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讲话的题目，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针对的是“不恰如其分的民族自豪感”。恰如其分，很简单，就是恪守中庸，不片面，不走极端；走极端，就不可能恰如其分，就会成为要么自卑，要么狂妄。“五？四”时期的“全盘西化”论，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全都是坏东西，坏透了，无可救药，看我们自己数千年的文明史，看来看去，就是“吃人”两个字，所以，如今13亿中国人的祖先，整个就是一个食人族。这是民族自卑。你找遍全世界，也很难找到像我们这样的民族，是如此糟蹋自己祖先的。把自己的祖先踩进泥里，却把两个德国人和两个俄国人奉为祖宗，还谈什么爱国？另一个极端言论，就是国粹派，如辜鸿铭，主张中华文明一切都好，过去优越、现在优越、将来永远优越。这是民族自傲，集体狂妄。
自卑的人，自暴自弃，不会有上进的动力；狂妄的人，不肯学习，同样没有上进的可能。这样的人没有希望，不可能成为承担振兴中华历史使命的优秀人才。一个民族也一样，自卑或者狂妄占了上风，要么不断沦落，甘居末流；要么自我膨胀，像当年的日本军国主义者那样忘乎所以，最后以制造民族大灾难告终。正在崛起中的今日中国，尤其要警惕这种集体狂妄的疯魔症。
以上大道理，还是原则性的，不免空泛，缺少具体论证的支持，缺少一幅“路线图”，一幅如何以最小代价实现全面现代化，完成中华振兴历史使命的路线图，来告诉我们具体的路要怎样走，才不至于落入极端和片面。
民族振兴和实现现代化几乎可以等同。不管后现代，环保主义，“新社会运动”等等新思潮对于现代化有多少合理的批评，我们都不得不承认一个基本事实：在今天这个没有世界政府，“半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秩序当中，每个国家只能立足于“自求多福”、奋发图强，弱者的处境是很可悲的。而要想富强，除了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实现全面的现代化，舍此别无出路。虽说殖民主义的时代已经永远过去了，没有谁还会愚蠢到想来殖民你、征服你，因为那样做既做不到，又不合算；但是，这个世界的基本逻辑仍然是民族利己主义，哥本哈根的那场闹剧，就再清楚不过地暴露了这个秘密。普世价值是一回事，每个国家的对外行为是另一回事。没有世界政府，普世价值的原则和理想，与每个国家的国家利益以及对外作为之间，就在很多地方是分裂的、脱节的。我们既要认同普世价值的理想，又要认清很不理想的客观现实，两者不可偏废。这又是中庸之道。
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文明就开始遭遇日益深重的危机，所谓“亡国灭种”，“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现在，有不少人在反思，这“亡国灭种”是不是过于夸大其词了，由这个夸大其词，才产生了越来越焦躁的情绪，最终为激进主义——从“五·四”的文化激进主义，到革命至上、“不断革命”的政治激进主义——打开了大门。这当然是值得深入讨论的。不过，一个半世纪以前，甚至可以说，直到二战结束以前的西方国家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那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那时的西方世界，种族主义、白种人优越论、民族利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暴力征服的殖民帝国主义，种种歪理邪说正大行其道，大概除了少数真诚的基督徒和理想主义者之外，那时的西方人从骨子里根本就没有把非西方的所谓“落后”民族当人看，所以，就算把你灭了种，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罪过，他们对待美洲和澳洲的土著民族实际上就是这么干的。实际驱动这些殖民者的是利益，安慰自己良心的理由却是，不信我的教，就该下地狱。拿毒品鸦片毒害中国人，还美其名曰“自由贸易”——你只有贸易的自由，没有不贸易的自由，这是自由贸易，还是强买强卖？贸易入超，白银外流，就拿整船整船的鸦片来弥补他们的外贸赤字，还做得理直气壮，他们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恐怕就是把你当下等人看。如果按照今天的普世价值，这些毒品贩子都是该当判死刑的——废除死刑今天还不能算是普世价值，连美国都不认这个帐。你要自卫，拯救自己的民族，赶他们走、烧他们的鸦片，他们就把大军开进你的国土揍你，还烧掉你那座全世界最美丽的“万园之园”，把能拿走的东西劫掠一空，然后大摇大摆地放在博物馆里展览。袁伟时先生说，那时的西方人一身二任，既是老师，又是强盗，他说得对。
