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11日 星期六

汪精卫从主战到主和反映知识分子对私家军的失望


王裕延:漫谈蒋介石的功和过(下)


  我们知道,汪精卫早年加入同盟会,是无条件追隨孙中山的孙派骨干。为了回击梁启超对孙派“远距离革命家”的嘲讽,表明革命家不怕牺牲的勇气,汪精卫以过人的胆识筹谋参与刺杀前清摄政王载沣而名噪一时。行刺前汪精卫在给孙中山的信中写道:“誓与满酋拼一死,以事实示革命党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热,使怀疑者复归信。”特别是汪精卫的狱中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更是烩炙人口,风靡一时,因而深得孙中山的信任。1925年汪精卫隨孙中山北上商谈国是,成为孙中山的左臂右膀。孙中山辞世前,汪精卫侍立其侧,是孙中山遗嘱的执笔人和监证人。孙中山辞世后,汪精卫任广东革命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主席。他继承了孙中山的遗产,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俨如孙中山再生。谁料孙中山的思想遗产竟成了汪精卫的沉重包袱,使其犯了错误还不知错误的原因。我们知道,孙中山的思想遗产有一项当代鲜为人知的重要内容,就是孙中山在日本滞留期间,为了获得日本政府和浪人对中国革命的支持,曾和日本的政界思想界中的头面人物共同提出过“亚细亚主义”,其内容是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中日携手共建东亚共同经济体,承认日本在满蒙间的特殊利益。“亚细亚主义”类似19世纪初美国总统门罗提出的“门罗主义”。孙中山的这项遗产曾在1938年武汉失守后,为日本政府首相近卫收录在对华诱降政策的三项声明中,即“睦邻友好,积极反共,经济合作”,成了汪精卫出走重庆,决心用“和平”方法救中国的重要原因。对此,汪精卫还认为自己投靠日本的汉奸行为,是按孙中山的遗嘱,借日本之力“和平救国”、恢复蒋介石丢失的国民党政权呢!我想,这也许是建国后宋庆龄、何香疑力请毛泽东赦免汪精卫夫人陈璧君的初衷吧,也是陈璧君宁愿坐牢拒不认错的基本原因吧。在汪精卫看来,“和平救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众所周知,九一八事变之后,汪精卫曾经是积极主张抗日、主张民主政治和反对独裁政治的;所以当时的爱国学生把汪精卫奉为他们的政治领袖。他们打出的口号是: “欢迎护国救党的汪先生”,“欢迎主张实现民主政治的汪先生”,“欢迎反对不抵抗主义的汪先生”。在抗战初期,汪精卫属于主战派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他指挥不动蒋介石的私家军。想进行抗战的人没有军队,有军队的人却避而不战。各路军队保存自己的实力第一、抗战第二的私心使汪精卫的抗战热情完全消散了,于是便产生只有用“和平”的方法才能救中国的想法。

