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从容共到反共的来龙去脉

　　自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后，国共两党就摩擦不断，为了限共，孙中山作了一项制度性安排，就是设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后来在上海搞四一二“清党”，就是这个机构发动的。

　　1923年11月，国民党改组时，邓泽如提出要限共。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时，方瑞麟提议国民党不得加入共产党。6月，张继、谢持等人又提出弹劾共党案。紧接着，不得不在8月召开一届二中全会来解决国共纠纷。

　　1925年初，孙中山去世前后，国共两党矛盾更加激烈。1月，反共的国民党员成立国民党海内外同志卫党同盟会。3月，冯自由等人又成立反共的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


　　国民党一大前后

　　刚到广州的鲍罗廷，就与国民党员赵士觐发生冲突，赵士觐回忆说：“是年（1923年）冬，鲍罗廷到粤，开第一次会议于广东财政厅顶楼，第二次会议则在国民党粤支部。鲍主张立即宣布耕地农有，士觐力持不可，面斥其非，甚为剧烈。鲍罗廷大愤，谋诸亲俄之某氏，向中山先生要求，将士觐枪毙，藉以钳制舆论，士觐复搜罗其种种阴谋，纠合国民党粤支部职员及忠实同志，联名密是中山先生，先生乃召士觐而密诫之曰：‘汝与余从事革命十余年，为余之亲信，余之外交策略如何，列强对余之态度如何，汝岂不知？处今日环境，汝其稍安勿躁，俟其有轨外活动，余自有办法制裁之。’”（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

　　1923年11月，邓泽如、林直勉等十一人以国民党广东支部名义呈给孙中山一份《检举共产党文》：“陈独秀本为陈逆炯明特别赏识之人，曾自言‘宁死不加入国民党’，且尝在学界倡言，谓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绝无学理之根据，指斥我党为落后的政党，总理为过时的人物。今竟率其党徒，群然来归……则是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此次改组陈独秀实欲借俄人之力，耸动总理，于有意无意之间，使我党隐为彼共产所指挥，成则共产党享其福，败则吾党受其祸。”（邓泽如《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

　　孙中山在批示邓泽如等人的呈文中指出中共“竭力排挤而疵毁吾党”，是因为中共“初欲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冲”。（崔书琴《孙中山与共产主义》，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

　　在国民党一大上，为了防止共产党夺权，国民党想先小人后君子，对共产党员加以更严格的规范，其实国民党所采取的这种防君子不防小人的办法，即使定了下来，对于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共产党也没多大作用。

　　有关共产党双重党籍问题的争论，发生在1月24日和28日。先是章程草案审查委员会委员何世桢在24日的审查草案会议上提出，应增加“国民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款。在28日上午的会议上，与会代表方瑞麟也提出，应明文规定“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他们两人的提议，因多数人反对而未通过。

　　面对国民党代表方瑞麟等人就跨党问题提出质疑，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上发表声明称：“我等之加入本党（国民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作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中国国民党“一大”史料专辑》）

　　国民党元老黄季陆回忆说，李大钊在作声明时，说得声泪俱下，全场都为之所动。（黄季陆《当年容共的一幕》）

　　2月24日，鲍罗廷说：“全体同志（共党）尽管应该在国民党内竭尽全力为自己争取领导权，但必须通过合情合理的途径，不得暴露自己的意图。”（《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

　　国民党一大刚一结束，刘成禺、冯自由、谢英伯等人就召集华侨及各省党员数十人，秘密集会，商讨如何对付共产党。此事随即被人告发，鲍罗廷坚决要求孙中山对他们进行处理。孙中山把他们叫来询问，其中就有人不满说道：为什么共产党人可以有自己的党，“而我们这些忠于孙的老国民党员，连开会都不行？”

　　3月1日，孙中山致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表示对“刘成禺、冯自由、徐清河、谢英伯四人之解释（书面检讨），本总理已甚满足，此事当做了息”。（《孙中山年谱》）

　　6月1日，国民党广州特别市党部的孙科、黄季陆等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请制裁共产党活动案”。

　　中共三大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1923年6月）、社会主义青年团二大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大会报告决议案》（1923年8月）、中共三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1924年2月）等文件被国民党发现后，国民党监委们才看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说一套做一套，暗地里在搞党团活动。

