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四派：我们鄂西南建始县城文革的窝里斗

如同我妈与我杨家大嫂的窝里斗一样，我们鄂西南建始县城的文革，也是县城人们的一场窝里斗。这窝里斗，是从建始一中的学生的窝里斗开始发端的。

1966年5月，中央发出了“516”通知，宣告文化大革命开始。

据1994年版《建始县志》载：“1966年8月，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精神，在全县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

在此之前的6月17日，建始县委已经向一中派出了工作组，主持开展学校的文革运动，成立“文革领导小组”，领导学生，在老师之中揪斗“黑帮分子”，8名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或有“历史问题”的老师，首当其冲。暑假期间，工作组留下六六届两个班级的学生，继续运动。这些学生，还闯出校门，去破“四旧”，最典型的行动，是在7、8月，到城里、城外的带点古气的建筑里面去“破”上一番，城里的文昌宫、文庙、城外朝阳观上面的“天池寺”，惨遭荼毒。

暑假过后，9月，新的学期开始，工作组完成了打黑帮的使命，撤出了学校，学校开始上课，此时，红卫兵运动的影响，传播到了建始。

初期的红卫兵组织，是由校方的“文革领导小组”成立的，校方尽可能的掌控局势，引导红卫兵，半天上课，半天革命。

建始一中的学生，就分为了两个部分。

一部分人消极，对这个运动不感兴趣，或者因为种种的缘故，入不了红卫兵，这部分人，文革史上被称为“逍遥派”，逍遥派后来在学校无所事事，大多打道回府，回家去也。文革后，他们历史清白，好处多多，自不必说。

一部分人热情，响应了这个运动的号召，成为“红卫兵派”，喊着“造反有理”的时髦口号，批“黑帮”，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斗斗学校里的那几个“黑帮”老师和校长，“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这样的局面，维持了几个星期，10月，“大串联”风潮吹起，学生们在教室里坐不住了，纷纷外出串联，校方还进行组织。

串联归来的红卫兵们，不再承认校方的“文革小组”，不再乖乖地听从校方对文革运动的领导，他们纷纷拉起队伍，成立自己的红卫兵组织，这些红卫兵学生组织，进一步扩大着运动的规模，走向社会，与县城的工厂、街道、单位的“造反派”群众组织接上了头、挂上了钩，县城的文革“造反”形势，就是群情沸腾、群雄并起的局面了，要斗县里的“走资派”即县委书记与县长了，就是向“社会动乱”的方向发展了。

1994年版《建始县志》又载：“1966年11月，红卫兵‘造反派’以县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由，冲击县委机关。”

到1967年的1月，一中红卫兵仿效上海“一月革命”，成为了向县委、县人委“夺权”的急先锋。

1994年版《建始县志》又载：“1967年1月，上海‘一月风暴’波及县内，县委、县人委被‘造反派’夺权，紧接着全县各地层层刮起夺权风，党、政部门全部瘫痪。”

此时，一中的红卫兵‘造反派’还没有分裂，还是一个整体的观点，就是要“揪出我县最大的走资派”即当时的县委书记、“造县委、县人委的反、夺他们的权”。

有一个传闻说：一中红卫兵有个“红色造反兵团”，它的两个头头，挎了一个黄挎包，到县委、县人委的那些办公室转了一圈，把里面的公章，一股脑儿，全都装到那个挎包里了。

红卫兵有能力“砸烂一个旧世界”，他们却没有能力“建立一个新世界”，事实上，他们的夺权行为，也就只是收了一挎包公章而已，对于怎么去使用这些公章，这个“权”的核心问题，他们那稚嫩的政治头脑，还没有来得及学会去考虑。

历史把使用这些公章的责任，交托到了军方的身上。

1994年版《建始县志》载：“（1967年）3月，县人武部成立‘支左办公室’、‘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代替原党、政部门职能。”

3月，建始一中也开学了，“复课闹革命”，却是没有上课，专闹革命了，班级都改称了“造反团”。也就是在对这一“办”一“部”的看法上，一中的红卫兵“造反派”分裂为对立的两派。

一派温和，紧跟军方，拥护一办一部的保护、启用原来的“当权派”来抓生产的施政方略，他们组合起来，取名叫“建始一中红卫兵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

一派激进，不满军方，反对启用“走资派”，反对一办一部把县里两个“造反派”头头抓进牢房，说这是“镇压造反派，搞二月逆流”，他们由一中的四个学生组织组合，它们的名称分别是：“井冈山公社”、“延安公社”、“北京公社”、“红色造反兵团”，简称“三社一团”。