  汪精卫从“主战”到“主和”的思想变化,反映了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被个人控制的私家军的失望。其实,从“主战”到“主和”的转变,是一种艰难的充满危险的选择。当时在中日两国敌对情绪无法控制之时,无论中国和日本的主和派的下场都不妙。在日本的主和派犬养毅首相被杀,后来还陆续有多位主和派高官被杀;而中国主和的汪精卫被刺几乎丧命,主和派的唐有壬等人也被暗杀。所以,做少数主和派要比做多数的主战派需要更大的勇气。因为主战的高官号召别人流血牺牲,自己并不需要直接上战场,并没有什么危险。而做主和派却要冒被狂日的爱国分子暗杀的生命危险。汪精卫认为:“对于民众同仇敌忾之心,政府固然要加以鼓励,才不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不得不战则战,可以议和则和,同时时刻小心在意,为国家找出一条生路,才是合理的办法。”汪精卫对黄河决堤,对火烧长沙的焦土抗战感到疑问:抗战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领导人想过老百姓的疾苦没有?抗战的牺牲者不就是那些食不裹腹的平民百姓吗?我们不惜牺牲四万万老百姓的生命来培育一个民族英雄,这值得吗?如果不出现奇迹的话,这场战争要经过多少年才能结束?在这期间中国老百姓要遭受多大的惨祸?汪精卫越来越觉得他的“和平救国”的理想是正确的。因此,汪精卫是被一种忧国忧民的理想主义意识流一步一步地推到“汉奸”的深渊中。他绝不是像毛泽东说的是因为反共而成为汉奸的。“反共”和“汉奸”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前者是政党之间的关系问题,后者是国家民族之间的问题,两者不可混为一谈,这是起码的政治常识。不错,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汪精卫既联过共,也反过共,这和他后来沦为汉奸没有内在联系。1938年他出走南京,倒和蒋介石的矛盾有某种关联。我们知道,汪精卫是无条件跟隨孙中山的孙派骨干。他为人诚实,不贪钱财,特别在个人生活方面,汪精卫不抽烟,不酗酒,不赌博,不近女色,在腐败的中国政界中,是一种非常清高的存在。他淡泊权力,从不拉帮结派,不封官许愿。因此,在国民党内从来没的形成过“汪精卫派”。但是汪精卫在国民党内却享有很高的威望,在国民党内他类似“圣人”的偶像,是大家非常尊重的革命老英雄。他虽然没有像蒋介石和其他军阀那样拥有私家军队和私人帮派,但他在党内和国内拥有很大的政治能量。他曾两次登高一呼,逼蒋介石下野,是蒋介石最感畏惧的政治对手。但是过于淡泊权力而又坦荡的汪精卫,在政治舞台的角逐中却远不是蒋介石的对手,常被蒋介石逼得挂冠出走,为蒋介石独揽大权洞开大门,这也显示了蒋介石确非等闲之辈。蒋介石和汪精卫有很大的不同。蒋介石能清醒地认识主义与事实的区别,他认为不能因其“主义”之信仰,而乃“事实”与不顾。信仰归信仰,事实归事实。联俄可以,但不能做俄奴;联共也可以,但不能允许共产党与左派联合添乱,妨碍他的权力运作。在蒋介石看来,主义是工具,是为实现政治目标服务的;在中国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必须控制权力,掌握强大军队,所以他视权力军队为生命;主义只要能为其扩张权力,组建强大军队服务时,它才有意义;妨碍扩张权力的主义必须修正或抛弃。在这些问题上蒋介石和毛泽东倒有很多共同点,可谓天下英雄所见略同。他们不像汪精卫那样天真,为了主义“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正因为蒋介石能够牢牢控制权力和军队,所以国民党内没任何人能和他竞争领袖这一地位,这是奠定蒋介石成为民族英雄的基石。而为主义而主义,又洁身自好、诚实清高的汪精卫却被钉在“汉奸”的恥辱柱上。一位才华横溢,奉全体国民利益为最高宗旨的革命老英雄,却因痴迷主义而不能自拔最终沦为汉奸,这是一件非常令中国人感到悲哀的事情!