　　6月18日，国民党监察委员会张继、谢持、邓泽如等人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中国共产党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之加入本党为党员者，实以共产党党团在本党中活动，其言论行动，皆不忠实于本党，违反党义、破坏党德，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碍。”（《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共产党原案·（乙）致中央执行委员会书》，陈铁健《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督促中央执行委员会从速严重处分，以维根本。”（《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共产党原案·（甲）呈总理文》，陈铁健《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

　　6月25日，张继、谢持以监察委员身份，就党团问题，找鲍罗廷谈话，鲍罗廷极力为共产党辩解。

　　6月28日，戴季陶不堪国共两党纠纷辞职离粤赴沪，后来他在给蒋介石的信中提及此事：“三月二十九日，祭黄花岗归，与（谭）平三（山）及香凝夫人到廖宅，是日所感特深。乃将数月来潜藏于胸之意见，尽量言于平三（山）。弟（戴自称）云今日最能奋斗之青年，大多数皆为共产党，而国民党旧同志之腐败退婴，已无可讳；然今日中国之需要，则又为一有力之国民党，共产党人亦既承认之矣。若于次日，共产党之同志，能牺牲其党籍，而完全做成一纯粹国民党，使国民党中，不致同时有两中心，然后一切纠纷，乃可尽除。而组织工作，乃不至受此无形的障碍。此日之谈话，在弟可谓尽吐露胸中积愫以相劝矣。平三（山）云：此事现在绝做不到，两党之合作，能至何时，现在亦殊难逆（预）料，将来总有分离之日。今日欲共产党抛弃其党籍，则绝不可能。平三为此说时，其决心与诚意，现于眉间。弟之苦劝既无效，而对于党事前途之悲观，亦遂加严。盖一方则旧日同志，绝不觉悟，不合群，不努力，另一方则共产党之扩张发展，日进无已；而党之基本政策，又造成一含糊不清之局，组织则有两重纪律之危险，宣传又有两重理论之困难……至是而弟决然辞去一切职务，赴沪之意决矣。”（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

　　7月，孙中山模仿苏俄，成立中央政治委员会，自任主席，以鲍罗廷为顾问，委员有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谭平山、伍朝枢、邵元冲。这个人事安排也颇费苦心，胡汉民、伍朝枢、邵元冲三人被视为右派，汪精卫、廖仲恺、谭平山三人被视为左派，可以说是一种权力制衡。

　　7月3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讨论《弹劾共产党案》。孙中山没有出席此次会议，会议的争论因拟请鲍罗廷担任国民党政治局顾问而起。“张继反对这一提议。张继首先谈了他与鲍罗廷的谈话情况（6月25日），并坚持认为，鲍罗廷无论如何不能当我们党的顾问，因为他说国民党已经死亡。张继作了长篇发言。谭平山表示反对。两人进行了辩论。”（《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

　　7月13日，陈独秀写信给维经斯基，提出：“我们认为，对国民党的支持不能沿用以前的形式，我们应该有选择地采取行动。这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而只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形式，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为自己收买反对派。”（《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

　　7月中旬，离开广东的冯自由写信给孙中山，指责孙中山偏袒共产党，并要孙中山道歉。“汉民、仲恺、精卫等以身跨两党之故，仍首鼠两端，多方为共产党袒护，致令此关系本党命运之大案作无形的消灭，而亦漠然置之，殊属令人大惑不解。弟以为，今日挽救之方法只有二事：一请公（孙中山）毅然向党员引咎道歉，以平多数党员之公愤；二应将共产党员一律除名，并将引狼入室之汉民、仲恺、精卫等严重惩办，以为循私害公者戒。”（冯自由《致孙中山先生函稿》，《档案与历史》1986年第1期）

　　7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第十五号通告：“须努力获得或维持‘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各团体的实权’在我们手里，以巩固我们在国民党左翼之力量，尽力排除右派势力侵入这些团体。”（《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二一——一九二五）》）


　　8月1日，上海的国民党员何世桢、喻育之等八十多人上书要求孙中山“命令共产党员全数退出本党，并予倾向共产党者以严重制裁”。（上海《时报》1924年8月4日，陈铁健《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