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杀人盈城、杀人盈野的残酷行为，以及苛待异族的暴力征服绝不少见，但是，那大都是在“礼崩乐坏”的乱世，尤其是在不读圣贤书的粗人，和野心膨胀的君王当中，而不论儒、释、道、墨，各家主流学说一律都是强烈谴责这些野蛮行径的，不把人当人看的堂而皇之的主流理论，从来没有在中华文明当中占据过一席之地。中国人曾经有过强烈的文明傲慢，但是，实事求是地说，我们没有过种族主义；对于落后民族，“蛮夷”、“化外之民”，汉族的态度是夹杂傲慢的悲悯之情——“怀柔远人”，你只要接受华夏文明，你就和我们是一家人。中国人也从来没有过殖民主义，只有“安土重迁”，祖祖辈辈“生于斯，葬于斯”，典型的农民心态。
西方人一直要到发生了极其惨烈的西方文明内斗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随后的大萧条，和左右翼极权主义的强势崛起，从这些坏透了的西方文明垃圾中吃够了苦头，他们方才开始有所醒悟。要说如今的恐怖主义，和文明冲突、尤其是和排他性宗教间的冲突毫无关系，那大概也可以算是“掩耳盗铃”。西方人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有全盘的，深入彻底的自我反省？可悲的是，现在有一些西方人倒是在反省了，但是，却一下子又跑到另一个极端，把自身文明的好东西也一起否定，反过来赞美东方专制主义了！什么“中国模式”，“北京共识”，“垂直式民主”，振振有辞，比中国人自己，为我们目前这个刚刚开始把民主化提上日程的政治制度还要辩护得更热烈！
总而言之，西方有各色人等，西方文明有好有坏，你想全盘照搬也照搬不了。
一方面，我们必须向西方学习，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学他们的现代化，学他们的科技、法治、宪政、人权保障和社会福利，同时，如果能更有前瞻性，尽量避免现代化的负面结果，自然就更好；另一方面，我们还得看清中华文明的优劣两面，区分精华与糟粕，维护好自己文明精华的根基，保持恰如其分的民族自信，这究竟如何可能？下面，我就要说说我的想法，算是抛砖引玉。
首先，我要讲讲我的“西方文明例外论”。就是要弄清楚“现代化”的来龙去脉，“现代化”是怎么来的，原因是什么。这就要求我们真正读懂历史，中国的和西方的。必须运用我们的理性能力和想象力，从中抽象、概括出历史的内在逻辑——这逻辑不是摆在桌子上的苹果，不会自动现身。“史实”是一回事，对史实的“解释”和理解是另一回事，要想得出正确的解释并不容易。我也不敢担保我的解释唯一正确，提出来仅供诸位参考。
我们从小就被灌输了一套西方中心论，这个东西在西方人脑子里也是根深蒂固，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西方才比较普遍的开始反思这一套西方人的文明傲慢。这个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大概意思就是说，西方文明是典范，西方文明一直是优越的、不断进步的，而所有其它文明要么就是走了邪路要么就是发育不良，停滞不前。我读史得出的结论与此相距甚远，甚至恰好相反！
首先我们要肯定，西方现代文明确实非常优越，比我们的传统文明优越得多。不然我们也不会不断挨打。西方的古代文明（希腊罗马“古典”文明）也非常了不起，和同时期的中华文明很难说谁高谁低。但从公元五世纪到十八世纪前后，这中间的一千多年，西方却是落后野蛮得一塌糊涂，货真价实的黑暗时代。尤其吊诡的是，西方现代文明之所以优越，不是因为他们一直优越，一直在进步，恰好相反，这是因为他们此前的上千年一直都非常落后。这是我的第一个谬论。你们听了之后一定觉得“啊，这可能吗？”可能！我不指望我现在能说服你们。我给诸位一个Bigshock，请诸位回去重读历史，从另外一个不同视角读历史。你比较一下，是我这个解释更好还是传统解释更好。我不能说太详细，西方文明最大的独特性，它的“例外”，我抓住其中一个要点来讲。