  涉及抗日战争还有一个重大问题,蒋介石究竟是代表谁的利益领导抗日战争的?毛泽东在《论政策》一文中,认为抗日战争期间国民 党统治集团可以划分三大块:即反对抗日的亲日派和主张抗日的英美派;主张抗日但又动摇,主张团结但又反共的两面派;还有两面性较少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开明神士。从毛泽东的很多著作来看,他把蒋介石定性为英美派是无疑的。大陆中国很多涉及抗战历史或研究抗日战争的著作,都认定蒋介石是代表英美派的利益参加抗战的。这个问题很有必要讨论商榷,以还历史的真面目。我认为蒋介石是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领导抗日战争的。西安事变时,周恩来曾说过:只要蒋介石同意抗日,中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并且除蒋介石外,全国没有第二个适合的人。(38)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当和平已经绝望的最后关头,蒋介石义无反顾承担统帅重任,分别于7月19日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谈话,7月31日 发表了《告抗战全体将帅书》,代表中国人民和全体炎黄子孙义正辞严地声明:“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又说:“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能抗战到底。那就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我们大家都是许身革命的炎黄子孙,只有齐心协力杀戮驱逐万恶的敌寇。”这已足够表达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抗日心愿,而不是一部分人或某一派人的心愿,而是全体炎黄子孙的心愿。蒋介石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言必行,行必果的立场是不容扭曲的。抗日战争是在敌我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条件下进行的。在蒋介石领导的正面正场,数以百万计的抗日将士顽强抗争,用自己的血肉之身构成一道又一道的防线,节节抵抗。蒋介石的日记对此有详细记载。8月28日记:在整个淞沪战役中,我军往往整连、整营地全部牺牲;然后成连成排地补充上去,始终没有后退。前赴后继,将敌人包围起来。……中国军队的英勇顽强使日军胆战心惊,把这里称之为“血肉磨房”。9月9日记:姚子青率领官兵与日军展开肉搏,持续两昼夜,全营500余人全部壮烈牺牲。真是惊天地,泣鬼神。这些战例足以表明蒋介石统帅的军队绝不像共产党的史学家描述的那样贪生怕死,一触即溃,望风而逃。在日本狂轰滥炸重庆的日日夜夜里,蒋介石和重庆人民同生死、共存亡,未离开重庆一步的英勇气慨,足以证明蒋介石不是怕死鬼,不像毛泽东说的是躲在峨眉山上等待摘桃子的人。正面战场确实代价巨大,损失惨重,但却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为持久抗战最终战胜日寇创造了决定性的条件,这是中国近百年来反抗外国侵略最辉煌的战果,值得全体中国人自豪铭记。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战受到国际正义人士的高度赞扬和尊重,使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提升,领土主权得到确认。1941年12月23日《联合国宣言》在华盛顿签约,中国成为《联合国宣言》四大领銜签字国之一。1942年10月19日,英美两国考虑到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终于送交中国有关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通告;这一年还恢复了对新疆的主权;1943年11月23日,罗斯福与蒋介石在开罗会谈,经过反复讨论,发表了著名的《开罗宣言》,一致同意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战后归还中国。这是抗日战争取得的重要成果,这是全体中国人的成果,不是一部分人或某一党某一派人的成果。大陆的史学家和宣传家把抗日战争取得的伟大成果一概记录在共产党毛泽东的名下,而以“片面抗战”之由,把国民党和蒋介石拼弃除外,这种篡改历史的行径既可笑又可恶,是非常不得人心的。蒋介石是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抗战的,不是像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史学家所断言的那样,是代表英美派的利益抗日的,从而把蒋介石视为是英国和美国的代理人。不错,中国的抗战捍卫了英美两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最终还获得了美国的大量援助,但不能以此就认定蒋介石是代英美派的利益参加抗战的;同样,中国的抗战也捍卫了苏联的根本利益,拖住了日本驻东北的百万关东军,免除了苏联在苏德战争中面临东西夹击的危险,中国的抗战也得到了苏联的数量不菲的军火供应和出兵东北,歼灭日本关东军的援助,但不能就此认定蒋介石是代表苏联派参加抗战的。美国、英国和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都不是无偿的恩施,而是中国人民用自己无数同胞的生命代价换取来的。由此可见,蒋介石既不是美国和英国的代理人,也不是苏联的代理人;他领导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为争国家独立,是炎黄子孙为争民族平等而进行的一场悲壮正义的战争。把蒋介石扭曲为美国和英国的代理人,这是对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否定,这不仅使数以百万计抗日将士难以瞑目,也使活着的中国人蒙羞。这种用扭曲历史来为一党之私谋利的行径,是有良知的中国人绝对不能认同的。诚然蒋介石在八年抗战中犯了很多错误,但他在维护国家主权的独立完整,反抗日本侵略,抗争美苏拿中国主权做交易的立场是鲜明坚定的,这是不容争议的历史事实。仅凭这一条,足以戳穿毛泽东所谓蒋介石是代表英美派的利益参加抗战的谎言。