“三社一团”说自己是“真正的造反派”，说对方是“保守派”，后来，这两个称呼也通行起来了，而且，社会上的群众组织也分裂成了这样的“保”、“造”两派。进一步，这两派，还与省里武汉的群众组织接上了头，分别“挂靠”观点相同的组织，“保”派联系的是“百万雄师”，“造”派联系的是“三钢三新”。

这两派，观点对立，整日里争论不休，写大字报、搞大辩论，刷标语，贴专栏，发传单，办小报，我就是在“三社一团”办报的，那报的名字叫“山城怒火”，开始时候的这些手段，真是很文明的，真的是“文斗”；后来愤怒出格了，就是在言语文字里带点侮辱性的词汇，例如，“三社一团”把“联指”叫作“土联动”，当时，北京有个红卫兵组织叫“联动”，大家说它是“保皇派”，“联指”就说“三社一团”是“三蛇一坛”，这是用的谐音了；再后来，双方设立了“武工队”，就有点动手动脚了。

如此斗了半年，到1967年7月，武汉发生了所谓“7.20事件”，那是文革中轰动过全国的事件，这事件的真实过程，我们百姓是很难探究的了，那时中央就“表态”，说，军方、百万雄师“站错了队”，这一下，“保”派垂头丧气，“造”派弹冠相庆。

“联指”的红卫兵同学，就此灰溜溜地退出文革，打道回府，回乡去也。他们的失意，只是暂时的，以后的历史结论说，他们的保守，恰恰是对的，他们在文革中保守有功，后来的好处，更是享之不尽。

威风大震的“三社一团”，成为一中文革舞台上的主角，无限风光，耀武扬威。

“上帝要让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三社一团”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迅速地声名狼藉，并分崩离析。

对外，他们肆无忌惮，走向暴力。

8月，他们到人武部，“接收”了一批手枪，以此来装备“武工队”。那手枪的型式，我后来在那些持枪的“武工队”队员手里见过，有两种，驳壳枪、五四式。

9月，他们搞了一个“9.5行动”，给自己造出、留下了千古骂名。

1994年版《建始县志》载：“（1967年）9月5日，少数‘造反派’在建始第一中学实施‘9.5’行动，采用毒打、假枪毙等手段，残酷迫害干部、群众达50余人，造成部分人致残。”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书写者在这里给“三社一团”留了一点情面，没有直接地点名，但这已经是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在“三社一团”的内部，头头们争夺权力，意见分歧，裂为两半。

1994年版《建始县志》载：“（1967年)7月，县受武汉‘七.二〇’事件影响，‘造反派’分成‘钢’、‘红’对立两派，社会动乱从此更甚。”

这里的分裂时间，略有误差，实际是在9月，“井冈山”与“北京”两个公社联手，宣布退出“三社一团”，另组“红色革命联合委员会”，简称“红革联”，投入“红派”，“三社一团”本部，投入“钢派”。

诚如县志所言，‘钢’、‘红’两派的对立，造成了“更甚”的“社会动乱”，他们拿起了器械，搞起了武斗。

1994年版《建始县志》载：“（1967年）12月11日，‘造反派’冲入县中队营房抢走枪支弹药。下午4点，‘钢’、‘红’两派以河为界，在县城进行了3天4夜武斗，死2人。”

这个记载也有一点误差，“冲入县中队营房”的，全是“红派”，没有“钢派”。死的2人，都是“红派”的学生。

“红派”、“钢派”对峙到1968年初，在军方的调停下，双方和解，“大联合”，成立县革命委员会。

1994年版《建始县志》载：“（1968年)1月25日，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以下简称县革委），县人民武装部长石兆俊任主任。”

一中“三社一团”、“红革联”，在县革委机会均等，各得到一个常委、一个委员的职位。

这4个学生“委员”之中，有一位就是去年那个到县委、人委，把公章装到黄挎包里的红卫兵头头，他见机得早，乘着还在风光时期，赶紧抽身，1968年3月，参军而去，在部队，再创出了一片新天地。

这事，有一个佐证。在尹校长的回忆录《红烛》147页，载有毛荣本老师写的《百年修得同船渡》一文，文中有这样一段：“有一次，我见他寝室墙上挂着两幅书法作品，作者是已参军的原我校‘造反派’一号头头，我问起其中缘由，他说该生参军后表现不错，就因为这段造反历史受审，被派往饲养场喂猪，部队几次来人、来函，调查该生在校表现，老尹都实事求是地作了介绍，通过了审查之后，该生寄来两幅字，表达他对老尹同志的感激之情。”

我在尹校长家里，也见过这两幅书法，尹校长和我讲起此事，说：“部队每次来人，我都说，他没有搞过打、砸、抢，他最后，成了团级军官。”

