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与梁启超的师生之缘

　　蔡锷与梁启超结下了师生情谊

　　蔡锷的童年，正值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列强的侵略，清王朝的腐朽，激起了近代中国先进人士的忧虑和奋起，“救亡”和“振兴”成了近代中国发展的主旋律。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失败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变法运动继之而起。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中国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规定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白银！《马关条约》的签订，震惊了朝野。正在北京会试的一千余名举人在康有为、梁启超的邀约下，签名上书，提出拒签中日条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等主张，史称“公车上书”。“公车上书”即举人上书，在近代中国特指康有为、梁启超在1895年邀约千余名举人上书的事件，这实际上是维新派要求维新变法付诸行动的起点。


　　1897年4月，江标、唐才常等人创办《湘学新报》（后改名《湘学报》），进行维新变法的宣传活动。同年10月，在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督学江标等人的努力下，创办了为培养维新人才而设立的湖南时务学堂。时务学堂以崭新的面貌吸引着广大的富于进取、追求改革的学子。


　　年仅16岁的蔡锷，由湖南督学徐仁铸推荐，于1898年初报考新建的湖南时务学堂。蔡锷在2000人中竟然以第三名的优秀成绩被录取，成为时务学堂中年龄最小的一人。


　　梁启超在时务学堂时，年仅24岁，风华正茂，他讲课气势恢宏，大胆泼辣，公开宣传：“二十四朝，其是当孔子至号者无人焉，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其余皆民贼焉。”这种攻击，带有强烈的民主思想与要求革新的气息。梁启超在时务学堂的活动及其影响，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这样说，自己“以《公羊》、《孟子》教，课以札记。


　　在时务学堂学习，条件是相当艰苦的，蔡锷在《冬夜》一诗中，描绘了孤独的孩子，在阴冷的日子里，独对孤灯，思亲怀乡的情景：


　　悍鼠斗屋隅，寒风冲破壁。


　　秃笔硬如铁，残灯光寂寂。


　　这给人一种悲凉的感觉。不过，蔡锷在时务学堂的学习，却是相当认真的，并成为学校的“尖子”学生。


　　我们从1898年长沙版的《湖南时务学堂初集》中，可以看到一条记录是，蔡锷向梁启超问道：“孔子大一统，所以泯杀机也。今之贤士大夫欲督其督，郡其郡，邑其邑，无乃与夫子大相剌谬乎？”这是针对现实提出的一个问题，认为大小官吏们的所作所为，与孔子的大一统思想背道而驰。


　　梁启超的批语更为直截了当：“古今万国所以强盛之由，莫不由众小国而合为一大国，见之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奥斯马加、日本、瑞士皆是也。前此互争是以弱，今合为一是以强。孔子大一统之义，正为此也。见美、日诸国所办各事，皆有数种大政提归政府办理，如海军、陆军、刑律、交涉之类；其余地方各公事，则归各地方自理，政府不干预之。此是最善之法。今中国则反是。如海军之类，应归于一者也，而南、北洋各自为政，不相顾焉；一盗案之微，州、县治之足矣，而上劳朝审，皆极可笑。然至今日，方且并此之法而不能整顿，于是中国不徒变为十八国，并且变为四万万国矣。国权之失，莫过于此。政府现无可望，则不得不致望于督抚州县。若能有一省、一府、一县之整顿，则余省、府、县亦不无万一之望。”


　　蔡锷提问尖锐，梁启超的批语更为尖锐。


　　蔡锷在札记中写道：“读隐公二年、三年《春秋》讳内大恶之义三：不忍言也，不必言也，不可言也。何不忍言？子不丑父，臣不忍君也。何不必言？无益也。何不可言？惧罪也。究以口授为万世也，此孔子作《春秋》之苦心也。”


　　梁启超对蔡锷札记颇有兴趣，批道：“《春秋》第一立义，必有所以然之故。其所以然者，或一端焉，或数端焉，不能察，寂若无，能察之，无乎不在。朱子曰：‘能通所以然，是第一等学问。’若能每条以此求之，则圣人之意不难见矣。”


　　蔡锷在札记中既肯定了孔子“讥世卿”的思想，又指出孔子观点的流弊，并说：“然流弊之无穷也，使益之以西人之法，则尽善矣。西法何？议院之制也。议院之制何？万心之推也。此法可兴，则君公其君，臣公其臣，民公其民，心公其心。”


　　梁启超却大不以为然，批道：“‘流弊’一语极谬。”所谓“孔子讥世卿，立选举”，是蔡锷感于当时科举之弊而发的议论。梁启超指出蔡锷不责备历代奉行的不善，而称之为“流弊无穷”，是不对的。正所谓：“议院之法，何必西人？孔子固深其意，而屡言之者也。见于《春秋》者，亦指不胜屈也，但别见他条耳。《春秋》固当合全书以议之，不能执一二条而议其法之不备也。”