  我们肯定蒋介石维护国家主权的伟大功绩,但并不意味我们要肯定蒋介石的独裁专制统治,要肯定蒋介石的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独裁纲领,要肯定蒋介石的“天无二日,地无二皇”的“帝制”理念。正是这套东西促使蒋介石把三种政治力量当成对手:一种是中共,一种是以各民主党派为基干的进步民主力量,一种是人民大众。因而使蒋介石面临三面开战的错误战略选择,注定了他失败的必然结局。(39)诚如梁漱溟于1946年在延安会唔毛泽东所说:“蒋不去,皇帝制度在中国仍然名亡实存,群情不安,大局不定”。(40)事实也确实如此。蒋介石是一位深受中国传统帝王思想影响的统治者。他临逝前,把自己的总统大位传给亲子蒋经国,证明了他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帝王观念。毛泽东把准了蒋介石的脉搏,看穿了他的独尊帝王心态,制订出一整套完整的军事和政治斗争策略,针锋相对,与蒋周旋,最终把蒋介石赶下了台,迫使其寓居台湾一角。

  蒋介石在大陆二十二年的统治,是中国历史上战乱规模最大的时代。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引用毛泽东的一句诗来解释:“帐寥角,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场战乱,归根究底是国共两党争“谁主沉浮”,争由谁执神州牛耳,争由谁来主导中国的大一统而引发的。一句话,争“谁应当统治国家”。据斯诺的观察,“这是不同阶级为争夺民族革命领导权而作的基本斗争。”(41)对建立独立、统一、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之大目标,各个阶级,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没有分歧。问题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这个目标,由谁主导实现这个目标。1943年,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提出:“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国民党的失败,将意味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失败。简言之,中国之命运全赖于国民党。”(42)他一方面主张只能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另一方面要求共产党交出一切军队。可见蒋介石确有想排除异已势力,而在神州大地建立一种“天无二日,地无二皇”,即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以及“我就是政府”的大一统。蒋介石铁了心认定只有通过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专制政治体制才能维护社会稳定,才符合中国的国情和需要,才能把中国引到现代化的道路上。针对蒋介石“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大一统”,中国共产党则在1945年召开“七大”的会议上提出要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大一统。两个“大一统”口号针锋相对,各不相让,激烈争斗,毛泽东对此有精彩生动而深刻的描述。他在《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写道:“蒋介石对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刀有什么作用呢?可以杀人。”于是神州大地枪砲齐鸣,烽火连天。你一刀杀过来,我一刀杀过去,一来一往的这场国共龙虎斗杀得昏天地黑,烟雾弥漫,血流漂杵,横尸遍野。深受国共龙虎斗大祸的却是普通平民百姓。新西兰汉学家路易·艾黎于1956年5月19日从北京写给斯诺的信中估计,从1927年到1949年间,由于政治原因被处死,和国民党在江西和福建等地进行“清剿”,湖南、河南等地人为的饥荒,直至国共两党停战谈判破裂后的全面内战中,死亡者的总数约为五千万。(44)路易·艾黎的统计分析和台湾的著名学者殷海光的分析统计大致相同,殷海光也认为在国共两党的这场权力争斗中死人五千万以上,而权力斗争的重灾区江西省就死人八百万以上。在专制社会里,权力斗争就是生死对决,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夺权或保权都得杀人,如此而已,岂有他哉!因此,为了夺取政权,国民党杀人,共产党也杀人,双方杀人不分伯仲,致使国共内战死人五千万,这是两党的共同业绩,借佛祖的话说,这是共同造的孽。国共内战充分暴露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野蛮、残忍非理性的一面。现在有两点需要全体中华儿女来共同深思反省的:一为什么要杀人?为什么会杀了数以千万计的人?而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无辜的平民百姓。蒋介石和毛泽东,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从各自的立场提出了为什么要杀人的理由。都各说各的话,各说各的理。都从古人创造的“实事求是”的智慧中,用现在共产党人的话说,都从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中找到了杀人的理由和根据。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表述,这叫“阶级分析”,这都是从苏俄共产党和第三国际那里搬来的思维方法。但是这两者之间有一点共同的地方耐人寻味,就是都在各自的杀人理由上贴上了“为了革命”和“为了人民 ”的标签。两者都指责对方为“反革命”“反动派”“土匪”,共产党称国民党为“蒋匪”,国民党称共产党为“共匪”;都坚称自己是“为革命”和“为人民 ”的“革命党人”;都坚称自己是“为了革命”“为了人民”杀人,杀的人都是“反革命”“反动派”和“土匪”,他们所杀的都不是人。因为有上述的理由和理论做依据,所以国共两党杀人的理由都冠冕堂皇,底气十足。因此,杀起人来特别野蛮残忍,特别“具有中国特色”,特别不讲任何道理,这就是这场内战死了五千多万人的根本原因。二是内战责任如何分摊?双方都不愿承担自己应负的内战责任,都把责任推缷给对方。前面我们引述的毛泽东一大段对内战的精彩描述,就是推缷内战责任的杰作。看来凡是搞独裁专制的人,不管是出自那一个党、那一个阶级或打着什么旗号,都不敢承担对自己所作所为应该承担的责任,都把自己应该负的责任推诿给别人。毛泽东就是这种人,还居然用阶级分析这类所谓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把自己内战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总而言之,一个巴掌拍不响。看来二十世纪国共两党为争寸利、争寸权、和争寸土引发的残酷内战,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共同崇奉的暴力崇拜和权力崇拜的这两个巴掌,你拍一,我拍二的结果。既然控制国家权力的领导人不愿意反思这个严重的教训,这就需要从民间开始,由全民族来共同反思反省。