通常，不同的文明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所有的文明有一个共性，就是当它成熟到一定程度之后，都要走上专制王权这条路——当然我说的是现代之前。只有西方文明，每当它要走上这条路的时候，都被一个强有力的外力打断了，然后它又从头开始。至少有三次大的中断。第一次大概是公元前13世纪左右。早在这之前，大约公元前2600—前1250年，在希腊南部地中海的克里特岛上，就已经有一个非常发达的文明，米诺斯文明。有近代西方学者大为感慨说，公元后17世纪的欧洲王室，还赶不上公元前17世纪米诺斯王室所享受的舒适程度！请特别注意这句话！现代化这件大事发生之前欧洲的“文明”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据认为，这个米诺斯文明是从埃及传入的。它又传入希腊本土，成为迈锡尼文明。顺理成章，这个米诺斯—迈锡尼文明是王权专制。这是目前已知的，希腊文明最早的源头。西方人一直到19世纪下半叶还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后来非常偶然的考古发现才发掘出来。在此之前西方人追溯自己的文明起源只是追溯到荷马时代，就连荷马时代很多历史学家都说不作数，都是传说而已。后来就有一位死心眼的人，认定特洛伊战争是实际发生过的，于是跑去挖特洛伊城。谁都没想到，还真让他给挖出来了。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许多人跟着到处挖，最终西方人就知道了还有个米诺斯文明。米诺斯-迈锡尼这个专制王权的文明，到了荷马时代之前300多年，就被野蛮人给中断了，几乎彻底毁掉了。这个野蛮人就是当时的希腊人，什么多利安人等等几个部族。这是第一次大的中断，然后就导致了长达300年的黑暗时代（约公元前1100—前800年），文明倒退到极为原始的状态。直到荷马时代，大约公元前800年，文明才又开始复苏。恰恰就是因为它这样的原始性，说得不好听，就是野蛮性，说得好听，就是年轻，生气勃勃，可塑性强，富于创新精神，于是才会有希腊的古典城邦的民主。一些史家认为，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原始野蛮文明对高级发达的专制主义文明的彻底毁灭，成为出现雅典城邦民主的先导。以现代标准来衡量的话，这个“民主”完全不够格——它是极少数成年男性自由公民才有权参与的精英民主，妇女、奴隶、外邦人（没有公民权的外邦移民）被彻底排除在外；它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个人自由”，每个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城邦的集体利益；它很不稳定，容易滑向极端民主，然后被僭主的独裁取代；它极其好战；尤其让现代人难以接受的是，它以奴隶劳动为必要前提。好战与奴隶制，由此成为铸造西方文明性格的两大基因，而这两样东西在中华文明当中，是从春秋时代就被儒、墨、道诸家强烈批判的，更别说后来的佛家。数量不大的家奴、奴婢在传统中国当然一直存在，但西方式的大规模（经常超过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制度化、社会常态性的奴隶制，我们却是从来没有过。你就想想孔夫子那句“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意思是，你哪怕是拿人形的俑作陪葬，也是降低了人的尊严，你是要断子绝孙的！这是多么早熟的人道主义精神！把“奴隶制”硬安在中国人头上，不客气地说，那是对中华文明的极大污蔑，还谈什么“爱国主义”？
限于古代的历史条件，这个城邦民主免不了要衰落，阶级斗争就是这个民主衰落期的一大特征；然后先被马其顿征服，又被罗马征服。罗马出现的一个东西既不是民主也不是专制，叫共和。这个东西也是非常独特的，跟希腊有非常大的关系。共和政体是一种被认为是吸收、综合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三者长处的混合最优政体——执政官由君主演化而来，元老院代表贵族制，公民大会是民主制的延续。民主也好，共和也好，在古代都属特例，它们很自然的还是要归于王权专制，这就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如果没有强大外力的干扰，很可能，它就像我们秦朝以后那样，走向一个一个专制王朝的历史循环了。幸好（还是不幸？取决于你的立场），这时候从北方来了一拨又一拨的日耳曼蛮族，一直冲击欧洲500多年。