　　师生相互辩驳，互相切磋，有利于讨论的深入。这种切磋乃是一种追求，不仅不影响两人关系，反而更加深了师生的情谊。


　　不论双方具体论述的是非如何，这样平等的讨论，给师生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蔡锷就是从这时起，与梁启超结下了终生不解的师生之缘。


　　被推举为辛亥昆明起义军临时总司令


　　1911年8月，四川人民的“保路运动”发展到了高潮。四川各界反对清政府向帝国主义出卖路权的“铁路国有”政策，在请愿、示威遭到镇压后，四川人民组成“保路同志会”和“同志军”，拿起武器，奋起反抗清朝政府的血腥镇压。四川人民的武装保路运动，给昆明地区的革命党人以新的鼓舞。有人说，川督赵尔丰已被四川人民诛杀，各级官吏已被驱逐，四川已经取得了独立；又有人说，赵尔丰还活着，仍在屠杀革命群众。纷纷攘攘，人心动摇。川路事起后，同盟会机关部通告各地，约期起事，因而革命党人加快了行动的步伐。


　　10月10日，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全国震动。云南同盟会会员和革命人士兴奋异常，准备积极响应。嗣后，湖南响应武昌起义，川黔动摇，滇省革命志士积极动员起来。


　　云南在酝酿起义的过程中，推举谁来领导和指挥起义一事，虽曾有过不同意见，但较快地统一了意见，使起义的准备工作不因确定领导人有不同意见而受到影响。最初，李根源、罗佩金、殷承等人认为，云南的革命最好由云南人来领导，这样有助于保持云南同盟会支部的领导权和领导地位。但是，唐继尧、李鸿祥、刘存厚等人则主张并坚持推举蔡锷出来领导起义，认为蔡锷资格较老，有才干，在新军中职务高，权威性大，有助于推动起义的成功。经过一番协商、讨论，李根源、罗佩金等人为顾全大局，作了让步，唐继尧、李鸿祥等遂决定在适当时机推举蔡锷为昆明起义的领导人。


　　五次秘密军事会议召开说明，云南昆明地区革命党人对起义的准备是重视的，起义计划是周密的，这在辛亥起义各省中是罕见的，独一无二的，从刘存厚所作五次秘密会议的记录来看，蔡锷参加了后四次会议的决策工作，并被推为起义的临时革命总司令。


　　蔡锷在火线上提拔朱德


　　根据昆明地区革命党人第五次秘密会议的决定，革命党人及其他革命人士作了分工，分头去新军各部具体安排和督促工作，以保证能够按计划顺利发动起义。


　　刘存厚等人根据蔡锷的命令，并具体安排了本营的活动，向本营发出了作战命令。


　　正在这时，“嘟、嘟、嘟……”电话不安地响着，主持会议的蔡锷拿起了话筒。电话中传来急促的声音：“松坡、松坡，是你吗？”


　　蔡锷已经听出来是云贵总督李经羲的声音，随即应声：“是，是！”


　　李经羲接着说：“北校场的士兵叛变，已向北门进攻。现在，我命令你，火急，救援，马上率七十四标官兵进城，镇压叛军。火急，火急呀！”


　　蔡锷再次说：“是，是！”放下电话后蔡锷以稳健的步伐，走上了检阅台，宣布革命宗旨，并对作战方略作出了指示。蔡锷说：


　　现在武昌首义，四处响应，皆欲扫除专制，复我民权，我辈军人何莫非国民一分子？与其被疑缴械，徒手待戮，何如持此利器，同起义军，革命清廷，驱逐汉奸，复我山河，兴我汉室之为愈耶！果能如此，诚汉族之荣，军界之光也。赞成者举手，三呼“革命军万岁”。


　　朱德，云南陆军讲武堂学员，1909年来到昆明，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加入同盟会，1911年秋毕业，分配到三十七协七十四标第二营左队（相当于连）以见习生资格当副目（相当于副班长），不几日当了司务长（相当于排长）、见习排长。当蔡锷在巫家坝宣布革命后，朱德冲到了队伍前面，向蔡锷报告：“二营左队队长（连长），带领两个排逃跑，我带领一排人紧紧追赶，包围了他们，追回了部队，但连长跑了。”

　　蔡锷立即果断地命令说：“那就任命你为连长，指挥该队！”从这时起，朱德与蔡锷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并视蔡锷为自己的“良师益友”。这就是说朱德被蔡锷“临时指定为队官（连长），率部连夜从城门攻进城内”。

　　本文摘自《蔡锷大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谢本书。此书以蔡锷与袁世凯、梁启超、黄兴、朱德、小凤仙等人的关系，客观地叙述了蔡锷从出生到求学、投笔从戎，到就职云南、反袁护国的特殊经历，再现了蔡锷戎马倥偬、叱咤风云、短暂而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谢本书，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