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黑”为伍——回忆文革拾零

一中学生在文革的开头三年的动向脉络，是我在文革初期经历的大背景，我有一本《湖北省建始县第一中学校庆纪念册（1943-1993）》，1993年，建始一中校庆筹备委员会编，书中第4页，“文革十年，遭受挫折”一节里，回忆文革历史，写道：

“全县教师自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在建始一中集训，历时两月。六六届学生也留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大标语、大字报，贴满墙壁，挂满教室。‘文革领导小组’、‘专案小组’，在教师中揪出了一批‘黑帮’。本校八名学识渊博的教师，被监视、受批判，就餐排队，日夜写检讨，交待‘问题’，建始一中蒙上阴影，教师被逼下苦海。

同年八月八日，中共中央正式颁布《文化大革命十六条》，各区镇教师回原地闹革命。九月，建始一中非毕业班到校上课，六六届学生分赴茅田等地参加‘四清’工作。

十月中旬，根据上级‘造反有理’的指示，一中学生参加‘红卫兵’组织，‘大革命’运动由‘批黑帮’转向‘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书记、校长推上了批斗台。十一月初，多数学生外出串联，以掀起‘大革命’高潮。少数学生借机游历祖国名山大川、都会胜地。留校学生揪斗‘走资派’。

一九六七年春，建始一中‘复课闹革命’，教学班改作‘造反团’，全校成立‘建始一中红卫兵联合指挥部’，隶属‘城关大联合’。同年春夏之交，部分红卫兵‘杀出联合指挥部’，成立‘三社一团’，下设‘武攻队’。红卫兵团体写大字报，办大专栏，展开大辩论。同年七月二十日，武空飞机在山城上空盘旋，散发传单，‘大联合’被指控为‘站错了队’的‘保守派’而宣告解体。八月中旬，县人武部的枪支马刀被抢，‘武斗’在山城展开。自此后几年，学生流失，教师调离，招生中止，房舍被毁，理化生实验设备和上万册藏书遭受损失，建始一中一直在动荡中呻吟。

一九六七年十月，毛主席发出号召：‘要斗私批修，实行革命大联合’。次年十二月，‘贫下中农宣传队、工人宣传队’进驻一中，实行‘大联合’、‘三结合’，成立‘革命委员会’，革委会领导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

这是我所见到的、较为完整而客观的对一中红卫兵运动的描述了，惜乎语焉不甚详备。

建始县城文革的开始3年，乃是失控的一中学生红卫兵运动与社会力量组合、分化而滋生的一场内斗，这场历时三载的“社会动乱”，因一中红卫兵的乘势崛起而发端，又以一中红卫兵的两次分裂而升级，最后以一中红卫兵的全体没落而结束，“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一中红卫兵，还有他们的母校，最终都成为他们所掀起的这动乱的牺牲品。这历史悲剧的是非恩怨、真相教训，谁与评说？

在文革初起的那两个月，我曾经是“工作组”的红人，做过班上的“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可惜这好景太不长了，只有半月，我妈成了黑帮，被同学揭发，我成为“黑七类”子女。“黑七类”是那时初兴的一个政治名词，文革前的划分“阶级成分”制度，“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这五种人，称为“五类分子”，是“阶级敌人”，文革掀起后，这“阶级敌人”的阵营，又加上了两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黑帮分子”，这七类人，简称“黑七类”，他们的子女，就叫“黑七类”子女了。当时有一句“血统论”的口号，说“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混蛋”，我妈反动了，我自然也就混蛋了，于是，被清除出了班上的“文革小组”。

1966年9月，新学期开学了，名义是上了高中三年级，教科书也发下来了，上半天课，闹半天革命。

我是“黑七类”子女，没有资格去参加红卫兵和文革行动，同学们闹革命的时候，我在学校无所事事，满处闲荡，忽然一日，转到了学校的农场保管室，推门进去，就看到了学校被揪出来的8位“黑帮”。

那时的一中，有自己经营的土地，被称为“农场”，也是学生参加劳动的地方，也就设有保管室，这保管室是一排低矮的石墙平房，位于靠广润河河堤的一块菜地之中，那时，就成为“黑帮”的羁押之所，也就是文革史上说的专用名词“牛棚”了。

学校揪出来的黑帮，最基本的标准，还是“血统论”在当家作祟，矛头所向，直指家庭成分是“五类分子”、或者个人历史有些“污点”的校领导与老师，这样，就有8位“中彩”，被请到了这“牛棚”集中。

毛荣本老师写的《百年修得同船渡》一文中回忆：

“6月17日县委派出工作组进驻一中开展文化大革命，我校便正式进入了史无前例的新时代。当天下午，我被宣布为‘黑帮分子’而打入另册，在此后一年的时间里，我受尽羞辱、批斗，终至精神分裂，几乎命丧黄泉。这段噩梦真是不堪回首。”

8位黑帮，白天在农场的田间劳动、或者在保管室写交待，晚上在保管室自带的铺盖上睡觉，自己的家或寝室近在咫尺，也不能回去的，态度十分地老实，虽然无人看管，却也规规矩矩。