它又进入到一个黑暗时代，又一次文明的大倒退，这一退就倒退了一千多年。这就把希腊罗马非常辉煌的古典文明又全部毁掉了，只是一些残余留在教会里，后来通过十字军东征从阿拉伯人那里输回来，15世纪中叶东罗马帝国被突厥人毁灭，许多希腊学者回流西欧，带回一些古代典籍，然后又陆续的发现了一些，这样才有了文艺复兴。这第二次长达一千多年的大的中断，对我们说的现代文明的出世至关重要。它产生了一个东西叫封建，而这又是西方独有的。我们如果勉强拿中国的历史作一个比较的话，只能说我们西周是最接近封建的，从那之后就没有了，秦以后只能叫做皇权专制。就连西周那个封建跟这个西欧封建也差距太大了，恐怕不能套到一起，不能算是同一种类型。照此说，我们就根本没有封建。我们从小被灌输了一大套“封建专制主义”，“两千年的封建社会”，“近代以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等等，完全是食洋不化，西方中心论的生搬硬套。我推荐诸位读一本好书，冯天瑜先生的《封建考论》，你读了就会立刻心头雪亮。说什么“不照搬西方那一套”，那就请从此地开始吧！你整个的制度、观念、文化等等全都是照搬西方的，谈何“不照搬”？搬来的还是最坏的西方极左那一套。虽说是经过俄国的中介，部分被改造了，但根子是西方的。
总而言之，是封建就不可能是专制，是专制就不可能是封建，封建和专制恰好是对立的。专制是指有一个权力中心，它能够铲平一切竞争对手，成为独此一家的巨大垄断公司，只不过，它垄断的是政治权力而已。而封建是权力分散，多元权力相互制衡。它是王权、贵族、基督教会，到中世纪中期之后又兴起了第四个力量自由城市，还有皇帝（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几大力量之间的多元博弈与制衡。——顺便说一句：香港许多地方可见“英皇某某”的名号，一些韩剧把韩国君主称为“皇上”，都是乱译，英国、韩国只有国王king，没有过皇帝emperor。——封建欧洲一直没有一个强大的权力能够把其它的权力全都统治起来，这就不可能是专制。而恰恰是到了近代，十五、十六世纪以后，专制王权才开始兴起，这时候它们才形成国家，所谓民族国家。西方这个nationstate是非常非常晚的事情，西方具备有效的中央政府的国家创立比中国晚了两千多年。而当它又开始走向专制王权的时候，非常幸运的，从英国开始发生一个了不起的文明巨变，就是所谓的现代化。从现代化的角度看，这条西方特有的历史路径非常非常重要。之所以有现代化，恰恰是因为有“封建”这么一个非常原始、落后、分散的——我们姑且把它叫“制度”，其实可能连制度都算不上，因为连国家都没有。kingdom不是现代民族国家，充其量可称之为“王室属土”；各王室之间是互相频繁通婚，甚至互相继承王位的，各“国”的王室和贵族横向勾联着，没有民族国家全民一体的纵向关系这回事。你理解这个之后，才会明白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现代化——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中国没有任何理由会产生“现代化”这个东西。我们恰恰需要问的是，为什么唯独西方会有现代化、资本主义、近代科学整整这一套东西。这是需要有非常高的洞察力，又符合历史逻辑的解释的。我认为到现在为止，别的解释都不如我的解释好。但是我不强加于诸位。
不管是纵向比，和西方文明的希腊罗马古典文明比，还是横向比，和同时期的中国、印度或阿拉伯文明比，封建的欧洲都是野蛮落后得不像话——顺便说一句：文明比较只能要么纵向比，要么横向比，没有像我们那些可爱的文化激进派那样斜叉着比的，拿现代西方比古代中国。直到公元17-18世纪前后，西方整体的文明水平才开始差不多赶上希腊罗马时代；到了19世纪，西方的优势就非常明显了。我又要推荐一本很好玩的书，海南出版社出的，一个美国人查克斯写的《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读后你对于现代化之前西方文明的野蛮落后会感觉非常震惊。非常幸运的是，与欧洲大陆隔海相望的英伦三岛上，演化出了现代文明当中最重要的因素——自由宪政，使得整个欧陆的专制王权立足未稳，又被适时发生的“现代化”进程打断。这是第三次大的中断。