  斯人已去。蒋介石和毛泽东,两位争夺中国最高权力的竞争对手都先后去世。回顾蒋介石不平凡的人生,有两点值得中国人研究回味。第一是蒋介石的辉煌人生值得中国人研究回味。铸就蒋介石辉煌人生的材料有三大件:一是他组织领导了旨在扫除军阀割据,实现国家统一的北伐战争。这场战争沉重打击了军阀割据势力,基本实现了国家统一。造就了一支庞大的中央军,毛泽东说这支军队“和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都不相同,而和世界现代国家的军队却大体相同”,“而且其军队数量之多超过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常备军。”(45)正是这支军队为后来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准备了重要的条件。二是领导中国人民苦撑八年,英勇顽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疯狂侵略,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收回了被日本强占的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领土主权,也收回了对新疆的主权管辖权;废除了外国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成为联合国四大领衔发起签字国,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声望。是在蒋介石的领导之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是经得起历史检验,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篡改不了的历史事实。三是国共内战失败后,蒋介石在台湾探索出一条“合乎中国国情和需要的”复兴中华民族的道路,这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为大陆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依据,为振兴中华民族做出了杰出贡献(见拙著第八章《台湾的道路是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与此相比较,毛泽东去世前说过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领导中国人民赶跑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蒋介石的统治政权,使“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二是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赶下了台。毛泽东说的两件大事,其中只有一点推翻了蒋介石在大陆的统治政权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其他不是掠人之美、贪天之功为己功,便是经不起历史的检验。毛泽东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漏说了一件大事,就是他一意孤行“走俄国人的路”,强制推行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使私有制绝种,使大陆农民瞎折腾二十年,使大陆民众百姓苦不堪言,忍饥挨饿二十年,据统计光“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就饿死三千万人。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根据上述铁定的事实把蒋介石和毛泽东对比一下,究竟谁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不是一目了然了吗?为什么要进行这种使有些中国人感到难堪的对比,目的就是要捍卫“是什么就说什么”的认知原则,把长期被扭曲了的中国近代历史恢复它真实的本来面目。只有公正客观地评价历史,才能消除中国人包括世界华人在内的炎黄子孙之间因长期的谣言宣传产生的歧见,增加中华民族的向心凝聚力,这对振兴中华,早日实现国家统一是有很大裨益的。因为中国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国家,不是一党一派或一伙什么委员代表的中国,不是马克思恩格斯说的,国家是“经济上占统治的这个阶级的国家”,也就是说中国是统治阶级的中国。振兴中华必须靠全体中华儿女,不能只靠一党一派或一伙委员代表。第二是蒋个石一生执着独裁专制,顽固坚持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理念,很值得当今中国人回味研究。由于蒋介石顽固坚持痴迷那套东西,就必然要无视自由民主法制罔顾人权,必然要引起社会大动荡,这是导致蒋介石丢失大陆政权的一个根本原因。毛泽东取得了大陆政权之后,为什么中国社会仍然持续大动荡呢?根本原因是毛泽东在建国后彻底背弃了1945年中共“七大”自己亲手制定承诺的“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的政治路线,犯了和蒋介石一样的痴迷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理念治国的错误。中共开了很多会,出版了很多书研究分析中国社会大动荡的原因,什么原因都分析梳理过,就是不敢触及这个根本原因。总是想在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理念上加点佐料变换花样来稳住政局,维护社会稳定,事实证明这于事无补。那末中国的出路何在呢?必须突破“四项基本原则”划定的框框,回到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制定的“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的政治路线上来,走自由民主法制尊重人权的道路!请中国人不要忘记:“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共个别领导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提出的政治口号,而“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的政治路线,是在庄重严肃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全党的代表们共同制定的,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纲领章程判断,孰轻孰重不言而喻。所以,舍轻就重,建设一个自由民主人权的新中国,这是天经地义,不容诋毁。最后我想诚恳奉送一句久违了的、发自肺腑的、但又颇感与本章标题风马牛不相及的口号来结束本文的论述,敬请读者笑纳。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立的“建设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的政治思想路线万岁!


