反复考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共产国际决定派张浩回国。由于路上不能携带文件，由张浩回国传达无疑是最佳人选，斯大林对此表示同意。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与张浩谈话征求意见时，张浩愉快地接受了这项既艰苦又危险的任务。

　　离开莫斯科时，时名李复生的张浩给自己取了“张浩”这个化名。张浩这个名字就是这个时候正式开始启用，并因后来担任二九师政治委员而为大家所熟悉，至于他取的林仲丹、李复生、林育英这三个名字反倒少为人知。从苏联回国时，张浩扮成商人，携带着密电码，牵着骆驼，与在苏联受训的我党密电员赵七珍一起踏上了回国的征途。路上，他们跋山涉水，忍饥挨饿，在蒙古大沙漠，遇上了场大沙暴，险些被沙暴吞噬。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历尽千辛万苦，张浩于1935年11月初到达陕北交界的定边县，并很快与定边县当地党组织取得了联系。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欢迎张浩胜利归来。张浩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和在莫斯科制定《八一宣言》的经过。他带着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到达陕北，及时地纠正了党的“左”倾政策。关于张浩对瓦窑堡会议的贡献，刘英后来回忆说：“我曾听闻天讲：张浩回国对我们帮助很大，给我们打通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帮助我们了解了许多的情况。不久，中央开会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假传圣旨”化分裂张国焘解除伪中央

　　瓦窑堡会议刚结束，张浩就向毛泽东请求分配新的工作任务。他坦诚地表示：“我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我是中国共产党一名普通党员，请中央分配工作。”中央很快决定，由张浩做说服张国焘率领四方面军北上的工作。中央当时考虑由张浩出面做张国焘的工作的原因有三：第一，张浩党性强，坚持原则，顾全大局，主张团结，一向坚决主张维护党和红军的统一。第二，张浩在党内资格比较老，多次承担党的重任，在党内有较高的威信。第三，张浩是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共产国际的七大会议，并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的派遣回国传达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和《八一宣言》，他有共产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张国焘成立的“第二中央”，没有经过全党代表大会的民主选举，更没有向共产国际报告，尚未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当时中国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任何重大问题、组织变动都要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因此，由张浩以国际代表的身份做张国焘的工作是最合适的。张浩愉快地接受了党中央交给自己的光荣任务，并首先以“林育英”的名字向张国焘发电报。

　　在这之前的11月5日，张国焘公然致电中共中央，狂妄地声称“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布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你们应该称党的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的名义”。

　　面对张国焘这一公然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嚣张气焰，在当时对中央来说，处理张国焘个人问题是容易的，但要他率领红四军几万将士北上就需要做艰苦的工作了。毛泽东不能不对此头疼不已，但毛泽东深知张国焘的为人，在国内他以老大老资格自居，可对共产国际的话他则惟命是从。但此时陕北还没有大功率的电台，虽然有密码，但仍无法与共产国际联系上，无法直接得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张国焘与党中央相持不下形成僵局时，代表共产国际的张浩的作用，是独特而无人能替代的。

　　然而张浩也有为难之处，在他离开莫斯科回国时，张国焘还未另立“中央”，共产国际并未赋予他解决张国焘问题的任务。但现在因与共产国际联系不上，而张国焘分裂党的问题又迫在眉睫。张浩经过深思熟虑，毅然决定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解决这一令党中央为难的棘手问题，虽然这样做要冒很大政治风险，但面对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大事，张浩宁愿牺牲个人也要力挽狂澜。后来张国焘分裂红军分裂党的问题几经努力，终于顺利解决，共产国际在得知详细情况后，对张浩“先斩后奏”的做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张浩给张国焘第一封电报的原件，目前在中央档案馆和一些地方档案馆都尚未查到。但据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写道：“林育英到达陕北后，立即致电给我。大意是：他和王明曾参加了1935年7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对中国问题的讨论，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决定。他奉命携带密电码，经蒙古回国寻找中央红军，已于某月某日到达陕北，完成了第一步使命，他拟由陕北继续到川康地区来，与我和其他同志会晤，但因交通阻碍，尚不知能否如愿等语。”

　　张浩发出的电报很快在红四方面军中传开，张国焘心里惶恐不安。他的“第二中央”既没有经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选举，又没有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毕竟做贼心虚。因为在这之前的1923年的中共“三大”会议上，张国焘曾因反对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党内合作的指示而被迫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所以他对共产国际的权威至今还是心有余悸的。

　　收到了张浩的电报后，张国焘仍迟迟不愿带部队北上，他心存侥幸，幻想共产国际代表张浩能够支持他。张国焘以“党中央”名义给张浩发了电报，诬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中央领导人的政治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等等，但他最后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这就给张浩的工作留下了回旋的余地。1936年1月16日，张浩根据毛泽东、张闻天的意见，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给张国焘又发去一份电报：

　　“请转四方面军张国焘同志：

　　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转达。林育英16日9时。”

　　1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张浩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专门讨论张国焘分裂党、危害红军的问题。与会的所有领导对张国焘的反党行为都极为愤慨，纷纷发言谴责张国焘。会上，还通过了《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党中央除去电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为配合中共中央做出的这个决定，毛泽东、张闻天又建议张浩给张国焘发电，张浩于是给张国焘、朱德发出了《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共中央路线，张国焘处可成立西南局》的电报：