我说：“校长您真是厚道之人啊，您要是稍微说句把难听的话，他就该遣送回家了。我有个读华师的同学，有留校指望的，学校到他的街道上去调查，那个街道的书记说，他打过我呢，就这一句，留校的事，吹了。”

“我对学生，向来都是看他好的一面的。”

“那是，我在初中，那么调皮，还有个三叔叛党分子，您还是为我说好话，收到高中来。”

“那一年参军的红卫兵，部队都来人调查过，我都是这样说的，后来，很有几个都是团级呢。”

“是啊，我们班上就有一个，高坪的，做到了四川阿坝县武装部的部长，还有长梁子的3个同学，转业回来，都成了科级干部。”

“那一批参军的同学，前途都很好呢。”

“那个委员头头，他要是不远走高飞，您要是不宽厚回护，那他就和那两个红卫兵常委一样的下场了。”我说。

1994年版《建始县志》载：“（1968年）12月，‘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进驻学校、机关、街道，领导‘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

“工农宣传队”进驻一中，主持大局，执掌大权，颁布并实施四条新的校策：召回全部学生、解散红卫兵组织，恢复班级建制，成立革委会筹备委员会。

这四条，很明显是针对那两个红卫兵常委及其麾下的“三社一团”、“红革联”派红卫兵的。

其实，已经用不着“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去费尽这样的心机了。经过了两年的政治翻覆的风雨洗礼的红卫兵们，已经看到了虔诚信仰破灭、个人前途渺茫的幻影，看到了他们信赖推举的“常委”腐化的真面，他们已经冷却了革命的狂热，失去了“红卫”的激情了，成为了一盘散沙，没有了一点战斗力，可以任由“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摆布的。

至此，建始一中和县城的文革形势，作为“社会动乱”的“群众造反”，也就在事实上终结，此后的运动，完全是官方领导与掌控的局面了。

那两个红卫兵常委，自以为功成名就，出入于县革委，要指点江山，执掌权力了；他们的“三社一团”、“红革联”，已经作鸟兽散，他们似乎也不再需要手下的拥戴了；他俩还都结了婚，家庭生活，旖旎温柔；他们手下当年的红卫兵，在教室里接受“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宣传”。

他们不知道，为这一年的荣耀奢侈，他们将付出自己一生的代价。

1970年，他俩被一视同仁地上山下乡，作了知识青年，“常委”的官帽就此终结，不了了之。此后，在1970年和1977年两次对“造反派”的大清算中，他们理所当然地被作为了“北、决、扬”、“四人帮”在建始的“代理人”，被一次又一次地押上了批斗台，当年他们运动着群众，加诸在“当权派”身上的“低头弯腰认罪”、“脖子上挂黑牌”、“姓名上打红叉”，等等一切的待遇，在新的群众运动中，恢复了权力的当权派，原封不动、一样不少地赐还给了他们，这正是天道循环、报应不爽啊！还亏得他俩是学生，没有被抓入看守所，得以免受那牢狱之灾。又此后，他俩回城，恢复了城镇户口，但是，也没有一个国家的单位，肯于录用他们，他们个人，也没有做出什么招工考学、创业发财的业绩，直到终老，都是游离于社会主流阶层之外了。

两个月之后的1969年1月，一中“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布：一中全体，毕业离校。

逍、保、钢、红四派学生，怀揣着“建始县革命委员会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制发的初、高中毕业证，各自回乡、回家。

这张高中毕业证，我保存至今。

上方正中，是毛主席侧面头像，红色版画，头戴军帽，颈着军徽。

头像两边，是那两段著名的下乡语录，左边是：“知識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貧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説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員。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們去。”右边是：“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識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闊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两条语录，都有“毛泽东”的手写体落款。

头像下面，是那条著名的文革祈祷语：“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祈祷语之下，又起一行，是：“林付主席指示：讀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你们要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澤东思想。”

以上字体中，識、貧、説、員、們、闊、讀、澤是繁体字，付是别体字。

再下面的两边，是竖列对联，林彪手书体，左边：“大海航行靠舵手”，右边：“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以上字行，红色。

两列对联之中，就是黑色字迹的三个大字：“毕业证”，再下面是正文，也是黑色，印刷体、手写体相间：“孙国林同学男現年十九歳，系建始县城关鎭公社人，于六七年七月在建始第一中学校高中毕业。此証。相片。一九六九年元月卅一日。”

現、歳、鎭、証四字是繁体字。

日期上，盖的红色公章，不是建始一中革委会，那时，一中革委会还没有成立，而是：“建始县革命委员会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这“建始县革命委员会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制发的高中毕业证，实在是别具特色的文革文物了。

孙国林，民间历史