“现代化”之所以能够在西方文明中产生，恰恰在于此前西方文明这种没有被长期稳固的专制文明所驯化的“蛮性”，这种相当落后的原始性——日尔曼蛮族残余的部落民主（战士大会，选举制，“王在法下”，等等），以及封建贵族约束、抗衡王权的自由独立精神，基督教“教权高于王权”、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人人都是罪人”这一点上，国王也不能例外）的教义，再加上许多其它必要条件的幸运的凑集，包括独立自治的自由城市的兴盛，中国四大发明的输入，再发现和普及希腊罗马古典文明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重商主义国策和商业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启蒙运动，极其特殊的英国国情，等等，缺少其中任何一项重要的条件，“现代化”都不会发生。而所有这些必要条件，除去“四大发明”，中国几乎一样也没有，当然也就决不会存在自行演化出现代化的任何可能性。这其中完全谈不上一切不同文明迟早都要遵行的什么“历史必然规律”，也不存在每个文明内部先进社会形态依次替代落后社会形态，“阶梯式”或什么“螺旋式”上升的单线历史进步这回事。你只要摘下有色眼镜，就会清楚看到，造就了现代化的，不是什么西方文明的不断进步，相反，是两次巨大而且全面彻底的文明倒退，一次三百年，一次一千多年的文明黑暗！这和我们中华文明的历史大不相同。我们的许多学者，枉费一生的心血去研究“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中国为什么不能产生资本主义”之类的伪问题，实在令人叹息。大前提错了，满盘皆输，注定徒劳无功。就好像有人买彩票中了头奖，你非要搜肠刮肚，穷究“为什么我就没中头奖”，为此搭上一辈子的功夫，是不是脑筋有点问题？或者，我们中国人原本脑筋没什么问题，是被某人给搞坏了？
以上讲的是“原生型现代化”。其它国家向这个现代化学习，于是有了“次生型现代化”，现代文明向全球扩散，所谓“全球化”。“学习”一定有成绩好坏之分，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为了提高我们的学习成绩，就得研究这其中的原因和规律性，于是，接下来就要讲讲“四大革命与现代化三模式”了。首先，我把“现代化”的要点提炼出来，这就是“四大革命”。按历史顺序，分别是宪政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这里的“革命”是借喻，最终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意思，可能是个拉得很长的渐变过程，和马克思主义急剧、“彻底”的暴力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概念迥然有别。
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的“窑洞对”，那么，前现代的传统社会为什么无法逃脱“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循环？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人均资源的瓶颈约束：秩序建立、社会安定，经济就繁荣，人口就增殖，而农业经济的自然资源基础——耕地的数量有限，人均资源占有量不断下降，直到大规模的饥荒发生，社会就要动乱，秩序瓦解。二是专制制度内在的腐化趋势，腐败、衰老的毒素不断积累，早晚也要导致制度失效、秩序崩溃。“现代化”对人类的贡献首先就在于，以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解决了资源约束问题，以宪政革命和民主革命解决了政治老化腐败问题。宪政革命建立起法治下的自由秩序、人权保障，就好比发明了一种定期和平、合法地清洗政体腐败毒素的技术，使政治制度得以永葆青春。在这个法治、宪政、人权保障的自由秩序的基础上，渐进有序地推进民主化，自由秩序成为全体成年公民都享有平等政治权利的自由平等秩序，再加上19世纪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兴起之后逐步制度化的福利国家，这样一种政府承担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责任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自由民主的福利国家，就是迄今为止文明人类所经历过的，实际存在、而不是凭空想象的各种社会制度中的“现实最优”。理所当然，它就是我们现代化的目标。