那天下午，我走进农场保管室，看见那8位黑帮，一字排开，坐在自己的床上，有的在写着什么，有的在说着什么。

“啊，是不是你们班上要开我的批判会了？”黄老师教我语文，最先认出了我。他上《鸿门宴》那课，讲到“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彩，此天子气也”那几句，发挥举例说：“我们建始高坪的凉水埠，是吴国桢的家乡，那个地方，风水先生说，就有五色云气的，所以后来，吴国桢就作了国民党的大官。”这话被揪着了，给了他两项罪名：宣扬封建迷信、吹捧国民党。

我说：“黄老师啊，我哪够资格开您的批判会哟。”

教导处的田主任也紧张：“我在学校大礼堂大会上点过你的名，你是找我来了？”

“不是不是，我是随便走走，看着这门没有锁，进来看看的。”我赶紧声明。

李校长接上了腔：“我们以前批评过你，我们还以为你是报仇来了。”

我说：“你们那时批评我，是我不对啊，是我没有遵守纪律啊，你们那时是为我好啊，我现在也没有资格批判你们了，我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呢。”

谭老师给我上过几何课，插上嘴来问：“你怎么是泥菩萨了？”

“我成‘黑七类’子女了。”我就讲我妈也成了黑帮。

这话说出来，老师们的戒心消失，屋里的空气融合起来。

“我们都黑到一路了，老哇子不嫌猪黑。”毛、宁2位老师，是教语文的，尽管是在难中，说话也不失风趣。“老哇子”是本地方言词，就是“乌鸦”。

还有卢、陈2位老师和大家都笑起来，那是一种苦笑。

这么着，我结识了这8位黑帮，常去那农场保管室走走，和他们聊聊天，有时，也讲讲学校运动的情况。

有一次，我问李校长：“那张说你们收藏国民党党徽的大字报，说得很凶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哪里知道啊？学校大礼堂的顶上的小阁楼，这么多年，没有人上去过，谁知道那里面收着这东西？”李校长一脸的无辜。

我说：“大字报上说，那是你们希望国民党复辟的罪证呢。”

“要不然，怎么说是比窦娥还冤呢！我们十八岁就参加解放军，打国民党，到现在却希望国民党复辟？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黄、毛二老师是转业军人，特别地愤懑不服气。

卢老师叹道：“现在，谁还和我们讲道理哟，就和打右派的时候一样了。”他在读武汉大学的时候，就被弄成了“右派”，已经尝到过一回被“打”的滋味了。

宁老师也叹息：“也和我那年‘拔白旗’一样啊。”宁老师原来是《湖北日报》的编辑，1959年，成了“白旗”，就到我们山区的学校里来了。

我说：“将来，总有讲道理的时候吧。”

田主任转了话题，重提我的旧事：“我去年那么狠狠地刮过你，你不记我们的仇，这个时候，还和我们往来，你还真是有点良心，怪不得曾老师那时为你说好话，劝我不要对你那么厉害，不要搞处分。”曾老师是田主任的妻子，初中时候，教我们班数学。

“啊，去年我逃课到恩施的那事儿，我就怕学校给我记过处分呢，原来是曾老师为我说了好话啊。”

提起了曾老师，毛老师就说：“我们给他们作了一首诗呢，你想不想听听？”

黄老师就念起来：“橘子饼干桃片糕，鸡蛋卤肉猪舌条，半夜想起曾老师，不由满眼泪号啕。”

毛老师说，曾老师常常送好吃的食物来，黑帮们分享美味之后，苦中作乐，诗兴大发，这诗就出来了。

黄老师念罢，大家都笑起来，“牛棚”里一时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文革结束后，这田主任，最为发达，1984年，他先是选成了县人大代表，作了县人大的副主任，接着选成了全国人大的代表，进了北京人民大会堂，作为土家族的代表，入了主席团，回来后，就当上了州里的副州长，前两年去世了；李校长也很亨通，从一中校长、县教委主任做到州教委主任，2012年7月，我参写县教育志，写了他的简介，刚巧他到建始来走亲戚，我把他的简介送给他看，他做了修改，记忆和思路都还很清晰；毛老师也到恩施去了，最后作到州高中的副校长，我儿子读这高中的时候，我去看儿子，到他家去问候，他热情地招待我吃饭。他于2010年去世；卢老师，就是那个很会打篮球的戴眼镜“瞎子”，成了一中的物理名师，1987年选进了县人大的副主任，1989年去世；陈老师回到了他的原籍，是外县的一个什么地方；谭老师在建始师范退休；黄老师在建始三中退休；宁老师名岳，后来入了造反派，在清算造反派时，蹲过几个月看守所，成为在文革中始终被批斗的悲剧人物，后蒙宽大，放出看守所，保留教师公职，到乡下中学教书，后来又落实政策，办成了离休干部，总算是晚景好转，安度了几年晚年，1995年6月去世，我去吊唁，送了一个花圈，写了一副嵌着他的姓名的挽联：“诗书满腹桃李满城乡此去也安宁，道义在肩风雨在沧桑其德亦山岳。”

孙国林，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