　　国民党一大召开后，在各地成立执行部，为此国共两党的争权夺利全面展开。本打算去哈尔滨设立执行部的居正，就遭到李大钊的反对。“先是，余（居正）告奋勇赴哈尔滨办执行部，总理许之。嗣以李大钊言余之去哈，意在贩卖鸦片，总理怒，不许去。盖共产党深恐余在东北，妨碍彼等行动，故以蜚语中伤之。其实余以李大钊系读书人，初到上海，余招待之，倾谈一切，同志徐瑞霖以哈市商业为问，因涉及苏俄互市情形，讵知李包藏祸心，仲恺亦责余不应信口开河，余始知有失言之咎，乃即日离广东，闭门思过。”（《居觉生先生全集》，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

　　对于国共合作，国民党的提法是“容共”，共产党起初也认同“容共”这种说法，但随着共产党势力的壮大，共产党不满于“容共”一说，而提出了“联共”之说。


　　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

　　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后，即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宣传自己的主张、壮大自己的势力，为此各地的国民党员向中央检举。如张德惠检举在京汉铁路工作的张国焘，中央监察委员会认定张国焘等共产党“乃握本党之权而努力于共产党之宣传与组织”。王文彬、邹德高、金家凤、毛一鸣等，检举北京以及北方的共产党破坏国民党党务、不忠于国民党、把持国民党党务等。为此，国民党不得不召开一届二中全会解决国共纠纷。

　　1924年8月15日至9月1日，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一届二中全会），讨论解决张继等提出的弹劾共产党人案。

　　8月19日，国民党举行中央全体会议，讨论国共问题。张继、谢持、覃振等人主张国共分立，瞿秋白就党团问题作了解释。“既准跨党，便不能无党团之嫌疑。国民党外，既然有一个共产党存在，则国民党内便不能使共产派无一致之行动。……若其行动有违反宣言及章程之处，则彼辈既以个人资格加入本党，尽可视为本党党员，不论其属于共产派与否，即以本党之纪律绳之。……若此次会议决分立，大可谓共产派之发展足以侵蚀国民党，若不分立，则共产党之发展，即系国民党中一部分之发展，何用疑忌？”（瞿秋白《对于监察委员之弹劾案之答辩词》，陈铁健《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

　　8月20日，孙中山主持中央政治委员会，讨论通过“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及中国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两种草案。

　　8月21日，继续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经过讨论，同意政治委员会所提出的两种草案。会后，中央执委会发表训令，说明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的目的。此前，在6月胡汉民就提议设立类似的国际局，孙中山与鲍罗廷也同意了，后因鲍罗廷态度消极而无果。

　　最后，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颁发有关容纳共产分子问题之训令》。训令指出：“本会讨论结果，以为党内共产派所以有党团作用之嫌疑者，由于此等印刷品（中共文件）其性质非属于公开，而属于秘密。既属于秘密，则无论其对于本党怀有善意，抑怀有恶意，而常易被认为恶意。……中国共产党之活动，其有关于国民革命者，本党实有周知的必要；否则对于国民革命，无从齐其趋向与步骤。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员之加入本党者，施以指导，俾知对于本党应如何尽力，尤于本党之党务进行、党员纪律有直接间接之关系，本党更不能不过问。倘使中国共产党关于此等决议不付之秘密，本会敢信党团作用之嫌疑必无从发生；而今者补救之方法，方惟对于此点而求处置。顾中国共产党党员对于中国共产党之关系有守秘密之必要，而中国共产党对于第三国际之关系亦有守秘密之必要。本会有见于此，故决议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内设国际联络委员会。其职务之一，即在直接协商中国共产党之活动与本党有关系者之联络方法。如是则本党之最高党部一方面对于中国共产党负保守其秘密之义务；一方面对于本党党员负了解本党与中国共产党之关系之义务。党内之共产派所被党团作用之嫌疑必无形消释，而党员之对于共产派亦无所其猜忌。”（《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

　　8月30日，孙中山在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上讲话时，提到张继等人不服从自己，就说了下面一段气话：“如果所有的国民党都这样，那我将抛弃整个国民党，自己去加入共产党。”（《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