而那个西方极左流派的研究方法恰好不是科学所要求的经验方法，那位极左祖师爷不是按照“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而是用所谓“辩证法”的黑格尔玄学思辨凭空虚构出一个近乎十全十美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一个纯粹逻辑思辨的“理论最优”，毫无现实根据地认定它是“必然”要实现的，然后用它作评判标准，把此前的一切人类文明都说成是“剥削－被剥削”“压迫－被压迫”的，不道德、不合理的东西，顶多只有“历史性的价值”。这就等于把现实存在的全部人类文明一笔勾销，把改进一切现实问题的可行办法全都架空，唯有等待那个乌托邦即不存在的一揽子彻底解决了。更要命的是，他又用一套极度简化的两分法立场——善恶、正邪、敌我、贫富、统治被统治、剥削被剥削……截然二分，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看待人类文明和历史，主张以斗争、暴力、专政等等残暴血腥的破坏性手段，去实现那个子虚乌有的虚幻目标。极左学说的这种乌托邦空想性，二元截然对立性，和“人民崇拜”的民粹性不是他独有的，据我看，这是西方文明根深蒂固的致命缺陷，有其深远的宗教的，哲学的，和逻辑的根源——恕我在此不能多谈了。这些东西倒确实是中华文明所没有的，你好好看看我们那个黑里有白、白里有黑，阴阳相生、雌雄相反相成的太极图就够了。所以，我们既不要有盲目的文明傲慢，但也不必妄自菲薄，把自己的文明历史说成一团漆黑。这个话题不能细说了，还是回到“四大革命”。
四大革命首先发生的是宪政革命，从英国开始成型的。这个宪政革命是什么呢？就是贵族一直在跟王权博弈，他们既合作又斗争，背后又有教会的强力介入，随后又兴起了第四个力量，就是城市市民。在这个长期的博弈过程当中，尤其是在英国，它非常幸运的居然能达到一个力量的平衡。如果王权过于强大，把贵族，把教会等等都压服了，就会走向专制，像法国，像欧洲大陆就是走的这个路。如果王权过于弱小，贵族分裂的力量过于强大，就形成不了一个统一的国家，后来的现代化就不可能发生。德国就是这个问题，意大利也是。它们后来为什么走向法西斯主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要靠军事强力来完成国家的统一，于是就形成了军国主义的尚武传统。英国却非常幸运，这个国家统一得非常早，从1066年的诺曼征服以后，它就形成了一个相当有效的中央政府，同时贵族也非常有力，经常能够在和国王的战争中占上风，于是就形成了贵族和王权之间的一个平衡，才有议会政治整个这套东西，才有1215年的大宪章，才有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建立起来的这一套我们今天叫做自由宪政的东西。这个对于今天我们说的现代文明至关重要，也包括对于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非常关键。没有这个宪政对私有产权和其它一系列自由权利的保障，后来的一切“现代化”都是不可能的，诺斯等制度学派对此有很好的解释。这宪政革命是最早发生的，你往前追溯至少可以追溯到1215年的这个大宪章。
然后第二个发生的是科学革命。要解释科学革命又要讲很多很多东西，跟希腊的学术，跟罗马法，跟基督教都有非常重要的关系。法国启蒙运动把“黑暗时代”这个黑锅都扣到基督教身上是非常不公正的，事实上教会反倒是中世纪欧洲最有文化的一部分，中世纪基督教的那些毛病则不过是反映了那个时代欧洲的整体文明水平罢了。同时，基督教和罗马天主教会又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实际上基督教对近代科学的产生是有非常大贡献的。这个话题我就不能再讲了。
第三个就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如果没有科学作基础的话，就不会有现代性的机器大工业。我们有四大发明，我们中华文明对世界有非常大的贡献，这四大发明对于现代化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由于我们没有以逻辑－数学和观察－实验（或假说－演绎）方法为核心的系统科学，所以这些技术发明全都是偶然发生的，偶然碰出来的。火药是炼丹术炼出来的，指南针也是不知道怎么摆弄磁石然后就弄出来了。只有在近代科学兴起之后，人类才有可能根据他所发现的科学规律，有意识地去从事一系列发明。所以科学和技术是两回事，只有当科学理论去指导技术发明的时候，才会发生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科技昌明的世界。
