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与莫理循

　　1911年莫理循正式成为袁世凯的政治顾问，他曾积极为袁世凯献策，并在报道“南北和谈”时结识孙中山方面的和谈代表伍廷芳的机要秘书威廉·亨利·端纳。

　　袁世凯（1859—1916）出身于富裕的官僚地主家庭，有人说他的家族是东汉大军阀袁绍、袁术的后代，这只是一种权势膨胀后的附会了。河南袁家是以武功致胜的，在19世纪50年代后由于农民起义，清政府只得重用汉人地方武装，许多地方豪强乘机组织武装保卫家园，保卫朝廷，为首的是曾国藩，他广招幕僚，李鸿章、左宗棠都被纳入他的幕下。曾国藩是一个有心胸的政客，能量才使用人才，他为李鸿章、左宗棠提供条件让他们进一步发挥作用，结果在19世纪的中国出现三支有实力的地方军队：湘军、老湘军、淮军，袁世凯的上辈最出名的袁甲三（1806—1863）就是有名的武将，是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是李鸿章的部下，以镇压安徽捻军而出名的。

　　本来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不过是一个土财主，两个老婆给他生了六个儿子，而他的弟弟袁保庆却一个儿子也没有，袁保中便将第四子袁世凯过继给袁保庆成为他的嗣子。袁保庆夫妇很疼爱他，带着他跟着袁甲三转战安徽攻打捻军，袁保庆因为镇压捻军有功，升为山东济南候补知府，好友马新贻既是他的好友也是他的靠山，马新贻原是袁甲三的部下，很能打仗，被任命为两江总督，袁世凯决定去投靠他。

　　说起马新贻会想到平江不肖生的小说《张文祥刺马案》，写的是同治九年（1870年）马新贻任两江总督后，在一次检阅队伍时被张文祥刺死，这在当时是一大奇案。慈禧命令曾国藩审理此案，判了张文祥是太平天国的余孽，凌迟挖心祭祀马新贻后了结此案。其实案情没有如此简单，是马新贻在讨伐捻军时反复无常中结下的恶果。在马新贻被刺后，袁保庆任江南盐法道，是管两淮盐务的四、五品官，同时他又结识了淮军将领吴长庆、刘铭传等，与淮系结下比较深的渊源，这一切都对袁世凯的政治生涯有着密切联系。袁世凯跟着袁保庆在南京六年虽然没有多大长进，但由于嗣父的关系，成为吴长庆的义子，学会不少官场上察言观色、见机行事的本领，但在科第方面，对他来说不沾边，仍是一无所获。

　　19世纪80年代是袁世凯的发迹时期。1881年（光绪七年）袁世凯到山东登州投靠嗣父的好友吴长庆军中，作了一名营务处帮办，饷银30两很是可观。19世纪80年代正是新兴的日本势力渗透朝鲜的时期，朝鲜政局不稳，1882年（光绪八年）发生“壬午兵变”，朝鲜国王李熙的妻子闵妃掌握着权力，而李熙的父亲大院君李昰应乘机赶跑闵妃夺取政权。此时日本借口乱军攻击使馆决定派兵打入朝廷。李熙夫妇向清政府求援。朝鲜政局关系清朝利害，便决定派兵入朝救援，派的就是吴长庆的一支军队。在这次出兵援助中袁世凯立下军功，不仅加官位至五品，还受到朝鲜国王的接见，并协助朝鲜训练军队，这是袁世凯发迹的开始。袁世凯有两三个朝鲜妾室不是偶然的，袁克文的母亲，袁家骝的祖母就是朝鲜人。

　　1884年（光绪十年）在西南边疆危机中法战争之际，朝鲜又发生“甲申事变”，此时的袁世凯已在朝鲜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知道这次事变是日本乘中国处于中法战争的困扰中，想要通过政变控制朝鲜，驱除清朝在朝鲜的势力。袁世凯与同僚果断地派兵与朝鲜军队配合驱逐了日本的入侵军，保护了朝鲜国王李熙，压制了政变势力，这是甲午战前清朝在朝鲜与日本较量的初步胜利，袁世凯的处事果断给清廷与李鸿章留下深刻印象。

　　日本并不甘心，他们进一步调整策略再次进犯。这时的袁世凯已能够直接与李鸿章沟通，吴长庆调回辽东，他的庆字营主力转由袁世凯率领。已经是三品官员负责镇守朝鲜的袁世凯还是一个不到30岁的青年人，直到1894年（光绪二十年）朝鲜东学道起义，形势日趋紧张，袁世凯请假回国，在朝鲜的12年才告一段落。中日甲午战后的袁世凯被任命训练新式军队，在天津小站训练了7250名新军，仿照德国的训练方法。