  注释

  (1)(6)(7)(8)(13)(14)(15)(16)(17)均见《蒋介石日记揭秘》(上)23页、157页、299页、232页、420页、425页、131页、131页、131页

  (2)(41)(42)均见《斯诺文集》第3卷83页、90页、396页

  (3)(4)(5)(9)(11)(12)(26)(27)均见《黄仁宇作品集》(上)316页、346页、325页、311页、326页、326页、515页、333页

  (10)见《斯诺文集》第4卷26页

  (18)(19)(20)(21)(29)(35)均见《蒋介石日记揭秘》(下)509页、689页、832页、700页、589页、709页

  (24)(30)(43)均见《斯诺文集》第2卷375页、373页、288—289页

  (22)(23)(25)(38)均见《蒋介石大传》(上)120页、232页、232页、301页

  (28)(32)(33)均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307页、492页、136—137页

  (31)见《斯诺文集》第1卷189页

  (34)(36)(37)均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580页、684页、760页

  (39)见《蒋介石大传》(下)664页

  (40)见《梁漱溟自述》98页

  (44)见《斯诺文集》第1卷212页

  (45)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183页

  王裕延,共识网



3 則留言:

  1. 1927年至1949年5000万人死于国民党之手这种毫无根据的诬告,有人信吗?想想看,整个二战死多少,中国当时人口多少,等等因素 此数字明显可疑。包括我自己,我不认识一个人家里有任何亲戚或朋友或道听途说过任何被杀死或饿死的,我指的是49年以前,但49年以后就不同了,几乎人人家里都知道各种被干掉被逼自杀迫害后病死的各种实例。我自己也差点被干掉过,我姥姥家基本全部被杀,只有几个嫁给城里人的女儿逃生。国民党就是狠心玩命杀中国人也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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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我一生中所遇到的所有农民,没有一个喜欢共产党的。我家农村亲戚里,饿死最多的时期,不在清朝,不在民国,也不在日军侵华时期,就在49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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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还有几点值得大家注意:
    1,路易艾黎是共产党,不是什么历史学家或统计专家,他的话,放屁也。
    2,5000万这个数字是否把沦陷前土改杀人也算上了?这是否表明共匪1949年之前就已经杀了几千万人了?
    3,殷海光说的江西就死几百万人,那不正是共匪猖獗之处吗,我爷爷就差点在江西被共匪干掉。
    总之,我认为绝无国共同罪。共乃是宇宙级邪恶,无人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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