第四个就是民主革命，逐步推行以普选制为主要内容的平等政治权利。民主革命不是直接从英国来的。英国的民主革命开始得比较晚，从1832年的第一次议会改革才开始民主化。如果按照“自由民主”，也就是宪政和法治下的民主的界定，民主化是从美国最先开始的，法国大革命那种民主不是主流的自由民主，是反自由的民粹民主，革命的激进民主。而美国又是英国模式的改良版。所以这四大革命都可以算是英国的贡献。我认为英国的这个传统是非常了不起的。
好了，然后就发生了所谓的“现代化”。在英国发生的叫做原生型的现代化，从它非常独特的封建历史传统里头自己长出来的。“封建乃自由之母，自由乃自由民主之母，因此，封建乃自由民主之外祖母”，这，才是历史的真相。除了英国，其它地方有没有封建？如果有，那些“封建”为什么没有产生现代化呢？众说纷纭，在此就无法讨论了。不管怎样，历史事实摆在那里，没有英国那个分散、落后、野蛮的封建，就没有现代化，这是无法否认的。
“现代化”这东西一旦出现之后，就好比一个基因突变产生一个全新的物种。好比说，原来大家都是四足兽，都在地上跑，中华文明还是一匹最优良的千里马，一直跑在前头，只是到了这个“现代化”发生，西方文明才突然长出了翅膀，飞起来了，一下子飞到了最前面。在当年那个“零和博弈”的世界上，它表现出极强的竞争力，竞争优势，逼着其它文明你要么学习它要么被它消灭。文明跟物种不同就在这里，不同物种它很难相互学习。老虎跟猫学上树，那是忽悠，讲故事，不可能的。但文明相互之间是可以学习的，于是就有所谓后发现代化，次生现代化。全世界的国家，包括当时欧洲的国家，都要回应英国所搞出来的现代化的挑战。传播到中国，发生了实质性影响的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这之后，我们中华文明面对的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怎样回应这个挑战，李鸿章说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回答只有一个，就是好好向它学习。学它真正好的东西，千万别学坏的。
都是现代化，但各国现代化的具体路径，得到的成绩很不一样。我们前年有一个很轰动的纪录片《大国崛起》，这个纪录片有很大贡献，可以说它是央视第一次把历史事实按它的原貌介绍给了中国人。在那之前都是歪曲的，全都是按照极左那一套框框片面选择能够说明它的东西，如果说明不了就伪造。这个是第一次原汁原味地把事实告诉你。但是它缺少什么呢？它缺少分析。你看了之后还是一头雾水。我们向它们学习什么东西啊？每一样好像都应该学。这就需要归纳，需要把它提炼成理论。这就是“现代化三模式”。
三种模式，一个是英美模式，走中间道路的自由主义模式。一个是德日模式，太右的过于保守的模式。还有一个法俄模式，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这是革命的激进的，太左的一个模式。真正成功的就是第一个，英美模式，另两个都是相对不成功的。我们今天看到的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的自由民主，就是英美模式向全世界传播的结果。所以我们要学的是英美模式，尤其是英国模式或者说是中左加中右的欧洲模式，因为英国和美国除了历史传统的密切联系之外，实际上也有非常大的差别，我就不能多讲了，只说一句，美国模式实际上在英国古典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加上了一些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它是一个英法的混血儿。法国大革命的极左影响在我看来是非常不好的，而英国古典自由主义如果不混合一些社会民主主义的成分，局限也很大。所以美国是个非常混杂的东西，同时它又是个西方世界中的另类。它向全世界推广的东西里头就带有传统的先天不足，以及因为它的特殊性而无法仿效的成分。偏偏很多美国人又很天真，头脑简单，认定美国的一切都是模范。其实普世价值和任何一个崇奉这套价值的实例，比如美国，都根本不是一回事，任何一种抽象和从中抽象出来的实际事物都不可能等同。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些人——既有反西方的，也有热爱西方的——把普世价值和美国或者别的西方国家混为一谈，这种幼稚的错误不应再犯。