　　袁世凯所训练的军队在后来成为他的政治资本，并成为北洋军阀的基础。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后的袁世凯不仅将光绪恩赐的兵部侍郎（相当副部），经慈禧之手成为实职，而且还荣升为直隶总督。在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后清朝实行“新政”时，他提出设立“练兵处”、“巡警营”，使中国在官方军队与治安警察的设置上都表现出超人的新眼光。以后在敦促清廷退位，给予清皇室优惠待遇上；在逼退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上，他均表现出特有的权势和影响，20世纪初的中国政治强人非袁莫属，“中华民国”第一届大总统的桂冠就戴在了袁世凯的头上。他的身边有众多的中国、外国顾问，像美国的古德诺博士、英国的驻华大使朱尔典等，都在他的周围出谋划策，最为突出的是澳大利亚的莫理循。

　　莫理循（G.E.Morrison 1862—1920）许多外国人称他是”Morrison of China”，说明他与中国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莫理循的父亲是德裔英国人，28岁时到澳大利亚墨尔本发展，莫理循就生在澳大利亚。莫理循一生都将英国视为祖国，他青年时期喜欢探险、旅游，并对新闻工作很向往。他曾划着独木舟行进一千多英里在新几内亚探险，吃着土著人的饭——袋鼠肉、香料、茶叶、大米烩制的大杂烩。他在报刊发表文章揭露贩奴贸易。1884年他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学医，毕业后因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便去北美、欧洲、非洲等地寻找机会，他曾在西班牙、法国、日本行医，但是都没有使他感到愉快，1890后回到澳大利亚，两年后来中国寻找机会，他没有料到是中国给了他足够的希望，成为他一生中最有意义，最令他深爱的的地方。

　　莫理循在中国先后访问了香港、上海、天津、北京，又相继访问四川、云南，以及与西南毗邻的缅甸、印度。他感到中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大国，1895年他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文中展示了他对中国的细密观察与独特的见解，使《泰晤士报》的负责人高度关注，并给予他积极的评价，不久便被聘为《泰晤士报》驻北京的记者。这个职务对于莫理循深入中国政界，探询中国上层人物，都能起到很不平凡的作用，从此以后，莫理循成为晚清与民国时期上层人物的座上客，成为中英、中外关系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同时也成为《泰晤士报》有身份的大记者，他在中国可以直接访问权贵，与李鸿章、袁世凯身边的外国顾问保持一些联系。莫理循奠定世界知名记者的地位是首先泄露给《泰晤士报》1896年的《中俄密约》。

　　《中俄密约》是中日甲午战后俄国侵略中国并抵制日本势力扩张的一份中俄秘密协定，主要集中在东北问题上。1896年6月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尼古拉二世就是被十月革命推翻并枪毙的沙皇），胁迫利诱去庆贺典礼的李鸿章签订秘密条约，主要内容是：东北向俄国开放，可以驻扎、运输军队、修建铁路（中东路）等。这个秘密协定被李鸿章的外国秘书泄露给了莫理循，莫立即发稿《泰晤士报》向全世界公布。西方国家群起反对，绝不会让俄国独占中国利益，而反对最力的是日本，日本与俄国矛盾加剧，不久发生在中国辽东土地上的“日俄战争”，新兴的日本打败了俄国。在一幕幕列强“瓜分”中国领土的斗争中，莫理循是直接的见证人。莫理循曾呼吁停止鸦片贸易，他支持中国进步人士的合理要求，对实现“中国人的中国”的呼声持赞同态度，他对当时炙手可热的政治人物袁世凯抱有希望。

　　1911年莫理循正式成为袁世凯的政治顾问，他曾积极为袁世凯献策，并在报道“南北和谈”时结识孙中山方面的和谈代表伍廷芳的机要秘书威廉·亨利·端纳（Donald William Henry，英籍）。这个端纳也是澳大利亚人，而且也是继莫理循后与中国政治要人具有特殊关系的人物。当时的端纳是《纽约先驱报》驻上海记者。他们相会后志趣相投，成为好友，端纳将莫理循视为是尊敬的前辈，他们都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莫理循积极鼓吹袁世凯是维系中国政治稳定的不二人选，遗憾的是，他没有看清袁世凯的老成世故，不了解他在官场的纵横捭阖，他对袁世凯表面讲的公民意识和法律监督信以为真，当他看到袁世凯逐步迈向复辟帝制时，开始失望了。他直接向袁世凯表示反对改变政体实行君主制，当袁受到各方反对时，他又劝说袁世凯放弃帝制。

　　袁世凯死后，莫理循认为要证明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应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他抱病参加“巴黎和会”，亲眼目睹列强欺负中国，连他抱有幻想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允诺帮助中国的承诺下又愚弄了中国，莫理循说西方捉弄了中国人。

　　巴黎和会后的莫理循，已经无力再回到中国了，他得了“恶性胰腺炎”，他曾想死在中国，但是于1920年5月30日病逝于英国的西德茅斯，享年仅58岁。

　　莫理循死后，端纳仍然与中国的政治高层人物保持特殊的联系，他是蒋介石、宋美龄的座上客，也被称为“中国的端纳”，最后他安详地死在中国，被葬在上海的宋氏陵园。

　　马金科，团结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