　　“国焘、朱德二同志：

　　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提交国际解决。林育英24日”

　　较前一封电报相比，这封电报的口气要严厉些。从正面肯定了中央的政治路线，表明它是得到共产国际支持的；同时还指出中央的原则争论提交共产国际解决，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为解决党内纠纷，张浩让张国焘“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这无疑是给张国焘一个台阶下，使之能愿意接受。

　　同日，张闻天也致电张国焘。电文的大意是：同意张浩的建议，至于组织关系上可以采取灵活变通的办法，并表示同意张国焘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时与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这样一来，对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的主张和做法已完全否定了，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无疑是当头一棒。从心里讲，张国焘很难接受张浩的这个电报，只是出于张浩的电报中说了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他才不得不考虑张浩的意见，他如再一意孤行带着部队南下，就要背“违背共产国际指示”的罪名。

　　此时此刻，红四方面军中的二号人物、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也开始突然转变态度，他表示完全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张国焘彻底成了孤家寡人了。与此同时，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同志的斗争下，张国焘的南下计划受阻，被迫接受了成立由自己担任书记、任弼时担任副书记的中共西南局，与陕北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的这一过渡性办法。

　　接着，张浩又接连致电红四方面军，传达“共产国际改变采用新政策的经过”及其原因，并电告了共产国际建立统一战线的各项细则和《八一宣言》的要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当时解决张国焘分裂主义、谋求团结的政治基础。这些电文令人耳目一新，使朱德、徐向前等红军将领“深有‘柳暗花明’之感”（徐向前原话）。

　　在中央红军北上节节胜利的同时，张国焘南下却处处碰壁，部队损失减员严重，士气低落。他此时的心情既复杂又悲凉：政治上毛泽东得到了张浩这个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他们根据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得人心。而他率领的左路军南下作战接连失利，形势日益紧张，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都激烈反对他的分裂行径，甚至就连一贯支持他的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也开始反对他，使他在政治上一下子成了孤家寡人。严峻的现实使张国焘不得不承认：“事态的发展，使我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开始转居劣势。”过了几天，张国焘连续给张浩发了三封电报，在这几封电报中，张国焘的气焰再没有先前那么嚣张了。

　　这一时期，张浩单独或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联名给张国焘等人发了数封电报，要求他们取消伪中央，尽快率部队北上。1936年2月14日，张浩、张闻天致电张国焘，对南下红军的战略提出了三个行动方案：第一、为北上陕甘，并指出此方案在林育英动身离开莫斯科时已得到了斯大林的同意；第二、为二、四方面军就地发展；第三、为四方面军南下转战。张闻天、张浩在电报中强调指出：中央认为，第一方案为上策。

　　接到电报后，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立即开会研究。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都一致决定接受中央的第一个方案。鉴于此，张国焘被迫取消了自己的“伪中央”，并同意北上，因为张浩的电报里说斯大林希望主力红军向北发展，靠近苏联，与苏联红军联合抗日。6月6日，张国焘召开中央纵队活动分子会议，宣布取消“第二中央”。

　　此时，张国焘虽已取消另立的“中央”，但并没有改变同中央对抗的立场。他企图拉拢刚刚会师的红二方面军支持他的错误活动和主张，遭到红二方面军领导人的坚决抵制。在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力争下，红二、四方面军决定共同北上，同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

　　1936年8月3日至9月3日，张浩、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又联名给朱德、张国焘发电，欢迎他们前来会师，并说为“注重目前团结，过去的矛盾一概不谈”。还说，张浩同志将亲自到前方去接他们。9月27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联名致电张浩、张闻天、毛泽东，表示尊重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指示、意见。部队马上前来与一方面军会合，先头部队会到达界石铺，决不再改变。随后，红四方面军日夜行军北上，并按期与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红军会师奏凯歌张浩英灵传千古

　　10月19日，张浩从保安启程，代表中共中央到宁夏同心城迎接二、四方面军。经过几天的急行军，二、四方面军于11月3日抵达同心城，张浩在关桥堡会见了朱德、张国焘。随后，张浩又在红四方面军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并向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介绍了党中央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伟大意义，使广大指战员受到极大鼓舞。

　　过了几天，张国焘回到保安。根据中央的指示，张浩又赶到保安，代表中央找他谈话，做他的思想工作，希望他能认识自己的错误。随后，张浩与张国焘一同回到瓦窑堡，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张浩又多次找张国焘谈话、做工作。在争取张国焘率左路军北上的过程中，张浩利用自己共产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为党和红军立下了大功，这也是张浩革命生涯中最光辉灿烂的一页。对张浩争取张国焘北上所起的重要作用，除有党史记载和有关老同志在回忆录中作了记述外，张国焘也曾在他自己的长篇回忆录《我的回忆》一书中说，他对张浩“极为看重”。张浩正是以他共产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对张国焘采取了有理有节，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斗争和争取方式，最终配合中央促使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北上，促成了三大主力红军的大会师。

　　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张浩患上了多种疾病，加之长期劳累，又得不到有效的医治，于1942年3月6日病逝于延安，终年55岁。张浩逝世后，党中央为他举行了十分隆重的葬礼，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亲自为他执绋抬棺。这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极为罕见。

　　黄禹康，党史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