除了原生型的英国美国的现代化之外，其他所有国家的现代化都会遇到相当大的困难，文明之间的学习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而且，越是自身的历史传统和英国的文明传统距离远的国家，现代化就越是困难，像中国这样简直和英国差别十万八千里的国家，现代化的道路选择一错再错，就完全是情理中之事了。所以，我们对前人为拯救国家危亡、追求富国强兵而做的努力及其失败，无论是自强运动，戊戌维新，君主立宪，辛亥革命，或是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应当多一份敬意，少一些责难。把我们自己放在先辈们的历史环境里，我们能更高明些吗？恐怕不见得。
总而言之，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学习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越是优秀的文明，这样的学习能力应该越高。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其间存在极大的困难需要克服，所以，激进革命式的速成是不可能的，不但达不到目的，反而只会适得其反。我们过去被灌输的种种把我们引进极左激进邪路的西方中心论的谬说，什么历史普遍规律，什么五种基本社会形态，什么即使没有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也会缓慢地进入资本主义（即现代化），全都是在误导我们，害惨了我们中国人不算，还把我们自己文明的根基都彻底动摇了，使我们变成了一个无根、无灵魂，六神无主的迷茫民族，有什么理由，还要让我们死抱住它不放呢？
我的中学母校清华附中就在圆明园旁边，每当我想起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都会“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西方现代文明是在西方产生的，它的产生与我们几乎毫无关系，这让我们很失落；西方现代文明的传播过程充满了文明冲突、战争和不公不义，充满暴力、血腥和罪恶，这又让我们很不舒服。但是，舒不舒服并不说明全部问题，很多好东西都是让你非常不舒服的。真理是好东西，“是人皆有一死”是真理，但它让我们很不舒服。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理性，克服——至少是部分地克服——我们那些把好的东西觉得不舒服的价值偏见。一方面，我们要实事求是地承认西方现代文明的优越，看到西方文明当中确实有许多最好最好的东西，是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所有非西方文明所没有的，这一事实并没有因为最近两年发生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国崛起、西方衰落”而改变，我们仍然必须向它虚心学习，千万不要像国粹派那样妄自尊大。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西方文明当中也有许多最坏最坏的东西，也是我们中华文明所没有的；同时，直到“现代化”这个东西在西方出现之前，中华文明在上千年的时期里一直都是远远领先于西方的；所以，我们也没有理由像全盘西化派那样妄自菲薄。这就是我所主张的，恰如其分的民族自豪感。进而，我们不妨深入思考，西方现代文明走到今天，到底有哪些根深蒂固的毛病，是可以用我们中华文明的长处给以矫治的——比如，可不可以用我们的节俭传统矫治西方已经走进死胡同的消费主义主流经济学说，用我们“选贤任能”、精英主导的儒家传统矫治西方日益劣质化的、极端平等主义的民粹民主和大众商品娱乐文化？经济增长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为什么不能通过某种社会安排，更大量地用于高质量的全民教育和高雅文化，用来提升全民族的精神文化素养，而不是放任自流地用于无止境的物质消费？难道，历史真的就此终结了？
限于时间，今天我只能就讲到这里，欢迎最严厉的批评，谢谢！
2009.12.19.
靠垫网-洞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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