　　鲍罗廷就此次会议写了份报告给共产国际——《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会讨论与共产党人关系问题情况通报》：“中派（孙中山）希望建立一个直属中央政治局的国际联络委员会，它应得到第三国际的所有指示，这样就可以切断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很不满，认为鲍罗廷中了孙中山的圈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闭幕后，在1924年9月7日，陈独秀写信给维经斯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已经闭幕，这次会议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孙中山等人的态度在口头上保持中立。他们不能同我们的同志争吵，也不敢得罪右派和反动派，但实际上，他们利用反动派施加的压力和他们的反共宣传来压制我们，目的在于把中国共产党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或至少使中国共产党对它开放。我们必须反对这种行为。可是鲍罗廷同志不是站出来反对，而是建议他们成立所谓国际联络委员会，隶属于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并且拥有解决（国共）两党问题的全权。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绝对不同意这个建议，并指出，鲍罗廷同志上了孙中山等人的圈套。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给鲍罗廷发去电报，说明了孙中山等人的这个阴谋，以及这个建议和我们党绝对不承认任何这类决定将带来的不良后果。但遗憾的是，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上作出了这种决定。”（《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

　　10月初，中共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批评鲍罗廷和瞿秋白。“在国民党内成立干涉共产党事务的机构，是国民党中派很早的想法，是由孙逸仙博士在会前直接提出来的，现在采取了国际联络委员会的形式。成立这个机构的原因和目的（即解决两党关系问题，包括消除似乎在国民党内正在建立共产党支部的怀疑），是国民党代表（汪精卫）、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同志）和中共非正式代表（瞿秋白同志）之间谈论的话题，并且已经同共产国际代表达成了协议。瞿秋白同志和鲍罗廷同志在国民党政治局会议上默认了关于国民党内共产派问题的决议案的第四条，并让它通过了。中共（中央）执委会认为，这等于共产国际和中共承认国民党有权成立调查共产党活动的机构，这一条将被国民党用来作为干涉共产党活动的依据。”（《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

　　对此，鲍罗廷认为这种做法只是“哄骗右派之一种方法，事实上该项工作，殊难实现”。（王奇生《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

　　在对待国民党问题上，鲍罗廷与陈独秀有分歧，1924年10月8日，瞿秋白写信给鲍罗廷：“寄上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革命策略的决议及关于国民党中央全会的决议。从中可以看出，在这些问题上您同中共中央之间有某种程度上的原则分歧。”（姚守中《瞿秋白年谱长编》）

　　尽管早在8月份国民党就召开一届二中全会，以解决国共两党纠纷，但共产党仍然我行我素，为此张继愤然辞职。10月中旬，张继上书孙中山：“自八月大会（一届二中全会）以来，共产派背行无忌，继耻与为伍，请解除党职兼除党籍。”（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

　　12月4日下午，北上的孙中山在天津拜访张作霖。“先生（孙中山）又感谢张氏（张作霖）历年来的帮助。张（作霖）乘兴对先生谓：‘我是一个捧人的，可以捧他人，即（也）可以捧你老。但我反对共产，如共产实行，我不辞流血’云云。”（尚明轩《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

　　张作霖还对汪精卫说：“我以前以为孙先生是一个什么难说话的人，今天才知道他原来是一个温厚君子。只是北京各国公使都不赞成孙先生的，大概因为孙先生联俄呀：你可否请孙先生抛弃他联俄的主张？我张作霖身上包管叫各国公使都和孙先生要好的。”（汪精卫《对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

　　1925年1月7日，国民党内有人成立了国民党海内外同志卫党同盟会，这个同盟会主要是针对共产党而成立的。该会提出：（一）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开除；（二）不信任汪精卫等包办党务，请孙中山另外指定公正党员办理党务等。

　　该会次日与“各省区国民党护党同志驻京办事处”共同集会，“双方决定，暂不直接提出根本否定‘容共’政策，驱逐共产派的要求，分由两会各自依据护党目的，发布公开文电，争取全党同情，以确保党权不落入共产党人之手”。（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3月8日，冯自由、江伟藩等人在北大成立“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

　　5月18至25日，国民党召开一届三中全会，接受孙中山遗嘱。5月24日通过《关于确定最高原则事训令全体党员》：“我全体同志读此决议，便可明瞭中国共产党员之加入中国国民党，系为接受本党之主义与政纲，而负实行国民革命之责任者。本党为使国民革命迅速成功，不能拒绝任何派别之革命主义者加入，从前中国革命同盟会时代，即系如此。惟既加入本党者，在取得本党党籍中，其责任与义务完全与一般党员无殊，此则至为重要者也。”（《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

　　节选自沈勇平《容共与分共：还原国民革命》，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13年3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